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兵团垦荒西藏的艰难岁月

生产建设兵团垦荒西藏的艰难岁月 从1966年4月5日开始，2000多名援藏将士分3批奔赴西藏易贡。从新疆乌鲁木齐到青海西宁的2000多公里路上，援藏将士乘坐的是火车；在青藏公路21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间，将士们在卡车的摇摇晃晃中闯过了昆仑山口、五道梁、唐古拉山。恶劣的天气、难走的山路、剧烈的高原反应，雪域高原用自然赋予的恶劣条件一次次地考验着将士们的信念和斗志，在鲜花和绿草铺就的山路上，雨雪风霜总会突然降临，险象环生的“天路”上，将士们却总能一次次顺利闯关 1966年4月5日，第一批援藏人员从新疆奎屯出发，由西藏易贡农垦团团长胡晋生带队，其中有90位干部，470名工人。他们在新疆乌鲁木齐乘火车到达青海西宁后，便开始沿着青藏线进入西藏，4月30日终于踏上了西藏神圣的土地——拉萨。同年9月，原农七师副师长王隆带领第二批援藏将士沿着青藏线进入西藏。一周后，来自农二师的第三批援藏将士进入西藏。 “闷罐车”“歌声唱起来，气氛就活跃了” 20世纪60年代的火车开得很慢，从乌鲁木齐到兰州，从兰州到西宁，一路上，带队领导不能不考虑援藏将士的吃饭问题。火车停下来就是开饭的信号，大家下车吃饭，顺便上厕所，时间就在火车的停停走走间慢慢逝去。西藏易贡农垦团四连的原班长王云是这拨人中的一位。王云老人退休前在新疆石河子下野地的检察院上班，目前住在石河子市25小区。王云说，他们当时乘坐的火车像极了闷罐车，车内光线不好，从兰州到西宁的途中，战士们的情绪有些低落，带队领导让识谱的他教大家唱歌， “歌一唱起来，气氛就活跃了，我们一路上都唱着歌”。 　　“到了！到了！我们到兰州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满载第一批援藏将士的列车徐徐驶入了兰州站，这是1966年4月7日。不过，没有人下车，几分钟后，火车又朝西南方向开去。又在车厢里闷了一天多，首批援藏的新疆兵团人终于在4月8日下午到达了西宁。援藏队伍还没下火车，就听到车窗外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站内一幅幅标语更让大伙儿激动。现住在农七师一二三团五连 （原易贡农垦团九连工人）的程木林记得标语上面写着： “欢迎战友们到西藏参加建设”、 “祝战友们平安”、 “一路顺风”……那天，大家吃完晚饭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脸，洗了一次脚。当晚的夜色很迷人，白天还异常瓦蓝的天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满天的繁星所取代。对新环境的好奇并没有胜过旅途的劳顿，大家都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们在西宁休整了5天，一是为进藏做准备，二是等车。”70多岁的白莲塘老人梳理着记忆。1966年的时候，白莲塘只有30岁，他的妻子刁玉荣27岁，夫妻俩进藏时带着两个孩子。刁玉荣17岁的妹妹刁玉枝也吵着跟着姐姐、姐夫来到了西藏。现在，白莲塘老人住在新疆石河子总场北泉花园，他退休前是石河子总场一分场的教导员。初上 “天路”藏羚羊、牦牛让人新奇至极 　　从西宁出发的时间是1966年4月13日中午，当天的空气格外清新。天空刚泛鱼肚白的时候，40多辆载着援藏队伍的卡车便出发了，每辆车上都有20多个人，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青海格尔木。4月18日，车到了格尔木。白天赶路，晚上住兵站，坐了几天卡车，每个人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黄土，个个灰头土脸。好在沿途看到藏羚羊、牦牛、骆驼、狼等动物让大家感到新奇至极，暂时忘却了途中的辛劳。到了格尔木，也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进藏起点。 　　海拔2800米的格尔木，对没有到过高原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格尔木那时候还算不上城市，没几盏路灯。”援藏战士衡宗凤回忆说。要过昆仑山的那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兵站里响起了哨子声、汽车声、女家属喊叫孩子的声音。车队继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没走出多远，有人提醒大家看雪山。事实上，援藏队伍已经到 “世界屋脊”的边缘了，海拔在3000米以上，他们所说的雪山其实是长年积雪不化、绵延千里的昆仑山。卡车在高高低低的石子路上颠簸着，援藏战士第一次感到了高原紫外线的强烈。海拔越来越高，出现高原反应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太阳火辣辣白嫩的川妹子变成了 “黑张飞” 　　唐玉坤是个地道的四川妹子，长得很水灵，大眼睛，皮肤又白又嫩。虽然现在60多岁了，但皮肤依然很白净，依稀可见她年轻时的娃娃脸。随着首批援藏队伍进藏的时候，唐玉坤还不到20岁，身高1.5米的她才重35公斤。第一拨援藏的农垦人员中，女兵特别少，唐玉坤坐的那辆卡车上只有三四名女兵。每天早晨车队一出发，男兵们用不同的方言唱歌、聊天、讲故事，有说有笑。