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2

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 [摘 要] 本文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之二。在姊妹篇之一中，对跨文化 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 （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 （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 在本文中，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 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对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最后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课 题，尤其指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 在有关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姊妹篇之一中，我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即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我将对有关调 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进入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 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最后，我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课题， 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关于调整与适应的理论。 侧重调整或适应的理论 理论研究者们的另一个目标着重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们如何相互调整或相互适应。与 此相关的有三种理论：（1）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Gallois等，1995，2005），（2）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Ellingsworth，1988），（3）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Orbe，1998b；Orbe和 Spellers，2005）。 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传播适应理论（CAT）源于 Giles关于口音灵动性问题的研究，言语适应理论 （SAT；Giles和 Smith，1979）是其雏形。言语适应理论（SAT）认为在与他/她人进行 传播的过程中，说话者运用语言策略以博取赞同或显示个性。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 的策略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这些“语言手段”分别用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 Giles等人（1987）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SAT）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名为传播适 应理论（CAT）。Coupland等（1988）将传播适应理论（CAT）应用于研究不同辈分的 人之间的传播，并对原理论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基于侧重/聚焦对方将说话者的策略概 念化，同时加入了对方对说话者行为的理解/解释）。Gallois等人（1988）将 Coupland 等人（1988）的理论模式运用到跨文化传播上，加入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即 ELIT；Giles和 Johnson，1987）的一些推测，同时强调了跨文化传播 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力。Gallois等人（1995）改进了 1988年的理论版本，在适应过程中加 入了新的研究成果及跨文化差异。Gallois等人（2005）又对 1995年的理论版本进行了更 新。 传播适应理论（CAT）从传播活动的“社会历史境况”研究起（Gallois等，1995），这 部分理论包括相互接触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接触的社会规范（在传播适应理论中，跨 文化传播被归入跨群体传播的一类）。1995年的版本还吸纳了文化差异性理论。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二部分是有关传播者的“适应倾向”，即传播者视交往的外 群体为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或是二者相结合的传播倾向（Gallois等，1995）。“适应倾向” 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个人因素（如社会角色与个人身份），（2）跨群体因素 （反映传播者对外群体倾向的因素，如可察觉的内群体的活力），（3）“初衷”（比如察觉 潜在冲突，持久的决心去适应其他的群体）。 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播者视交往为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Gallois等， 1995）。同样，如果主流群体的成员觉得自己的社会身份不够稳固并感受到外来群体的威 胁时，他们会消极地看待非主流群体成员对主流群体的辐合现象。而那些依赖所在的群 体，并与群体保持团结一致的人们，则往往以群体间的形式来看待交往，同时强调自身群 体的语言标识。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现场情形”（”immediate situation”， Gallois等，1995），它包括五个方面：（1）“社会心理状态”（如当时传播者人际传播或 群体传播的倾向），（2）“传播的目的与注重对方”（如传播动机、交谈需要、关系需 要），（3）“社会语言策略”（如近似语策略，语篇控制策略），（4）“行为与技巧”（如语 言、口音、话题），（5）“标记与归因”。“现场情形”的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评价与将来意图”（Gallois等，1995）。 这种提法以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行为的感受为焦点。