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影响

1 王立新：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 在中美文化关系史研究中，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自 80 年代以 来得到学者持续的关注，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留学生的影响，杜威等美国知识领袖在中国 的经历以及基金会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成为中美文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1学 者们相信，中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的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 而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对美国社会影响甚微。2近年来，虽然一些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关注 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如从爱默生、梭罗、庞德等人的言论和著作中寻找儒家思想的 烙印，3但几乎所有的中国者都否认中国文化对美国历史进程具有实质性的影响。笼统地说 中美文化交流是“单向的”、“由西向东”进行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近代中美文化关 系不平衡的特点，但在这一命题大大低估了中国思想文化对美国的贡献。实际上，从 18 世 纪开始，中国文化就传入北美，并逐渐成为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只。1949 年前居住在中国 的美国著名记者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 1958 年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对美国生活的影 响： “中国的斑点点缀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一点可谓老少皆知。一个多世纪以前， 由新英格兰航海家引进的中国式的房屋装饰风格作为一种时尚，至今还伴随着我们，在 最近几年中，中国风格已经扩展到女性服装，甚至是面部化妆之中。在本世纪 20 年代， 麻将热席卷美国，然后消失，但中国餐馆却已成为美国城市中令人熟悉的风景。……我 们很小就可以一眼认出中国农民戴的圆锥形草帽，或是中国式样房顶向上翘起的角，我 们知道中国谜语、中国棋、中国灯笼、中国红、中国黄――事实上，《韦氏新国际词典》 中几乎有三栏密密麻麻的带有‘中国’前缀的单词，其中包括我们最喜爱的花卉，这些花 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带回并移植于我国的，如杜鹃、芙蓉、芍药和紫藤。”4 美国学者莱曼·斯莱克（Lyman P. Van Slyke）说：“在 19 世纪，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就广 度来说要比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5这一估价大体是不错的，美国在 19 世纪对中国的 影响微乎其微，而中国对美国的贡献则影响了美国的发展进程。6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却很少被注意和承认，7与此相对照，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则倍受学者的瞩目。 这一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本文试图关注中国文化在 18－19 世纪对美国的影响，以此弥补 以往研究之不足。作者试图说明，中美文化关系虽然不平衡，但决不是单向的，中国文化对 美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的“文化”取其广义，既指观念层面的儒家思想，也包括 物质层面的中国农作物和植物，还包扩绘画和瓷器等艺术品。作者并不追求面面俱到，主要 是通过对新史料的挖掘和梳理，来弥补过去研究之不足，而对学术界已经广为讨论的方面则 不予涉及。 2 中国文化对美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对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诸多 要素和特质为启蒙思想家批判欧洲专制制度和神权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中国文化中 非宗教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被比附成反对宗教蒙昧的自然法和自然神论，中国的圣哲文化 和贤明统治被启蒙思想家视为他们极力鼓吹的开明专制；中国对农业的重视和成熟的农业管 理与耕作技术成为法国重农学派赞赏和效仿的典范。尽管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相 当程度上“失实”，不过是一种文化“误读”，伏尔泰、魁奈（Francois Quesnay）等人实际 上是在利用中国的形象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主张，但无论如何，中国文化对启蒙运动的 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学者居伊·索尔芒说：“中国在 18 世纪哲学、政治和经济的重大主 题构思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治政府、自然神论、开明君主论、知识分子的作用、重农 学说，所有这些都来自中国或者说都因中国而合法化。”8儒家哲学“因其理性主义特征和民 主的倾向被欢呼为来自另一世界具有革命性的福音。……自 18 世纪末以来，西方再也没有 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并对那个国家有如此崇高的敬意”。9 美国的启蒙运动虽然比英法要晚一些，10但同样发生了类似欧洲的现象，即中国文化成 为美国启蒙思想家用来论证自己思想主张的材料和佐证，中国文化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的那些 主题在美国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在美国启蒙时期的六大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 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中， 至少有四位对中国给予了关注，并都是中国的崇拜者，其中尤以富兰克林对中国和儒家文化 最为推崇。 