然而在这一路上，火辣辣的太阳硬是将唐玉坤晒成了 “黑张飞”， “我那时候被晒得太难看了，脸上长了好多红疙瘩，脸上还脱皮，又疼又痒”。因为身体不好，她的高原反应比别人厉害，一路上得到不少人的关心和照顾。中午的时候，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车上的人根本不敢抬头，大都眯着眼，默不作声。原农七师一二三团民兵连 （现居住在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的柳华标说，青海的天蓝得令人发晕，远远的天空中盘旋的鹰都能看得见，走一上午也见不到天上飘过来一片云，海拔越高，紫外线越厉害，照得脸生疼。过了两三天，脸就开始脱皮了，刚露出嫩红的皮肤又被晒伤了，晚上到兵站用热水敷脸，疼得受不了；用冷水冰，晒伤的皮肤上就起小疙瘩，还连成了片。 　　援藏人员穿着深灰色的军装，身上一个劲儿地出汗，但只能捂着；身上长了小疙瘩，也只能忍着，尤其是女兵，身上再痒也不敢乱动，因为车上男兵太多。就这样整日被风吹日晒，瘦小的唐玉坤撑不住了，嘴巴干裂、掉皮了，没几天，她的嘴就肿了。男兵劝她多喝点水，但她一想到上厕所得跑很远，车也得停下来，每次就抿一小口。一位大姐心疼不已，让唐玉坤趴在自己的腿上，替她遮太阳。男兵们也很慷慨，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唐玉坤顶在头上。即便这样，她脸上的皮肤还是被晒伤了。回忆起这些事，唐玉坤笑出了声： “刚开始，两个男同志还开玩笑地叫我 ‘白菜’，后来改叫 ‘红脸幺妹’，再后来背地里叫我 ‘黑张飞’，还有叫我 ‘黑包公’的。不过，我不生气，当时大家的脸谁也不比谁白多少。”其实，所有进藏将士都有相似的感受，到西藏后，无论男女老少，脸色都是黑里透紫的。昆仑山口寒风骤起气温降，心头堵得慌 　　1966年4月21日，援藏车队到达昆仑山口。 “昆仑路，难又难，飞鸟绝迹，走兽无踪，一天四季轮流转，不死也过鬼门关”，这是对昆仑山道路的最好写照。昆仑山由西北到东南，横贯新疆、西藏和青海，延伸至四川境内。援藏队伍经过的昆仑山口海拔4786米，四面开阔，地上净是砂石，还有紧贴地皮的小草。周围山峰长年积雪，茫茫白雪的峰顶傲然屹立于蓝天下，山谷中到处挂着冰，延伸到雪线以下。易贡团四连原连长贾德良说，高原气候多变，有时候突然间寒风骤起，风越大，气温越低，氧气越少，呼吸也越困难，胸口感到堵得慌，卡车如同负重的老牛艰难前行；有时候，四周一片寂静，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援藏队伍过昆仑山口时才真正领略到“天路”的艰难。 昆仑山口的路曲折艰险，刚刚还是阳光四射的晴天，转眼间就会倾盆大雨，大家正感到炎热难当时会忽然之间成了 “落汤鸡”，被冻得牙齿打颤。路险且滑，车队缓慢地移动，像蠕动的蜗牛。贾德良是和妻子一起进藏的。1966年进藏的时候，他29岁，妻子25岁，他们还带着两个孩子，女儿贾双玉3岁，儿子贾双剑只有两岁。与他们同在四连的朱太林夫妇当时也带了一个4岁的孩子。在去昆仑山口几十公里的山路上，进藏战士是在晴天与雨天中熬过来的。车到山顶的时候，几团乌云压了下来，车队走得更慢了。刹那间，乌云覆盖了整个天空，响雷和闪电过后，瓢泼大雨挟着刺骨的山风横扫援藏车队。上昆仑山口之前，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有人开始头疼，大家也知道这是高原反应，一直忍到海拔4786米的昆仑山口。上到山顶的时候雨还没停，天上又开始飘雪。对在新疆生活过的人来说，下雪并不稀奇，但那雪花中还有蚕豆大的冰雹，一两片冰雹砸在人身上感觉不太疼，时间长了，人就吃不消了，头顶都麻了，身体也麻了。 “好在半个多小时后车队顺利到达山底，人也活跃起来。”现住在新疆昌吉市的田晓元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翻过昆仑山口的当晚，队伍住在七十道班兵站，大家都不想吃饭，不是不饿，而是吃不下，都想睡觉。这时，援藏队伍离开格尔木已经5天了。那一夜，高原兵站寂静得像死一样，天上的星星却异常耀眼。有人计算过，人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行走相当于负重20公斤，到了3000米相当于负重50公斤，到4000米的地方负重达100公斤。也就是说，援藏人员就是坐在车上不动，在昆仑山口也相当于负重100公斤以上，缺氧是必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感觉眼睛往外鼓、口渴、手脚无力、嘴唇发紫。硬闯五道梁有的人眼睛肿了，嘴唇紫了 1966年4月26日一大早，队伍又出发了，他们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翻越青藏路上海拔较高的五道梁，这里的海拔有5100多米。走过五道梁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谚语： “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五道梁其实是由五道看上去不起眼的山梁组成的，地势相对青藏线大多数地方来说，起伏较大，那里没有树，没有鸟，常常是6月雪、7月雹、8月封山、9月冻，一年四季刮大风。过五道梁时，一些战士高原反应厉害，甚至昏迷了。邵良才曾亲眼目睹了这一切，69岁的他目前住在石河子市26小区，他是易贡团供销社原会计。 “我坐的那辆车上基本上都是转业军人，在路上很少要求停车上厕所，我虽然背着个大军用水壶，却也很少喝水”。1966年，正值年轻的邵良才身体很结实，精力旺盛，坐在行李上和伙伴说说笑笑。