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抑或危機 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二○○六年十二月 255 典範抑或危機？ 「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 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 連玲玲** 本文旨在檢視「日常生活」概念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有效性，透過 分析與比較晚近的著作來說明，在多大的程度上「日常生活」能突破 過去的研究成果，提出新觀點來詮釋中國近代史。本文將先扼要地介 紹西方「日常生活」史學的發展脈絡，並界定「日常生活」的範圍及 核心概念，以作為學術對話的前提。然後把焦點轉回近代中國，探討 晚近中國史學界如何利用這個概念進行研究：他們提問的方式、內容 及限制。文章最後則探討「日常生活」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及 方法論上所可能的貢獻。 關鍵詞：日常生活 小市民 上海 北京 成都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中國近代史的再思 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05.6.29-7.1)，承蒙與會學者多方指正；修 改過程中，復蒙本刊匿名審查人的建設性意見，謹申謝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TAO 256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最近三十年西方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史學流派──「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史學，研究者開始把過去所認為「雞毛蒜皮」的瑣事納入 學術研究的範疇內，這些成果豐富了吾人對過去的認識──我們對古 人的了解可以細緻到他們所吃的食物、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交通工 具、所把玩的物品等。這些細節讓後世讀者更容易想像古人的生活空 間，進而了解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當然，日常生活研究的野心往往不 止於此，學者更希望透過新領域的建構來挑戰過去的研究典範 (paradigm)，1突破原有方法論的限制。對他們而言，從事這些研究最大 的報酬是在新的視點下看見不同的歷史圖像，嘗試對主流敘述有所補 充或修正。 這個研究取徑也影響到中國史的發展。早在 1959 年法國史學家 Jacques Gernet 已出版南宋的日常生活史，2到了 1980 年代以後，中國 史學界陸續出版關於小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著作，1990 年以來則較密集 地出現城市日常生活的專書。這些論著多半由博士論文修改出版而 成，顯示年輕學者對日常生活史的濃厚興趣；並且這股熱潮還正持續 之中。3 1 此處「典範」一詞乃借用 Thomas S. Kuhn的觀點，指的是具傳承性的研 究模式(models)，能形成議題以引導未來的研究方向。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62]), pp. 10-11. 2 本書在 1962年被翻譯成英文，並列為日常生活系列(daily life series)之一， 顯示出版社對此一領域的新興趣。Jacques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trans. by H. M. Wrigh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2). 3 最近幾年完成、關於近代中國日常生活的博士論文例如：Andrew David Field, “A Night in Shanghai: Nightlife and Modernity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9-193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1); Mark S. Swislocki, “Feast and Famine in Republican Shanghai: Urban Food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57 問題是，「日常生活」是否真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框架而形成新的 典範？它是否真的能夠說明、甚至解決問題而成為有用的分析工具？ 如果這些是肯定的，那麼「日常生活」研究取徑的優勢及限制又 何在？這些是吾人在閱讀、甚至研究中國「日常生活史」時所必須正 視的問題。 基於這些關注點，這篇文章旨在檢視「日常生活」概念在中國近 代史研究上的有效性，透過分析與比較晚近的著作來說明，在多大的 程度上「日常生活」能突破過去的研究成果，提出新觀點來詮釋中國 近代史。