虽然在 1784 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前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但 18 世纪中 期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并不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其一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往北美的中国 产品，包括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些中国商品向 13 个殖民地的人民传达了一种非常积极的 中国形象。其二是通过欧洲旅行家、传教士和思想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 18 世纪， 伦敦或巴黎出版的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书籍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传到了美洲殖民地。如 18 世纪上半期费城最富有的政治家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曾在 1733 年为他的私人图 书馆获得一套巴黎 1687 年出版的《西文四书直解》（又译《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该书由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 Couplet）编辑，由曾经来华的耶稣会士西西 里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etta), 奥地利人恩理格(Henriques Herdtrich)、荷兰人鲁日满（Francis Rougemont）和柏应理共同翻译，收有儒家经典四书的前三部，即《大学》、《中庸》和《论 语》，在欧洲文化界极有影响。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在巴黎 编辑出版的《中国通志》（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很快也传到了美洲，本杰明·富兰 克林在 1738 年就曾引用过该书。该书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教、风俗，同时也包 括四书五经中的一些段落，并有少量的戏曲和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的教科书， 在欧洲广为流传。1768 年和 1779 年纽约市的约翰·斯特里特剧院（John Street Theatre）还 上演了由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改编自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的戏剧《中国孤儿》(Orphan of China)。11 在美国的启蒙思想家中，富兰克林最早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发生兴趣。作为游 历于大西洋两岸的名流，富兰克林知识渊博，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知识，特别是 实用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富兰克林在中国文化中首先发现的是与他思想相通的儒家伦理思 想。1738 年，富兰克林在他主办的周报《宾西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上发表 《孔子的伦理》（From the Morals of Confucius）一文。12文章节录了《大学》中的大量内容， 特别是《大学》中如何“正心”、“诚意”和“修身”，即砥砺自身道德的原则和，并有 富兰克林本人的评论。富兰克林把孔子视为一个道德思想家。在富兰克林看来，孔子作为一 3 位哲人关注和讨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事情：1。“为了培育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方 式，我们应该做什么？”2。 “指导和教育他人的方法”；3。“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至善（sovereign good），通过坚持至善达到安祥宁静。”这里富兰克林其实是指《大学》第一段：“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13 众所周知，富兰克林在美国被视为通过诚实、勤勉等美德获得成功的典型，富兰克林成 为美德的化身，他的很多道德格言在美国长期流传，产生广泛的影响。根据富兰克林自传的 记述，18 世纪 30 年代的富兰克林正在寻找培养个人美德，使个人品质日臻完美的方法，并 认为美德对培养合格的公民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和世俗道德主义者，富兰克林认 为道德规范并非来自宗教律条，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实践，主张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道德修养， 通过修身实现道德的进步和事业的成功。这一点与孔子的思想非常类似，这可能就是富兰克 林对孔子的道德观感兴趣的原因。富兰克林认为教堂里的布道宣传的是宗教律条，而不是道 德伦理原则，这使他十分“厌恶”。于是他决心自己提出“达到道德完美的大胆而艰巨的计 划”。他认为，“光是理论上相信完美的品德对我们有利，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发生，不好的 习惯必需打破，好的习惯必需加以培养，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行为始终如一的正确”。14 为 此他提出人应该具有的 13 种德行，包括：节制、语言、有序、决心、俭朴、勤勉、诚恳、 公正、适度(moderation)、清洁、镇静、贞节（chastity）、谦虚。富兰克林还为如何培养和实 践这些美德制定了每天的日程安排和行为规范，包括树立一个目标，然后持之以恒地去努力 实现，并要严格检查、督促自己和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与过失。15富兰克林称这些养成美德 的方法为“道德的艺术”(Art of Virtue)，并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小书送给友人，提出了很多 磨砺道德的方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多数人天生就有一些美德，但是没有人天生会 获得所有的美德。获取自身缺乏的美德，保持已经获得的和天生就有的美德是一种艺术，就 像绘画、航海和建筑是一门艺术一样。”16富兰克林摘录孔子的道德教诲显然是为其修身活 动服务的, 孔子对实践伦理的强调非常契合富兰克林的思想，富兰克林在《大学》里实际上 发现了他所推崇的道德修养之法，即“道德的艺术”。富兰克林经常强调美德对于财富的重 要性。他在自传中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像道德一样能使人发财致富”，“世界上没有其他品质 能像正直和诚实那样可能使一个穷小子发财。”