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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我”、“私我”还是“非我”——当代诗歌写作的路向与立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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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我”、“私我”还是“非我”——当代诗歌写作的路向与立场解析2009年12月第41卷12月号学术月刊AcademicMonthlyDec.,2009Vo1.41NO.12“个我’’、“私我”还是“非我”当代诗歌写作的路向与立场解析王昌忠(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摘要]在中国新诗史上,个人化写作长期被遏制。新时期以来的个人化诗歌写作立场无疑是使诗歌摆脱政治荷载而回归诗歌本位的美学努力。然而,偏执的个人化写作立场导致了三个主要写作误区: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私我写作,语词写作。为了纠偏误区...
“个我”、“私我”还是“非我”——当代诗歌写作的路向与立场解析
2009年12月第41卷12月号学术月刊AcademicMonthlyDec.,2009Vo1.41NO.12“个我’’、“私我”还是“非我”当代诗歌写作的路向与立场解析王昌忠(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摘要]在中国新诗史上,个人化写作长期被遏制。新时期以来的个人化诗歌写作立场无疑是使诗歌摆脱政治荷载而回归诗歌本位的美学努力。然而,偏执的个人化写作立场导致了三个主要写作误区: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私我写作,语词写作。为了纠偏误区,一些诗歌写作者和理论家提出并践行“个人写作”的立场。诗学意义的个人写作,是通常意义的个人化写作立场与中国式非个人化写作立场的综合。这种综合集中现为对非个人化的介入、历史化意识和普遍性、可公度性观念的吸纳,同时又对个人化的个人立场的坚执。个人写作立场、姿态是诗歌写作正常化、合理化的前提,它自身也需要不断充实、完善和扩容。[关键词]个A-4g非个人化当代诗歌写作[作者简介]王昌忠(1971一),男,湖北省利川县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图分类号3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105—06一、诗歌写作立场的学理辨析长期以来,在现代汉语诗歌言说界,没有对诗歌个人化写作、个性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进行细致的学理划界和厘清。严格说来,这是几个应该纳入不同诗学范畴的诗学术语和概念,其所存在的不是对应关系而是分合关系。首先看诗歌个人化写作。它指涉的是诗歌主体姿态和立场,与之相对的概念是非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导向的是个我式的写作,其特色既体现在写作行为本身、写作动机方面,也会落实在诗歌主题题材、内涵意蕴和美学特质、形式技艺等方面,它们显示的不是为服从、配合、达成某种集体性规约而形成的命令性、化特征而是独立、自足、差异的个我特征;非个人化写作导向的是集团化、运动式写作,是顺应代言式、工具化的“政治写作和群众写作”的必然立场,其写作动机、内涵主旨、审美规范都有“庞然大物”作为依附和引导,“它所承认的前提”“是整体化的世界”,“其话语主体是类、族、代等意义上的人⋯⋯个人仅仅是这种写作的承受者或疏导器”。①再来看个性化写作。在惯常的理解中,诗歌个性化写作主要指的是使诗歌作品在审美风格、艺术特质方面呈现出独特性的诗歌写作行为,其主要表征是对独到、特殊的表意策略和修辞技艺的运用与采纳。以个人化写作作为立场和原则,当然会促成诗歌个性化写作;但同时,非个人化写作立场也并不排斥诗歌写作中个性化特点的存在,“个性化是呈现①李震:《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第14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O5·学术月刊2009·12集体经验和集体无意识的个人方式和途径”①。20世纪4O年代末5O年代初的颂歌写作,是诗人们集约化地为热情欢呼和歌颂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历史事件而操持的诗歌写作,从立场姿态看无疑是非个人化的。然而,在颂歌写作的“大合唱”中,诗人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特质,发出个性化的声音,因而有所建树、获具影响。比如,闻捷的《天山牧歌》,邵燕祥的《到远方去》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诗篇,就是这种“非个人写作”的个性表达之作。关于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艾略特在其经典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有过深入阐述和明确主张。然而,必须把艾略特的非个人化与“中国话语场”中的非个人化立场区别开来。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的要义在于:“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艺术的感情是非个人的”。