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2014年03月04日 19:19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作者：张弘 核心提示：自获得独立以后，乌克兰社会就面临着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乌克兰的社会转型在政治方面可以理解为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不仅要进行民族-国家的重新构建，而且还要进行民主-国家的构建。社会的转型造成了乌克兰社会在历史宗教文化上的认同矛盾，经济发展上的道路之争，在政治上的民主危机。这三个方面的矛盾演化成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通过分析乌克兰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笔者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政治家如何去处置。乌克兰政治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过激言行是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差异问题演化成为危机的关键，而民族认同危机又增加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本文摘自《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  作者：张弘 原题为：《社会转型中的国家认同：乌克兰的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张弘，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一般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含有多重意义的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定义应为：国民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边界、制度、价值、利益和身份的一种自觉的认可和接受。民族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认同，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国家政权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情感，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 本文将国家认同问题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冲击了原有社会中的国家认同，在新的社会形态中需要重新构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转型是一种由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向现代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历史图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领域由专制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文化的转型。 因此，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来说，不仅需要建立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更需要建立起稳定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它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二是民主-国家，它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稳定和完整都受此影响并出现了新的认同危机问题，需要重新选择发展方向和进行自我定位。此外，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内部族裔向原有的民族认同回归，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也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认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独立后的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有些模糊和混乱。因此，社会转型中的乌克兰国家构建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新构建，而且还包括民主国家认同的构建。二者在所有形式的集体认同中，是最具根本性和包容性的要素。 二、乌克兰面临的认同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它不仅要有基于民族本身的历史宗教语言的文化认同，也要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经历一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原来的体系。影响国家认同的各种基本要素在这个过程自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认同。因此，本文中对乌克兰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族群文化认同和民主认同。 独立以来，乌克兰社会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同差异。这种认同差异在政治家的激烈言行的动员下演化成为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最直接和最明显地现是对乌克兰国家利益的认同，即“什么是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民族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乌克兰出现社会分裂和民族矛盾。在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引发了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的对立和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激烈的街头斗争。在2010年总统大选前许多乌克兰国内政治分析人士曾认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当是影响乌克兰选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计票结果显示，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州都支持亚努科维奇，而乌克兰族占绝对多数的州则都支持季莫申科。可见，乌克兰国内缺乏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统一的国家性政党，主要政党实际上已经沦为地区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影响选民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因素。选举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政党政治主张的差异，实质上是乌克兰国内潜在的国家认同危机。同样，在2010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优惠天然气换取黑海舰队基地续约协议后，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民众拥堵在议会外表达支持，而来自西部的民众则在政府大楼前表达抗议和不满。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认为：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 (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危机 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独立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乌克兰曾经的统治者都对乌克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原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在乌克兰至今尚未完全消失，在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也由此而来。尽管乌克兰语言和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化”。有人甚至把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意指它在种族、语言、宗教和社会经济上，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永远的区域性裂痕。 首先，如何真实地还原乌克兰历史及认识族群认同危机。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历史的问题，在乌克兰社会和历史学界产生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深层次上是如何认识乌克兰过去的问题，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以乌克兰人的视角来考察乌克兰文化和历史，特别是俄罗斯统治乌克兰时期的历史，对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构建尤为重要。 在近代，大俄罗斯主义一向坚持从喀尔巴阡地区到太平洋区域内居住着操同一俄语、具有同样历史传统的、统一的俄罗斯人学说。