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好坏

60年代北京的这种教育制度，实际上是西方近代的英才教育制度和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层身份制度的结合。一方面，通过确定的考试程序，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个金字塔上层层选拔“英才”和淘汰“凡庸”。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文革前社会意识形态与教育政策的一个明显矛盾：名义上，工人、体力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却只把教育梯级上的被淘汰者输送到工农的队伍中。另一方面，孩子们的家庭出身背景、父母的社会职业身份、政治派别，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于家庭经济条件而强烈地影响到他们子女所能享受的受教育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一个矛盾：从理论上，国家实行优先照顾工农子女的教育政策，正是为了提高工农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国家对教育实行大规模的补贴政策，学费甚低，大学免费。但另一方面，从实际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看，却是不利于工农子女发展的。越接近教育制度金字塔的上层，工农子女进入的比例越少。在大学生中，干部子女、知识分子和其他中产阶级子女，占据比例远大于工农子女。 从中学起，在各类学校之间的等级界限已经是颇为分明的。学生在不同档次的学校之间流动、转学，如无特殊关系，基本是不可能的。这实际意味着，一个人在未来社会中可能占据的位置，特别是将来作为体力劳动者（蓝领阶层）和脑力劳动者（白领阶层）的分野，从这里，从初中时代所进入的学校级别中，已经基本划定了。这就难怪当时为人父母者和孩子们，对于初中能升进什么中学，普遍战战兢兢，表示着莫大的关注了。（这个特别像高中考大学的情况。） 当时的中学划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流的中学，选拔的都是小学男女毕业生中的尖子，或者叫精英。再其次是二流的学校，也属于全日制重点中学，但其声望不如前者。但是，一二流学校使用的课本相同，每周都开设六节外语课，都设有高中部，且多数实行男女分校的教育制度。 此外还有三四流的中学。这两类学校招收的学生考级分数逐次降低，各方面条件均较差。学生于初中毕业后，一般都立即就业或者转入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能考进高中或者大学的人甚少。正因为如此，当孩子考进这类中学后，父母和孩子本人都会产生明显的挫折感和失望心理。除非少数意志顽强者，很少有人还有兴趣认真读，准备作进一步深造了。（这个很像刚考进我们学校时的失望和面临考研选择时的悲剧和决绝的顽强。我们宿舍就是不选择考研直接工作，与我很像考研的心是矛盾的，最后就坚强付出，却是遭到痛苦与磨难的打击，最后没有考上而是工作了。）在教材、师资、设备、教学水平、校舍、环境以及最终的升大学率等方面一二流的学校差距尚不算太大，然而数量最多的三四流学校，则与一二流学校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