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

第 33卷 第 1期 2013年 1月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01．33 No．1 Jan．2013 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西夏王朝境内原有大量汉族。汉文和西夏文文献明，西夏的汉族与主体民族党项族关系密切，一些 汉人在西夏政府中有重要地位，更多的汉族在基层与党项族杂居。西夏社会主流提倡番、汉民族友好和交流。党项 族因受到汉族的强大影响，在物质生产方面，在衣、食、住、婚姻等风俗 习惯方面，甚至在语言方面都在不断向汉族趋 同。西夏灭亡后党项族在蒙、元时期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不少人流向内地，其中一些党项族后裔在湖北地区留下了 足迹。无论是留居西北还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党项族后裔都经历了更深刻的汉化进程，加速了党项族的消亡，在明清 之际多数融入汉族。 关键词：西夏；汉族；党项族；汉化 中图分类号：K28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3)01．-0053．-07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党项族建立的大夏国(或称 夏国)的别称。它作为有宋一代中国的第三大势力， 在西北地区称霸两个世纪。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 包括汉族、吐蕃、回鹘等族的多民族王朝。 一 、西夏时期的汉族 西夏所辖的中国西北地区，包括宁夏、甘肃大部， 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些 地区靠近中原，很早以前就有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共 同居住、开发，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往来密切、交错杂居 之处。 党项族自唐代北迁进入这一地区后，就与汉族和 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可能开始时因党项族多 从事传统的畜牧业而游牧于草地、山间等牧区，汉族 则主要居住在农村和城市。随着部分党项族学习种 植术并从事农业，特别是其统治者将其政权中心先后 设立在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灵州(今宁 夏吴忠市境内)、兴州(今宁夏银川市)后，党项族的 居住地更与汉族接近，形成更为广泛的民族杂居 态势。 在西夏社会中，党项族(番族)和汉族是西夏的 两大主要民族。这两个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 在经济上以党项族为主的牧业和以汉族为主的农业 并重，政治上自皇帝以下有党项人和汉人同朝为官， 在文化上番礼和汉礼交互行用。就连文字的使用也 是番文(西夏文)、汉文同时流行。 汉族在西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西夏 语中称汉族为“ ”。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 混入了很多不同民族的成分，它的构成确实很杂。特 别是离西夏较近的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朝 代频繁更迭，北方各民族进入了一个迅速融合的历史 时期，一些民族逐渐消亡，他们大部分归入了汉族之 中。党项人用汉语中的“杂”字来称呼汉人，反映出 汉族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其成分比较复杂，各地的 汉族有某些不同的特点。辽、金时期有所谓“幺L”(也 作“糸L”)，读音为“札”或“察”，本义有“杂户”、“杂 类”之义，用以称呼杂居的外族分子。至元代索性用 来称呼汉人⋯。“幺L”和西夏文中称呼汉人的“ ”语 音极相似，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有共通之处， 可能元代的“糸L”来源于西夏的“ ”。在西夏文字典 《文海》中，此发音为“ ”的字，有如下的注释：“汉者 蛮也，阔晚也，汉之谓也。” 2_‘‘阔、晚”的两个西夏字 中，第一个字，与字义为“布”的字同音，字形构成由 “布”字左部和读音为“ ”的“汉”字全字合成；第二 个字与字义为“衣”的字同音，字形构成又正好由 “衣”的左部和“汉”字整个字合成。原来党项人称呼 汉人的所谓“阔晚”二字，是“布衣”之意。西夏双语 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布衫”一词，旁边所 注的汉字读音即为“阔晚”_3 J。党项人称呼汉人为 收稿 日期 ：2012—11—30 作者简介：史金波(1940一)，男，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 史。