為了更清楚地討論問題，在回顧研究成果之前，本文將先扼 要地介紹西方「日常生活」史學的發展脈絡，並界定「日常生活」的 範圍及核心概念，以作為學術對話的前提。然後把焦點轉回近代中 國，探討晚近中國史學界如何利用這個概念進行研究：他們提問的方 式、內容及限制。文章最後則探討「日常生活」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 可能性及方法論上所可能的貢獻。由於本文旨在檢討日常生活研究方 法的應用，因此不打算作整個領域的回顧；文章中所討論的著作以中 英文的學術專著為主，近年來所出版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照片畫冊與通 俗性書籍，則不在討論之列。 一、史學家為什麼要討論「日常生活」 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知識發生興趣並不是近代的現象，以中國 為例，晚明出版大量的「日用類書」，其內容除了修身治家的原則外， Culture, Nutrition and the State”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Mark Steven Eykholt,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8). TAO 258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還包括與人交際的應對禮節、鑑賞書畫的知識、商業交易的祕訣等。4 西方亦有類似的現象，如十八世紀的英國與德國即有各種商業手冊的 出版，描述商人心態及商業文化。5近代則有各類的城市指南，不但 提供外來遊客導覽資訊，也是商業廣告的一種形式。6更有意思的是 《中國的一日》及《上海一日》的編纂及出版：茅盾受到俄國作家高 爾基(Maxim Gorki, 1868-1936)的啟發，向社會大眾徵文，報導 1936 年 5 月 21 日所發生的事件。由於作者來自不同省份城市及各個社會階層， 記錄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醫院裡的見聞、同事對長官的卑躬屈膝、 小理髮匠因繳不起攤捐而遭鞭刑等，性質上是 1936 年 5 月 21 日的 「集體日記」，生動地披露各行各業生活的真實面貌。《上海一日》 的出版過程類似，但投稿人可以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938 年 8 月 13 日之間自行選擇一日記事。1937 年 8 月 13 日發生滬戰，日本人轟 炸上海，三個月後華界淪陷。因此從編輯目的上來說，《中國的一日》 4 關於日用類書的研究，日本學者首創其功，如仁井田陞、酒井忠夫、坂 出祥伸、小川陽一等人，其著作之回顧，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 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1)，頁 7-12。另 參閱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 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期(臺北，2003.9)， 頁 1-85。邱澎生，〈由日用類書到商業手冊──明清中國商業知識的建 構〉，發於「近代中國的財經變遷與企業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12月 15-17日。 5 Daniel A. Rabuzzi, “Eighteenth-Century Commercial Mentalities as Reflected and Projected in Business Handbook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2 (1995-1996), pp. 169-189. 感謝邱澎生教授提供此一書目。 6 近代中國所出版的城市導覽指南以上海最多，如陶鳳子，《上海快覽》(上 海：世界書局，1924)；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上海指南》(上海：商務印 書館，1916)；上海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上海風土雜記》(上海： 上海信託股份有限公司，1932)；郁慕俠，《上海鱗爪》(上海：滬報館， 1933)等。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59 意在揭發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以作為革命基礎；《上海一日》旨在暴 露帝國主義侵略的惡行，並挑起愛國主義的情緒。儘管《中國的一日》 及《上海一日》的出版帶有強烈的政治意涵，編者似乎肯定民眾對日 常生活知識的濃厚興趣，以致他們選擇以出版「集體日記」作為達成 政治目的途徑。 不過「日常生活」作為史學研究的領域、用以概念化歷史知識則 是最近三十年的事。1970 年代起，西方史學界出現一個很大的轉折， 即 Lawrence Stone 所說的「敘述的復興」(revival of narrative)。7在此之前， 歐美的史學研究深受社會科學的影響，認為其目的在尋求歷史演變的 規律，不論是馬克思史學或是年鑑學派(The Annales)均試圖找出社會發 展的路線或結構。