比如说从传播者的角度 看，传播对象的辐合行为会被视为怀有“善意”而得到积极正面的评价。当传播者视传播对 象为群体的典型成员并有正面评价，他们将来就会更乐于与传播对象及其所在群体的其他 成员交流传播。 Gallois等（2005）的理论模型基本建立在 1995年版本的基础上，不过减少了命题的 数量（从 1995年的 17个减少到 2005年的 11个）。这使得该理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跨 群体传播，并更易于开发出经得起检验的假说。他们指出，不同群体的成员在进行交流时 会发生一些意外，这可以随时将群体传播自然地转化为人际传播。这样，传播者将“初衷” 转化为“将来意图”的过程就难以把握了。 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Ellingsworth（1983）首先假设，所有传播活动都含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差异。他从而 认为，解释跨文化传播应该从解释人际传播开始，且必须考虑文化因素。[1]Ellingsworth （1983）的理论意在解释传播者在“有目的的传播”中是如何进行调整以互相适应的。他归 纳出八条“规律”（即“传播者互相影响形成的动态关系”，第 201页），譬如 “对传播风格的 调整适应不同，会引发文化理念差异”以及“环境对传播双方的有利程度不同，调整行为所 带来的压力也不同”（第 202页）。 Ellingsworth（1983）认为，功能性地调整传播以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有利于任务的 完成。非功能性调整传播会引起文化差异并延缓任务的完成。当传播者们必须互相合作 时，调整传播过程中公平就实现了。运用一些说服策略有利于调整传播。当环境对传播的 一方有利，或传播的一方势力较强，则另一方就会感到调整的压力。传播者的调整性行为 越多，其文化理念的变化越大。Ellingsworth（1988）更新了该理论，增添了一些规律与 命题的讨论，但总体理论未作大的调整。 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98a，1998b）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Orbe and Spellers [2005]了该理论并讨论了该理论的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共文化理论建立在缄默群 体理论（比如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些群体有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Ardener， 1975；Kramarae，1981）和视角理论（比如说特定的社会地位会使人们以某种主观的方 式观察世界；Smith，1987）的基础上。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 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 Orbe（1998b）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传播是指未充分代的 （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传播活动”（第 3页）。共文化 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和企图使他们缄默的人 协商”（第 4页）。共文化理论有两个前提：（1）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处 于边缘地位；（2）当面对“压抑的主流社会结构”时，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可以凭借一定的传 播方式来获取成功。 Orbe（1998b）认为，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一般出于三种目 的：（1）同化（比如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份子），（2）适应（比如尝试让主流群体成员接 受共文化群体成员），（3）分离（比如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的可能）。其他一些影 响共文化群体成员进行传播的因素包括“经验领域”（如过去的经历）、“能力”（如个人从事 不同活动的能力）、“情境”（如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传播）、“预想的代 价与补偿”（如一定行为做法的利弊）以及“传播方式”（即攻击性的、自信的或不自信的传 播）。 Orbe（1998a，1998b）将共文化群体成员在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的过程中 运用的一些做法（比如边缘群体的成员如何“协商其缄默的群体地位”，1998b，第 8页）分 离出来。这些做法是由共文化群体成员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方式共同决定的。不同的目的与 方式组合形成九种不同的传播倾向，不同的传播倾向又对应了不同的做法：（1）若传播 者不自信且分离主流群体，则会 “躲避传播”、“维持人际传播的障碍”；（2）若传播者不自 信且意在适应，则会“增加可见度”并且“消除定型观念”；（3）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同 化，则会“重视共同点”、“发展积极面子”、“进行自我反省”并“避免发生冲突”；（4）若传播 者自信且意在分离，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群体内部的传播网络”、“显示强势”并“抱守 定型观念”；（5）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跨群体的传播网 络”、“发挥联络者的作用”并“教育他人”；（6）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对传播活动 “充分准备”、“过度补偿”、“操纵定型观念”并在传播过程中“讨价还价”；（7）若传播者怀着 冲突之心且意在分离，则会在传播中“攻击他人”、“妨害他人”；（8）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 心但意在适应，则会“正视传播活动”并“从中受益”；（9）若传播者怀冲突之心但意在同 化，则与主流群体之间会“游离其外”、“镜像”、“策略性的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自我嘲弄”。 侧重身份协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论 理论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跨文化传播中的身份协商问题。