虽然大家对高原反应都有心理准备，可事实情况好像还是超过了预想。卡车一爬山，车上的人呼吸就粗重起来，像刚跑完步似的，有的大张着嘴想多吸点氧气，有的人头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有的人眼睛肿了，嘴唇紫紫的，邵良才是他所在的车上高原反应最轻的。卡车下山的时候，战士们的高原反应缓解了一些。翻过五道梁后，援藏车队已经筋疲力尽了。当天下午，他们在八十道班宿营，队伍中有一小半的人生病了，晚饭做好了，可大家一看到饭菜就想吐。曾在1965年被周总理接见过的上海知青亓毓纯说，他这个强壮的小伙子都被高原反应折腾得够戗，更何况是那些身体比较弱的援藏同志，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滋味”。翻越唐古拉山善良的谎言帮助人们顺利闯关 　　队伍在温泉兵站休整一天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接着，他们要向最后一道关口——唐古拉山口进发，这个山口是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也是最后一道关隘，海拔5150米。温泉兵站是眺望唐古拉山的最佳地点。   　　到达唐古拉山的那天是1966年4月28日。唐古拉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数十条冰川纵横奔泻，正所谓 “近看是山，远望成川”，此处天气变化莫测，经常雨雪交加。翻过唐古拉山口，就进入了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公路两旁雪山连绵，蓝天草原相映。已经翻越了昆仑山口、五道梁两处 “鬼门关”的援藏队伍，在唐古拉山口前同样没有却步。68岁的陶燕玲老人说，车队过昆仑山口和五道梁时开得很慢，援藏队员对雪域高原的风光赞叹不已，但在翻越唐古拉山时，大家对雪山已经不稀奇了。同样，卡车在连绵起伏的唐古拉山上坡或下坡的过程中，援藏队伍再次经受了高原反应的折磨，而在五道梁没多大高原反应的邵良才也在这里饱受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现住在农六师一○六团的杨六合说： “邵良才先是觉得呼吸困难，头晕，眼球都快涨出来了，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车里有的人在呻吟，有的还吐了，我也迷迷糊糊的，像是被扔在沙滩上的鱼，只剩下喘气的劲儿了。”有一个反应强烈的战士跌倒在战友的身边，他的脸变成了绛紫色。这段经历即便已过去40多年了，这位战士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卡车似乎也出现了高原反应，行进的速度更慢了。时不时地，车上的人听到车内传来 “咕咚”的响动。原来是有人晕倒了，车上的卫生员赶快拿过氧气袋让昏迷的人吸几口，晕倒的人脸色才渐渐恢复正常。卡车摇摇晃晃走了几个小时后，大家突然看到路边有牲畜了，就问带队的干部什么时候才能过唐古拉山，领导说已经过了唐古拉山。事后，大家才明白，领导这样说是为了减轻大家的压力，谁也没有介意这善意的谎言，但很多人记住了这次 “欺骗”。顺利进藏见到草原和牛羊，大家都有食欲 　　1966年4月30日，援藏队伍到达西藏。5月1日，第一批援藏队伍在西藏拉萨受到了西藏党政军民各方人员的热烈欢迎。当晚，西藏军区还邀请才旦卓玛等艺术家为援藏队伍举行了欢迎晚会。抵达拉萨后的第三天，援藏队伍再次踏上征程，5月4日到达目的地——离拉萨300多公里的波密县易贡湖畔。66岁的乔玉海 （易贡农垦团原劳资助理员）老人说，援藏队伍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西宁、格尔木、拉萨、林芝、易贡河谷，一路行程4600多公里。到达西藏后，将士们看到草原、牛羊以后，心情好了许多，也有了食欲。连长撑不住了！ 　　今年70岁的贾德良当年是易贡农垦团四连连长，援藏的时候他30岁。  　　他和老伴赵瑞芳都是第一批从青藏线进藏的，贾德良带队，全连125人，共5辆车，他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里。　　　　　　　“我是连长，一路上不断给大家鼓劲：翻唐古拉山了，要挺住，要坚持吃饭才有劲！”贾德良说，没想到，带头给大家鼓劲的他却撑不住了。“到了海拔4000米以后，我就开始头疼、干呕、恶心，吃不下东西。到五道梁兵站时，还输了一次氧，唉！” 　　贾德良的老伴赵瑞芳说，在青藏路上，她感觉上气不接下气，但她的两个孩子却在车厢里打打闹闹。班长冒死背病号 　　前面提到的王云老人回想起当年翻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的唐古拉山时，仍旧记忆犹新。“我是四连班长，冒着生命危险背了班里的一个女同志到卫生所，他叫邓秀英”。记者有幸找到了邓秀英印证当年王云的“英勇事迹”，邓秀英说：“途经一个兵站时，我的头开始疼，呼吸困难，不想吃喝。带队的班长王云让我趴到他肩上，将我背到了兵站的卫生所吸氧。我吸上氧后，才感觉头不痛，心不闷了。”王云说，当年兵站卫生所的医生是这样责备他的：“你胆子大呀，人家走路都不敢快走，你还敢背人呀！”当晚，王云的头也疼了一夜。时任易贡农垦团计财股副股长的朱秀士在他写的回忆录《从边疆到边疆》中，对援藏将士行走“天路”的情形有着这样的描述：到了五道梁，片野真荒凉；到了五道梁，人人心里慌；到了五道梁，个个头上像戴了紧箍咒，真想横冲直撞；到了五道梁，军垦战士吃饭如打仗…… 病号艰难翻山 　　家住新疆石河子市14小区的刘丰今年快70岁，是从原新疆石河子汽修厂党委记岗位上退休的，老人当年是易贡农垦团八连的机务副连长。