②也就是说,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应该只把自己当作“一种特殊的媒介”并努力“消灭”其个性,应该“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③显然,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写作是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有着厚实个人化古典诗歌写作传统的特定语境下有针对性地(推动诗歌写作的现代化)提出来的。它不仅有着深远的诗学背景,而且本身也有着扎实和深厚的诗学内涵。然而,中国语境中群众化、运动化、政治化、规范性意识形态化的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侧重的是一种带有明显非诗意识的写作立场和姿态,这种立场导致的是诗歌写作者为实现群体性、集团性的写作任务而出现的写作方式,因此这种集体化的诗歌运作立场并不是艾略特意义上的非个人化写作,而只是一种虚假的非个人化——宏大叙事、以群体阅读期待为目的的功利化写作立场,它更多的是政治意义而不是诗学意义。最后看私人化写作,它指的是在书写对象和题材内容上专注于“私人生活”的诗歌写作。作为一种主张提出或者有意践行的诗歌写作方式,私人化写作主要有三种精神指向:(1)“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这些诗歌摸索于身体、性爱的黑色世界里,“性意识、性生理的写作在文本中占有很大的比重”④。(2)“意识写作”、“无意识写作”。充塞于这类诗歌文本的是自我意识、自我无意识的幽暗迷宫,文本成了自我宣泄的垃圾场。(3)“平民写作”、“原生态写作”。在这类诗歌中,诗歌主体或者将自己退化为非文化·1O6·的动物投递自我对文化物象的非文化感知,或者沉溺于猥琐、凡庸、细碎、无聊的私我日常生活中,文本成了凡夫俗子非文化、无意义生活的竞技场。综观当代中国的诗歌话语事实,私人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以至于二者一度混为一谈。的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私人化写作方式是个人化写作立场的特定产物和独特体现形式。因为在一些秉持个人化写作立场的诗人看来,任何社会性、文化性的存在都避不开意识形态的侵扰,以它们作为书写对象和题材内容的写作,就必然属于意识形态写作;既然是意识形态写作,就只可能属于非个人化写作;要真正做到个人化写作,就必须是非意识形态写作;将非意识形态化的私人生活作为书写对象,便属于非意识形态写作,也就属于个人化写作了。可以说,题材对象上绝对私人化的狭隘写作方式,是一些诗歌写作者对个人化写作立场的极端理解和偏激应用。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大量只是在题材内容上体现出了私人化特征的私人化写作,由于既非作为原则立场而主张标榜,也与个人化写作动机、立场没有投合、呼应关系,因而这样的诗歌写作就只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而应该与个人化写作立场分清界限;另外,个人化写作立场固然可以通过题材对象的私人化得以实现,但同样可以通过非私人化的题材对象完成、凸显。二、个人化写作立场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历史际遇扫描现代汉语诗界,个人化写作立场长期遭受着不应有的压制和遏止。原因在于,就中国新诗写作主流来看,“写诗并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为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诗的宣传教育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诗与政治建立了超常的密切关系”⑤。在中国新诗史上,一个个为政治服务的诗歌潮流,如无产阶级诗歌、抗战诗歌、颂歌、战歌等等,都是群众化、运动化、政治化、规范性①李震:《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见《最额先锋诗论选》,第144页。②③[英I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11、8页.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④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2)。⑤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第5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文学艺术论评意识形态化的非个人化写作立场推动的潮流。它们也因此被指认为“政治写作和群众写作”。而独独不是“一个人”的写作。就像个人主义在其他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生活中受到批判、禁锢一样,个人化的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文学写作,也遭遇到了被阻拒、被抵制的命运。在合众性的颂歌和“大跃进”民歌声浪中,蔡其矫的《雾中的汉水》、《川江号子》和郭小川的《望星空》,就是由于流露了“一点点诗人的真情实感”而被定性为“极端虚无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①,并因此受到严厉指责、批评。随着文学新时期的到来,中国大陆新诗写作再次起步了中断近三十年的现代性的艰难历程。