17《大学·曾传》中就有类似的教诲：“君子 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18 《大学·曾传》有这样一段话：“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 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19其意在强调君主或国家领导人典范 的作用，告诫领导人应该自己做道德的楷模，以此影响大众。这与富兰克林的思想是吻合的。 富兰克林也强调领导人的典范作用对培养民众道德的重要性，他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艺术扩展 到社会其他人。富兰克林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他收集的和个人总结的道德箴言编辑出 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从 1733 年开始发表的《穷查理年鉴》。富兰克林将其视为“在普通人 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适当工具”。富兰克林痛感政治家自私自利，缺乏美德，不能为人类 的利益服务，他设想把有道德的、善良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正规的团体，叫“美德党”（Party of Virtue）,并吸引年轻人参见，以养成美德，培养合格的公民，并以此影响大众，改造社会。 20富兰克林在该文中择录了《大学》中这方面的内容，称“君王应通过他的劝勉和自己的榜 样使他的人民成为新民”。21文中特别赞赏尧帝的作用：“从未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尧帝更能实 践孔子的门徒所说的所有的责任”，“尧虽然是在耶稣诞生前 2357 年成为帝王的，但是他用 审慎和智慧进行统治，对他的臣民表现出无比的宽厚和仁德，使他的臣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尧具有一个君王应该具有的所有优秀品质”。22 1749 年 7 月，当时著名的宗教复兴运动――“大觉醒”运动的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 4 （George Whitefield）写信给富兰克林，向富兰克林描述他本人在新英格兰上层社会布道的 经历。富兰克林在给怀特菲尔德的回信中建议他应该说服他的信徒“过一种优秀的值得效仿 的生活”，这样就会“在下层社会行为方式上带来巨大的变化”。他以孔子为例，赞扬孔子的 行为,称孔子为“东方著名的改革家”。他说：孔子“看到他的国家在罪恶中沉沦，邪恶耀武 扬威，他亲身到贵族阶层，用他的理论使他们服膺美德，大批普通人纷纷效仿追随。这一方 式对人类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在西部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开始于缺少知识 的民众，担心入地狱的普通民众比上流社会的人要多，……两种方法都采用的地方，宗教改 革的速度会更快。”23值得注意的是，富兰克林没有以耶稣为典范，而特别推崇中国的先哲 孔子，这是不同寻常的，表明了他对孔子的高度敬仰。 富兰克林特别赞赏《大学》中格物致知，知至而身修的道理。《大学·孔经》 有这样一 段话：“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24富 兰克林认为这是强调理性的作用。他说：“孔子说，获得真正知识以及通过知识获得最优秀 的人格的秘诀是培育和磨练理性（reason），而理性是我们从上天接受的礼物。”25富兰克林 把孔子格物致知的思想比附成启蒙思想中的理性，虽然有些牵强，但这种比附或者说“误读” 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当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强调君主美德的重要性，推崇中国式的开明专制。富兰克 林 1767 年到巴黎，成为法国知识分子聚会的沙龙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一年，魁奈（Francois Quesnay）出版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 in China）一书，盛赞中国政府是 欧洲应该效仿的典范。富兰克林对儒家伦理的欣赏既源于个人的志趣，同时也受到欧洲启蒙 思想家的影响。 富兰克林对中国的兴趣还体现在他虚构的作品《中国书简》（A Letter from China）中。 26这是 18 世纪新大陆关于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关于中国的内容可以与笛福的《鲁宾逊 漂流记》媲美。《中国书简》的内容是假托一位住在里斯本的葡萄牙人给其巴黎的朋友写信， 该信记述了跟随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队到东方探险的一位英格兰船员与探险队失去联系后在 中国的经历。该船员在中国居住了三、四年，后来移居美国。《中国书简》首刊于 1788 年 5 月的《丛报》（ The Repository）杂志上。后被富兰克林文集的编者收录在 1836 年出版的《富 兰克林著作集》中。信中说，这位英格兰海员曾在一个中国农家生活约一年，与该农家保持 非常好的关系。他原来曾在一家皮鞋厂当过学徒，在中国生活期间重操旧业，给该农民的家 人和邻居做了很多皮鞋，深受欢迎，农民的妻子还把他制作的皮鞋出售，他每周可以得到一 盎司银子的收入，农民差一点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要他留在中国，但是她爷爷不愿意自 己的孙女嫁给一个外国人。这位英国海员喜欢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唯一不喜欢的是“有时 吃狗肉”。信中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有很多细致的描述，称中国猪肉“好极了”，“各 种方式做的米饭也很好”，并特别详细描述了豆腐的制作方法。该信借这位海员之口对中国 人日常生活的评价相当客观，称中国妇女的脚并比英国妇女小。谈到中国宗教时信中称：“他 们有一种宗教，也有教士和教堂（实际上应该是僧人和寺院――引者），但他们不守礼拜日， 也不去教堂。”“在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神像，他们向神像表示谢意、供奉礼品以及在收获的 季节向神像表示尊敬，而在其他时间很少这样做。” 他问主人家为什么不去教堂，主人家的 回答是：他们已经付钱让僧人为他们祈祷，这样他们就可以留在家里照顾生意，既然已经付 钱让他人代为祈祷，就没有必要自己再去寺院。而他们的生意越红火，他们就越有钱请僧人 为他们祷告。27 这一段话非常符合富兰克林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很有可能富兰克林是借这 位海员之口来表达自己的对宗教观。这位英国海员还在一位满清官员的花园中工作一段时 间。信中称中国茶叶的种类非常多，还提及中国人把甜马铃薯的叶子混在普通茶叶里出售。 28《鲁宾逊漂流记》对中国有很多负面的描写，称中国贫穷、肮脏和骄傲。富兰克林的《中 国书简》对中国的描写则相当客观，其中有很多赞美的评价。 5 富兰克林常常用中国的例子和中国的格言作为其道德主张的论据。在 1774 年 3 月撰写 的关于贸易的文章谈及勤劳的美德时，富兰克林说：“这是一位中国皇帝的一句至理名言： ‘假如可能，在我的统治下，不允许有游手好闲；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无所事事，另外一些 人就要受冻和挨饿。’