在采访中，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到唐古拉山五道梁兵站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被送回格尔木的医院治疗。那时全团不适应翻越山的病号，包括我在内，一共有37人，由我总负责。我被送回医院后，医生检查说是胸膜炎，给我吃雷米封药，打了黄连素，没想到口服的雷米封药量大了，当时我就昏了过去，7天7夜没有醒。医生对我的病束手无策，觉得无法治了，就报了病危，通知了新疆和西藏方面。那时我妻子翟富珍和还不到1岁的孩子在新疆石河子一四八团，得到消息后，想带上孩子来看我。可能是命好吧，兰州军区两个医术高明的医生看了我的病情后，说我是吃雷米封药过量了，对我进行治疗。第二天我就醒了。跟我一样，其他的36个病号也得到了治疗，一个个康复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坐上了一辆西藏军区派的收容病号的汽车继续前进，但我们感觉高原反应更大了，尤其是到了五道梁兵站时，不得不下车休息一晚。当晚吃压面条，12名兵站战士在食堂轮流摇压面机，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他们一个个累得直喘气，那难受的样子让我终生难忘。五道梁兵站的下一站是温泉兵站，温泉兵站一带也是使人感到高原反应大的地方，一路上我们都感觉头上像戴着紧箍咒……在大部队翻山一个月后，我们才最终翻越了唐古拉山。”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结束了西藏与内地交通不便的历史。 　　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运送到西藏，全国支援西藏发展建设的热情也持续高涨，经常有援藏组织奔赴西藏，参加开发建设。然而，作为共和国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藏建设的一段历史却被岁月尘封了，直到40年后，这段壮阔的历史画卷才被揭开。 　　2006年7月28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自发聚会在绿树成荫的石河子广场王震将军铜像前，这137名从全疆各地赶来的援藏老战友在时隔近40年后终于相见了。当年援藏团副政委张复瑛、组织股股长范存炜夫妇也专程从乌鲁木齐赶来聚会。他们热情拥抱，互致问候，热泪盈眶。在热辣辣的烈日中，大家激动地放声高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唱着、唱着他们哽咽了，哭完之后他们又笑了。当年的女兵们情不自禁踏着节拍跳起了欢快的藏族舞，大家不约而同将压抑了近40年的高原情结宣泄、释放出来。大家谈论着一个话题——40年来那魂牵梦绕的西藏啊！那曾经被他们征服了的唐古拉山，还有那无数次梦中才能回到的易贡湖畔，如今怎样了？那可是他们留下青春、汗水、热血甚至是生命的地方啊！老战士们流着热泪，激动地向人们述说着那段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往事。   　　迅速组建援藏团 　　据祝庆江老人回忆（祝庆江，当年援藏团的行动负责人）：1966年党中央决定在西藏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以加速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加强战备，巩固国防。2月22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在北京参加农垦工作会议的直属垦区的负责人座谈，研究在西藏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周总理听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的详细汇报后，果断指示：“组团到西藏去。”总理在会上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一个精干的建制团到西藏长期从事农垦建设事业，主要是起榜样的作用。结合西藏特点运用兵团的经验，以便在发展西藏农垦事业中少走弯路。 　　为贯彻周恩来总理“组团到西藏去”的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召开了党委会，决定从农二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援藏团奔赴西藏。新疆兵团援藏团是由3个建制营、1个勘测设计队、1个汽车运输维修队、1个卫生队、1个基建队、1个面粉加工厂组成。 　　古稀之年的白莲塘老人述说起40年前组团到西藏去的往事时，流露出与他年龄极不相符的激情。那时，不满30岁的白莲塘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工作，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力气。这位1956年从河南荥阳支边来的青年，在兵团这个大家庭里经过10年的锻炼，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军垦战士。