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鲁国尧1956

鲁国尧：通泰方言是北方方言的“后裔”而具有吴方言的底层[摘要]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四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通泰方言是三、四世纪汉语北方话的“后裔”。千百年来，由于通泰地区僻处东隅，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汉语的特点，包括吴语的底层。所以现代通泰方言与吴语近似之处不少。[关键词]通泰方言江淮方言吴语底层北方方言后裔[作者简介]鲁国尧，男，1937年生，江苏泰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历史方言学。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幅江苏省方言地图引起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在江淮之间的东南角，有一个范围不大的约一千万人口的通泰方言区，它处在江淮方言和吴方言之间，现出一系列特点，它渊源何自？官话方言（江淮方言是其一支）与吴方言基本上划江而守，然而长江天堑并不能把这两大方言截然分开，以扬中县为中心，于东，吴方言越江至靖江、海门、启东；于西，江淮方言在江南伸展出很大一块地区，南京、镇江、句容、江宁、丹徒的方言皆与吴方言迥异。这种局面是自古以来如此呢，还是经过角逐和斗争造成的呢？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四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通泰方言是三、四世纪汉话北方话的“后裔”。兹述管见如下。（一）江淮之间和江南古为一体通常谈到吴国的历史，就会提到太伯、仲雍的奔吴，以为吴最初活动在太湖流域。但是从考古学研究江苏历史，则有另说，曾昭、尹焕章《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海学刊》1961年12月号）、《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4期）二文认为吴国主要是由湖熟文化的荆蛮族建立的，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西至马鞍山、皖中地区，东至丹徒，武进，南至句容、江宁，北至长江两岸，发现长江北岸遗址的有江浦、六合、仪征及扬州市的葫芦山等处。1954年在丹徒烟山出土宜侯?，从铭文可知，最初封在?内为虞侯，后改封于宜。唐兰先生《宜侯?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2期）认为宜侯是吴国的最早的祖先，即《史记》所载的仲雍的孙子周章，“周章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时封为宜侯”。学者们认为?铭中的“宜”即在丹徒及其附近地区，那末吴最初本在长江南岸，而后向南发展至太湖地区，当然也就必然越江而北伸展其势力，江淮之间特别其南部最初的居民是吴人则是有较大可能的。（研究性论文）再从史籍记载看江淮地区与吴国的关系。《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谷梁传》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文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范宁集解：善稻，吴地。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人名当从其本俗言。显然，《左传》之“善道”即《谷梁传》之“善稻”。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吴善道也”。《春秋》哀公十二年：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杜注：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口。注中的“海陵县”即今泰州、泰县。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今如皋县亦海陵地，县南十里有会盟原，相传为吴楚会盟处，考春秋之世，吴楚始终无盟会事，意必指此矣。”有意思的是《左传》哀公十二年：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齆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侯在他的扣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竟学会了夷言即吴语，这为华夏的人所惊奇，故被记载下来。显然，江淮之间的语言与江南吴语是一致的。《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邗城即今扬州，末口为淮安，皆吴地，邗约在春秋以前为吴所灭，地遂并入吴。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沫若文集》17卷）云：“邗王是?戈”的“邗王是?”即吴王寿梦，吴王又称邗王，邗可作为吴国名的别称，可见江北对吴的重要性。前482年，夫差率大军至黄池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是时越袭其后，夫差急欲退回。《国语．吴语》载王孙雒进策语，中有：必设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间，乃能至于吴。这里的“吴”是狭义的，指吴都姑苏。据上述，可见吴之国境北抵淮，后来扩张至淮北，灭徐、伐齐、侵鲁。吴国都虽在江南，而江淮之间一直为其所有，扬州、泰州、盱眙、淮安皆吴地。邗沟乃其国境内的运河。（二）江淮之间在吴亡后的情况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前473，越灭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勾践灭吴后，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地并吞，将吴所扩张地淮北地放弃。