关于身份问题的理论 有四种：（1）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Collier和 Thomas，1988； Collier，2005），（2）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Cupach和 Imahori，1993；Imahori和 Cupach，2005），（3）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Ting－Toomey，1993，2005），（4）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Hecht 1993；Hecht等，2005）。 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Collier和 Thomas（1988）就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提出了解释性理论 （可同时参见 Collier的论述，1998，2005）。他们的理论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 个命题。六个假设为：（1）人们“在语篇中协商多元身份”（第 107页）；（2）跨文化传 播是“靠做出推论的假设和承认不同的文化身份”来实现的（第 107页）；（3）跨文化传播 能力包括：在传播活动中保持意义连贯、遵守规则（即进行适当的传播）并得到正面的结 果（即进行有效的传播）；（4）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商定“传播双方共同的意义、规则体 系并且得到正面的结果（第 112页）；（5）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即 让与传播者有着共同符号意义系统和行为准则/规范的群体认可并接受他的身份，第 113 页）；（6）文化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文化身份的概貌），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 度）以及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六条假设的基础上，Collier和 Thomas（1988）推导出五条规律。其一为“语篇中 的规范与意义差异越明显，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第 112页）。其二：个人的跨文化传 播能力越强，越容易发展与保持跨文化关系。规律三与规律一相类：“语篇中的文化身份差 异越大，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第 115页）。规律四：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一方给对 方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对方自认定的文化身份越契合，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最后，“与文化 身份相关的语言指称会系统地与社会情境的各种要素，如参与者、情节模式和话题发生变 化”（第 116页）。而 Collier和 Thomas理论中的命题指出：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 在与其他身份的位置就越重要。 Collier （2005）详述了自理论产生以来，影响她思索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因素。在 最新的理论版本中，她运用了批评理论视角，但没有阐明理论命题。她关注的是“实践智 慧”。 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 Cupach和 Imahori（1993）的身份管理理论（IMT）是以人际传播能力为基础的 （Cupach和 Imahori [2005]对理论及检验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2]身份管理理论建立 在 Goffman（1967）对自我展现问题和面子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 Cupach和 Imahori（1993）认为身份这一概念给“经验”提供了解释的框架（第 113 页）。身份为行为提供预期，并激励着个体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许多种身份，但 Cupach和 Imahori认为文化身份和关系身份（如特定关系中的身份）在管理中占据着中心 的地位。继 Collier和 Thomas，Cupach和 Imahori认为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有着类似身 份的人的数量），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度）和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 度）的变化而变化。当传播者们有着相互不同的文化身份时，跨文化传播进而产生；传播 者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身份时，他们进行文化内传播。 Cupach和 Imahori（1993）认为身份的种种侧面会在“面子”（即与环境相对应的不同 身份）的展示过程中展露无遗。他们称“保全面子是人类交往过程中一种自然且不可避免的 条件”（第 116页）。在身份管理理论（IMT）中，“人际传播能力应该包括人们在传播活 动中成功商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身份的能力”（第 118页，斜体字部分省略）。在传播中保住 面子的能力是人际传播能力的一方面；Cupach和 Imahori认为这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同样适 用。Cupach和 Imahori（1993）认为，因为人们往往不了解他人的文化，那么他们在跨文 化交往中处理面子问题时会运用定型观念。但定型观念由于基于外在强加的身份，它会对 面子造成威胁。运用定型观念会导致辨证的紧张关系，这包括三种面子上的对立统一： （1）友情面子与自主面子，（2）能力面子与自主面子，（3）自身面子与友情面子或能 力面子。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成功处理面子问题的能力，也就包括了处理这三种紧张关系 的能力。 Cupach和 Imahori（1993）认为发展跨文化关系的能力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反复实践，不断摸索 （typo in Gudykunst’s article）”，在此过程中发现传播者享有 共同点的身份。第二阶段是使传播者不同的身份变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辐合关系身份，即使 他们的文化身份仍是不同的”（第 125页）。第三阶段是对身份进行重新协商。“有能力的 跨文化传播者会以第二阶段新出现的却狭窄的关系身份为基础对不同的文化身份实现重新 商定。”（第 127页）Cupach和 Imahori认为这三个阶段会不断循环；处在跨文化关系中 的人们会经历这三个阶段，他们身份的各个方面会从相互关系中展现出来。 