“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尚户地公社进行土地勘测，突然接到场部命令，让我立即赶到场部接受紧急任务。”白莲塘老人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一秒钟都不敢耽搁，白莲塘迅速赶往场部，组织科长赵建礼找白莲塘谈话：“接上级命令，农八师要组建一个由3个连组成的建制营，参加援藏农垦示范团。鉴于石总场在农垦工作中的成功经验，经场党委研究决定，由你担任其中一个连的连长。现在命令你立即着手组建连队。组建具体要求是：干部战士年龄不超过30岁；男女比例为3:1；党团员比例不能少于50%，而且必须是思想觉悟高、历史清白、生产先进，各方面靠得住的。从现在起，你就开始到石总场下属各分场、连队去选拔，务必尽快将队伍组建起来。场里已经在各分场、连队进行宣传动员了，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  　　很快，135名政治条件良好、农业技术过硬、身体素质一流的战士组成了援藏的一个连队。 　　1966年4月5日始，2035名干部战士组成的援藏团分3批奔赴西藏。第一批援藏人员由易贡农垦团团长胡晋生带队。其中，干部90人、战士470人。他们在奎屯集合，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西宁，然后沿青藏线进入西藏，4月30日到达西藏拉萨。同年9月，原农七师副师长王隆率领第二批队伍到达西藏。一周后，来自农二师的第三批援藏战士也进入西藏。  　　奔赴雪域高原  　　从乌鲁木齐到西宁的2000多公里路程，援藏官兵们乘坐的是火车。而在2100多公里长的青藏公路崇山峻岭间，官兵们在卡车的摇晃中闯过了昆仑山口、五道梁、唐古拉山。恶劣的天气、险要的山路、剧烈的高原反应考验着援藏团战士们的信念和斗志。 !58@p​LJ w   　　原西藏易贡农垦团四连班长王云回忆说：“我们乘坐的火车很像闷罐车，车内光线不好。从兰州到西宁的途中，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带队领导就让识谱的我给大家教唱歌。歌一唱起来，气氛就活跃了，我们一路上都在唱歌。”   　　首批援藏团的官兵们终于在4月8日下午到了西宁。 　　从青海西宁出发时间是4月13日，当日的天气格外晴朗。东方刚泛鱼肚白，40多辆卡车载着援藏战士就出发了。第一个目的地是格尔木。   　　白天赶路，晚上住兵站。坐了几天卡车，每人身上都落满了一层黄土，个个灰尘满面。好在沿途看到了许多藏羚羊、牦牛、野骆驼、野猪、狼等野生动物，让大家感到新奇至极，暂时忘却了途中的疲劳和烦躁。4月18日到了格尔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藏起点。格尔木海拔2800米，是个天高云淡、风轻水绿，风景赛江南的好地方。“那时格尔木还算不上是个城市，没有几盏路灯。”援藏战士衡宗凤回忆说，要过昆仑山的那天，天蒙蒙亮兵站就响起了哨子声，随后，汽车发动的声音、女人喊叫孩子的声音混作一团。车队走了一阵子，有人提醒大家快看雪山。事实上，援藏队伍已经到了世界屋脊的边缘了，海拔在3000米以上。他们说的雪山其实是常年积雪不化、绵延数千里的昆仑山。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石头路上颠簸着。援藏团的战士们第一次感到了高原紫外线的强烈。海拔越来越高，出现高原反应的人数开始增多。  　　援藏队伍4月21日到达昆仑山口。4月26日开始翻越海拔更高的五道梁，这里海拔已达5000米左右。  　　队伍在温泉兵站休整一天后，战士精神面貌有所改观。接下来他们要向唐古拉山山口进发。这是青藏线上海拔最高也是最后一道隘口，海拔在5150米左右。到达唐古拉山脚下的那天是4月28日。 　　唐古拉山山顶终年积雪，此处天气变化莫测，经常雨雪交加、反复无常。只要一翻过唐古拉山，就进入了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已翻过昆仑山、五道梁两处“鬼门关”的援藏官兵在唐古拉山面前同样没有却步、退缩。 　　68岁的陶燕玲老人说：“车队过昆仑山和五道梁时，车开得很慢，大家对雪域高原的风光惊叹不已，再翻唐古拉山时，便不觉得有啥稀奇了。” 　　同样，卡车在翻越连绵起伏的唐古拉山时，大家再次经受了高原反应的折磨。今年70岁的贾德良、当年易贡农垦团四连连长回忆说：“到了海拔4000多米后，我就开始头疼、恶心、干呕，吃不下东西，到了五道梁兵站时，还输了氧，唉！”在五道梁没有什么反应的邵良才在这里也饱受了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他先是觉得呼吸困难、头晕、眼球都快涨出来了，随后又觉得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现住在农六师一○六团、原易贡农垦团一营三连卫生员杨六合说：“有人在呻吟、呕吐，我也迷迷糊糊的，像是被扔在沙滩上的鱼儿，只剩喘气的劲了。有一个反应较强的战士跌倒在其他人身上，脸变成酱紫色。我赶快拿过氧气袋让他吸几口才缓解，脸色也慢慢恢复正常。”    　　卡车似乎也出现了高原反应，行进的速度更慢了，摇摇晃晃走了不知几个小时后，大家突然看到路边有牲畜了，就问领队啥时能走过唐古拉山。为了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领队说：“已经过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顿时松了口气，也没那么难受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善意的“谎言”。   　　