E—mail：sjbbj@163．com 53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1期 “布衣”，反映了番族 “衣皮毛，事畜牧”习俗与汉族人 民穿布衣、事农桑习俗的明显差别。这一称呼很可能 是早期党项人对汉人的称谓。西夏创制文字时，为了 书面上把称衣着的“布衣”和称呼汉人的“布衣”相区 别，便在称呼汉人时用“布”、“衣”二字的一部分分别 加上“汉”字的字形。 汉族在西夏处于特殊、微妙的地位。特别是西夏 初期因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宋朝不断战争，对汉族有敌 视情绪。西夏初期创制西夏文字时，“汉”字 (音 “ ”)由“小”和“虫”字组成，便是证明。在阶级社 会中，统治阶级的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观念根深蒂 固，取得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但汉 族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汉族士人的统治经验比 较丰富、文化素养又比较高，以汉族为主的农业生产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西夏 统治者对汉族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认识。西夏历代统 治者没有因为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宋朝对峙而完全排 斥汉人，而是多能从大局着眼，以实际需要出发，吸 收、利用汉族人才。一些汉人早在夏州党项政权时， 就参与军政。北宋初年，党项族首领李彝兴任定难军 节度使时，汉族康氏家族是当地官宦之家，康公任夏 州政权五州管内都指挥使 J。至李继迁时期，汉人张 浦出谋划策，辅佐李继迁抗宋自立，后来还代表夏州 政权出使宋朝。继迁时期还有宋灵州屯戍军校郑美 投归，被授指挥使之职，协助继迁夺取宋朝重镇灵武。 事后宋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富弼上疏皇帝 曾论及 此事： 顷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 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元昊早蓄奸险，务 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 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 以将帅，或任之公 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 志于我，遂奔异域。观其决策背叛，发愤包 藏，肯教元昊为顺乎，其效郑美必矣 。 这里富弼将继迁误记为德明。可知当时宋入西夏的 汉人非只一二人，已引起统治阶层的重视。 西夏正式立国后有更多的汉族进入政府高层，身 居枢要，甚至位居宰辅。元昊称帝之初，以番人野利 仁荣、汉人杨守素为谋士，立国授官时，又任用多位汉 人为其主要文官。后又接纳中原地区的汉人文士张 元、吴昊，参与谋议，委以重任。张元，宋许州(今河南 许昌)人，多次举进士不第，又为县宰笞打，于是逃往 西夏，备受重用，位至国相 。宋朝旧制，殿试皆有黜 落。张元黜落后以积忿投归元吴，成为宋朝大患。宋 54 朝由此事总结教训，归咎于殿试黜落。于是在宋 嘉{；占二年(1057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此后 成为定制。此一张元投西夏，而使宋朝后世士子无殿 试黜落之忧-， 。 夏毅宗谅祚时，陕西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授其 为学士，深受信用。谅祚“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 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番汉争归之”_8j。可见 当时西夏皇帝对汉人的重视。 夏崇宗时，汉人任得敬献女得宠，镇压起义得势， 仁宗时为国相，进位楚王、秦晋国王，位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成为汉人在西夏王朝职位最高者，后因篡 权分国被杀。 西夏王朝中很多重要事项都是番、汉并列，如番 汉大学院、番汉学士、番汉乐人、番汉僧人等。在提及 多民族时，番在前，汉在后，然后是其他民族。汉族在 西夏是番族以外影响最大的民族。 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 盛律令》)中西夏的汉人又区分为“汉”和“降汉”，汉 可能是原来就居住在西夏地区的汉人，“降汉”在西 夏原文是“兽汉”，也可译为“敌汉”。应是后来战争 中被俘或投诚的汉人。《天盛律令》中又有“修城黑 汉人”、“归义军院黑汉人”l9l2 。汉人作修城的苦力， 投降的汉族军人为“归义军”，这当然不是西夏军队 的主力。