受制于不同的发展路径,新时期的大陆诗歌写作与艾略特主张通过非个人化诗歌写作实现现代化截然相反,是力求摆脱非个人化跨入个人化来寻觅现代化足迹的。既然在新时期到来前,诗歌写作的个人化还没有实现,为了能有效步人现代化的递进秩序,中国诗歌写作得补上个人化这一课。这一历史任务“幸运”地“跌落”(王家新语)进了新时期的诗歌时空——因为只有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松动、文学禁锢相对打开、“强调不能以国家或其他主义之名来屈从个人的自由选择”②得以实现的“历史话语场”,才能成为补这一课的讲堂。同时,社会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背景也给个人化诗歌写作提供了温床或沃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个人化写作“和国家把经济命脉的自主权逐步交还给个人的进程唇齿相依。众多民间诗报的创办,以及对专一写作的生活方式的游离,使诗人与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类似,成了原来文学‘体制外’的身份不明的写作者,自然而然地摆脱了规范性意识形态制约下宏观叙事的因素”;同时,个人化写作也是诗人对机械复制时代或日商品化后现代反抗的结果:“作为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自由对抗法则特征的艺术,在日益精密化、科学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愈来愈被技术化和程序化。良知尚存的诗人要想在‘沦丧’的社会里避免自身的‘沦丧’,必须坚持独特的‘个性’色彩,以此对抗后工业社会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剥夺。99③诗歌个人化写作立场在中国新时期诗歌版图的迟到着陆,给诗歌写作洞开了别一番天地、输入了新鲜空气,使古语所言“天地人胸臆,物象由我裁”的诗歌境界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正因其“迟到”,新时期诗歌写作者对诗歌个人化写作是在急躁和焦虑中迎候、接纳的,在对其的运用和采纳中也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成分。在写作实践中,诗歌个人化写作立场往往只被感性地运用和采纳着,没有在学理思考的基础上对其赋予必要的诗学外延包罗和内涵指涉,更多地只是诗歌写作的自由化:个人化写作立场、姿态被铺天盖地地亮出来了,但这立场并未导引出立足于诗歌本质的成熟、有效的个性化写作方式和审美文本。具体来看,新时期不成熟的个人化诗歌写作立场,催生了三种写作类型: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私人化写作,语词写作。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既然是以反叛、对抗权威意识形态安身立命,其本身就不可能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也就是说,它们固然是“对强权、专制、政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颠覆”,然而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使这种颠覆⋯⋯是以一种强制性话语代替了另一种强制性话语”。④由此,其立场的个人化就要大打折扣了。而非意识形态化的“隐私写作”、“无意识写作”、“原生态写作”,即着意于题材对象的“私人生活”的私人化写作,由于把私人空间作为了唯一的写作空间和话语空间,固然成为了个人化写作立场造就的标准件,但却是病态的,留下了巨大隐患,因为它败坏了诗歌的美学品格、降低了诗歌的艺术水准,甚至把诗引向丧失了诗之为诗的本质规定性的非诗、伪诗。不管是把诗歌写作当作纯粹和绝对的语词排场、字句游戏的语词写作,还是“圣词”化的语词写作,都成了不关乎“人”的最低级(游戏写作)和最高级(神化写作)活动,而恰恰是不关乎“人”的诗歌写作。毋庸置疑,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私人化写作、语词写作等染有青春期冲动、热情的实验和探索色彩的写作类型,因着力的是对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的破坏而不是诗学建构,所以并没有真正实现诗学层面的个人化,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把诗歌引向了偏执、狭隘的非诗、伪诗困境。与对待和处理新时期诸多革命性、运动性的写作立场、方式一样,20世纪8O①李新字:《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第85页。②赵寻:《论批判性个人化与穆旦对当下诗歌的意义》,载《诗探索》,2000(1—2)。③杨克、温远辉:《在一千种鸣声中梳理诗的羽毛》,见杨克编选:《9o年代实力诗人诗选》“序言”,第3—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④李青果:《告别历史》,见杨克编选:《1998中国诗歌年鉴》,第430页,广州,花城出版杜,1999。·107·学术月刊2009·12年代后期至9O年代的一些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和诗学建构者对陷入误区的个人化诗歌写作立场进行了严肃而谨慎的打点和检视,并由此对其存有的病态产生了警觉和醒悟。在根本上,个人化诗歌写作立场的错乱——因此造成诗歌写作整体的混乱——是因为没有自觉和有意识地将诗歌写作的个人化上升到诗学建设和理论建构的高度。