到达易贡之后 　　4月30日，援藏队伍顺利到达了西藏拉萨。5月1日，第一批援藏队伍在拉萨受到了西藏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晚，西藏军区还为大家举行了欢迎晚会。    　　抵达拉萨后的第三天，援藏队伍再次踏上征程，5月4日，到达目的地——离拉萨300多公里的波密县易贡湖畔，总计全程4600多公里。 　　在西藏4年多的时间里，剿匪是当时军事任务之一。靳元春当时是易贡农垦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退休前在石河子蔬菜研究所锅炉班当班长），据他回忆：1966年秋，西藏特别混乱，有血债人命的叛乱头子都跑到境外去了，与境内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一到晚上，到处都有枪声、发报声。部队为防止发生不测，规定凡外出必须3人以上，携带武器。那时，不少藏民都帮助我们，一天有人报信说有个土匪藏在玉山一个山包里。六连副指导员陈竹茂率领我们全班战士，找了一个叫卓玛的翻译带路赶到那里。当时天色已晚，为防止意外，战士在外守了一夜，天刚亮，便犹如神兵天降般将其抓获。押解回去后，当地藏民说他是叛匪副司令，大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农八师石总场的高兴汉、闫海水也讲述了一次剿匪经历。1968年7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地方报信，说村里有户人家偷偷往深山里送饭，并说他们已跟踪送饭人，摸清了地点。当天晚上，六连连长白莲塘带领高兴汉、闫海水等人直奔叛匪藏身的山林。在深山老林里搜索了两天，山林里没路，到处是刺，还带倒钩，把大家的手、脸、衣服都钩烂了。第二天大家相互挑刺时，痛得直咧嘴，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钻心地疼。 　　到了第3天下午，才找到叛匪的藏身处，那是一个很隐蔽的山洞。他们没有立刻出击，而是在山洞附近隐蔽起来。傍晚时分，4个叛匪张望着溜进了山洞，有两个叛匪临进洞时还转过身来警惕地向外面四周察看。看到叛匪们全部进洞后，白莲塘发出了行动命令，战士们迅速包抄过去，把4个叛匪一举抓获。高兴汉说，他们招供出一个是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两个是副团长。后来这4个人全部交由西藏军区处置。 　　王隆，原易贡农垦团副参谋长（退休前任农七师副师长）。“我们在易贡时，为藏民们办了好多好事、实事，藏民们非常感激我们。”王隆老人讲到那段往事时很激动。“我们易贡农垦团有个韩贵水，是二营五连卫生员，他医术高明，服务态度特别好。不但为战士们诊病治病，而且还为当地的藏民们治病，口碑很好。许多藏民们得知他的医术高明后，赶来找他治病。有的藏民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他看病，他态度和蔼，非常耐心地为藏民们治病，经他治疗救助的藏民不计其数。后来藏民们把牛、羊也赶来让他治病，结果也给治好了。战士们开玩笑说，你到底是人医还是兽医？藏民们对他的高明医术非常佩服，称赞他是雪域高原的好医生。” 　　当年，援藏团的各连队一般由3个男兵排和1个女兵排组成。女兵不仅要操持家务，而且和男兵一样都是建设者。现住五家渠市的范存炜告诉笔者：“40年前，我作为组织股的股长和姐妹们一起奔赴西藏。我们在易贡经常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那时不讲年龄差异，也没有性别区分，比赛的哨子一吹，男男女女就唱着号子，开始紧张的劳动比赛。” 　　范存炜说，她记得当时有个叫高雁的姑娘，人长得高大结实，修埂、挖渠、掏树坑都是好把势，劳动竞赛时男兵都赶不上她，大伙都叫她“花木兰”。现住农八师石总场的赵献云与高雁一样，也是援藏娘子军里的好把势。和她一起的姐妹韩中玉说：“当年在西藏，赵献云挑着两麻袋麦子走上百八十米都不换肩。我们上山割牛草，那山特别陡，下山的时候大家背一捆草，斜着身子一步一步往下挪。赵献云一人背两捆草走在最前面。她因为劳动现突出，经常帮助身体瘦弱的同志，连队里评先进年年都有她。” 　　赵献云说：“连队的4个排之间开展劳动竞赛，给成绩最好的排颁发劳动优胜红旗。我们女兵排拿过好几次优胜红旗。有一次开荒造田竞赛，有个叫唐玉坤的妹子发着高烧，她没让大伙儿知道就参加了竞赛。我们看见她满脸通红地拿着铁锹翻地，干着干着就扑通一下栽倒在地上。我和班长王官女把她背回宿舍，她醒过来就挣扎着要下床，还跟我要铁锹，说是要继续参加竞赛去。当时，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得了第二名，她非常自责地说，如果她不发烧的话红旗男兵拿不走。”    　　鄢汉武，当年易贡农垦团二营六连司务长，退休前在农八师石总场四分场连任会计。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67年春天，我们六连二排奉命上山开荒，那个地方的石头一个个都像房子那么大。山上风大，人说话都很困难。一天，大家正在吃饭，就听到外面刮起大风，声音像爆炸一样。带队领导赶紧让大家迅速疏散开来，我们有的趴在大坑里面，有的躲在石头背后，也有的躲在大树旁。