约在12~13世纪，“乌克兰”(本意为“边区”)一词开始使用，随后，这一称谓逐步扩大到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以这一称谓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然而，乌克兰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土地分别被划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版图，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1648年，乌克兰人民在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领下起义，反对波兰的统治。为了获得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帮助，赫梅利尼茨基多次表示愿意服从沙俄的领导。1654年3月，双方签订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基本条约》，亦称《三月条约》。与俄罗斯的结盟也成为乌克兰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乌克兰历史发展的轨迹由此转向了俄罗斯。此后200年间，沙俄一直牢牢控制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沙皇彼得大帝在乌克兰全面推行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重新构建乌社会结构。沙俄用刚柔并济的办法，同化了乌上层统治阶级，确立俄语的官方地位，把乌克兰语贬为“乡巴佬”语言，禁止乌克兰文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强制乌克兰人抛弃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传统。1917年，沙俄爆发了“二月革命”，帝国瞬间解体，但随后成立的苏联政权继承了沙俄在乌克兰的一切权力。 乌克兰从属于沙皇俄国比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更长，而在沙皇俄国，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所谓“南俄历史”无偏见的学者，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全都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的沙皇当局的怀疑和迫害。苏联继承沙皇俄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将它改为“统一而牢不可破的联盟”，以“俄罗斯救星论”和“美化大俄沙文主义”，推行史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针。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了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依靠政治高压建立了官方的乌克兰史学。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义者”。这类意识形态的整肃，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反复进行，许多乌克兰史学家受到谴责，罪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指民族分裂主义。这种政策在苏联史学界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乌克兰的独立标志着苏联官方修正史的终结，但乌克兰史学政治化的后果异常严重，至今影响尚存。 在1991年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其实远未成熟，更不要说国家认同感。乌克兰某些领导人重新启动对乌克兰历史，特别是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打开了乌克兰历史中沉寂多年的历史文化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围绕如何重新评价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苏联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和大清洗运动等历史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乌克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而俄罗斯政府拒绝承认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指出当时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在内的俄罗斯很多地方也发生了饥荒；这是一场悲剧，没有针对哪个民族的预谋。2003年，俄罗斯外交部代表卡梅宁也曾在联合国第58届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俄政府的立场。卡梅宁指出，俄罗斯政府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的是大饥荒，而不是“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悲剧”。尤先科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进对苏联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历史清算。2006年1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从而再一次唤起人们对发生在73年前的那一悲惨事件的痛苦记忆。其实乌克兰社会内部对于大饥荒的评价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亲俄罗斯的议员认为该决议会招致俄方的不满。在这个决议的投票中，有450个席位的乌克兰议会中，只有234人参加了投票，勉强超过半数。最终该决议以233票赞成，1票反对获得通过。很多议员在这一敏感问题上选择了回避和沉默。尤先科总统在2010年卸任前授予乌克兰有争议的著名历史人物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也是引发乌克兰东西部选民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西部认为，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亚努科维奇就表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尤先科的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重新研究这些历史不仅让今天俄乌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而且也在乌克兰社会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其次，特殊的分裂历史造就了乌克兰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民族宗教是在某种特定的族群社会传统中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决定了特定的宗教生活。民族认同大都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作为基础，宗教认同作为民族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无疑是民族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它们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渗透于它所在族群的政治、法律、经济和道德生活之中，并相应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目前，乌克兰主要的宗教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信徒约占人口85%的比例，天主教约占10%，其他的还包括浸礼教、犹太教和马蒙教等。历史上，乌克兰曾经长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东正教会，即听命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拜占庭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乌克兰推行“天主教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发起反抗，并且寻求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1654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乌克兰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一些地区曾经被不同的外族政权统治，因此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完整的历史。 14世纪中叶，立陶宛公国吞并了南罗斯，即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使基辅东正教总教区与俄国的总教区分离，而臣服于拜占庭教皇，这就是乌克兰东正教。1448年俄罗斯东正教拒绝服从拜占庭牧首而宣告独立，这样在乌克兰就存在服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服从于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1654年东乌克兰划归俄国后，乌克兰东正教的基辅主教又逐步脱离拜占庭，于1686年臣服于莫斯科主教。20世纪初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成为依附于苏维埃制度而独立于梵蒂冈的宗教。进入80年代末，随着乌克兰争取独立步伐的加快，被禁止和处于地下的乌克兰自主正教重新开始活动。1990年10月乌克兰自主正教教会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宣布乌克兰自主正教独立于莫斯科东正教牧首。这样在乌克兰，东正教又分为忠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宗教礼仪使用俄语，而乌克兰自主正教的宗教礼仪则使用乌克兰语。两个东正教教派分裂时，曾就如何划分东正教教堂和财产发生争执。但在1992年中期，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合并，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到了尤先科总统执政时期，这个问题在2008年又被重新提出。 