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

一桩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1942年9月，延安众多学院之一的自然科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前身），因种种原委未组织人马夏季烧炭，中秋将临，隆冬已近，于是发动群众，动员全校师生停课一周外出“搞生产”，搞钱以购木炭。　　学校教员大多为来自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学部与预科20岁左右的学员总共六七十人，补习班的学员占到大多数，年龄在14岁上下，而且女生比重大，除了组织一批学员上被服厂打工，通过生产搞钱的门路并不多。　　医训班学生、缅甸归侨马兴惠1916年生，1938年底赴延，初到时服务于百里外的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这次决定上那儿想想办法。临行前，向校总务科借了一条扁担、两只草编笼子，再向新市场贸易公司经理借了6万法币，加上自己的2万元，离开延安南门外杜甫川的学校，上路了。途经盐站，突然决定买上盐带去，或许能赚点钱，于是，他用8万元法币买了100斤盐。但挑着百斤之担走出不远，就真正领会什么叫“百步无轻担”，从日出走到黄昏，好不容易才到达甘谷驿兵站医院。　　医院里的老熟人热情接待他，可马兴惠关心的是盐价，得到的却是一盆从头淋到脚的凉水：“这里的盐比延安还贱，你卖给谁去”不仅一天的拼搏付之东流，而且还蚀本！医院里的人非常同情，最后总算以原价留给医院，保住老本。医院上下，从首长、医生到护士、炊事员七嘴八舌劝他休息几天，回延安另想办法“搞收入”，只有个别人建议他再往前一站，上延川县轧轧苗头。马兴惠不甘心空手而回，接受了这一建议。　　次日清晨，大睡通宵的马兴惠醒来后，四肢疼痛，挣扎爬起，吃过早饭后没精打采地向延川走去。未走出多远，便见一位中年男子挑着很重的担子走来，样子比自己昨天还狼狈。两人交会，汉子停担，喘着粗气哭着央求对方，帮他把这担鲜葡萄卖给医院。马兴惠回答：“八路军的医院，谁能有钱吃得起葡萄啊！”但此人像抓住救命稻草，让马兴惠坐下，倾诉其苦。　　原来，他是离此30里延长县的农民，家在延河边，院中种有葡萄，没舍得上当地集市，想等中秋节时运到延安卖个好价钱。今天八月十四，他们夫妇清晨即起，小心翼翼剪下葡萄，就在夫妻俩抬着驮筐往驴身上放时，不小心碰着驴屁股，驴子受惊跑了，夫妇放下驮筐追驴，不见驴影，由老婆央邻寻驴，由他揣几个馍馍挑担上路，生怕葡萄烂掉。他说这挑担子足有120多斤，自己从未挑过这么重的东西走长路。他看看太阳，估摸已走了四小时，才走了30里，已是苦不堪言，距离延安还很远。他一则实在挑不动了，二则惦着驴子跑丢，三则怕这担葡萄卖不出去烂掉，苦苦哀求眼前的“八路”替他想想办法。最后说，他情愿不要葡萄，也得回去找驴子，希望马兴惠能把这些葡萄买下。　　马兴惠说八路军没钱，买不起这么多。农民说，这些葡萄没过秤，集上没货也没价，让马兴惠到医院里去看看，借着多少钱都行。马兴惠说，自己昨晚送了一担盐来，医院里许多人费了好大劲才凑了8万块。农民一听他有8万元，追着说，就8万元吧！　　马兴惠看他急成这个样子，答应试试。于是，两人换了筐担，“八路”马兴惠再次负担上路，当然是回头向延安。为了赶中秋市场，也怕葡萄烂，他没进医院，直接赶路要紧。这挑葡萄加上筐，足有130斤，比昨天的百斤盐要重得多，也是一开始还行，越走越重，及至中午，太阳当头，大汗淋漓，实在走不动了。幸好在延河边，找个阴凉处，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喝着延河水啃完那几个干馍，检查一下葡萄筐，舍不得吃整串葡萄，只吃了碰掉的几粒。哇！真甜！咬牙挑起担再上路。　　上午走了40里，下午体力更差，每走约二里路就得歇担大喘一阵，走十里则要“大休”一阵。“大休”之时，他趴在路边，给自己“充电”——掏出随身日记本挣扎着写一段，用得最多的词儿是“坚持”、“拼搏”之类，最起作用也是最后一句：“坚决完成学校任务！”　　终于，马兴惠顽强到达杜甫川，肚子饿瘪、汗已出尽、力已衰竭、浑身发抖。此时，天已乌黑，窑洞灯光多数已灭。幸好一位同班同学外出归校，替他挑担上山回宿舍。不过一里多山路，这位同学歇担数次，马兴惠也实在没有本事再客气地说一声“让我挑吧”！　　学校晚饭时间早过，马兴惠只得空着肚皮一头倒下，立即昏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宿舍里空空荡荡，同学们都外出了。早饭已过，马兴惠只得饿着肚子咬牙忍痛挑担上街，勉强挨到新市场沟口。喘息未定，一位穿着地方制服的中年男子走过来问他：“这葡萄卖吗？”马兴惠点头。来人亲切地说，他都要了！马兴惠让看值多少，说这是他从200里外的延川县担来的。　　中年男子是边区交际处的，说来了外面客人（按，可能是榆林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和西安国民党什么人物），想和马兴惠商量个价。马兴惠也老实交底，说他是杜甫川自然科学院的学生，干这事是领导动员搞生产，为买过冬木炭的。中年男子说，时下一斤猪肉2.7万元，这一斤葡萄算两斤肉钱。　　