Cupach和 Imahori（2005）指出，身份管理理论（IMT）并不是药方包治百病，但从 中得出的三条原则可用于提高跨文化传播的能力。首先，跨文化合作者需要建立关系身份 （比如利用符号上的辐合）。第二，跨文化合作者应该把文化差异视为“财富”而不是“障 碍”。第三，跨文化合作者需要认识到，“身份管理”与“关系管理”是在同一过程中的，“如同 手心手背”。 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ing－Toomey（1993）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体现于“在新的传播情节中传播者双方之 间的有效身份的协商”（第 73页）。她提出若干假设来组建身份协商理论（INT；Ting－ Toomey [2005]对相关的理论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自我意识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 响，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可以使人感觉到安全或者脆弱，对身份边界的确定刺激了行为的 发生，身份边界的确定则为包含和分化的对立，这种辨证关系又会影响自我意识的健全程 度，而健全的自我意识会使个体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即“在各种不同的传播环境下恰当、 有效而有创意地运用认知、情感和行为资源的资质与能力”，第 74页）。 Ting－Toomey（1993）认为，人们在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中越觉得安全就越乐意进 行跨文化传播；而越觉得脆弱就越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感到焦虑不安。而人的脆弱程度会 受他们对安全的渴求程度的影响。人们相互之间越需要包含，越是注重内群体与关系界 线；越是求异，越会拉大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能否处理好安全－脆弱和包含－分离的辨证 关系会影响到人们在身份协商过程中的应变能力。人们在自我认定中越觉得安全就会具有 越健全的身份意识与越强的综合自信心。而人们的自信心越强，他们的集体信心就越强， 在与陌生人传播的过程中也就有越强的应变能力。 人们与陌生人传播的动机影响了他们对传播资源的寻求程度（Ting－Toomey， 1993）。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应变能力越强，商定身份的效率越高。人们掌握的 传播资源越多样化，他们在互动的身份确定、协调与协同方面的效率越高。最终，人们在 传播中资源多样化，在“共建传播目标”和“发展共同的身份内涵与身份理解”的过程中就越灵 活（Ting－Toomey，1993，第 110页）。 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Hecht（1993）及 Hecht等人（2005）建立了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CTI）。 [3]Hecht（1993）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异端与冲突……而这些异端的各个 方面在所有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第 76页）。Hecht认为身份是一种“传播过程”，应该 在信息交换的语境中加以研究。他首先给出一些假设：“1、身份有个人身份、社会身份他 群体身份的特征；2、身份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变动；3、身份有情感、认知、行为和精神等 侧面；4、身份可以从内容与关系的不同层次加以理解；5、身份同时具有主观的和外在的 意义；6、身份是一种编码，从对话中表达出来并在社区下定义成员关系；7、身份具有语 义特征，可以从核心符号、意义与名称中得以传递；8、身份指定了恰当传播与有效传播 的模式”（第 79页）。Hecht认为这些假设是符合辨证理论的。 Hecht（1993）认为有四种身份框架：个人的、表现化的、关系的和群体的。而框架 作为解释现实的方法，从而“为认识社会现象提供视角，”（第 81页）。从个人框架看，身 份包括个人特性。Hecht就此提出三点假设（1）“身份是按等级划分的意义”，（2）“身份 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3）“身份是期待与动机的源泉”（第 79页）。Hecht认为，身 份是在与他人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与身份有关，但身份 总包含在所有的信息之中”（第 79页）。关于身份表现有三个假设：“身份是浮现的”，“身 份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符号中表现”以及“身份体现了等级划分的社会角色”（第 79页）。 Hecht（1993）认为身份是在传播者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是双方关 系的一部分，因为身份是双方“共同商定的”。关于关系身份，Hecht提出三点假设：“身份 显现在传播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身份 在‘关系’中表现”以及“‘关系’使身份成为社会成分” （第 80页）。Hecht同样在“群体”的框架下考察身份，“身份是一个群体中的人们具有的， 它也维系了这个群体的存在”（第 80页）。他的一个论证是“身份显现在群体和网络之中” （第 80页）。 Hecht等人（2005）总结了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4]和理论假 设、理论体系中的各种提法（与 1993年基本一致），支持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理论 今后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他们认为 Jackson（2002）的文化契约论填补了身份传播理论 （CTI）中关于身份协商问题的部分空白（如 Jackson将跨民族传播中的契约协商分为“准 备”、“半完成”和“共同创立”三个阶段）。Hecht等还认为身份传播理论（CTI）同样适用于 诸如研究疾病身份、运用科技手段协商身份的情景中。 侧重传播网络的理论 传播网络理论乃基于这样的假设：影响人们行为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特性。“网 络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人们在群体/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信仰或内 在规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关系，而不是静止的、与外界壁垒分明的群体本身”（Yum， 1988b，第 240页）。这些理论着力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5]相关 的理论有三种：（1）外群体传播能力理论（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ory，Y．