《天盛律令》规定：“番、汉、降汉、西番、回鹘 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实行。” 可知在西夏 不仅“汉”可以做官，“降汉”也能为官。西夏虽视汉 人为国人，但仍保持番、汉界线，甚至对汉官的服饰也 作出具体规定。《天盛律令》记载：“汉臣僚当戴汉式 头巾。违律不戴汉式时，有官罚 马一，庶人十三 杖。”I91431这样的意图是想不使番汉混淆。 汉族在西夏的政治活动和生产活动中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汉文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汉族人名多为 上层统治者，主要汉姓有赵、李、梁、王、任、曹、刘、韩、 张、杨、苏、罗、贺、高、薛、潘、米、白、宋、吴、焦、田、邹、 马、郝、索、陈等。 在西夏社会中，不仅上层有汉族，在普通居民中 更有大量的汉人。在西夏传统的农业区中应是以汉 族为多数。即便是在西夏新兴的地区中，也有不少汉 族。黑水城是西夏始建的城市，那一带牧业发达，因 引黑水灌溉，农业也兴盛起来。在黑水城出土的一件 户籍中，可见其中除有党项族以外，还有杨、浑、潘、罗 等汉姓户主，证明当时黑水城地区的基层党项人和汉 族杂居 。当时两个民族的农民混居在一起，归属 于一个社区 第 33卷 史金波：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 在西夏文《三才杂字》和西夏汉文本《杂字》中， 除“番姓”外，都有“汉姓”一节。在西夏文《杂字》中 自“张、王、李、赵、任、季、田、狄”开始，共有 84个汉 姓。而在汉文本《杂字》中“汉姓”列在第一节，“番 姓”为第二节。“汉姓”前残，约缺几十个姓，尚余 “梁、陈、苏、辛、美、丁、薛、谋”等 138个姓 。汉姓 在《杂字》中的位置表明了汉族人在西夏有与番族相 近的地位。 西夏文《碎金》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千字文》，其 一 千个字中记载了120个汉姓： 张王任钟季，李赵刘黎夏。田狄褚唐 秦，温武邢袁枝。金严陶萧甄，胡白邵封崔。 息传茫廉罗，司段薄徐娄。江南蔡子 高，羊鞠钱伯万。董隋贾逦卓，韩石方穆回。 解周燕尚龚，何傅儿奚德。耿郭君邱 铁，史申嵇孙合。曹陆倪苏姚，浑酒和殷陈。 牛杨孟杜家，吕马纪不华。寇婴宗许 虞，韦翟权薛安。吴九邹聂丁，侯窦左糜潘。 在《碎金》中汉姓的前面是常用的番姓，以嵬名为头。 汉姓以张姓为首。看来，这些汉姓应是在西夏地区常 见的汉族姓氏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夏时期编纂的《番汉合时 掌中珠》，每一词语皆有西夏文、相应的汉文、西夏文 的汉字注音、汉文的西夏字注音四项。是当时西夏番 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工具书。其序言 就提到番、汉语言的关系：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 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 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 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由此不难看到当时西夏社会上对番、汉关系和番、汉 语言的基本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主流提倡民族友 好、注重民族交流的深刻认识。此书编印问世后，曾 一 再修订印行。近代不仅在大量出土西夏文献的黑 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了此书的全 本，还在当时西夏的首都(今宁夏银川市)、敦煌莫高 窟都发现了此书的残本，证明此书当时流行范围很 广，同时也反映出西夏时期汉族的重要地位与友好的 民族关系。 二、西夏时期党项族的汉化趋向 党项族原来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 部一带。那时，党项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晚期。后与 其相邻的吐蕃势力不断壮大，党项族直接受到吐蕃的 挤迫，于8世纪初期陆续内迁。中唐以后，大部分党 项人逐渐内迁到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 在新的地区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黄巢起义军攻 人唐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时，党项族首领拓 跋思恭于中和元年(881年)与其他节度使响应唐僖 宗的号召，参与镇压黄巢义军，次年攻人长安，因功被 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管领五州，治所在夏州。五代时 期，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晋、汉、周 各朝，并在与邻近藩镇斗争中，势力不断壮大。