如果不着力建设诗歌个人化写作的诗学理论,诗歌个人化写作就难以有大的建树和创举:“保持写作的独立性如果不被提高到与具体诗学相关的显著位置,并为之找到基本的品质保证,就没有可能写出‘自己的’诗篇,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表达诗意的纯粹观念了。”①为了区别于驳杂、凌乱、不具有诗学价值和指涉的诗歌个人化写作,一批诗歌写作者和批评家响亮地提出了“个人写作”②这一立场主张,并极力为其注入全新的诗学内涵和意义指归,同时让诗歌写作与诗学主张相互呼应和诠释。三、“个人写作”: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合理路向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诗缘情”等命题经典地道出了诗歌的共同本质和内在要求:言传志意、抒写隋思。而“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等论断则精准而到位地指出:诗歌中的志意是诗人个我迎对世界生发的心志意念,诗歌中的情思乃诗人个我交合存在酿就的情感思绪。这样,就写作立场而论,顺应、契合诗歌本质,符合、忠实诗歌本位的必然是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立场的美学价值正在于,它使诗歌写作者摆脱意识形态话语、集体话语的钳制和侵扰,在诗人自身的“个人话语场”中用“个人话语方式”传达“个我”的而非贩卖、转移、代言大一统的“大我”的情感、经验、想象力;它使诗歌文本成为了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独立文本”和“个人话语”而非政治化、工具化的普适性、通用性政治文本、教化话语;它也使诗歌写作者和言说者着眼于显示出无穷差异性和复杂性的诗歌写作事实刨生出“个体诗学”,从而推动、促进诗学建设和发展。而现在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个人在写作日益陷入私我写作的狭隘意趣。此时提出“个人写作”的意义则在于,它是通常意义的诗歌个人化写作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式诗歌非个人化写作的·】08·综合。当然,这种综合,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和机械拼贴,而是对两者各自去伪存真后在诗学层面的有机融会、凝聚和学理超越、升华。个人写作立场的这种综合性集中表现在对诗歌非个人化写作的介入、历史意识和普遍性、可公度性观念的吸纳,同时也表现在对诗歌写作个人立场的坚持。~方面,个人写作的主张者和践行者,意识到了陷入误区的语词写作、私我写作的极端、绝对的个人的悖谬性;他们看到了:因为对私我走火人魔的痴迷运用,使得诗歌写作忽视了公众的现实生活也背叛了读者的审美接受,诗歌写作成为了自我陶醉式的制造文字垃圾的浪费行为。于是,他们对走向褊狭的诗歌写作的个人化立场作了清场式处理。其做法之一就是将缠绕在私我晦暗迷宫(身体的、性爱的、无意识的、非文化的,等等)和深陷于语词字句泥淖中的诗歌视线解脱、拔拉出来,重新投放进历史和现实、生活和生存,再次与普遍经验、人类命运、共同处境亲密接触,从而通过题材视域、情感内蕴和主旨动机的公约性、通识性,与中国诗歌写作传统对接起来。所谓历史化写作和及物性写作④正是他们针对非历史化、不及物的纯诗写作提出来的关注时代和生活的诗学主张。在2O世纪90年代,不少诗歌写①孙文波:《我理解的9O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载《诗探索》,1999(2)。②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1993年)一文中较早提出并阐释了个人与写作的关系。此后,王家新在《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1995年)《“群岛的对话”》(1998年)等论文、程光炜在《误读的时代》(1996年)等论文、肖开愚在《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1997年)等论文、孙文波在《我理解的9O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1999年)等论文中明确提出、建构了“个人写作”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诗学界对“个人写作”命题的内涵所取得的大致共识,正如陈均所归纳的:“个人写作指在一个意识形态和商品化等诸多因素所造就的集体主义话语时代坚持‘话语差异’、‘个人的话语方式’以及‘独立文本’的努力和实践。在9O年代诗歌中,它被阐发成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并和‘知识分子态度’相关联,体现了诗人们9o年代以来对其写作立场的进一步定位。”(《9O年代部分诗学词语梳理》,见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第3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③出于对20世纪8O年代部分非历史化的和不及物的纯诗写作的反拨和超越,9O年代的大量诗歌表现出了指涉历史境遇、处理现实生存的精神指向,历史化写作和及物写作正是90年代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其的指认。