我领会这位皇帝的意思是，每个人应该贡献给社会为其生存所必需的 劳动，如果由于懒惰而没有完成，自然要由别人承担，因此承担者就要遭受痛苦。”他认为 “财富来源于土地和勤劳，一个国家有了土地和勤劳就一定会繁荣。” 29 在政治方面，富兰克林也认为中国有很多值得美国人学习的地方。富兰克林在巴黎担任 大陆会议派往法国的代表时曾于 1777 年与另一位代表阿瑟·李（Arthur Lee）谈及未来的 美国政府可以引进中国政府的智慧，二人都是中国的崇拜者。李建议说，如果美国派一个特 使去中国，告诉中国皇帝，“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希望应用他的政府的智慧，并因此希 望获得他的法典，中国皇帝会愿意给我们，因为看起来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的政府那样，引 起那个谨慎的政府的担心和嫉妒。”李说：“富兰克林博士有同样的看法。”30 富兰克林实际上是接受了欧洲启蒙运动对中国的看法，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实行开明专制 的国家，由熟知儒家经典的官吏进行统治的和谐社会，艺术与哲学发达，依靠德行进行治理，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崇尚美德。富兰克林从这一社会中发现了革新殖民地社会和建 设新国家的灵感。新的共和国需要具有美德的合格的公民，而中国似乎是德行政治的典范， 儒家伦理和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可以为美国人养成共和美德提供借鉴。 富兰克林或许是新大陆第一个也是 18 世纪最喜爱中国的人。他曾“中国人是一个开明 的民族，世界上曾经存在的最古老文明的民族，他们的艺术非常古老。”31富兰克林 1781 年 5 月 7 日的给友人的信中称赞“中国人在欧洲之前很长时间就知道了指南针”。32与富兰克林 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记者曾对富兰克林著作的编者说，富兰克林“非常热衷阅读有关中国的 书籍，他告诉我说，如果他年轻，他会到中国去”。33 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儒家学说对美德的强调与一个自由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他在 1776 年出版的《政府论》（Thoughts on Government）中说：“所有有思想的政治家都同意，社会 的褔址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从这一原则出发，保证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政府是最好的 政府”，而“人的幸福和他的尊严都离不开美德”，因此政府的基础应该是“美德”(virtue)” 这样的政府比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更能促进人民的褔址。亚当斯称，孔子、苏格拉底和穆罕默 德等人都认同这一点。34 美国建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后来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 授本的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也主张公民的美德是共和政府的基础，而儒家伦理值 得美国青年学习。他说：“在一个共和国里良好教育的根基在于宗教，没有教育，就没有美 德，而没有美德，就没有自由，而自由是共和政府的目标和生命。因此，我对每一个展示神 性的宗教都表示尊敬。我宁愿向年轻人灌输孔子和穆罕默德的思想，也不愿意让青年人在没 有宗教原则的情况下成长。”35 除倡导依赖德行的政治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试图发现一种纯理性范围内的自 然宗教，以批判和取代被认为是扼杀理性和导致蒙昧与盲从的启示宗教。欧洲的一些启蒙思 想家在中国发现了这样的宗教。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莱布尼茨。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人的 思想正属于符合理性的自然宗教。莱布尼茨声称：“如果说我们在手技上同他们（指中 国人――引者）相比不分上下，而理论科学方面还能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领域， 即在关于生活与人类日常习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肯定是相差太远了。”因此 他提出欧洲应该学习中国的“实用哲学和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 实”，应“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和实践”。36 潘恩与莱布尼茨有类似的思想。作为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潘恩鼓吹自然宗教，把孔子描 绘成伟大的道德导师，认为孔子提出的宗教原则高于基督教伦理。在其《理性时代》(The Age 6 of Reason)中，潘恩评论说：耶稣“宣传而实践的道德是最仁爱的一种”，并说“在他多年 以前孔子和某些希腊哲学家也曾宣传类似的道德体系”。371804 年 3 月 31 日，潘恩在自然神 论者的杂志《展望》（Prospect）上撰文评论说：“作为一部道德书籍，新约圣经中有几个部 分是很好的，但是早在耶稣诞生前几百年，这些道德原则在东方世界就被鼓吹过。生活在耶 稣时代前 500 年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曾说过：以德报德，以直报怨(acknowledge the benefits by the return of benefits, but never revenge injuries)（该句出自《论语·宪 问篇》――引者）。”38 潘恩用儒家思想来抨击基督教的权威，认为基督教源自犹太教，沾染了犹太教迷信何邪 恶，远没有中国哲学那样理性和中国伦理那样纯洁。他说：“中国人是一个远比犹太人古老 得多的民族，就历史悠久这一点而言无可伦比，除了被欧洲商业腐化的一些方面外，他们还 是温和的并有良好道德的民族。然而我们却接受像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样不安定的和残忍的 民族的教义(word)，而拒绝来自一个更优秀民族的权威的教导。”39 除潘恩外，当时美国很多自然神论者赞扬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把儒学视为一种理性宗教， 没有基督教繁琐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如耶鲁学院的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称孔子是“可爱的 自然神论者”（the amiable Confucius of deism）。40马萨诸塞唯一神教派的牧师、著名杂志《北 美评论》的编辑安德鲁·皮博迪（Andrew Peabody）发表《中国》一文，称中国文明达到了 “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文明的最高阶段”。