然而愈來愈多的史學家們不滿足於「社會結構」的 呈現，特別對造就「大歷史」(macro-history)的「小人物」(small people)消失 於歷史敘述感到挫折。他們認為歷史必須回到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之中，只有在看似平凡無奇的生活事件中才能找到歷史的真正意義， 並且主張過去所認為的「邊緣人物」才應該是歷史書寫的中心。8 7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 (November, 1979), pp. 3-24. 8 日常生活史學大致源自兩大學術傳統，一是德國的 Alltagsgeschichte(日常 生活史)，一為義大利的 microstoria(微觀史學)。兩者均強調對市井小民的 歷史作深入的敘述，並賦予在日常生活場域中的能動性(agency)，同時批 評社會科學式、結構論式的歷史研究。兩者的一項差異點在於其學術研 究的政治目的。許多德國日常生活史學家最早致力於納粹時期的研究， 他們主張，下層公務人員或士兵並不如過去所認為的，只是執行高層的 屠殺命令；他們與國家共享相同的意識型態及屠殺責任。義大利的微觀 史學家則多原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來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獨裁政權，另一 方面對馬克思式的宏觀史學失去信心，而轉向微觀史學的研究取徑。關於 日常生活史學的發展，見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TAO 260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造成這個學術轉折，主要可歸納為四方面的原因。首先，從知識 社會學的角度來看，1970 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對長久以來的「現代化」 典範產生質疑：工業革命使人們樂觀地相信工業資本主義及技術革新 能持續帶來進步與繁榮，但層出不窮的社會抗爭與對立卻顯示工業化 使社會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根植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馬克思學派及 年鑑學派也因此遭到空前的挑戰。基於對弱者的同情，史學家認為有 必要為「受害者」撰寫歷史。9 其次，文化人類學也對日常生活史學的形成帶來影響。文化人類 學通常以非西方(主要是第三世界)社會為研究對象，觀察其傳統文化及習 俗如何規範人們的生活方式。人類學家對「邊緣地區」的關注引起一 些歷史學家的高度興趣，Natalie Davis 便曾指出，人類學家對於社會 互動的細密觀察及對象徵性行為的詮釋，對歷史研究起了刺激的作 用，促使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問題，也對所謂的「歷史重要性」 有了新的定義10──能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不只是政治精英及其 相關機制；民間宗教的領袖所傳講的信息及所施行的禮儀，我們看來 會認為是「非理性行為」，它們卻是一般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上述兩種社會成員及其行動，都突顯了該社會的特殊性格。這種 新的學術興趣帶動了史學研究的轉向，不但在研究對象上從帝王將相 轉向市井小民，進而引發「新社會史」的熱潮，研究主題也從市場機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1-117;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38:1 (February, 1999), pp. 100-110. 9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p. 100-101. 10 Natalie Z. Davis,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2:2 (Autumn, 1981), pp. 267-275.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61 制、官僚體系等結構性問題轉向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個人性問題。 其中以 E. P. Thompson、Natalie Davis、Lawrence Stone 的著作最受矚 目。11儘管他們的著作並不以「日常生活」為主題，但日常生活史學 辯論的健將往往以他們為學術典範。12從這個角度來看，日常生活史 學可說是「新社會史」的分支流派。 第三，文化理論的發展刺激歷史學家以日常生活的視角來思考並 概念化問題。從 Georg Simmel、Walter Benjamin、Henri Lefebvre 到 Michel de Certeau，這些理論家的共同關懷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討 現代性的問題。如 Benjamin 的「垃圾美學」，把日常生活中一些過 時的、被遺棄的素材並置(juxtaposition)在一起，使之看起來像是一種「偶 然的機遇」，而不是「方法論的步驟」。