女性文学写作的三次高潮

女性文学写作的三次高潮 女性写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初的“五四”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新文学时期。最有代性的作家是冰心，其他主要作家还有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谢冰莹等。冰心发表作品的时间虽然晚于陈衡哲，却是新文学创立以来第一位可以与当时著名的男作家平起平坐的女作家，并且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多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上学期，我们曾学习过她的散文，她写的“美文”（艺术散文）曾与大散文家朱自清的作品一起，被看作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她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下创作的小诗（主要有《繁星》和《春水》两部诗集），被称作“繁星体”，曾开创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她的小说在主上与她的散文和诗歌是“三位一体”的，都是歌颂母爱、童真和大自然，并以提出问题的广泛性和现实性而引人注目。冰心的创作风格和主题虽然都有女性的特点，而强调“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点，但她并不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女性角色，她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以及《庄鸿的姊姊》等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女性问题，而主要是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冰心一样，当时的其他女性作家大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题材，如庐隐的《海滨故人》、《曼丽》，冯沅君（淦女士）的《卷葹》、《春痕》，凌叔华的《花之寺》、《绣枕》等，但也仅仅是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并不特别在意“女性”的身份。在教材中，将谢冰莹的名字排在其他作家之前并无道理，虽然她是一位多产作家，也写过一些女性题材的作品，如《空谷幽兰》、《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但在“女性文学”的创作上并不比其他作家更突出，且成名较晚，其主要作品多发表或出版于1928年以后。倒是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开始觉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在1930年代前后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第一批作品，以大胆表现女性内心的“性苦闷”而起到了惊世骇俗的作用。但这种出色表现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她加入“革命文学”的创作后，女性意识逐渐消失。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有几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如萧红、张爱玲、苏青等，她们虽然各有成就，但并没有在“女性文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50年代以后，情况更不容乐观，一是女性作家本来就不多，比较有名的也就茹志鹃、宗璞等几位，二是这些女性作家创作中朦胧的一点女性意识刚一崭露头角，就遭到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主流意识的压制和湮没。 女性写作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人们正式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口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被人们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回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就被看作是“借助于思想的再次启蒙、人性的复苏、人道主义的整体话语而来的”。在这个时期，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正是文坛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中，最有代表的女性作家是张洁，此外还有张辛欣、铁凝和王安忆，以及戴厚英、谌容、叶文玲、刘索拉、张抗抗、残雪、舒婷、陆星儿、乔雪竹、池莉、方方、蒋子丹、迟子建等。戴厚英和谌容虽然较早地在创作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她们的创作与冰心的创作一样，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不具有“女性文学”的独特话语。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通常被看作是第一部公开找出“人道主义旗帜”的作品，而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则常常被看作是“改革文学”中的一部力作。这两部作品，正如它们的题目所示，谈的仍然只是“人”的问题，还不是“女人”的问题。这个时期第一篇称得上“女性文学”的作品，应该说是张洁发表于《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作品讲述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悲剧故事。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的女作家钟雨，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却也和谐的老干部刻骨铭心地相爱了，二人在苦苦的精神恋爱中走向死亡。张洁在此看重的当然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过程。作家的本意只是通过对爱情生活的表现，来抨击世俗观念，呼唤人的平等和尊严，也正是人道主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作品无意中闯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禁区：“婚外恋”，创作者自身的女性意识也不可遏制地被引发出来。而且，从这以后，追求女性的独立人格，向往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爱情，甚至强调女性在社会上要与男子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等，就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她无意中对女性问题的涉及，那么，她发表于1982年第2期的《收获》上的中篇小说《方舟》则是她有意识地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曾是中学同学，大学毕业后，曹荆华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柳泉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梁倩则是导演，她们都有过婚姻，都是在人到中年后告别了婚姻。她们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悲剧色彩，而这悲剧则主要来自于她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的冲突。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作家对理想爱情的向往，那么，《方舟》则是作家从理想走向现实后的思考。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很沉重的社会内容，在这方面，《方舟》最具代表性。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我在那儿错过你》、铁凝的《麦秸垛》和《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大多如此。女性写作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村”中的一部分，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已经把文学挤出了社会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的阵痛中，文学也借机完成了自身的回归，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进入了个人化的写作。因此，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可以比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地表现女性意识，并公开承认和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大胆地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包括性、欲望和女性的身体。“个人化写作”正是这时期“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白，此外还有陈染、徐小斌、徐坤、海男、张欣、须兰，以及更年轻的一批被称作“美女作家”的卫慧等。林白1958年生于广西的一个小镇，原名林白薇，幼年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热带小镇的生活和她的童年经验成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中学毕业后曾下乡做过知青，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后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电影厂编辑和报社记者。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和《子弹穿过苹果》初步形成了诗化和情绪化的抒情特点，表现了她心中的完美的女性形象与男性中心社会的强烈冲突。她最有代表的女性文学作品是描写女性个人成长史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表现女性的性体验和身体感受而令人侧目，具有先锋文学的某些特征。同样具有先锋性的女性作家陈染、徐小斌、徐坤和海男等，虽然也十分强调自己的性别特点，但创作风格和手法并不相同。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虽然也是写女性的成长史，并具有自传性的特点，但却在表现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创伤体验上，以及在以“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上与林白表现出不同特点。徐小斌则更重视人物的心理体验，她的作品的“神秘化”既是讨人喜欢也是遭人白眼的主要特点。徐坤的作品与林白、陈染等作品的主观性不同，更注重客观化的视角和叙述方式。海男与陈染一样，也是从诗人的立场转向小说创作的，更喜欢诗意的追求和死亡等象征性主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