411801 年，美国女作家汉娜·亚当斯（Hannah Adams,1775-1831）在其《宗教观》一书中这样称赞儒家思想： 这一宗教发自内心深处尊崇上帝或天帝(King of heaven)，推崇去实践各种美德。 他们既无庙宇也无教士，没有任何繁琐的表面崇拜的形式，每个人都以自己喜爱的方式 尊崇上帝（Supreme Being）。 孔子没有埋头于深奥的观念中，而是怀着对伟大造物主最深的敬意来阐述自己的意 见，他认为造物主是最纯洁、最完美的存在（essence）和万物的源泉。他用更多的对 造物主的敬畏、崇敬、感激和爱激励人们，他宣称造物主会佑护他所有的造物，把上帝 描述成全知的存在，甚至我们最隐秘的思想也无法逃脱他的眼睛；上帝无限宽厚和公正， 他会让每一个善行得到奖励，每一种罪恶受到惩罚。42 美国早期著名诗人、政治家乔尔·巴罗也盛赞孔子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他说： 无论哪个时代，也无论哪个民族，也许没有有任何一个标准能像他们对造物主 （Deity）的性质和特质的一般性看法更能精确地决定一个社会的的本质。在古代最开 明的时期，也只有为数几个最杰出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孔子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正 确看法，他们把造物主描述成纯洁、公正和仁爱的上帝（God of purity, justice and benevolence）。43 纽约自然神论者的杂志《通信员》（The Correspondent）1827 年 12 月 1 日载文认为中 国人的宗教观富有理性精神，孔子的伦理体系是最优越的： “到过中国的旅行者普遍承认，那里的居民是非常温和、没有攻击性的民族，即使 在道德上不比基督教国家更高尚，至少也是不相上下。从那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崇拜什么神，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事实上，根据对中国人 的普遍描述，很难决定哪一种崇拜更优越。正如神学家们所描述的，无论是上帝还是魔 鬼都会带来担心和恐惧，而不会伴随尊敬，既然魔鬼被认为是全能之神惩罚凡人的使者 7 或执行者，那么中国人试图获得他的恩赐的做法似乎更明智。……中国人践行的是比基 督徒更纯粹的道德，这必需归功于他们伟大的哲学立法者孔子的思想。孔子的伦理体系 比历史上提出的任何伦理体系，无论来自神的启示还是其他途径的伦理体系，都决定性 地优越得多。” 反对自然神论的杂志《对策》（Antidote）反驳说，无论是孔子、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还是穆罕默德都没有提出比基督教“己所欲，施于人”(Do unto others as ye would be done by) 更崇高的伦理原则。《通信员》的编辑则讥讽说：“难道贵编辑不知道，‘己所欲，施于 人’的格言正是从比耶稣诞生早 600 年的孔子的著作中借用过来或根本就是剽窃过来的 吗？”44 如果说，富兰克林最感兴趣的是儒家的道德和伦理艺术，潘恩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理性精 神，美国另一位启蒙时期的大思想家，农业立国的倡导者托马斯·杰斐逊则在中国发现了一 个农业楷模。众所周知，欧洲的重农主义者大多是中国的推崇者，他们通常根据农业去评判 一个国家的政府，并以此得出中国政府是最佳政府的结论。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巴夫尔 （Pierre Poivre）都有对中国的农业成就极为赞赏，并把这一成就归功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 巴夫尔说：“中国农业的繁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过这不是由于中国人特别勤劳， 也不是由于耕作方式和播种方法……而主要应归功于政府形式，理性之手已经为这一政府奠 定了永恒深厚的基础。几乎从人类一开始，中国就第一个在自然的指导之下，按照法律建立 了政府的基础，并世代相承。铭刻在这个伟大民族共同心灵中的绝非暧昧不明的法典和各种 阴谋诡计。”45 巴夫尔曾到过广州，对中国的农业经营和农业政策非常欣赏，他于 1768 年出版的《一 个哲人的旅行记》（Travels of A Philosophy）被译成英文于 1778 年在费城出版，在北美广泛 流传。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把农业视为国家繁荣的基础，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幸福并 非源于重商主义，而是由于他们合理的耕作方法、人民的勤劳和政府对农业的鼓励，因此中 国应该成为法国效仿的楷模。很多美国人也正是看重这一点。费城出版商罗伯特·贝尔 （Robert Bell）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说：“每一个国家真正的幸福必需依赖于农业，而农业 必然受既定的法律和政府形式的影响。大自然愿意对生而自由的人民的辛勤劳作露出微笑， 但却厌恶专制者和奴隶。” 46 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有重农思想。富兰克林在 1769 年 4 月 4 日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个 民族获得财富只有三种途径。第一是靠战争，像古罗马人掠夺被征服的邻邦所做的那样。这 是劫掠。第二是靠商业，而商业通常是欺诈。第三是靠农业这唯一正当的途径。人类可以从 撒进大地的种子获得真正的增殖，这是由上帝之手创造并赐给人类的永恒的奇迹，作为对人 类清白生活和善良勤劳的奖赏。”47 有理由认为，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农业与建国的思想受到中国的影响。杰斐逊在年轻的 时候就阅读过关于中国的书籍。他曾于 1871 年 8 月 3 日为他的妻弟罗伯特·斯基普威思 （Robert Skipwitch）提供一个当时在美洲能找到的一般题材的最佳书籍的书单。杰斐逊在书 单中共列了近 200 种书籍，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托马斯·帕西编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Han Kiou Chouan）和《中国杂集》(Miscellaneous Chinese Pieces)。《好逑传》译者不详，出版于 1761 年，讲述的是一个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故事的主题是劝善惩恶，鼓吹贞洁和禁欲， 与当时的清教伦理很接近。有英文版名为 The Pleasing History。《中国杂集》中则包括《赵 氏孤儿》。《赵氏孤儿》最初是法文版，由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emare）翻译， 收入 1735 年出版的由杜赫德编辑的《中国通志》。该书很快传到英国，并由英国人托马斯·帕 西(Thomas Percy)译为英文，杰斐逊开列的是帕西的英文本。除《赵氏孤儿》外，在杰斐逊 的书单中还包括一些晚近的西方小说。杰斐逊的解释是这些小说不仅有 “娱乐”的作用， 8 而且还有助于“确定美德的原则与实践”。