这时，楼房那么高的雪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冲了过来，风势很大，有些树被连根拔起。当时帐篷、武器、炸药等物品全部被埋掉了，幸好人员没有大的伤亡，只有个别人受了点轻伤。我们花费了两天多的时间才把物品清理出来。4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仍觉得心有余悸，雪崩太吓人了。”    　　贺礼山，原易贡农垦团三营八连战士，他说：“李水友连长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干部中最能吃苦的一位，他太能干了。我们到易贡后，开荒造田、剿匪平叛、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李水友连长身先士卒，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开荒造田时，因为是山区，当时有一种漆树有毒，与香椿树非常相像，很难辨认，人接触后马上过敏中毒，脸肿、身上起水泡、下身红肿、行走困难，水泡一破流出黄水来，很久不能痊愈。我们当时不知道，结果不少战士都过敏中毒。尽管李连长自己也过敏了，但他每天仍在拼命工作。他把树叶放进嘴里品尝，分辨出漆树后就做上记号，让大家小心点。他自己每天都被漆毒折磨，有时整个头都肿了。后来，李连长自己琢磨研制出一种绞车，解决了人员安全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很快便在全团推广开来。1967年夏天，韩光辉的爱人难产，剖腹产时需要输血，李连长带头献血。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人们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纷纷主动献血，挽救了母女的生命。” 　　李连长的事迹感动和激励了许许多多的战士，全连各项工作走在了前列，他本人受到西藏军区表彰，曾作为代表出席西藏军区党代会积极分子会议。他所在的八连也被西藏军区授予“高原好八连”的称号。 　　当年，易贡农垦团四连驻扎在铁山脚下，这个连队共有125人，与波密县易贡乡加若村为邻，是易贡农垦团能与当地藏民直接交流为数不多的连队。 　　在易贡农垦团还有一个特殊的连队，叫藏工队。藏工队共有4个分队，由年轻的男女藏胞100多人组成，全部是党、团员，年龄都在30岁以下。藏工三队与四连相隔不远，四连和藏工三队的关系非常好，藏工三队的队员十分虚心地向四连的同志学习播种小麦等农业生产技术。 　　原易贡农垦团供销股会计邵良才说：“我当时分管粮食，经常到各个连队检查他们的生产情况，藏工队也是我检查的范围。我不懂藏语，每次下藏工队都要带上翻译卢布江村。很多藏工队员在连队干部战士的帮助下，认真学习汉语和生产技术，同时，连队干部战士也积极向藏工队员们学习藏语和修建房屋的技术。” 　　今年65岁的退休教师高兴汉说：“到西藏后，我被分配到六连宣传班搞宣传工作。宣传班通过编排小节目，如天津快板、数来宝、歌曲、舞蹈、小话剧等，宣传连队里的好人好事。目的是融洽军民关系，丰富大家的文化娱乐活动。六连驻扎在易贡大桥北面二三百米的地方，与藏工队所在的中北村紧挨着，我们就和藏工队经常举办联欢活动。当年26岁的布修是藏工队的民兵队长，人长得很帅，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舞跳得也好。只要他跳起舞来，六连的战士们都跟着他学跳藏族舞蹈。而20岁的银妞则长得非常漂亮，是藏工队里的‘百灵鸟’，她的歌舞更是让六连的战士们如痴如醉。银妞的父亲是青海回民，母亲是藏民。六连的战士都非常喜欢银妞，有人还说她是仙女下凡。在每次的联欢中，我们宣传班的20多名姑娘和小伙子也不示弱，穿上从藏工队借来的民族服装，轮番上场表演，台下总是不停地响起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1967年年初，来自农七师一二三团的柳标华被援藏团安排到连队食堂。也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食堂，他与藏族姑娘布瑞相识相爱了。 　　布瑞告诉笔者说：“当时，我在连队教书，由于不会说汉话，我就利用在连队食堂吃饭的机会学习汉话。有一天，我去食堂时，在门口与一位年轻人撞在了一起。当时年轻人连忙向我赔礼道歉，我也没往心里去。当我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过来坐在我旁边。这时我才从同事那里得知他是食堂有名的大师傅。” 　　从此，布瑞就开始对柳标华有了好感。布瑞说：“因为一个男人会烧菜，而且还烧得不错，我就认定他是我要找的另一半了。几个月后，柳标华正式拜访了我的父母。在当天的家庭晚宴上，他显露了一下厨艺，让我的父母很高兴。就这样，我俩确定了关系。”    　　1968年10月，柳标华与布瑞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俩就与西藏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他们现定居在西藏波密县城）。    　　熊开湘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乌鲁木齐工作的。参加援藏团后，他做了许多好事。在易贡时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采集一些中草药，采集过的药材有党参、当归、天麻、猴头、贝母、三七、五味子等。