在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尤先科总统积极推进乌克兰宗教文化的“去俄罗斯化”和“脱俄入欧”运动。2008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之机，正式向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lomew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其目的是要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尤先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乌克兰的宗教认同差异虽不是对抗性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但人为地制造宗教认同的分裂实际上强化了乌克兰社会族群认同的差异。 最后，语言政策改革引发的族群矛盾。原苏联国家在获得国家主权独立之后，积极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维护自己的民族特征、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的努力是可以被尊重和理解的。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产生和形成有其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在这些国家里完全取消俄语的使用也是不可能的。 独立前乌克兰学校的教学以俄语为主(占90%)，乌克兰语教学只占10%，当时苏联的政策使乌克兰语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1989年制定了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当时苏共中央非常反对，乌克兰经过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这部法律为乌克兰争取到了很大利益。乌克兰独立后，从1992年起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国语，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这个修订案虽经议会多次讨论，但直到颜色革命后的2006年才获得通过。独立以后的乌克兰政府积极推进乌克兰语的使用，逐渐把俄语挤压出该国的教育系统和政府与国家媒体之外，具体数据见表1。 表1乌克兰中学中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学校的比重% 年份1991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1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 乌克兰语学校456062.76567.570.372.573.8乌克兰族77.8 俄罗斯语学校5439.236.534.431.828.926.625.3俄罗斯族17.3 数据来源：转引自俄罗斯国际人文政策政治研究所乌克兰分所根据乌克兰科学与教育部数据研究得出的成果。 近年来乌克兰语面临来自俄语、英语的冲击，因此政府特别重视和加强乌克兰语的规范工作。截至2008年的数据，乌克兰全国有21500所学校，其中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教学(69.7%)，有大约1305所学校用俄语教学，还有2000多所学校用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乌克兰的学校里共有乌克兰语及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鞑靼语、希腊语等18种教学语言)。乌克兰政府在许多公共生活领域推行乌克兰语和文化的同化政策，以消除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化政策影响，以及一些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化和罗马尼亚化影响。大多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国民以俄语为母语，俄语是全乌克兰中最通行的第二语言。不过，乌克兰中部和西部使用俄语的情况远不如东部和南部。现在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俄语至今并不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在乌克兰说俄语者仍然不在少数。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讲俄语的俄罗斯族裔和以俄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乌克兰人十分不满政府强行推广乌克兰语的政策，特别是在政府在逐渐减少对俄语教育的支持，以及限制俄语媒体在乌克兰的播出政策。 俄语应否成为乌克兰的第二种官方语言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每当乌克兰举行选举时，很多政客都承诺把俄语定为第二种官方语言；但是选举过后，这些承诺往往又被政治家们选择性的遗忘。尤先科执政时期实行的激进和强硬的语言政策造成乌克兰中部、东部和南部讲俄语居民的不满，进而招致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裔选民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抵触和矛盾。“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政府要求人们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现在学校同教师都订有，要求教师用乌克兰语讲课，否则可能被解聘。乌克兰的实践显示，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并不一定必须实行单一的国家语言政策，强制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反而有可能扩大族群之间的认同差距，不利于同一的国家认同构建。 综上所述，乌克兰在历史、宗教和语言等问题的认同差异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特点。乌克兰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居民讲俄语居多，信奉东正教，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要讲乌克兰语，多信奉天主教，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对俄罗斯统治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敌意。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因此也传导到国家未来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问题上来。乌克兰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乌克兰国家认同差异衡量的指标。根据乌克兰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乌克兰东部81%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乌克兰中部66.9%的受访者和南部46%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而乌克兰西部55%的受访者则认为俄罗斯是敌对国家。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开始奉行乌克兰化政策，迫切地希望实现从大俄罗斯民族文化到乌克兰民族文化的转变，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乌克兰化政策是对历史上的外来政权强加给乌克兰社会的非乌克兰特征的矫正，主要内容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和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本身就是“乌克兰化”的代名词，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 (二)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引起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 乌克兰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日趋明显。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20世纪90年代广泛的私有化后果是，金融工业寡头控制了乌克兰主要经济命脉。有别于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金融工业集团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更加严重，而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根据乌克兰顶级商业杂志《记者》2008年6月2日的报道，乌克兰最富有的50个金融工业寡头的资产总值已经达到112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两倍。这些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乌克兰经济命脉，而且还直接决定着乌克兰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命运。他们通过资助乌克兰主要政党，或者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和外交。金融工业寡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集团：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目前顿涅茨克集团在政治上更倾斜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保持距离，而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巴斯集团由于自身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倾向于与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乌克兰全国人口为4800万，大体上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东乌克兰毗邻俄罗斯，人口3200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而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西乌克兰毗邻欧盟，人口1600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经济比较落后。