因此，從日常生活所呈現出 來的現代性，是歷經工業化的衝擊後，「各種殘骸碎片(debris)的持續 累積」。相對於 Benjamin 將日常生活視為社會被快速消費、「零碎 化」的表現，Lefebvre 則認為日常生活所表現的是社會整體性，現代 資本主義的擴張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裡，因此「革命不能只是改 變政治人物或制度，它必須改變日常生活，一個已經被資本主義確切 地加以殖民化的日常生活。」13不論這些理論家如何扣連日常生活與 11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Natalie Z.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12 Hans Medick, “‘Missionaries in the Rowboat’? Ethnological Ways of Knowing as a Challenge to Social History,” in Alf Lüdtke ed., William Templer tran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50. 13 關於日常生活理論流派的介紹，見：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17. 中譯本 TAO 262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現代性，對現代化、工業化及資本主義化的批判，儼然成為日常生活 文化理論的主軸。從這一點看，日常生活很自然地成為馬克思史學家 的「新武器」，透過對生活細節的描述，深刻地暴露資本主義對現代 人的宰制。 第四，從史學本身的發展來看，日常生活史學最大的野心是企圖 回答長久以來社會史研究所懸而未決的根本問題，即如何理解個體經 驗與總體結構之間的關係。歷史學家的主要責任並不在突顯個人英雄 色彩，而是表達某個時代的集體心靈；然而從實證的角度來看，歷史 學家的敘述卻又是從一個個具體事例累積而成。以馬克思學派及年鑑 學派為代表的社會科學式史學雖然試圖尋找超過個案之上的社會結 構，但卻也在同時失去個別的經驗，以致無法理解並表現歷史過程的 二元性質。因此史學家希望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尋找歷史變遷的動力。14 不過日常生活史學出現以來，也招致不少批評，其中最大的挑戰 是如何界定日常生活範圍。論者以為日常生活的概念不夠精確、界線 也不清楚，以致它該包含哪些內容，言人人殊。不過日常生活史學家 仍有一些共同的關懷，其一是把焦點放在一般人(ordinary people)，也就 是那些並未留名青史的小人物身上──日常生活史學正是建立在這 種「默默無名」(nameless)的特質之上。15不過史學家的野心並非只想擴 充原有的研究領域，而是希望以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特別是重新看 待社會科學式史學所不斷強調的「超越個人的形塑力量」(shaping power 可參閱：周群英譯，《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臺北：韋伯文化，2005)， 頁 173。 14 Hans Medick, “‘Missionaries in the Rowboat’? Ethnological Ways of Knowing as a Challenge to Social History,” pp. 43-44. 15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 101.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63 of supraindividual forces)，即「社會結構與過程」(societ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想法是反轉原有的思考方向。德國日常生活史學家 Alf Lüdtke 便直言，這些所謂的社會結構其實也都是歷史的產物，不 能只將它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16這樣的想法迫使我們重新形構問 題，甚至重新思考過去所習以為常的研究範疇。例如過去研究工人運 動時通常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當作背景或是勞資糾紛的「結構性」因 素；但從日常生活史學的角度，問題就變成工人如何「經驗」或「感 受」資本主義經濟，甚至資本主義、階級等概念也不再像過去所認為 具有相對穩定的界線。換言之，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被「歷史化」 (historicized)的分析對象，而不是人類行為的決定因素。日常生活史學 的終極關懷並非填補歷史知識的空白處(儘管建立「全面性歷史」total history 也是它的目標之一)，而是挑戰過去對歷史的詮釋及歷史知識的分類方 式，因此它的企圖是方法論及知識論上的突破，並樹立新的研究典範。 除了強調「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以及歷史化社會結 構之外，日常生活史學家還把重點放在例行的、重複的生活方式上， 不過他們並不像年鑑學派一樣，試圖在重複的、不變的模式中尋找結 構。