也就是说，在杰斐逊看来，《赵氏孤儿》和《好逑 传》对陶冶美德有实际的价值。该书目中涉及中国的书籍还有乔治·安森（George Anson ） 的《环球航行记》(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744)。48杰斐逊开列这些书 籍，至少表明他对这些书有一定的了解。 杰斐逊相信农业是文明国家的基础，国家的财富主要依靠农业的繁荣，繁荣的农业和良 好的政府是相互依赖的。他设想美国应成为一个由自由农场主组成的国度，主要发展农业， 摒弃欧洲拥挤的工厂，因为只有自由小农才具有共和政体所要求的自立、自治、勤勉的美德， 而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杰斐逊特别赞赏中国不与欧洲来往的政策，当被问及美国是否 应该鼓励商业的时候，杰斐逊说：“如果完全按照我的设想，我希望美国人既不从事商业， 也不从事航运，而是像中国的立场那样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我们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我们 所有的公民都将是庄稼人。”49 杰斐逊还通过一件特殊的事情与中国发生了联系。1808 年，当时担任总统的杰斐逊下 令对英国实行商业报复，即实施贸易禁运，所有的商船不得出港，以惩罚英国在拿破仑战争 期间对美国中立权利的损害和肆意在公海上劫掠美国商船。当时有一个中国商人(Punqua Wingchong)正在美国经商，他请求美国政府允许他雇来的商船出港返回中国，杰斐逊破例允 许商船离开美国。在杰斐逊看来，这是一个机会，“使我们的国家能在中国政府那里获得最 有利的理解，而用其他办法是很难传递信息的”。他打算利用这位中国人使中国了解“我们 的国家，我们的境况和特点，并使该政府充分理解我们和英国之间的区别，而在它的政策中 把我们区别开来”。杰斐逊认为他的这一举动能为美国商人和美国“与那个国家的贸易带来 长远的利益”。50杰斐逊的设想虽然最后落空了，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杰斐逊对中国 的认识和友好的态度。 著名的学者、牧师，后来担任耶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也对中国 的农业成就和思想非常推崇。他主张美国政府的部分税收可以像中国那样以农产品实物来交 纳，而不一定全部以货币的形式，这样可以增加岁入。他在 1783 年 5 月的一次宗教仪式上 说： “有一个国家，这种方法已经试用了很多年，而且非常成功。我指的是中国，太阳 底下最英明的帝国。如果我记的不错的话，在中国，有十分之一的帝国岁入不是以货币 的形式来收缴。用稻米、小麦和谷物来收缴，每年大约有 4000 万袋，每袋 120 磅，共 相当于 8000 万蒲式耳；以原丝和加工好的蚕丝来收缴，有 100 万磅。其余的则以盐、 葡萄酒、棉花和其他形式的劳动成果以一定的百分比来收缴，并且储存在帝国各地的仓 库中。……在那里，居民受到的压迫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少。”51 1787 年 6 月 21 日《纽黑文公报》（New Haven Gazette）上刊载的文章代表了启蒙时代 美国人对中国的最高评价。中国被作者视为农业繁荣、个人自由、政府开明和社会公正的典 范。文章说： “把你们的目光转向中国人生活的亚洲大陆的东端，在那里你会看到一种令人着迷 的关于幸福的思想，这一思想全世界都可以分享，这个帝国的法律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 仿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国家是在农业的萌佑下凝聚在一起的，是建立在自由和理性基础 之上的，无明国家和野蛮国家拥有的优势它都拥有。上帝创世那一刻宣称给予人类 的赐福，似乎还没有彻底实现，但却非常关照这一（中国）人民，他们就像岸边的沙地 一样，人口不断地增加。 统治各国的君主们！他们命运的主宰者们！好好观察这一景象，它值得你们注意。 9 你希望在你的领地内财富获得增加吗？你想施恩于你的人民使他们幸福快乐吗？请关 注在中国土地生活的无数的人们，他们让每一块土地都获得耕种。是自由，是他们拥有 的不受干扰的财产权使他们的农业如此繁荣，正是在这种繁荣的农业的保护下，这一国 家的人民才像他们土地上的粮食一样不断地繁殖。 如果成为最强大、最富有、最幸福的主权者的荣耀触动了你的雄心的话，请把你的 目光转向北京，关注坐在理性的宝座上的那最强大的人民。那里的君主不是发布命令， 而是提供指导，他的话不是敕令，而是正义和智慧的箴言，他的人民服从他，那是因为 他的命令符合公平正义。 那里的君主是最强大的，他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的心灵。他是最富有的君 主，从 600 平方里格（leagues square）的土地上不断开垦，甚至在山顶上耕种，其农 业收成的十分之一来自山坡地。他把开垦的土地作为留给子孙的财富，并小心地保存这 一财富。”52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美文化交流也可以说是不平衡的，但这种不平衡与鸦片战争后美国 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不同，更多表现为中国文化向美国的传播及其对美国思想界的影响。作为 一个年轻的共和国，美国富有积极进取精神，渴望了解域外的世界，对来自东方的文化表现 出高度的敬意。而此时的中国则保守和自负，对外来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甚至对来自西方 的“蛮夷”充满轻蔑。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鸦片战争前中国在西方世界受到尊崇的国 际地位决定了此一时期的中美文化交流呈现出中国文化流向美国的单向特征。就像在启蒙时 代的欧洲一样，与中国相关的思想和知识的制造和传播构成美国启蒙运动中思想潮流的一部 分，成为美国启蒙运动的思想酵母。 中国农作物和植物向美国的传播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巨大，人口众多，这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野生植物 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农作物的培育，并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作为食物，中国拥有 世界上非常丰富的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农作物。而美洲作为新大陆开发较晚，除印第安人培育 的有限的农作物外，大量的农作物和植物需要引进。早在殖民地时代，中美之间虽然还缺乏 直接的往来，但殖民地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通过欧洲出版的书籍已经对中国的农业文明有所了 解，他们惊叹于中国农业的成就，希望引进中国的农作物和植物。 早在 1771 年，富兰克林就注意到北美 13 个殖民地与中国一样，都处于北温带和亚热带， 两地气候和土壤环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北美的自然条件适合引进中国植物。富兰克林 在该年出版的《美国哲学学会记录》(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一卷中 说： 费城在北纬 40 度，与中国的北京非常类似……（它们）在两个大陆中的位置也是 一样的，即都在大陆的东面，冬季寒冷，而夏季非常温暖。