Y．Kim，1986），（2）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 theory，Yum，1988b），以及（3）网络与文化移入适应理 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theory，Smith，1999）。 传播网络与跨群体传播能力理论（Networks and 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Y．Y．Kim（1986）利用个人传播网络的概念来解释外群体传播能力（注：此理 论被包含在 Y．Y．Kim [2005b]关于联合或分离的跨民族传播理论中）。个人网络强调人 与人的连结。Y．Y．Kim认为，自身有意或无意依赖于其所在网络的成员来认识和解释他 人的各种各样的特征与行为，这是个人传播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第 90页）。 Y．Y．Kim先假定，在个人传播网络中，外群体成员的存在以及与外群体关系的性 质对个人的外群体传播能力有影响。然后推出命题一：“个人传播网络的成员越不同，自身 进行外群体传播的总体能力越强”（第 93页）。此命题说明，在个人传播网络中存在外群 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Y．Y．Kim（1986）理论的命题二为：“个人传播网 络对外群体成员的向心力越大，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第 93页）。此命题说 明，在个人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命题三认 为：“自身与外群体成员的关系越密切，进行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Y．Y．Kim，1986， 第 94页）。此命题说明，与外群体成员保持频繁的接触和亲近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群体传 播能力。 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 [6] Yum（1988b）的理论分析了文化内与跨文化传播网络的异同。她先提出这样的假 设，跨文化情境下的行为比文化内部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变动性。然后她提出了六个命题。 Yum（1988b）的第一个命题为：跨文化传播网络呈现出放射状（人们联接着他人，而他 人之间并不互相联接），而同一文化内部的传播网络则是相互连锁的（人们联系着他人， 而他人之间又互相联系）。命题二做出这样的推测：与跨文化的情况相比，文化内的传播 网络更为稠密（基于实际直接联系的数量与可能联系的数量之比）。Yum（1988b）的命 题三认为，与跨文化传播网络相比，文化内传播网络是一种多通路的网络（来自不同路径 的各种信息经过不同的网络结点又传向不同的路径方向去）。而命题四认为“跨文化传播网 络中的联接是弱联系而非强联系”（第 250页）。强联系需要频繁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朋友 之间），泛泛之交或者只是偶尔联系的角色关系（比如与美发师之间）的联系是弱联系。 Yum（1988b）的命题五认为：“与文化内传播网络的情况相比，‘联络者’与‘桥梁’的角 色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更为显著，并在保持网络的连通性方面有更重要的地位”（第 251 页）。“联络者”是指将传播活动中的各个团体（比如互有联系的若干个人）联系起来的 人，但其本身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桥梁”是指联系起各个团体而本身又属于其中某个 团体的人。“联络者”与“桥梁”都是“中间人”的角色，都在不同群体的成员间构成间接的联 系。Yum（1988b）的最后一个命题认为“传递性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起的作用比在文化内 传播网络中小得多”（第 252页）。当“我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时，“传递”就产生 了。跨文化传播网络既然较为疏松且其中多为弱联系，则在与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建立联系 方面有帮助。 传播网络与文化适应理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Smith（1999）建立了将社会网络与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联系起来的理论，[7]其中包括 与网络性质有关的七个假设以及下列的七个论题。首先，移民更容易与承认他们身份的人 （比如说与他们来自同种文化的移民或者是居住国主人）建立联系。其次，移民经历新的 社会网络的方式会受到他们原来文化的影响。第三，移民的社会网络中居住国主人越多， 移民越容易吸收及适应居住国文化。第四，随着移民逐渐融入新的社会，他们的社会网络 也逐渐的发生变化。第五，移民的生活环境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等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建立 跨文化传播网络的能力以及吸收适应居住国文化的能力。第六，密集的网络（网络成员之 间成员彼此之间全都相互联系）会降低移民获得吸收及适应居住国文化所需资源的能力。 最后，Smith认为，“基于情境关系规范的跨文化网络和基于个人关系规范的跨文化网络相 比，前者的跨文化网络不如后者密集，但会有更多放射状的联系”（第 650页）。[8] 侧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与调整 （Adjustment）的理论[9] 学者们对移民的吸收、适应主流文化问题及寄居者在异文化环境中的调整问题已经关 注了五十多年。但仅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正式的理论才被建立起来。相 关的理论有五种：（1）传播文化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ulturation theory， Y．Y．Kim，1988，2001，2005b），（2）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Bourhis等，1997），（3）关于适应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of adjustment，Gudykunst，1998， 2005b），（4）在同化、偏离、疏远状态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in assimilation， deviance，and alienation states theory，McGuire和 McDermott，1988），（5）关于适 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H．Nishida，1999，2005）。