一方面他們承認生活的重複性，並認為正是這種生活的重複性使 人們的「思想與行動變得很實際，因為慣例的作用是使人從懷疑及不 確定感中得到解脫。」另一方面他們認為任何的變化乃源於真實生活 中人們產生不同的利益、需求與渴望；當人們日復一日地重複生活韻 律時，歷史動力亦潛藏其中。更簡單地說，日常生活史學所要呈現的 16 Alf Lüdtke,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nd Who are its Practitioners?” in Alf Lüdtke ed., William Templer tran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8. TAO 264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主題是人如何同時成為歷史主體與客體的故事。17 日常生活史學是否真能像研究者所承諾的，開創新的歷史思考方 向及研究取徑，仍有待觀察與評估；不過其影響力的確擴及非西方學 界。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對日常生活史學亦開始產生興趣，尤其幾本 關於近代城市的著作都把焦點放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上，以下筆者將 按照這些新著的共同主題加以探討，以期觀察究竟日常生活史學對中 國史研究產生怎樣的影響。 二、近代中國的日常生活 (一)誰的日常生活 1980 年代以來近代中國史研究出現很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趨 勢之一是「邊緣人物中心化」，18而這正是日常生活史學的重要使命。 最近幾部關於民國時期日常生活的著作均把焦點放在一般大眾、尤其 是社會底層的身上，如勞工(特別是紗廠女工)、19妓女、20黃包車夫、21以 17 Alf Lüdtke,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nd Who are its Practitioners?” pp. 5-6. 18 這個特徵不僅出現在社會史研究，就是政治史研究也愈來愈強調社會群體 對國家權威的挑戰或日常生活的權力關係等。關於晚近民國史研究領域的 變化，可參見：Frederic Wakeman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ail Hershatter, Workers of Tianj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Christian Henriot,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Shanghai: A Social History,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65 及飽受歧視的上海少數族群蘇北人等。22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貧窮、 且被深刻地捲入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輕易地以 他們為階級鬥爭的分析對象。不過，許多作者均有意識地避開階級鬥 爭的論述，而將重點放在對日常生活的描述──工作與居住環境、人 際關係、例行活動等。從這些城市貧民的生活經驗發現，「階級鬥爭」 並不是他們生活的全部、甚至是關鍵部分，有時鄰里間的磨擦反而是 他們更重要的生活片段。這個思考可能會改變我們勾勒歷史圖像的方 式：描述黃包車夫眼中的北京及上海時，街道里弄文化可能比一次又 一次的政治事件更重要。換言之，日常生活的面向幫助我們看到更複 雜、也更貼近社會現實的城市生活面貌。 除了城市貧民之外，另一種「邊緣人物」是所謂的「小市民階級」。 受到中共革命史學的影響，中國社會史研究往往只注意到社會階層的 兩端，即剝削大眾的官僚和資本家，以及被剝削的農民及勞工，介於 這兩端之間的民眾則長期受到研究者的忽略，因此他們可說是歷史研 究與書寫的「邊緣人物」。231990 年代以後學者開始對「小市民」的 184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1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2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3 這一點在 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更為明顯。見：張維安，〈近代中國社會 階層結構──士紳與商人階層文獻之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TAO 266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生活樣態產生興趣，認為這個領域可能為城市史研究開出新局。不過 「小市民」是個定義模糊的概念：社會群體研究多半以職業、性別或 籍貫作為分類標準，「小市民」則是對非上層精英分子的城市居民的 一種籠統稱呼。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 Perry Links 認為包括小商人、各 行業的店職員、高中學生、家庭主婦等的「小市民」是鴛鴦蝴蝶派小 說的主要讀者，24這個定義雖預設了「小市民」具備一定的教育水準 及經濟能力，可以負擔得起閱讀小說的文化(或休閒)活動，但事實上「小 市民階級」的內聚力量極低，很難將它視為一具有統合性的社會群 體。