《楚世家》的“楚东侵，广地至泗上”与上引的“以淮上地与楚”正相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是年为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前333年。那末江淮之间为越所有，达一百四十年。此后则为楚地。《楚国策．楚策》：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地……东有夏州海阳。”元吴师道重校鲍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刘氏（按，指刘伯庄）云，楚之东境。海陵即今泰州。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知苏秦说燕是前334年，历说诸国，也许次年最后至楚，适楚灭越，拓地于江淮，占有海边的“海阳”。楚领土原不至海，如今灭越，疆域大拓而东至海，故苏秦以此迎合威王。前223年，秦灭楚，则是楚占有江淮之间达一百一十年之久。越早并于楚，但越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公元前三世纪前期的著作《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其中“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为扬州”，则是二州以淮为界。扬州即越地，以国名当州名。《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尔雅．释言》：“越，扬也。”皆可证（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所载顾颉刚先生说）。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刘贾后为英布击杀，刘邦复立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即今扬州。景帝三年，吴王反，起兵广陵，其遗诸侯书中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七国之乱平息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按，汉高之分封诸王固然因袭前代的传统，然语言、风俗也是考虑的因素，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荀子之时，楚已灭越，但《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越”、“夏”三者并称，可见越之语言仍有特色。扬雄《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林语堂《前汉方言区域考》据之分当时方言为十四系，其中吴扬越为一系，早已是汉语方言的一种。此后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居民并无什么大变动，当仍是吴语区。东汉末战事频仍，《三国志．吴志．刘繇传》：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笮）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同书《吴主传》：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宋书．州郡志》“扬州刺史淮南太守”：“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今扬州、泰州等地在西晋时仍为吴语区。（三）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居民迁徙至江淮间四世纪初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崩溃，导致南北分裂。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晋书．王导传》：“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从永嘉直到刘宋末一百六十年间，多次有居民大规模迁徙。这可从东晋、刘宋的侨州郡县考求出一个大致轮廓，现据沈约《宋书．州郡志》，参以《晋书．地理志》，看看长江下游的移民主要来自何处，重点放在江苏省范围内。司马睿建都今南京，因此今江苏地区成了北方移民的主要地区。《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同书“南徐州”序：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晋书．地理志》“徐州”后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为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等郡，属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等郡，以属徐、兖二州。晋陵郡在今常州及其附近；京口即今镇江；海虞，今常熟县东；曲阿，今丹阳；江乘在句容北，可见北方流民满布江南，深入至今丹阳，常州、常熟一带，当然北方话也随之而来。（四）通泰方言具有吴方言的底层现代通泰方言显然是官话方言的一支，但它和宁扬方言比较起来有若干显著特点，声调六至七个，都分阴阳入（泰州话有若干阳入字并入阴入，那是近现代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结果），都分阴阳去（泰州、如皋、泰兴阳去混同阴平），古浊声母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这一点与客方言、赣方言（它们也与四世纪永嘉之乱后的北方人民的语言有密切关系）一致，而与多数官话方言不同，通泰方言比一般官话方言复杂得多。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通泰方言和吴方言有许多相似之处，一般总认为它与吴方言是近邻，必然受吴方言的重大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不过笔者拟提出这样的假说：江淮之间本为吴语区，直至四世纪，北方方言将吴语逐退至江南武进、常熟一线。