[10] 前两种理论主要关注长周期的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而其他三种关注短周期的寄居者适应问 题。 跨文化调适（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二十多年来，Y．Y．Kim一直致力于发展她的传播与文化适应理论。她最早的理论 出现于韩国移民对芝加哥地区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的模型中（Y．Y．Kim，1977）。此 后，她基于开放系统的视角不断地对理论加以改进（Y．Y．Kim，1979，1988，1995， 2001，2005b；Kim和 Ruben，1988），主要是增添了移民“压力－适应－增长动力”的过 程以及将注意力放在移民“跨文化”的转变。此外，现阶段的理论尝试着将“实现跨文化适应” 描述为“陌生人与接受陌生人的环境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1995，第 192页）。 Y．Y．Kim现阶段的理论包含了以开放系统论为基础的若干假设，以及其他若干规 律与命题。规律即“法律般的”揭示了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严格陈述。命题则从规 律中推演得来。在一共十条规律当中，前五条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广义原则，包括：吸收 及适应主流文化与反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都是跨文化适应过程；“压力－调整－进展”的动 态过程是适应过程的内在动力；跨文化转变是“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的功能；随着 陌生人逐渐完成跨文化转变，“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的难度不断降低；跨文化转变 给陌生人带来功能上的强健和心理上的健康。后五条规律论述了跨文化转变和一些概念的 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包括跨文化转变和居住地人的传播的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 [11]种族文化进行的传播活动、环境情况以及陌生人的个人素质。[12] 在诸命题中，前三条设定了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和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种族 传播活动（－）以及跨文化转变程度（＋）之间的关系（Y?Y?Kim，2001）。[13]居住地 的个人及大众传播活动受种族传播活动（－）及跨文化转变程度（＋）的影响。种族的个 人及大众传播活动会对他的跨文化转变有负面的影响。其它命题将居住地文化对陌生人的 接受程度及陌生人在居住地文化中感受到的同化压力跟居住地的人的传播能力（＋）、居 住地人的传播活动（＋）及种族的传播活动（－）相联系。将种族团体的力量与居住地的 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及种族的传播活动（＋）联系起来。 种族距离受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以及种族的传播活动 （－）的影响。陌生人对于转变的准备程度跟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 播活动（＋）以及与种族的传播活动（－）[14]有关。陌生人的适应性格跟他与居住地文 化的传播能力（＋）、与居住地文化的传播活动（＋）以及与原来文化的传播活动（－） 有关。 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Bourhis等人（1997）建立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指出：居住国成员与移民群 体之间的关系是“受到国家整合政策的影响下的双方文化适应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第 369页）。他们的理论是由 Berry（1980，1990）的移民文化适应模式发展而来的。 Berry（1980）的理论模式基于移民对两个问题的回答：（1）他们是否想保持原来的 文化身份，（2）他们是否想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两个问题都答“是”， 说明他们对居住国文化 有“整合”的倾向。如果只想与居住国文化保持良好关系但不想保持 原来的文化身份，则说明这些移民倾向被所在的文化“同化”。如果移民们只想保持原来的 文化身份而不想与居住国文化建立良好的关系，则说明他们“分离”的倾向。而如果他们对 两个问题都持否定的态度，则他们就有处在文化边缘的倾向。Bourhis等（1997）又将“边 缘化”倾向划分为“反常倾向”（比如“文化疏远”）和“个人主义倾向”（比如说他们将自己与居 住国文化成员定义为独立的个体而非群体的成员）。 Bourhis等人（1997）就居住国人文化涵化的倾向，建立了一种类似的模式。这种模 式建立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上：“（1）你是否接受移民保持他们的文化遗存?（2）你是否接 受移民适应你所在的文化?”（第 380页，斜体字部分省略）。如果两个问题都回答“是”， 则说明居住国文化群体的成员趋向将移民“整合”进自己的文化。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否”、 第二个问题回答“是”，则说明他们有将移民“同化”的倾向。如果第一个回答“是”、第二个回 答“否”，则说明他们有“隔离”的倾向。而如果两个答案皆为“否”，则说明他们“排斥”移民或 有“个人主义”的倾向。 Bourhis等人（1997）有机地整合了两种模式，形成新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15] 他们利用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来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存在问题的还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当居住国群体成员与移民群体抱有共同的文化适应倾 向——或共为整合、或共为同化、或共为个人主义——的时候，相互关系最为和谐”（第 383页，斜体字部分省略）。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 对陌生人的概念进行定义是一个区分形象－背景视觉的现象。AUM的有效传播理论 （Gudykunst，1995，2005a）是从与陌生人（接近人们内群体的人）进行传播的人的角 度来写的，而 AUM的适应理论（Gudykunst，1998，2005b）则是从陌生人（如寄居者） 进入新的文化并且与当地人进行传播的的角度来论述。 AUM理论最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 AUM这样的名称）是有关适应的理论 （Gudykunst和 Hammer，1988）。[16]Gudykunst（1998）扩展了此种理论，加入了 1995年有效传播理论的一些规律，以及另外两条着力关注适应现象的规律（即，陌生人的 焦虑会因居住国文化的多元化倾向而减少、因他们长久地居住它国而加剧）。