葉文心研究鄒韜奮及《生活週刊》時，採取了 Links 對小市民的 定義，但除了刊物所要傳達給「小市民」的信息之外，我們其實對「小 市民階級」的影像仍然感到模糊。25為了更進一步探討「小市民階級」， 葉文心乃以 1930 年代中國銀行行員為研究對象，特別著重探討公司 裡各種機制(包括物質的時鐘及非物質的業餘活動)對行員日常生活的規範。26 這樣的研究固然使讀者對「小市民」產生具體的印象，但由於一開始 便以特定行業中的一家公司為研究對象，便失去了「小市民階級」的 概括性。因此，從中國銀行的例子當中，日常生活史並不能使吾人更 清晰地概念化「小市民」的群體性質。盧漢超研究上海「小市民」的 方式則採取不同的策略，從民居的角度來界定這個群體：他們住在所 24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5 Wen-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Enterprise, 1926-1945,” in Frederic Wakeman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6 Wen-hsin Yeh, “Corporate Space, Communal Time: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 (February, 1995), pp. 97-122.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67 謂的「石庫門」的里弄房子裡，狹窄卻又稍有隱密性的居住空間，表 現出他們與城市貧民在經濟與文化地位的區隔。當然，這個定義同樣 以物質條件為基調，但與上述研究不同的是，以居住環境所界定的「小 市民」更富有「社區」的意味，並具備社會群體的意義。從這一點來 看，日常生活研究不但有助於吾人了解社會組成份子的多元與複雜 性，也有助於吾人以新的界線來劃分社會群體──這可能比社會科學 式的人口學因素更貼近人們的生活經驗，進而更接近歷史真實面貌。 不過並非所有的日常生活研究都真的能夠幫助釐清「小市民」的 獨特性及其群體意義，王笛關於近代成都街道文化的新著便是一例。 他所定義的「城市普通人」(urban commoners)，指的是「社會的下層階 級，可以是無名小卒、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每一個人、平凡的人， 甚至可以是『危險階級』。這些人在街上工作並與人交誼，創造 E. P. Thompson 所說的『庶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這些人的名字可能被歷 史遺忘，但他們每天占領著公共空間，創造街道文化。」27這個定義 其實與盧漢超所謂的「小市民」相去不遠，只不過王笛更強調形塑這 個群體的「空間公共性」。問題是，「空間公共性」是否可以有效幫 助我們更清楚地界定「城市普通人」？當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占用相 同的街道空間，我們就很難以「空間公共性」來有效地說明「城市普 通人」這個社會群體的特色與內涵，結果作者還是必須訴諸過去馬克 思階級論來定義「城市普通人」，而對「城市普通人」街道文化的精 緻描述只能證實一個普通常識，即「城市普通人在公共空間也占有一 席之地」。這樣的日常生活研究並不能真正幫助我們超越過去的學術 典範。 27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 TAO 268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以華人的生活經驗為主，少數關於在華外籍 人士的研究，也以傳教士的宗教傳播及外商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 為主。1950 到 70 年代間，有一群曾住在黃浦江邊的英美人士回憶他 們在上海的生活經歷，這些故事多半強調租界政府對上海近代化的貢 獻，對住在上海的幾百萬華人卻著墨不多。28這些人乃社會精英，因 此他們的著作非屬日常生活史的範疇。然而在華外籍人士並非個個屬 於有錢、有教養的上層階級，許多人或為了躲避祖國的戰亂迫害、或 為了追求快速發財的機會，千里迢迢來到上海，但終究只能勉強在異 地餬口度日。例如有「金絲貓」之稱的白俄羅斯妓女、在二次世界大 戰中落難的猶太人等都屬於上海「邊緣人物」的一種。目前這方面的 研究成果以在上海的猶太人社群較多，這些著作多半隱含強烈的政治 目的，即藉著紀念猶太人遭逼迫、求生存的故事來提醒世人納粹屠殺 的罪惡，因此以傳記及回憶錄的形式為主，亦較少談論他們與上海華 人的互動。29Maisie J. Meyer 則探討 1845 至 1949 年間猶太人如何在 上海建立自己的社群，一方面努力為其它外國社群所接納，另一方面 必須維持猶太傳統文化。30最近 Robert Bickers 透過上海工部局警察的 故事來描繪英籍人士在上海的生活樣態。這些警察不但在社會經濟生 活上屬於「邊緣角色」，地理空間上他們也身處大英帝國的邊緣。