他时常把采集到的药材分给连队的同志们，用于治疗各种常见的疾病。   　　连队如果有人受了外伤，熊开湘就用三七止血；谁要是患感冒咳嗽，他就用贝母止咳；还有一些妇女同志身体较弱或产后身体虚弱，他就把采集到的猴头、当归、党参之类的滋补中草药送给她们补身体。这些中草药给连队里的同志们带来了不少方便，大伙都亲切地叫他“业余大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好学的年轻人跟他学习中草药知识，并和他一起上山采草药。 　　有一次，熊开湘带着几个同志上山挖当归和党参时，他看见一处山势陡峭的山坡上有一大片的天麻，他连忙往上攀爬。突然，他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平衡，人从山坡上滚了下来。这时他急中生智，把手中的长把铁铲用力插进土里，才将身体稳住了。同志们连忙赶来将他扶起，他的身上被石头碰得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也被磕出了一道血口子，可他一点也不在乎，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向那片天麻奔去。 　　奉命返疆洒泪壮行 　　援藏战士到了西藏后，首先树立起了以“藏”为家的思想，决心一辈子扎根西藏。他们克服了自然条件带来的重重困难，垦荒造田，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改变当地群众落后的生活、生产习惯。他们将先进的机械化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带到了西藏，更将兵团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传统带到了西藏，将一块块山地改造成良田、果园、茶园。在短短的4年间，兵团战士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用青春和汗水，甚至是生命建起了西藏易贡农垦团。 　　然而，正当援藏战士们要大展宏图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波及到了易贡农垦团，易贡农垦团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1969年10月14日，中央军委签发命令：批准易贡农垦团返回新疆。1970年7月初，除少数留守人员外，绝大部分援藏战士（包括家属、孩子）回到了新疆。   　　王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在西藏为藏民办了很多实事，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当得知我们要走的消息时，藏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哭着不让我们走。他们把我们当作最亲的亲人，依依不舍地为我们送行。藏民们送了十几里路都舍不得离去。当时的场景太感人了。” 　　时任易贡农垦团三营营长张川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西藏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当兵站的领导端起手中的茶杯问候战士们时，也不知是谁先哭了一声，接着便哭声大起，大家抱作一团。当晚的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这与刚进藏的情形截然相反。援藏战士们带着哀伤离开了战斗、工作过的地方。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企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哦……呀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40年前，这首歌还未诞生，援藏战士们已经见证了青藏高原的雄奇壮美。当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时，援藏团的老战士立刻便喜欢上这首歌，人人都会唱。这首悠扬大气的歌成为了2006年7月28日聚会的主题歌。   　　在王震将军铜像前，歌声不断。张复瑛老人激动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 　　有一方水土让我们思念，    　　我们的青春在那里奉献， 　　冰雪中有我们的战友，  　　雪山下有我们的伙伴， 　　泥石中有我们的血汗，   　　易贡湖有我们的呼唤。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感动了青藏高原唐古拉山。    　　农垦示范团的生命之火， 　　点燃、照亮了藏民的心田，  　　军垦的种子播撒在亘古荒原。   　　四十年援藏岁月稠，  　　屯垦戍边写春秋。 　　当年握别情依旧， 　　今日相聚泪双流。 　　夕阳正红益清健，   　　老有所为乐悠悠。 　　当笔者问及援藏老战士们如今最大的心愿时，他们都说：“想在有生之年，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回西藏看看，了却我们40年的高原情结。” PAGE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