如西川《90年代与我》(1997年)、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1996年)、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1998年)等论文(上述论文均收录于《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文学艺术论评作者在题材内容上不再避讳、游离政治,而是大胆“介入”、“承担”政治了,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和《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孙文波的《地图上的旅行》、孟浪的《四川北路》等等都是因写作时事政治而被一些论者(如臧棣)称为“时事诗”的诗作。另外,坚执个人写作的许多诗歌写作者也把历史和现实“噬心主题”(陈超语)之外的生活、生命、生存经验和命运体验作为了自己的诗歌对象。这些诗歌对象不再是封闭在私我、小我空间的孤立、幽困存在,而是如狄尔泰所指出的那样是对他人、对整体开放、通约的:“虽然它们只表现一个个别的事实真相,却包含普遍性并且这样地代表着这种普遍性0”①比如于坚的《O档案》,记录的是“他”——从文本事实可以看出实质上就是诗歌主体于坚本人——的生活、生存、生命的点点滴滴、林林总总,分析的是有血有肉、生机勃勃的“他”被书写、被“档案化”,也就是被现实体制、习俗规范、禁锢的处境、情形;明显的事实是,“他”的生活、生存其实是所有“他”的同代人甚至所有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生存,“他”被“存档”、书写因而被规范、禁锢的遭际、境遇也是“他”的同代人都在领受、品尝的遭际、境遇,这样,与其说诗篇写的是“他”,不如说写的是“他”那一代人。此外,像张曙光的《西游记》,书写的是“他”的尴尬生活经历、窘迫生存处境,但“他”的生活经历、生存处境也正是市场经济、物质主义的现实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经历、生存处境。另一方面,既然是个人写作,它就必然是以个人为起点又以个人为归宿的写作,也就是说,它不仅延续了而且深入和强化了写作的个人立场。个人写作对个人立场的坚执和操持,主要体现为:(1)在总体原则上坚持个人的精神存在及想象力。自9o年代以来,物欲横流、金钱肆虐的时代现实受到了有着共同精神操守、理想信念的一类人的批判、抵制,但明显的事实是,在肖开愚的《傍晚,他们说》、孙文波的《散步》、张枣的《边缘》、孟浪的《四川北路》、臧棣的《蓄水池》等典型诗篇中,诗人们都在以个我的想象方式、精神姿态抒发着批判、抵制性情感意绪,传达着坚守灵魂、呵护精神的思想意志。(2)在写作过程中保持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对人生和历史产生独特的体悟和个我的发现,以个人的而非整体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话语方式去言说、传达这种体悟和发现。同是对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中知识分子、诗人处境的揭示和诉求,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是通过对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知识分子精英的追思,传达了自己要以其为榜样这一鲜明的理想主义精神;而昌耀的《烘烤》、《现在是夏天》、《僧人》等诗篇,一方面对诗人们的精神形象作了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再现和描绘——“诗人,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烘烤》),另一方面又通过刻画、彰显诗人在这种困厄处境中的抗争、坚守宣告了浪漫主义精神告白——“但你告诫自己: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好吗?/你瞪大瞳孔向着新的高度竟奇迹般地趔趄半步”(《僧人》);西川的《夕光中的蝙蝠》、《十二只天鹅》和张曙光的《香根草》、《这场雪通过现代主义的表意方式,暗示出关注精神、体认精神、呵护精神、彰显精神、吁求精神、打造精神的主旨内涵。(3)就写作成果来看,其追求的是“与众不同、难以替代的个人文本,而非求大同存小异的集体文本”,从而实现诗歌写作方式和诗歌美学风格的个性化。王家新和柏桦都把社会现实、时代政治纳入了自己的写作视野。然而他们这一路向的诗歌文本却具有严格的不可替代性。在王家新的《回答》里,诗歌视线扫描、搜索于个人和家庭的Et常变故、琐屑经历、凡俗遭遇,然而,诗人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呈现生活表象,而是据此寓言性地反思时代现实、质疑社会气候,“个人生活的起源和变故与历史本身的政治学叙事交织在一起,怀旧的追忆,都具有了民族寓言性的史诗特征”②,是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综合而成的文本。柏桦的《未来》、《衰老经》等诗篇,通过预设、虚构一个没有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理想和说教、宣传的想象现实来抵制和反拨意识形态灌输、政治教化的实存现实,显然充满了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但是,对于这种浪漫主题的美学表现,诗篇没有采取直抒胸臆、激情流露的方式,而通过一系列意象如“漂泊物”(《未来》)、“黯淡的灯火”(《衰老经》),并通过“漂泊物”使“他”成为“一个小疯子”、“黯淡的灯火”使“远方人”“拿着绳子”(《自缚》)这一现代主义的美学表现方式象征化地“暗示”了诗篇所要表现的浪漫主题。①[德]狄尔泰:《体验与诗》,第155—156页,胡其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oo3。