1999年，从俄罗斯经济有起色以来，与俄罗斯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东乌克兰地区也恢复了经济活力。相反，西乌克兰地区经济起色不大。乌经济东、西部发展失衡，东部要求密切与俄合作，而西部希望尽快融入欧洲。乌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和欧盟，传统优势出口商品是冶金、化工、机械、军工产品，而这些工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仅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乌全国的60%~70%。此外，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所依赖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主要是波兰等国，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乌西部地区被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每年因此损失数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决定，前者要求密切与俄的合作，而后者希望尽快融入欧洲。 经济利益决定了东西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而且这一因素今后还会更加突出。市场经济发展内在地要求单位化调控体系逐步让位给社会化调控体系，各种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争夺与对抗。传统的乌克兰社会分层出现严重的分化，各种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也从模糊统一到清晰分化。不同的历史记忆及政治、外交上的多元化倾向成为乌政局动荡的根源。基于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形成了国内林林总总、数目繁杂的次国家组织和团体，他们即使不寻求独立，也对国家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乌克兰社会对于国家民主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道路认识的分化是国家认同危机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国家构建中的民主危机 乌克兰在社会转轨过程中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是受制于历史传统、法律监管缺位、公民社会力量薄弱以及过于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真正有效地运行起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政党政治。 首先，频繁爆发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经在2005年2月议会中指出：“源自高层的腐败曾一直是乌克兰的头号问题。”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报告，乌克兰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一直是腐败指数居高不下的国家。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所2004年报告，乌克兰的反腐败指数从1996年的26.7%下降到2004年的18.7%，这说明库奇马执政时期的乌克兰腐败情况出现了恶化。目前已经被公开的案例就有直接指向曾担任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腐败案和曾经担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谋杀案。乌克兰检方在1998年指控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利用职权侵吞了上亿美元的乌克兰国有资产。1999年，美国当局应瑞士和乌克兰的要求，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将他逮捕。2000年6月，美国政府以通过美国银行洗钱、勒索、欺诈和转移盗窃财产等罪名对拉扎连科提起诉讼。200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以洗钱、欺诈和勒索等罪名，判处拉扎连科9年监禁，并处以1000万美元罚金。2000年11月，以批评政府高层腐败问题而著称的乌克兰著名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突然遇害。随后，舆论纷纷指责时任乌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与此案有关。乌克兰社会党领袖莫罗兹宣布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是“贡加泽案”的幕后主谋。 莫罗兹称，国家警卫局军官米科拉·梅尔尼琴科向他提供了自己秘密录下的库奇马在1998~2000年间在自己办公室内的数百小时谈话内容的录音带。在这些录音带中有库奇马总统、总统办公厅主任利特温和内务部长克拉夫钦科三人的谈话，上面了当时他们正在秘密商议除掉贡加泽的办法。在贡加泽遇害两周年之际的2002年，乌克兰反对派再次组织大规模的“乌克兰不要库奇马”运动，要求库奇马下台。虽然库奇马成功克服了有关针对他本人的各种腐败指责，但腐败丑闻严重降低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和合法性，更降低了普通居民对于乌克兰宪政民主制度的信任。政治腐败会削弱政府的行政体系，降低行政能力，并损害国家、公众的利益，败坏政府形象，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成为诱发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经济转轨和政治发展，政府往往会选择扩展权威，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以开辟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但这样容易导致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从而为政治腐败陡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其次，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摸索和适应的过程中，需要把外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本土文化和传统加以结合。处于社会转轨中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不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达成广泛的共识，就很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纯粹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是人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它只涉及政治社会成员对政治的取向因素[17]。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政治文化可以是高度一致的，也可能是两极分化的，甚至是多级分化的。乌克兰社会目前就处在两极化的边缘，在国内政治体系的安排和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上有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两极分化的政治社会中，大多数公民处于极端的两头。在这种文化中，政治领导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将招致相当部分公民的不快，整个社会往往处于不断的纷争之中，并且很可能走向政治上的分裂。处在转轨过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政治结构准则往往选择参与型的，而其政治文化却是地域型的。从地域型文化向参与型文化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打破地域体系，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形成建设性的利益集团。移植过来的民主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政党竞争制度、广泛的民众参与。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政党制度。由于目前的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处于动荡时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文化外在的表现都处于混乱状态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严重分裂里，身处不同亚文化社群中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处于分散和游离的状态之中，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人们习惯于处理垂直的或纵向的关系，而不善于处理独立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导致现代的社会政治组织难以形成。面对突如其来的以追求个人平等、自由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民主选举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在乌克兰2004年和2010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在完善民主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大同小异，争论和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问题，这使得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偏好更多地来源于历史文化认同，来源于对候选人是否是“自己人”的认定。