这么高的价，大大出乎马兴惠的预料，有点懵了，却故作镇静说太少，几百里路担来，雇个毛驴，也得给来回四天的运费！中年男子说，那就一斤给6万元，再贵不敢买了。马兴惠见好就收，同意了。那人转身向商店借来一杆大秤，果然130余斤，两个筐算10斤，按120斤成交，马兴惠为他起担送到交际处。开收据时，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又给送到门上。条子就写730万元（即多给10万）吧！”然后，他从金库领出七八捆崭新法币付给马兴惠。　　这一趟买卖净赚90倍还多，短短一天，8万成了730万！出了交际处大门，马兴惠高兴得忘乎所以，又临近中午，两顿没吃了，路过新市场，便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买了一斤粘糕、一大碗羊杂碎汤，美餐一顿。　　回到学校后，他放心松体纳头再睡，又是一昼夜！醒来时，同学们又都外出了。马兴惠独自在铺上思量，虽说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但还有五天时间，似乎还可“发展成果”。想到延川医院是收伤兵的地方，熟人多，可能会有人帮着想法赚钱。因四下无人，只能大主意自己拿，担上筐又上路了。　　毕竟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一顿饱饭加上胜利的喜悦，浑身都是劲。尽管肩腿还有点疼，但已不在话下，走起路来如飞似驰，当天就过了甘谷驿、翻过雁门关山，赶到石头河时，已是农村人入睡时刻。他叫开骡马店大门投宿。次日黎明上路，下半晌赶到延川县拐昂村赵老二家，这是1939年他收伤兵时住过的房东家。这位老房东说：“你上次不是给老候家闺女治过病吗，如今她招了个绥德养老女婿，开了个油坊，榨磨些香油，做些绿豆粉丝。那闺女总说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咧，明早我就去把她叫来看你。”　　第二天上午，老侯一家男女老少五口人果然来了，一阵亲热过后，打问这次来意，马兴惠实话相告“搞生产”，老侯便说那拿些咱家的油和粉丝。40斤小磨香油、40斤打好捆的绿豆粉丝，说这些是他们家感谢马医生的救命之恩。马兴惠说八路军有纪律，再说送这么大的礼也不敢收，至少得给成本价，这都已经算是对他的极大支持了。最后，总算硬塞给80万，老侯勉强收下。　　这次，他挑着80斤的担子上路，比上两次的担子当然轻松多了。200里路，走不到两天，到延安时，太阳还在西山顶上。他挑担径直走进边区交际处，找到那位买葡萄的同志：“我是个医生，两年前救活了这家病得快死的独生女，这是他家为感恩而送我的‘搞生产’，我象征性地硬丢下80万原料钱，你看看作个价留下吧。”　　此人是交际处专搞物品的大内行，一看便说：“这两样东西都是延安的高档缺货，多年都见不到了，且质量特别好。边区干旱，不种芝麻，芝麻都是从河东运来，香油贵贱买不到哩！这样吧，油每斤给你按四斤肉钱算，粉丝作油的半价，斤量就你说的数算账。我不能拿公款送礼，但也不能亏坑什么人，尤其像你这样好的大学生。”如此这般，马兴惠又捧着650万元出门。　　650万+730万=1380万！扣除本钱、伙食费、路上所丢同学的钢笔（赔款10万），马兴惠上缴将近1300万元——五头大肥猪之价，据说这次全校“搞生产”总收入亦未达此数。　　然而，好事难做，好心不一定有好报。正当马兴惠为自己斩获庆幸时，校内传出闲言碎语，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怎么就他一个人能耐？怎么短短一周能搞这么多钱？马兴惠便在正式上交钱款时给院长徐特立写了“情况汇报”，简单叙述了自己这次“搞生产”的具体过程，信和钱款一并由党支部转呈。　　马兴惠所在支委正式开会讨论马兴惠“搞了大钱”的问题，有人认为“方向”不对。支委在上缴钱款与马兴惠给徐老的信时，附上支委的这一讨论意见。学校领导层也有议论，马兴惠的班主任与总务科长将他叫到办公室核实情况。“我自然感到压力，胜利的喜悦被一扫而光。”马兴惠多年后回忆说。　　这边正在“核实情况”，那边徐特立捏着马兴惠的信来了，班主任还未汇报完毕，徐老就摇手打断他：“我派去边区交际处的同志回来了，情况和这信上写的完全一致，人家十分夸赞学校和这个学生，感谢给他们解决了招待贵宾的困难。而我们自己有些人则说长道短，全校学工人员，在这次生产中，谁曾爬山走过几百里路？谁曾出过那么大的力，流过那么多的汗？谁曾上交这么多的钱？这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好事还是坏事，难道还不清楚吗？古人都主张‘是是非非’，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是非分明，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站在一旁的马兴惠被感动得热泪直流，徐老用衣袖替他擦拭，“我赶紧躲过，并且深深一鞠躬之后离开了”。　　这则故事乃是当事人马兴惠50多年后的回忆，可见在乎的还是50年前的“是非”。马兴惠好心无好报的延安故事，凝聚了十分典型的延安风味，可咂出许多来自革命源头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