②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见王家新、孙文波主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第103页。·1O9·学术月刊2009·12因此,个人写作中的个人,与只有自闭的私密空间的绝对个人划清了界限,成为介入着、体验着、感悟着历史、时代、现实并占有着、共享着人类普遍经验与共同命运处境的个人;而这个历史与普遍,又只是个人领会、意识、把捉的历史与普遍,也就是历史与普遍在个人心灵、生命中发生反应后的产物。这样,个人写作尽管涉足历史和普遍,却是将历史和普遍当作个人经验的来源、个人无意识的根据和个人想象力的作用对象,从而使得他们历史化的诗歌写作最终成为“不再直接对公众讲话”、“已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或者说它已把对历史苦难的承受化为一种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挖掘”①的个人写作。“历史个人化”这一在个人写作诗界取得共识的诗学术语的出场,表明的无疑是个人写作是以个人为基点的切入现实和时代生活的诗歌写作。正因为写作立场不仅既是个人化的又是非个人化(历史化、普遍性)的,而且还是两者的提升、超越性综合,所以有诗歌写作者自身(如王家新)和诗歌批评家(如郜积意)将以个人写作为立场而写成的诗歌称为“个体承担的诗歌”:“个人写作的动机是个人的,它不承担任何群体的义务和。诗人将在纯粹的个体经营中独立核算、自负盈亏。”⑦因为是“个体承担的诗歌”,所以就避免了一些人以更为宏大的目标及利益为借口而对另一些人进行批判,从而使得诗歌写作行为获得与其他的人类行为并无区别的正常地位;也因为是“个体承担的诗歌”,所以诗歌写作者作为“小我”的个人承担着作为历史、普遍的“大我”,从而使其成为了梁宗岱所称道的“写大我须有小我底亲切;写小我须有大我底普遍”的“有生命的作品”③。以上分析的是通过综合了传统意义的诗歌个人化写作立场与非个人化写作立场的“个人写作”立场所具有的合理性、恰适性。应该指出,这种合理性、恰适性是相对、参照于造就了诸如反权威意识形态写作、私我写作、语词写作等病变写作方式的个人化写作立场,和促成了政治写作与群众写作这类异化写作方式的非个人化写作姿态而获具和确立了的。由于是一种纠偏和修正性质的写作立场、姿态,它所固有的针对性导致了自身的不完整和不全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停留在了口号层面,并由此导致了新一轮的总体话语的产生。比如,无论是9O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对诗歌和诗人价值的指认,虽充满龃龉、纷争,但两者似乎又有某种类同的新的写作通则,如明显贬低或排斥诗歌的抒情性,否弃个体情感角落的晦涩纹理,如悬置诗歌作为语言炼金术的精纯质地,等等。可以说,混杂、以致淹没于8O年代后期直至9O年代非个人化诗歌写作、个人化诗歌写作立场的乱阵中,个人写作立场并没有改变、扭转诗歌不景气、衰落的整体局面。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个人写作立场、姿态是错误的、失败的。个人写作立场、姿态无疑是导向、抵达诗歌本位、本体的有效路向之一,但它只是路向、姿态,优秀、经典的诗歌文本,依旧只是远方微明的光亮,吸引诗人在摸索中踽踽前行。(责任编辑:张曦)①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第1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②李震:《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见《最新先锋诗论选》,第145页。③梁宗岱:《诗与真》,第21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TheStandpointofComtemporaryIndividualizedPoemWritingWangChangzhongAbstract:InthehistoryofChina’Snewpoem,thesubjectpositionofindividualizedwritinghasbeencontainedforalongtime.Theindividualizedpoemwritingispositiveactiontomakepoemgetridofpoliticalloadsandreturntobestandardofpoeminnewperiod.However,thereexistsomemistakenideasabouttheindividualizedpoemwriting.Asaresult,somepoemwritersandpoemtheoreticiansproposeandpractise“personalwriting”inordertocorrecttheseerrorideas.Personalwritingisthesynthesisbetweentheusua【individualizationandChinesenon-individualization.Suchsummarizetakein“getsinvolved”.historicalconsciousnessanduniversality,etc.Atthesametime,itinsistsonanddefendstheposition,postureoftheindividualizedpoemwriting.Keywords:individualized,non-individualized,comtemporarypoemwriting·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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