两个地方同样的季风会产生 同样的影响。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气候上，在土壤和自然物产上也非常相像，烟草、商 陆属树木（Phytolacca）、桑树……是中国土生的植物，它们也是美洲我们这一地区土 生的植物。人参只有在北京的西部（原文如此――引者）才能采集到，据我所知，除了 在美洲相同的纬度上，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发现。 富兰克林认为中国的很多农作物可以引进到美洲，这样将会大大改进美洲人的生活。他 说： 10 我们有理由希望，如果进行适当的调研，很多中国土生的植物，包括茶叶也可以在 美洲发现，茶叶已经在我们中间广泛饮用，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并非常有利可图。…… 如果我们能如此幸运以致于把中国人的勤劳、他们的生活技术和改善耕作的方法以及他 们本土的植物引进来，美洲会很快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样美洲能容纳的 居民就会比世界相同纬度的任何国家都要多。53 富兰克林在 18 世纪 50 年代在伦敦的时候曾向埃兹拉·斯泰尔斯邮寄一些从中国绘画上 复制下来的有关中国生产蚕丝的知识。富兰克林在伦敦推销宾西法尼亚的蚕丝，主张一年生 产两季，他以中国做例证，称“那里的气候非常像北美”。54 美国从中国最早引进的农作物是大豆，大豆传入美国颇具传奇色彩。 在中国传说中，大豆已经有 5000 年的历史，传说是神农氏最早发现和栽培的农作物之 一，当时称之为黍。55大豆在 18 世纪的贸易中传到欧洲，关于大豆如何传到美国有很多传 说，过去的说法认为大豆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 18 世纪 70 年代传入美国的。56但是，最 新的研究表明，大豆传入美国要更早一些，最早把大豆介绍到北美的也不是富兰克林而是塞 缪尔·鲍恩（Samuel Bowen）。 鲍恩可能是第一个到中国的美国人。57他出生在乔治亚殖民地，曾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 “皮特”（Pitt）号商船的船员于 1759 年 4 月 16 日到达广州。到广州后他与东印度公司的中 文翻译詹姆斯·弗林特（James Flint）一起随皮特号的补给船“成功”（Success）号向北航 行，到过宁波和天津。“成功”号的北上违反了清政府只允许在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回到 广州后很快与中国政府发生纠纷，船员被投入监狱，这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鲍恩自述 因此事在中国被关和居住了四年，辗转有 2000 英里，在此期间他曾留意中国的农业方法和 农产品，并希望回到美洲后能在美洲种植。1763 年底，鲍恩回到伦敦，带回一些中国大豆 的种子。1764 年回到老家――乔治亚殖民地的萨凡纳（Savannah）。1765 年春，由于鲍恩当 时还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于是请乔治亚殖民地的总测量师(the Surveyor General)亨利·尤格 （Henry Yonge）在自己的农场种植种他从中国带来的大豆，当年，尤格收获了三季大豆。 1765 年 5 月，鲍恩在萨凡纳以东只有几英里远的桑德伯尔特（Thunderbolt）购买了一块 450 英亩的土地，取名格林威治（Greenwich），转年开始种植大豆，并与詹姆斯·弗林特合作， 生产豆制品向英国出售。58鲍恩这样介绍他从中国带来的大豆种子： “中国人把这些大豆（vetches）用于如下用途。他们用它制作一种非常好的通心 粉，一些人认为比意大利通心粉还要好。在海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象鼻虫对这种 植物无可奈何。 在广州和中国其他城市，大豆在经过如下准备工序后用来作凉拌菜，或象像其他 蔬菜那样煮着吃，或者熬汤： 他们把大约两夸脱的豆子放进一个能盛一配克（等于 8夸脱－引者）的粗布袋子里， 然后把袋子放入温水中浸泡一小会儿，而后把袋子放在一个木制格板上，然后放进一个 木桶里，把木桶盖上盖，每隔几小时浇一些水，大约 30－40 小时后就会长出 3 英寸长 的豆芽，然后取出来，用油和醋一起炒，或像其他蔬菜那样煮着吃。 在海上新鲜水特别珍贵，他们会在桶底放一个塞子，把水放干，重新用来浸泡豆子， 这样水就不会浪费。 弗林特先生和鲍恩先生发现用这种方式使用的大豆具有很好的防治坏血病的作用。 这是他们把大豆引进美国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是预防和治疗在国王陛下的轮船上服务的 海员中经常得的坏血病的最有价值的方法。 11 这些豆子在青草比较缺乏的温带地区还有很大的用途，你可以用它来作喂牲口的最 好的饲料，可以在豆杆还绿的时候喂给牲畜，也可以做成干草，而不需要脱粒。在气候 比较温暖的地区，大豆一年可以产四季，每一季大豆成熟需要六周的时间，成簇地直长 高到 18 英寸到两英尺不等。59 鲍恩用在自己农场出产的大豆制作豆粉、通心粉（面条）和豆酱出口。1766 年英国的 “艺术、制造业和商业协会”（the Society of Arts, Manufacturers and Commerce ）授予他金 质奖章，英王乔治三世给了他 200 畿尼（guinea）的礼物。当时英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翰·福 瑟吉尔（John Fothergill）博士称，学会的农业委员会对鲍恩生产的西米粉(sago)和通心粉 (vermicelli)进行了试验，发现他们确实是既便宜又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可以成为大宗的贸易 商品。1767 年 7 月 1 日鲍恩新发明的用在美洲生长的大豆制造西米粉、通心粉和豆酱的方 法获得英国皇家专利。1789 年，鲍恩将一些中国大豆的样品、六瓶豆酱和六磅西米粉（sago） 送给了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Useful Knowledge)，学会把豆种分发给 8 位农民去种植。1769 年 4 月 21 日，鲍恩当选为学会会员。 60 鲍恩很可能就是前述《中国书简》中的那位英国海员。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富兰克 林与鲍恩认识，但富兰克林认识与鲍恩一起来中国的弗林特，听弗林特说起他们在中国的故 事是非常可能的。1770 年 1 月 11 日，富兰克林从伦敦给他在费城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翰·巴 特拉姆（John Bartram）写信谈及用来制作豆腐的农作物的种子并提及曾向弗林特请教。大 意是： “我还给你寄去一些绿色的干豌豆，这里的人认为它是制作豌豆羹的最好原料，同 时还有一些中国鹰嘴豆，纳瓦雷特（Navarrete）神父曾记述在中国通常被用来制作奶 酪，这一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并促使我向曾在那里居住过很多年的弗林特先生请教这 种奶酪的制作方法，我把他提供的答案也寄给你。据我了解，先是把豆子磨成粉状，放 入水中，然后放一点盐，就变成凝乳。我想，我们那里也有鹰嘴豆，我不知道与这里的 豆类是否属于同一类，这里的蚕豆实际上来自中国，是制作豆腐（Taufu）的原料。