北宋 时期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抗宋自立，对宋朝造成重大威 胁。经其子李德明时期的发展，扩大了管辖版图，至 李德明子元吴时正式立国称帝。 若仔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发展，可以看 到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甚 至是非常显著、非常深刻。这种变化是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在民族进步中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的。而这种变 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趋同汉族，逐步汉化。 1．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党项族在未北迁之前 完全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隋书 ·党项传》记 载：党项人“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至 唐代，党项人仍然“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 知稼穑，土无五谷。”_】 党项人进人西北地区后领地 不断扩大，自然环境有了很大改变。那里不仅有宜于 放牧的牧地，还有很多适于耕种并早有耕作传统的农 田。同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不断地、频繁地 接触汉族。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党项族。不少党项族逐步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慢慢由 纯牧民变为农民，或半农半牧之人。黑水城出土的西 夏后期土地买卖契约中，卖地者及证人都是当地农 民，从他们的姓氏看多数是党项族，如耶和、没哕、恧 恧、讹劳、平尚、每乃、藐浞、息尚、麻祖等。这些原始 资料证实当时党项族中不少已是耕种土地的农民。 这些卖地契还证实，西夏后期党项族农民中的一些人 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祖先经营的土地。契约中 也有部分出卖土地者和证人是汉族姓氏，如契约中的 梁、邱、翟、曹、陈姓等 ¨。证明当时党项族和汉族农 民居住在同一社区，在经济生活中联系紧密。党项族 物质生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是学习、趋同汉族的 结果。 2．风俗习惯的变化。党项族来到汉族文化底蕴 很深的西北地区后，不仅在生产方面，而且在吃、穿、 用等方面都有很大改变。原来生活用品基本上都取 自于牲畜，食畜肉，饮畜乳，衣牲畜皮毛，就连居室都 是“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后来在汉族的影响下， 其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变化。西夏第一 55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代皇帝元吴在称帝前与其父李德明有一段对话： (元昊)数谏德明无臣中国，德明辄戒 之日：“吾久用兵，终无益 ，徒 自疲 尔!吾族 三十年衣锦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 元昊日：“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 之生，当王霸尔，何锦绮为?”_l 由此可见，党项族北迁后一个多世纪，生活方式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统治阶级变化更是明显，他们 不再只“衣皮毛”，而是喜欢穿着“锦衣”。 元昊在其父德明的基业上正式建立大夏皇朝，他 突出标榜党项民族特性，但在番、汉接触增多，难舍难 分的大环境下，也不得不接受诸多汉文化的影响，成 为一个复杂、矛盾的人物。据《宋史 ·夏国传上》记 载，元昊在立国前夕进行服饰改制，以服饰区分等级， 正式规定西夏文武官员衣着： 文资则幞头、鞲笏、紫衣、绯衣；武职则 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 紫旋稠，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 刀、弓矢褐⋯⋯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 裥，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 可以看出，这种服饰制度的原则和具体内容，多是效 法中原地区的服饰制度，文官的装束多因袭唐宋，而 武职的服装除效法中原外，还保留了较多的少数民族 特色。这些特色恐怕与党项族隋唐时期的服饰也相 去甚远，倒可能因长期以来与骑马民族回鹘、契丹交 往较多，这些民族武士服饰对西夏武官的服饰产生了 重要影响。