但这一带的官话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千百年来，由于通泰地区僻处东隅，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的特点，包括吴语的底层，所以现代通泰方言与吴语近似之处不少，如韵母单元音化，阳声韵尾的丢落使元音鼻化，山咸摄的一等和二等元音有别，依古声母清浊为条件而分出较多的声调，入声有两个，通泰方言中保留了喻三和匣相混的痕迹，等等。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现代苏南吴方言阴入高、阳入低，而通泰方言则反是，阴入低、阳入高。这是他们的重大区别区别之一，泰州方言也是阳入字调值（45）高于阴入字调值（43），可是在某些特定的词里，有些阳入字调值变为21，这就低于阴入了。这种阳入字在某个别词里是低调的现象可不可以假设为吴语的“底层”？在如皋、泰州、东台、姜堰、溱潼的方言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又，在苏南吴方言里，只有丹阳话阳入高（4），阴入低（3），独异于其他点，而同于通泰方言，可是丹阳与通泰距离甚远。这令我们想到丹阳一带在古代正是北方汉语与吴方言角逐的场所，北方方言曾深入到丹阳，后来退至镇江、丹徒。丹阳仍旧成为吴方言区，但保留了北方方言的底层。也许古代进入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的北方话浊声母有某种“遗传基因”，而这只在东隅的通泰方言里保存下来，使得它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送气，又使得它的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丹阳方言在后一点上保留了这一底层特点。通泰方言跟吴方言在词汇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是通泰方言区的学人都注意到的，此不赘论，这些相通处是长期为邻相互影响的结果呢，还是四世纪的吴方言的底层呢？当然这个假设能否成立，尚须从各方面加以论证。本文首次提出通泰方言为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及通泰、赣、客方言同源的假说，以上论证只是抛砖引玉，亟盼海内外同行专家不吝指正。参考文献：[1]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俞扬，中国语文1961年5月号。海陵丛刻1919年韩国钧辑[2] 第一种，退庵笔记，清夏荃著。第十三种，海安考古录，清王华葑著海陵文征，清夏荃编[3] 海陵竹枝词，清赵瑜，1864年[4] 广新方言，陈启彤，民国戊辰菊月镌于北平，民国十二年癸亥凌文渊序，自序于辛亥。耐庵丛著，夏绍侯，稿本[5] 二集之二，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程小可序于1936年。二集之四，泰县氏族略，1930年。二集之七，吴陵野纪。泰州方言，高尔庚[6] 俚言古证稿，高寿征，稿本[7] 字音集义通考，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约清同治时，稿本韵史，清何萱，商务印书馆，1936年。[8] 音学四种，徐昂，南通翰墨林书局，1930年。李氏音鉴，李汝珍，1805年。许氏说音，许桂林，1807年。[9]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胡垣，1886年。等韵一得，劳乃宣，1898年。淮南中十场志，1673年。[10] 嘉庆东台县志乾隆如皋县志光绪泰州志民国泰县志稿，1931年泰州乡土志（泰州历史），马锡纯，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春秋地名考略，高士奇[11] 江苏古代历史上两个问题，曾昭，尹焕章，江海学刊1961年12月号。试论湖熟文化，曾昭、尹焕章，考古学报1959年4期。宜侯?考释，唐兰，考古学报1956年2期吴王寿梦之戈，郭沫若，沫若文集17卷[12] 前汉方言区域考，林语堂，语言学论丛，1933年[13] 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谭其骧，燕京学报15期，1934年。东晋南朝之吴语，陈寅恪，史语所集刊7本1分（1936年）语言与文化，罗常培，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14] 广新方言，陈启彤，民国戊辰菊月镌于北平，民国十二年癸亥凌文渊序，自序于辛亥。耐庵丛著，夏绍侯，稿本[15] 二集之二，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程小可序于1936年。二集之四，泰县氏族略，1930年。二集之七，吴陵野纪。泰州方言，高尔庚[16] 俚言古证稿，高寿征，稿本[17] 字音集义通考，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约清同治时，稿本韵史，清何萱，商务印书馆，1936年。[18] 音学四种，徐昂，南通翰墨林书局，1930年。李氏音鉴，李汝珍，1805年。许氏说音，许桂林，1807年。[19]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胡垣，1886年。等韵一得，劳乃宣，1898年。淮南中十场志，1673年。[20] 嘉庆东台县志乾隆如皋县志光绪泰州志民国泰县志稿，1931年泰州乡土志（泰州历史），马锡纯，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春秋地名考略，高士奇[21] 江苏古代历史上两个问题，曾昭，尹焕章，江海学刊1961年12月号。试论湖熟文化，曾昭、尹焕章，考古学报1959年4期。宜侯?考释，唐兰，考古学报1956年2期吴王寿梦之戈，郭沫若，沫若文集17卷[22] 前汉方言区域考，林语堂，语言学论丛，1933年[23] 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谭其骧，燕京学报15期，1934年。东晋南朝之吴语，陈寅恪，史语所集刊7本1分（1936年）语言与文化，罗常培，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