据 说，这里的中国蚕豆增长很快。”61 这里的纳瓦雷特神父是指西班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 （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他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国大豆。弗林特显然是指詹姆斯·弗 林特。约翰·巴特拉姆把富兰克林寄来的种子种在自己的花园里。62 但鲍恩和富兰克林等人传入美国的大豆种子在美国未能大面积种植。到20世纪30年代， 大豆开始在美国普遍种植，种子仍然来自中国。20 年代，当时美国农业部的专家 P·H·多 塞特（P. H. Dorsett）到中国和日本等地收集优质的大豆种子，到 1928 年美国共收罗了 2800 包中国大豆种子。当时在美国农业部担任大豆研究组织者的威廉·莫尔斯（William J. Morse） 对这些大豆种子进行了研究，发现很多种子适应性较差。1929－1931 年间，莫尔斯和多塞 特一起到中国来考察，他们在中国人的帮助下，采集了各种大豆的种子，带回美国，解决了 适应美国气候和土壤的问题，使大豆在美国的产量激增。到 1942 年美国种植大豆的面积达 15102000 英亩，光大豆部分的收入就达 2 亿美元。每英亩的产量达 18.7 蒲式耳。63大豆成 为美国 7 种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西洋参虽然不是从中国引进的，乃是北美土生的植物，但是却因中国而被发现的。 众所周知，人参作为一种药材和补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有 很多关于人参功效和中国人喜欢人参的报道。前文提到的杜赫德的《中国通志》在北美流传 12 甚广，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人参的记载。旅居北美的法国耶稣会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 （Joseph Francois Lafitau）在 1715 年注意到欧洲出版的书籍中有关人参的描述，于是开始 在北美寻找这种植物。拉菲托后来回到法国，于 1717 年 1 月在法国一家耶稣会士的杂志上 发表文章，称印第安易洛魁部落一种叫 garentogen 的植物就是中国的人参。641738 年，前文 提及的富兰克林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翰·巴特拉姆在宾西法尼亚也发现了这种人参。富兰克 林在 1738 年 7 月 27 日出版的《宾西法尼亚公报》上报道了此事。富兰克林说：“我们很高 兴地向世界宣布，著名的被称作人参的中国人或鞑靼人的植物，在本省萨斯奎汉纳 （Susquehanna）发现了。有几棵带有根茎的整棵人参从那里被运到了本城。这些植物看起 来就是商会词典和杜赫德《中国通志》描述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用途非常大。”65 18 世纪后 期西洋参成为美洲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首航中国的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就载有大量 人参。 美国现在使用的大黄（rhubarb）也是从中国传入的。1770 年 3 月 12 日，当时西弗罗里 达在伦敦的代理人约翰·伊利斯（John Ellis）给居住在乔治亚殖民地萨凡纳的詹姆斯·哈伯 沙姆（James Habersham）寄了一些大黄的种子。哈伯沙姆于 7 月 10 日收到这些种子后分给 当地几位最优秀的园艺学家，其中包括鲍恩。1772 年富兰克林也在苏格兰获得了大黄的种 子，他把这些种子寄给了费城的约翰·巴特拉姆。66 在 18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高地稻（upland rice）、巴豆树（croton sebiferum） 和木油 树（the tallow tree）都传到了美国。美国植物学家亚历山大·加登（Alexander Garden）博 士在 1772 年 12 月 28 日出版的《南卡罗莱纳和美洲综合公报》( South Carolina and American General Gazette)上撰文称，常驻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约翰·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 把交趾支那( Cochin China)的高地稻的稻种寄给了他在北美的朋友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 以便在南部殖民地试种，这种稻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粮食作物。布莱克还把木油树 传到英属北美南部殖民地，因为这种树可以出产一种介于石蜡和牛脂之间的一种物质，在南 部有很大的用途。67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美交往的加深以及中美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植物和水果的种子 被带回美国，美国有很多水果和蔬菜是从中国引进的。美国最好的柑橘最初来自中国，美国 一些重要的观赏性植物如山茶、切洛基玫瑰来自中国，一些漂亮的树木，如银杏和樟脑树也 来自中国。1897 年，戴维·费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在美国农业部下面组织了一个植 物引进署(The Plant Introduction Service)，专门负责从国外引进经济性和观赏性的植物。20 世纪初，植物引进署的农业专家在收集了数千包的植物种子和数百捆活着的植物，运回美国。 其中 P·H·多塞特和弗兰克·迈耶（Frank N. Meyer）的工作最为突出，多塞特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曾在华北地区考察，拍摄了很多中国农作物的照片，对华北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收 割和病虫害的防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收集了多种大豆标本。 1914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柑橘类水果普遍发生腐烂。美国决定到中国寻找能抵御这种 水果疾病的柑橘品种。美国农业部植物管理局在 1915 年派遣农业专家到中国，当时中国长 江以南各省和四川种有几百种柑橘。美国的柑橘专家们不仅在中国找到了抵御坏死病的柑橘 品种，而且发现中国的古书中对柑橘的性能、种植和疾病防治有大量记载，迈克尔·哈格蒂 （Michael J. Hagerty）在农业部植物管理局官员瓦尔特·斯温格尔（Walter T. Swingle）的支 持下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柑橘的部分共 500 页内容翻译成英文，大大促进了美国 人对柑橘知识的了解。据斯温格尔的估计，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很多其他柑橘类水果，包 括最好的橙子品种都源自中国。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