西夏文官和武官服饰的差别，大概和西夏 初期文官汉族人居多，武职中又以党项人为主关系 很大。 西夏前期在统治者内部长期存在着所谓“番礼” 和“汉礼”之争。在西夏，番、汉两种文化同时并存，而 在不同时期又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统治者的爱好而 有所侧重。西夏统治者内部在提倡番礼抑或汉礼问 上，曾有严重的分歧和兴废的反复。元吴时，兴秃 发、别服饰、创番文，提倡番礼。元吴死后，没藏太后 专权，更强调番礼。此后一般后族掌权时提倡番礼， 而皇族掌权时则提倡汉礼。第二代皇帝毅宗亲政后， 想与宋修好，于辉都元年(1057年)杀掉专权的舅父 没藏讹庞后，请去番礼，而用汉仪。毅宗给宋朝上表： “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番礼。明年欲以汉 仪迎待朝廷使人。”_1 此举当然得到宋朝嘉许。第 三代皇帝惠宗朝垂帘听政的梁太后恢复番礼。而惠 宗却爱好汉礼。因此，梁太后便把惠宗囚禁起来。西 夏前期“番礼”与“汉礼”之争，其实质往往反映出皇 56 族与由保守势力支持的后族之间的政治斗争 ¨。这 种斗争也反映出在西夏党项族虽是主体民族，但汉族 的风俗礼仪却也影响深厚，不容忽视。从崇宗到仁宗 时期，番、汉文化同时发展到新的阶段。特别是仁宗 在发展番族文化、大量使用番文的同时，全面学习汉 文化，使西夏成为一个文化发展、礼仪类似中原的 国度。 其实汉族的风俗一直在浸润着党项族的方方面 面。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摆脱不了汉族越来越多的 影响。《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所载的西夏衣物、食品 已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其住房无论统治者的宫殿、 官府，还是普通百姓的土屋，都不再是单纯的帐篷。 在婚姻方面变化尤其明显。隋唐时期，党项族的 期婚姻还保留着群婚的残余。《隋书 ·党项传》记 载：“淫秽蒸报，于诸族中最为甚。”《旧唐书 ·党项羌 传》记载更加详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 妇，淫秽蒸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至西夏时 期，党项族的婚姻无论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的法 律规定，还是从《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都可知，包括 党项族在内的西夏婚姻已经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封建婚姻关系。尽管党项族还保存着姑舅表婚的 特点，但事实上，已经接近汉族的婚姻习俗了_l 。 更直接反映西夏婚俗变化的是番、汉两个民族之 间的族际通婚。西夏党项族和附近民族有友好往来， 他们互通婚姻，不断地进行民族间的自然融合。西夏 皇室就不断与其他民族结亲。李继迁、元吴和乾顺曾 先后娶契丹皇室女为妻。西夏皇帝娶汉族女为妻的 也不乏其人。如崇宗乾顺之妃曹氏为汉族，生子仁 孝，是为仁宗；仁宗妃罗氏也为汉族，生子纯佑，是为 桓宗，西夏两代皇帝的母亲都是汉族。西夏皇族中汉 族的血统成分越来越多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户 籍表明，西夏底层社会存在着更为普遍的番、汉通婚 现象。如从 HnB．No．6342号 30户的户籍可知，当地 居民虽以党项族为主，户籍中反映的婚姻关系也以党 项族之间结合为多，但党项族与汉族通婚已不是个别 现象。如第6户千叔讹吉的妻子焦氏，第9户嵬移雨 鸟的妻子罗氏，第27户千玉吉祥有的妻子瞿氏都是 汉族 。证明当地党项族和汉族互通婚姻。 西夏姓氏中有复姓现象。如西夏首领印上刻划 的首领姓名有“吴嵬名山”，又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 通塔碑铭》中有“浑嵬名遇”，莫高窟61窟题记有“翟 嵬名九”，榆林窟 12—13窟之间的题记有“张讹三茂” 等。以上姓氏第一个音节为汉姓，第二、三个音节为 番姓。这种复姓现象或许是父姓与母姓共用，或许表 第 33卷 史金波：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 明了一种特殊的婚姻关系。在所见一个人名中有汉 姓和番姓两个姓氏时，都是汉姓在前，番姓在后。大 约本人是汉族，妻子是番族。西夏境内各族当中，自 然以主体民族党项族地位较高，有的汉人与党项人结 为婚姻后，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一般汉人的特殊地 位，便在自己的汉姓之后加上妻族的姓氏。由此可以 看出，西夏上层和基层都不乏党项族和汉族通婚的例 证，这是两族密切交往的自然融合现象。 当时在宋、夏有很长的边境接壤，而且边界并不 固定，不少汉人在西夏生活，也有很多党项人到宋朝 所辖地区。有的党项人在宋朝便更改成汉姓。原来 是朝廷赐姓，后私自改姓。当时范仲淹之子、时任都 延路经略使的范纯粹还为此郑重上言： 契勘本路蕃官，自来有因归顺，或立战 功，朝廷特赐姓名，以示旌宠。