Gudykunst （2005b）发展更新了这一理论。 当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之中，他们会对当地人的态度、感觉、信仰、价值观以及行为 感到不确定（Gudykunst，1998，2005b）。他们需要预测居住地成员会采用什么样的行 为方式。当陌生人与居住国文化成员进行传播时，他们也会感到焦虑。焦虑是一种紧张的 情绪，一种不安的感觉，是陌生人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传播时因为结果不可逆料而产生的 忧虑（Stephan和 Stephan，1985）。这种焦虑源于陌生人对传播的消极预期，包含了通 常所谓的“文化震荡”。 为了适应其它的文化，陌生人不想要完全消除自己的焦虑与不确定性（Gudykunst， 2005b）。但如果他们的不确定与焦虑之感太严重，也会妨碍他们与居住国文化成员进行 有效的传播。[17]如果不确定性过甚，陌生人很难准确地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信息或对 其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18]而如果焦虑过甚，陌生人的传播活动会非常机械，并用自己 的文化参照系来解释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焦虑过甚还会导致陌生人处理信息的方式过 于简单而限制了他们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的能力。而如果不确定性太微弱，陌生人 会变得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而毫不担心自己的预测是否会 错。而如果焦虑的程度太低，陌生人会觉得没有动力与居住国文化的成员进行传播。 如果焦虑或不确定性过强或过弱，陌生人必须有意调制他们的焦虑情绪以利于进行有 效传播及适应居住国文化（Gudykunst，2005b）。调制焦虑要求陌生人懂得 “留意”（比 如建立新的类别，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不同的视角观点；Langer，1989）。 控制了焦虑后，陌生人需要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作出准确的推测与解释（比如控制不 确定感）。如果传播活动陷于机械，陌生人会用自己的参照系来预测和理解居住国文化成 员的行为。与此相反，如果陌生人懂得时刻留意，他们会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意识 到不同的视角观点（比如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角度理解传播活动；Langer，1989）从而对 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 Lieberson（1985）认为，就讨论的现象，有必要区分“基本的”与“表面的”原因。在 AUM理论中，调整 （并留意控制）不确定与焦虑的感受是陌生人进行跨文化适应的基本 条件；而陌生人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传播过程中究竟体验到多少不确定与焦虑，是许多 表面因素（比如自我意识、传播动机、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反应、社会类分、传播情境过 程以及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关系等）共同作用决定的。理论认为，陌生人适应能力（比如 对行为的适应能力）的表面因素与陌生人在不确定和焦虑的感受中所进行的调适是分不开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Gao和 Gudykunst，1990；Hammer等，1998）。 同化、偏离和疏远理论（Assimilation，Deviance，and Alienation） McGuire和 McDermott（1988）认为，同化与适应并非适应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是 传播过程的暂时结果。[19]因为无论是谁，无论他与某种文化整合得如何好，他总会在某 些时候偏离社会规范与社会准则。McGuire和 McDermott 认为“当个人（或是群体）的看 法在与他人的传播中得到正面的强化，便达到‘同化’的状态……当个体成员遵守期望的规范 时，群体便达到‘同化’的状态”（第 93页，斜体字部分省略）。 McGuire和 McDermott（1988）认为居住地人对移民偏离文化规范时的反应是“疏忽 的传播”。“疏忽的传播”即负面的信息或是信息的缺失。当移民不曾偏离文化规范或者处在 同化状态的传播中时（比如说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互动，使用居住国文化的语言越来越流畅 等），居住国文化成员会作出“同化的传播”的反应（比如称赞移民的行为，乐于与移民交 往等）。 当处于偏离文化规范的状态时，移民会感受到他们与新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McGuire和 McDermott，1988）。居住国文化成员此时会以“疏忽的传播”（比如低程度 的传播、负面的反馈等）作为反应。居住国文化成员的“疏忽的传播”可能使移民与居住国 文化“疏远”。被疏远的感觉包括“规范的缺失感与社会的孤独感”（第 101页）。移民从而感 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自己被排斥在居住国文化之外。这当中并不一定“包含敌意、攻击 与冲突”（第 101页）。 当移民感到被疏远时，居住国文化成员对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移民是否继续处在被 疏远的状态中。如果居住国文化成员的态度加强了这种疏远感（比如拒绝与移民交往，肮 脏语言，嘲笑移民等），移民很可能会选择退出，或者对居住国文化充满敌意，又或者拒 绝使用居住国文化的语言。 McGuire和 McDermott（1988）认为对于“疏忽的传播”，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的反 应是相似的。他们总结道：“如果偏离和疏忽传播的程度及类型发生变化，会致使个人接近 或进入疏远或是同化的状态……因此，群体或个人的疏远或同化状态是偏离行为与疏忽的 传播二者相互关系的结果”（第 103页）。 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 H．Nishida（1999，2005）运用“要略”理论发展了有关寄居者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理 论。她将“要略”定义为“对以往经验知识的概括集合，可以被整合进相关的知识体系并用于 指导我们在熟悉情况下的行为”（第 755页）。H．Nishida认为，寄居者不能理解居住国 文化成员的行为是因为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 “要略”。 当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要略时，他们会将注意力放在“费力费神的受数据驱使 处理过程上”（H．