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人口城镇化转型

如何推进人口城镇化转型 迟福林 中国财经报网 2013-04-13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2012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达到52.6%，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高达2.6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未来5年-10年，新型城镇化重在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 “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有时间 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关键。“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既关系城镇化进程，又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牵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全局。有关方面提出未来10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这个规划太慢了，不符合现实需求。“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作为“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的约束性目标。 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一方面，农民工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并且新生代农民工正向“全职非农”转变。现在80后的农民工，占农民工70%左右，再过5年-10年，2000年出生的农民工将成为农民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从事的行业决定了不可能回到农村。农民工主体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可能留下10年、20年来解决所谓农民工问题。 另一方面，有财力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财政收入2012年高达11.7万亿元，如果把土地财政、各种收费、国有资本分红等纳入到这个资金大盘子里，财政可支配总量更大。 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人口城镇化涉及到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就业；第二是基本公共服务；第三是基本住房保障。 从基本公共服务来说，比如说教育，有的发达地区不愿意做，为什么呢？他们说，他们这个地方成了一个义务教育的“盆地”，大家都到这里来，再建百所小学也满足不了需求。他们几年前就提出为农民工子女发放义务教育券，中央财政可以根据教育券补贴输入地方财力。 当然最大的难题是住房问题。巴西、墨西哥的贫民窟问题十分严重。墨西哥25平方公里住着500万的穷人。到巴西的时候，我们提出到贫民窟看一看，接待方说，让大使馆给你们打一个条子，你如果被贫民窟居民扣住，请大使馆拿赎金把你接出去。与国际上的智库交流时，他们要我们介绍一个问题，中国是怎么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的。现在农民工租得起房，但买得起房的人比例实在太低。我们要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比如，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范围；对招用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在依法取得的土地上建设一些农民工的宿舍楼；为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多种解决办法。比如农民工有一部分是长期固定在一个城市生活、工作的，另一部分是流动的，他今年在北京明年就到上海去了，也可能今年在城市，明年就回农村去了。所以可以把农民工市民化分为城镇市民和流动人口两部分办法来解决。流动人口是世界普遍现象，为什么非要叫他“农民工”，流动人口就是流动人口，他选择在哪里工作，选择在哪里居住，他就是哪里的流动人口。 3年左右，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把解决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相对固定的居所、有留在城市意愿的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十二五”约束性指标。当然，北京等大城市的条件可以比中小城市更严格一点，根据各种不同层次定不同的条件。 5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消灭“农民工”三个字；采取“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居民的流动不再是警察管的事，而是民政服务的对象。 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社会环境，避免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游离和漂泊，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其中一部分农民工群体有可能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 以人口城镇化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个大目标。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标志是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十八大正式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只要城乡居民收入年实际增长能达到7%——7.3%，这个倍增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现在人口中只有23%左右是中等收入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群体，如果到2020年还是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那么这个“倍增”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第一，不会形成中产阶层为主的消费群体。第二，不会形成一个橄榄形社会结构。只有中产阶层或者叫中等收入群体占较大的比重，消费群体才稳定，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主力军，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者。同时，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中产阶层需要更多的公共信息和公共参与。 过去由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带来的城镇化，使得低收入群体占大头，贫富差距比较突出。我的理解是，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中等收入群体从3亿增长到6亿，对于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稳定、对中国社会结构、对中国走向共同富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体。所以城镇化能不能够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是一个重要目标。 人口城镇化是重要载体。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产阶层的形成，主要缘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中国的现实看，未来1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 第一，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未来5年左右，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第二，人口城镇化必然拉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白领阶层的快速增加。以美国为例，随着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1980年白领阶层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如果中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未来1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就业占比有望达到50%以上。按照这个预测，到2020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口大约为9.3亿，其中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5亿。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就业人口规模的扩大，将明显拉动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 第三，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未来几年，如果城乡一体化的相关政策与体制安排到位，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新增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在3.1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总规模有望达到6亿人左右。 人口城镇化过程取决于三大突破 收入分配的突破。我几年前提出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过去中国很穷，需要通过政府动员，迅速把国家经济总量做大，这个目标我们做到了。那么，现在要实现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建立一个稳定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靠什么？靠藏富于民，多数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中产阶层才能够保持稳定消费主体以及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才能支撑消费驱动型增长、公平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民富优先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如果还是本着过去集中力量把国家总量做大的思路，并不适合下一步发展大趋势。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突破。比如养老问题，20年以后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大概接近欧洲的主要国家。一个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消费有明显拉动作用，养老有保障当然就敢去消费，如果不知道20年后会是什么状况，就不敢消费。消费驱动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重点领域改革的突破。上面谈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取决于改革的突破，也就是说人口城镇化问题更多涉及到中国的体制和技术创新。（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