如威明善为 赵怀顺，均凌凌为朱保忠是也。后来有蕃官 无故 自陈乞改姓名，经略司不为止遏，据状 申陈，省部亦无问难，遂改作汉姓，如伊格为 白守忠，鄂钦为罗信是也。亦有不曾陈乞， 衷私擅改作汉姓，如罗凌之子为周俊明是 也。⋯⋯今乃使外蕃种类，无故 自易姓氏， 混杂华人，若年岁稍远，则本源汩乱，无有考 究，汉 蕃 弗辨，非 所 以 尊 中 国 而别 族 类也[19]。 上述“威名”即西夏皇族嵬名氏。看来宋朝党项族改 为汉姓的不是个别现象。人宋的党项族更容易被汉 族同化。 3．语言文字的表现。语言往往是一个民族的重 要特点。党项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后世称 党项语为西夏语。党项族与汉族的密切交往，使西夏 语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最直接的变化是西夏语中出现了大批汉语借词。 在基本词中就有不下上百个汉语借词。其中有的是 党项族原来没有的事物和行为，在接受了汉族的新事 物后同时借词，如名词中的圣、府、州、县、堡、官、车、 经略、刺史、箜篌、和尚、沙门，动词中的写、灌、雇、包、 安抚、安排、参差，量词中的寸、卷等；有的是西夏原也 有此种事物，但因经常使用汉语中相应的词，汉语词 也逐渐进人西夏语，形成本语词和汉语借词并用的态 势。如名词中的牲、谷、山，动词中的生、打、分，形容 词中的大、粗、细、正等，皆存在党项语本语词和汉语 借词两种。 一 般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中，语法是 最稳定的。但在西夏语语法中的某些用法也在汉语 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西夏语中形容 词在修饰名词时，形容词置于被修饰的名词之后，这 与汉语的词序相反。但因受汉语的影响，西夏语中也 出现了一些形容词置于被修饰的名词之前的现象。 这表明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已达到很深的程度。 西夏早期创制了记录西夏语言的文字，后世称为 西夏文。在创制西夏文时好像要特意突出特点，尽量 标新立异，所有六千多西夏字，无一字与汉字雷同。 但翻看西夏文文献，第一眼就感到他们特别像汉字， 因为西夏字不仅是和汉字一样性质的方块字，而且使 用了汉字点、横、竖、撇、捺、拐等笔画，构字方法也与 汉字相近。因此，尽管造西夏字者力图摆脱汉字的影 响，但结果终未能跳出汉族系统的圈圈，从西夏字中 可以透视到汉字的影子。 从前述《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序言可知，由于社 会实际的需要，西夏提倡番汉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 言、文字，大力推行双语教育。这种双语现象和带有 教科书的双语教育，促进了两个民族更加密切的接近 和实质性的融会。 西夏番汉两个民族在接触过程中，都会受到对方 的影响，但一般经济、文化先进的民族给予对方的影 响更大。党项族实际上早已处于趋同汉族的过程 之中。 三、西夏灭亡后党项民族的汉化过程 历史使西夏走过了由弱而强，由盛而衰的道路。 党项族素以强军著称。西夏之所以能在强邻环伺的 局势下，强梗立国近两个世纪，靠的是一支组织有序、 机动灵活、战斗力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西夏前期 与宋、辽、吐蕃、回鹘轮番作战，胜多败少，维持并发展 了自己的势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经济、文 化建设成为社会的主流，文治加强，武备渐弱。在蒙 古迅速崛起后，西夏军队与之周旋二十余年，终于未 能抵挡住蒙古铁骑的多次进攻，于 1227年首都陷落， 西夏王朝灭亡。 在蒙古进攻西夏的过程中，除以武力进攻外，还 采取利用、拉拢西夏人的做法，甚至逼迫西夏把部分 西夏军队交由蒙古驱使作战。期间一些西夏党项人 或其后裔加入了蒙古军的行列，立下了赫赫战功，有 的还是西夏皇族后裔。其中一些人在湖北省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 李桢是党项人，“其先姓於弥氏，唐末赐姓李，世 为西夏国主。”於弥氏即西夏皇族嵬名氏。他曾从蒙 古皇子阔出伐金，太宗命阔出：“凡军中事，须访桢以 行。”可见，李桢在伐金的战斗中受到太宗的极大信 57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1期 任，起着皇子阔出军事顾问的作用。后来他向定宗强 调指出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在对宋战争中的战略地 位：“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 取宋之基本。”后来对宋的战争充分证明其建议确有 先见之明，襄阳成为蒙古军和宋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 地。1250年，李桢被授为襄阳军马万户，1256年，宪 宗命他率师巡哨襄樊，1258年宪宗亲征，李桢被召议 事，是年，卒于合州 ⋯。 党项人李恒也是西夏皇族后裔。