從 外籍「普通人」的角度來看上海生活經驗，不但有助於了解上海文化 28 關於 1980年代以前上海外國人(Shanghailander)的懷舊性著作的介紹，見 Jeffrey N. Wasserstrom, “New Approach to Old Shanghai,”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2:2 (Autumn, 2001), pp. 267-270, 273. 29 James R. Ross, Escape to Shanghai: A Jewish Community in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30 Maisie J. Meyer, From the Rivers of Babylon to the Whangpoo: A Century of Sephardi Jewish Life in Shanghai (Lanham, M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69 的混雜性(hybridism)，更使我們重新思考「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意義： 它不但是一種侵略，也是一種機會；對中國人是如此，對在上海的底 層外國人亦復如此。31 (二)邊緣人物的主體性 日常生活研究最大的挑戰還不在於擴大研究對象，而是如何在許 多零碎片斷的生活細節中梳理出有意義的歷史脈絡、並提出重要的歷 史問題。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來，學者們的共同焦點之一是「邊緣人 物」的主體性問題。在盧漢超的上海圖像中，黃包車夫固然屬於社會 底層，但這並不代表貧窮可憐是他們永遠的宿命──他不但強調黃包 車夫的生活步調有相當的彈性與自主性，也指出他們向上流動、成為 車行老闆的可能性。更令人驚訝的是，作者以黃包車夫的口述記錄、 記者的描述及當時中山大學生理學研究所的調查報告為證，指出黃包 車夫的勞動強度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強。而他筆下的「小市 民」，雖然生活空間受到限制，但他們似乎總是能夠找到樂趣，政治 力量也似乎並未對日常生活的韻律帶來根本的改變。32這些細節一方 面補充吾人對城市生活的知識，另一方面也改寫下層社會受到階級剝 削的馬克思史學。 其他學者則對這種主體性不這麼樂觀。葉文心所描述的中國銀行 行員，每天在機械鐘的規範及公司各種課程的安排下，失去自主性而 感到生活的無聊及工作的無意義。董玥及王笛分別關於近代北京及成 31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32 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p. 67-105. TAO 270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都的研究同樣把焦點放在市井小民身上，他們一方面強調民國時期小 市民對公眾事務的興趣與參與，另一方面則突顯社會輿論在政治力的 監視及控制之下，呈現相對軟弱的姿態──即使他們的確曾經對妨害 私人利益的城市公共建設發出反抗的聲音，這些抗爭並未帶來立即的 效果。在日常生活的層次，這些著作不但很少強調「小市民」向上流 動的可能性，他們所描述的城市生活與街道文化的變化動因，也直接 根源於新政策的推行，「小市民」所能享受的主體性是很有限的。33 這兩派學者對「邊緣人物主體性」的不同詮釋，主要源自於作者 對國家角色的認定。在盧漢超的上海生活圖像中，「小市民」似乎對 政治問題不甚關心，「國家」或其它政治性權威也扮演次要的角色。34 在這一點上，盧漢超比其它作者更堅持日常生活史學的信條，即跳開 原本大家所習以為常的大結構，直接從日常生活著手來呈現「以人為 中心」的歷史。 董玥及王笛則不同，儘管在他們的敘述中充滿「小市 民」的生活片段，其背後仍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主宰一切，就是過去 研究中所不斷強調的「政府」──在這裡所指的不但是地方性的政治 權威，有時國家權力亦涉入，特別在北京的例子更為明顯。這使我們 不得不追問，我們應如何認識國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一方面，我們 的確必須承認，國家或政治權力對個人生活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不 過如果日常生活研究仍然重複過去以「國家」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 也就是把國家當作形塑日常生活的結構力量，那麼日常生活史學究竟 在何種意義上可以開創新的典範？這個意義上的日常生活史學除了 提供更多的資料，它在方法論及歷史解釋上如何突破過去的框架？我 33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34 Jeffrey N. Wasserstrom, “New Approaches to Old Shanghai,” pp. 278-279.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71 們是否需要「日常生活史學」來證明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另一方面， 若採取盧漢超的作法，完全避開政治面向，則「政治權力」的位置該 如何擺放？個人生活的主體性是否真能揮去政治力的魅影？值得一 提的是，盧漢超在 2003 年出版一篇文章，一改其「非政治」(a-political) 日常生活史的態度，以革命歌曲的改編為例，說明一般人如何看待政 治。