各个政党、团体或个人在利益、权力的驱使下，必然展开对权力的争夺，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规范的约束，这使不少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不受约束，或约束很少。人们无所不为，政治斗争处于失控状态，未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从而容易达到尖锐的程度，引发街头政治、暴力冲突、流血斗争，使政权处于动荡之中。2007年4月，当时的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之间围绕国家行政权力划分发生纠纷。尤先科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解散，导致乌克兰政治陷入僵局。乌克兰的政治危机不断升级，在总统和总理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的上万名支持者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集会和抗议。相持不下的局势使乌克兰几乎处在暴力冲突的边缘。 围绕是否应该加入北约问题，乌克兰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以尤先科为首的政治力量积极主张加入北约，拒绝让俄罗斯继续租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黑海舰队基地。而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政治力量则不赞同加入北约，并且不反对俄罗斯继续租用乌克兰的港口作为其黑海舰队的基地。两派政治力量围绕是否加入北约和黑海舰队基地问题的争论直接导致激烈的街头斗争。2006年5月，尤先科执政时期的乌克兰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允许参加北约“海上微风2006”联合军演的美军船只和军事专家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遭到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当地居民不仅连续数日封锁港口，阻止美军船只卸运军用物资，还在美军专家下榻的乌国防部疗养院门口举行示威活动，阻止其前往演习地点。两周后，美军只得在抗议声中撤离克里米亚，军演亦被迫取消。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俄乌两国迅速达成的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留期协议，同样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强烈反应：数千名反对该协议的示威者集会抗议，反对派抨击亚努科维奇“出卖国家主权”，违背宪法，甚至扬言弹劾总统。如此的事例在乌克兰独立以来的短暂历史中数不胜数，可见如不能在乌克兰形成和培养起同一的政治文化，将十分不利于实现民主认同的建立和国家政治稳定。由于不能克服地域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的政治准则被地区利益和族群利益绑架，因此导致在现代国家重建过程中，乌克兰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就演变为族际认同和区域认同问题。 乌克兰在民主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具体表现在新生的民主制度固化过程中的困难。政府更迭频繁、腐败、寡头干政和街头斗争不断困扰着乌克兰社会。各种政治派别围绕政治改革、权力分配、组阁、选举问题的争斗经常陷入僵局，进而演化成为街头斗争和革命，这种民主国家构建的危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独立以来政局动荡。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族和地区之间矛盾升级，进而导致从民主政治问题蔓延到社会民族之间在历史、现实问题上争论，民主认同危机也就演化为民族认同危机。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里，多数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都选择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也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越来越依赖于民族国家认同。乌克兰在实现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为我们提出了下列思考。 1.乌克兰某些政治家的过激言行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表面化。其实，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3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民族关系，两个民族之间有着难以割舍血缘的关系。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1989年人口普查数据，在俄罗斯生活着436万的乌克兰族人，占俄罗斯总人口比例的3%。据俄罗斯学者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000万俄罗斯人拥有乌克兰血统。据俄罗斯2002年的官方统计，有23万合法的乌克兰劳动移民在俄罗斯从事短期或者长期工作。同期，在乌克兰生活的俄罗斯族人也达到了其总人口的17%，在乌克兰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到乌克兰总人口的29.3%。在这样两个民族融合如此高的国家间并不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和仇恨。然而，在历次乌克兰选举中出现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议题却被乌克兰政治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政治化，试图借助这些问题作为动员选民的工具。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政治家所创造的强迫人们进行两难选择的气氛，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可能选择多样化和完整的认同。政治领导人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乌克兰社会两极化和冲突性的政治认同，可见政治家的品质在国家认同的培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2.民族认同危机增加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讨论民主化问题不能回避国家性问题，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在普通民众参与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身份界定的可能性。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不解决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就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这些论断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成立的。民族国家认同对于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认同是新兴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基础性因素。 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源于其族群认同，而族群认同源于其基本的文化特质。这里不仅包括源自父母基因上的生物遗传，也就是个人生理上的特征(如肤色、脸部轮廓等)，还包括经由所属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社会性的特征(例如语言、宗教、历史及起源)，这些基本的文化特质构成了身份与认同的基础。因为人类属于固定的族群共同体，因为遗传进化和血缘关系，族群总的来说是一种优先的、既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社会约束。族群联系具有逻辑和时间上的优先权，具有强制的力量和情感。族群约束压倒了其他的忠诚，也就增加了民主国家构建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社会转型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较容易催化其内部族群的分离倾向，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虽然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已经从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巩固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制度建设而言，民主巩固问题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认同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国家认同问题确实是影响民主巩固的基础条件。处理好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将是乌克兰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比较政治的发展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家认同。在存在国家认同危机的情况下，“民主”甚至会变成煽动族群冲突乃至国家分裂的工具。只有当“我应该属于谁”这样的国家认同解决以后，民主选举才不至于演变成为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