“其先姓於弥 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l2 早年李恒随其父 (NilI达鲁花赤)为蒙古军效力有功，1270年从伐宋， 率军败宋襄阳守将吕文焕。1273年春，李恒以精兵 渡汉水，自南面先登，攻破樊城，襄阳亦归降。占领襄 阳后，李恒继续向东南进军。第二年，丞相伯颜进攻 沙洋(今湖北沙洋县)、新城(今湖北襄阳东南)，李恒 为后援，败宋追兵，激战阳罗堡(今属湖北武汉市)，攻 陷鄂州(今湖北鄂州市)、汉阳(今属湖北武汉市)。 后从伯颜东下。1275年，宋将高世杰攻湖北，李恒受 命守鄂州，又南下攻湖南，至洞庭，擒高世杰。后世祖 下令三道出师，李恒为左副都元帅，攻江西、福建、广 东，被任命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后又从皇子镇南王征 交趾，中毒矢死在思明州_2Il_2 j。 党项人察罕也是西夏皇族嵬名(乌密)氏，成为 蒙古军的著名将领，后为马步军都元帅，并兼领尚书 省事。据《元史 ·察罕传》载，察罕之子木花里初为 蒙古宪宗宿卫，1267年攻宋，自江陵(今湖北荆州市) 略地回兵时，救都元帅阿术，后在进攻襄樊战斗中立 有军功。 党项人来阿八赤，早年其父术速忽里归太祖，宪 宗时曾上进攻四ji『之策。来阿八赤在进攻襄樊时曾 督运粮储。据《元史 ·来阿八赤传》载：“至元七年 (1270年)，南征襄樊，发河南、北器械粮储悉聚于淮 西之义阳。虑宋人剽掠，命阿八赤督运，二 日而毕。” 受到世祖的奖赏。 河南濮阳杨十八郎村古金堤南墓地立有一通 《大元赠敦武校尉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叙述 唐兀氏间马“优于武艺，攻城野战，围打襄樊，诸处征 讨，多获功赏”_2 J。间马也是一位参加过攻打襄樊的 党项人。 元代党项人属色目人，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皆有不俗表现。在这一时 期，党项人的汉化也更为深刻。一方面党项人不再具 有主体民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元朝的大一统地域为党 项人向更为广大地区的流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5R 党项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大批内迁。比如 元大都的宿卫军主要由蒙古、色目兵士组成，是皇室 的亲军，其中有唐兀卫，领河西军(党项人部队)三千 人 J。又如元初党项人昂吉儿率河西军屯驻庐州， 后他又请于两淮屯田。其子昂阿秃 1289年任庐州蒙 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大德六年(1302年)，外出征 讨后还镇庐州。党项部队也有驻守其他地区者，如 《元史 ·文宗记》载：1328年“徵鄢陵县河西军赴阙”。 可知河南鄢陵也曾屯驻党项部队 。 党项人迁到内地为官者也不少。党项人余阙祖 居武威，其父名沙拉藏 卜，后在庐州为官。余阙自幼 读书，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及第，三次被召人大都 为官。元末农民起义时，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于至 正十二年(1352年)任余阙为淮西副使，驻守安庆。 至正十八年(1358年)安庆被起义军攻破。余阙及其 妻子、儿女皆自尽，仅留一襁褓幼子，传承后世。余阙 成了为元“死节”的典型人物。余阙曾写过一篇《送 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其中记录了西夏故地党项人 的质朴风俗习惯，又感慨地描述了进入内地之后这些 人的风俗变化，经数十年以后，合肥的党项人“其习日 以异，其俗日不同”，不仅移居内地的党项人如此，即 便是居住在西夏故地的“今亦莫不皆然”。可见，元 末的党项人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余阙不了 解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还希望政府所派“廉能之 官”到河西一带去恢复过去那种比较原始的风俗习 惯，以为那样“风俗必当丕变，以复于古”l2 。然而党 项族与其他民族同化的局面毕竟无法挽回，就连余阙 等党项族上层自己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之中。一 方面他们从生活、文化上已经汉化，民族语言、文字也 不再使用，甚至连姓名也改成汉族样式；另一方面却 期望本族故土和人民保留原来的形态，这自然是难以 实行的 。 由元人明，党项族后裔步人了更为迅速的汉化进 程，至明清之际，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最后消亡了。 合肥一带的余阙后裔至今仍有成千上万，他们现今属 汉族，其语言、意识、风俗，包括婚姻、葬俗等方面与汉 族无异，他们作为汉族与当地其他汉族人民亲密无问 地生活在一起。党项族的后裔在这里走过了与时俱 进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局。 