他認為一般老百姓最關心的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細節，而面對政 治壓力與動員，老百姓的抱怨往往表現在幽默的大眾文化中，即便在 政治氣氛緊張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亦然。例如，文革時期最受歡迎的「我 愛祖國的藍天」，歌詞便被改編成「我愛武漢的熱乾麵」，藉著日常 生活最基本的食物，表達對現實政治的揶揄，並以迂迴(也較安全)的方 式諷刺政府糧食政策的錯誤。35換言之，盧漢超自己都已經意識到， 即使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史，亦無法完全迴避政治。至於要如何扣 連日常生活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一個可能的作法是，反轉國家在歷史 書寫中的位置，不把它當作日常生活的基礎結構，而是從日常生活的 眼光來看國家，認識國家對市井小民的意義。如此，「國家」便不再 是一種本質性存在，而是在不同脈絡下，被以不同方式解讀的權力客 體。換言之，國家 / 人民之間的那條權力界線，恐怕才是日常生活史 學所要解構的對象。 (三)日常生活中的「認同」 此外，學者也透過日常生活的研究來檢視「認同」(identity)問題。 研究知識份子的認同可以從他們的著述及言論著手，對於小老百姓、 35 Hanchao Lu,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significant: Reconstructing the Daily Lives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March, 2003), pp. 150-157. 感謝張瑞德教授提供此一書目。 TAO 272 連玲玲 新史學十七卷四期 特別是目不識丁的社會底層，則需要從行動(如集體抗爭或慶典儀式的參與) 來探索他們如何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而日常生活的細節正可為 研究者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從目前的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看來，上海 似乎比其它城市存在更明顯的認同焦慮，這可能是上海作為一移民社 會，聚集了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型態一 方面源自於原鄉文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其它文化的影響，在這種情況 下最容易出現認同的問題，特別是原鄉認同與上海認同的衝擊與融 合。Emily Honig 對「蘇北人」的研究提到，「蘇北」乃為上海的江 南人士所創造出來的地域標籤，它只在移民的脈絡才有意義──事實 上這些「蘇北人」來到上海之前從未聽過「蘇北」這個詞彙。對他們 而言，同一縣份才是更重要的認同根源。儘管某些蘇北北部縣份的旅 滬人士的確組成「江淮旅滬同鄉會」，透過創造新的地域認同以對抗 被污名化的「蘇北」，他們卻不認為自己是「新上海人」，換言之， 他們並未對新的落腳地產生認同感。盧漢超則認為這些上海新移民形 成一種「雙重認同」(dual-identity)，一方面他們樂於稱為「上海人」， 因為這是進步、現代與財富的象徵，另一方面他們與原鄉維持緊密的 關係──不但按時將餘錢寄回家鄉、參加同鄉會組織、甚至希望死後 能安葬在家鄉。Honig 與盧漢超在觀點上的差異可能來自於他們討論 不同的社會群體：Honig 所討論蘇北人絕大多數是貧窮的農民，因農 村經濟破產才游離至上海謀生，他們對上海的新生活除了求生存外， 沒有太多的奢望，因此「上海人」的認同並不是他們關注的事。盧漢 超談「上海人」認同時主要徵引作家、企業家的話，對這些人而言， 「新上海人」的認同可以成為他們的一種文化資本以鞏固在新落腳處 的地位。此外，盧漢超對「上海人」認同的討論並不十分令人信服， 主要因為他並未說明這種「雙重認同」是在同一群人身上出現，還是 不同人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認同。若是前者，則他應該以一群人為主要 TAO 典範抑或危機？ 273 對象來探討不同的社會身份對他們的認同產生何種效應。 除了地域 / 族群之外，尚有其它區分人我的社會界線，如職業、 性別、階級等，不過也許刻意撇清與馬克思主義及女性主義的關係， 上述研究甚少討論階級意識或性別意識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與表 達。王笛對成都婦女試圖取得公共空間可見度的敘述，本來有機會探 索普通婦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主張性別認同，但他僅將當時社會改革 者對婦女的評論及報紙對社會新聞的描述當作婦女生活實況的反 映，以致他無法深入地探討各種論述間的緊張關係，甚至只能對個別 事件中所透露的性別關係作表面的處理。例如他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是，當婦女被地方當局禁止成群地前往城裡的寺廟進香，她們便轉往 郊區的白馬寺及三聖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