Nishida，1999，第 767页）。数据驱使处理的过程会受到寄居者自身 文化要略的影响，换句话说，寄居者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居住国文化成员 认为重要的东西）。H．Nishida认为，寄居者“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会积极地尝试重 构自身的文化要略或者总结新的文化要略”（第 768页）。 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前文所言，近 20年来，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美国及其他 文化地区，仍有一些跨文化传播科题在未来跨文化理论中有待研究。 首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理论使用的是客观主义方法，而很少有理论运用主观分析 法。有一些主要采用客观主义方法的理论中含有主观主义的成分（如 AUM理论中的“留 意”），但总的趋势是不将两种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显然我们需要更多运用主观主义方法及 综合运用主客观方法的理论。在我看来，只有综合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我们才能认识传 播。这要求我们不能死守超理论假设。 第二，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有一些不是用英语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 论我没有注意到。但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缺失一如美国以外的心理学理论的缺失 （Sinha，1997）。本文涉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出生于美国．然而研究者 出生于其它文化而在美国生活多年，创立了几个这里提到的理论（如 Todd Imahori，Min Sun Kim，Young Yun Kim，Hiroko Nishida，Stella Ting－Toomey，June Ock Yum）。 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是因为理论在不同文化学术中的位置（在许多文化 中，学术不重视发展理论），传播理论的研究在许多文化中才刚刚兴起，或者许多文化只 把研究重点放在大众传播上（而不是象跨文化传播这样的人际传播形式）。由美国以外地 区的学者发展本土化理论是当务之急。 在其他地区发展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之前，应先发展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 [20] U．Kim （1990）将本土化定义为“土生土长的、并非从其他地区移植而来的、生就为 本地区人民服务的”（第 145页）。因此，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 中。U．Kim（2001）认为本土化研究方法应重视具体文化中人们的经历。而本土化与本 地化又是不同的。理论的本地化是指转变美国的理论、使之适用于不同文化的过程 （Sinha，1997）。两种方法对于发展跨文化传播理论都是有用的。有些其他地区的学者 想把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理论加以修改，使之适用于自己的文化（即理论的本地化）；而还 有一些学者想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发展自己的本土化理论。 与传播有关的一些亚洲本土化概念的研究很多，它们可能会对发展本土化理论有所启 示。[21]比如说，“amae”（相当于“依靠、依赖”之意；Doi，1973，2001；Miike，2003； Tezuka，1993）；“awase”（相当于“与他人相互适应”之意；Tezuka，1992）；“chi/ki” （相当于“能量流”之意；Chung等，2003）；面子（比如，Hu，1944；Lim和 Choi， 1996；Morisaki和 Gudykunst，1994）；和谐（比如，Chen，2001）；间接（比如， Okabe，1987；Lim和 Choi，1996）；“ishin－denshin”（相当于“不靠语言、心领神会”之 意，Tsujimura，1987）；“sasshi”（相当于“猜测他人的意思”之意，T．Nishida， 1977）；以及“sunao”（相当于“正直服贴”之意，Tezuka，1992）。 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话题概念像日本人的传播能力 （如Miyahara，1995，1999；Takai，1994，1996；Takai 和 Ota，1994），一些本土 化的传播理论模式（如 enryo－sasshi，enryo相当于“沉默、保留”之意；Ishii，1984； Miike，2003；又如中国人传播中的自我－他人模式，Gao，1996）以及对“亚洲哲学如何 影响传播活动”（Yum，1988a）、“亚洲人的自我建构（如互相依靠）与西方人的自我建构 （如独立；M．S．Kim，2002）形成不同的传播风格”等问题的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些研究还不能被视为本土化传播理论。Ito（2002）关于大众传播的理论可能是个例外。 Ito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日语著作颇丰，且他声称所研究的大众传播问题是日本特有的 。但 是 Ito的理论可以视作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在日本的本地化模式，仍非完全的本土化理论。 Dissanayke（1996）呼吁，应该建立传播学的亚洲本土化研究方法；他曾在一本著 作中（Dissanayke，1988）多次尝试探讨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视角。Kincaid也作过类似的 尝试，但未建立完整的理论。Chan（2000）认为本土化研究需要本土化理论的指导。 Miike（2002）提出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假设，但他的假设本身是 用英文写成的。在以日语写成的研究成果中，运用 nihonjinron（直译为探讨日本人）方法 的很多（参见 Dale对此概述，1986），对日本与美国的传播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也很多 （参见 Gudykunst的研究，1993）。这些都可以作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基础。关于中国人 的行为（Bond，1996）与传播（Gao和 Ting－Toomey，1998）的研究也很多，这些也 都是有用的。应该认识到，对于其他文化地区的研究者来说，用英语写成的理论不会是本 土化的。本土化理论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