四、余论 中国从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是 一 个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西夏所在的时 代，无论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宋朝，还是以少数民族为 主体建立的辽、西夏、金朝，都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各 第 33卷 史金波：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 自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不少民族，有些是在中国历史 上颇具影响的民族，诸如匈奴、鲜卑、契丹等，当然还 有本文讨论的党项族。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 象。实际上就全世界人类发展历史看，民族、部族随 着时代的前进，都在不断地减少。特别是近代以来， 随着民族间交往更频繁、更深刻地演进，世界上的民 族和民族语言消失的速度加快。这似乎成了一个发 展趋向，成了一种历史的潮流。在中国历史上，各民 族之间交往密切，总在自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 鉴、融汇，这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 当前，我们更要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 结的高度，加强国家认同，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在保障 各民族权益、保障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权利的 同时，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注重互相学习、互相帮 助，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于强迫民族同化，应 予以坚决反对。对于促进民族发展、改善民生的民族 参考文献： [1] 蔡美彪．幺L与虬军之演变[M]／／元史论丛：第二辑 ．北京：中华 书局，1983． [2]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3：519，638． [3] 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M]．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 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4]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国定难军 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J]．宁夏社会科学，1999(2)．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四“仁宗宝元二年九月己卯 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 王巩．闻见近录(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王棣．燕翼诒谋录：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十一[M]．小砚山房刻本．1825(清道光 五年)． [9]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北京：法律 出版社，1999． [1O] 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J]．民族研究，20O4(5)． [11]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M]／／中国民族史研究(二)．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报社，1989． 【12]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1995 (2)． [13] 刘晌 ，等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党项羌传”[M]．jE京：中华 书局。1975． [14] 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约研究[J]．历史研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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