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越狱

1967年7月，一个六十岁的“青年”，如果不是从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报纸上得知一年前死于地震的阿尔贝蒂娜·萨拉赞（AlbertineSarrazin）的名字，这本书肯定是不会存在的。这颗璀璨、微笑和勇敢的黑色小钻石刚刚离开了人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连出版了三部书，其中两部都是叙述她怎样越狱和狱中经历的，因而闻名于全世界。　　一个人来自遥远的地方，叫昂利·沙里叶。他来自苦役犯监狱，更确切地说是卡宴，法属圭亚那首府。他于1930年入狱，成了流刑犯。他虽然不务正业，但确是因为莫须有的谋杀罪而被判处终身苦役——直到死亡。昂利·沙里叶在犯罪团伙中叫做“蝴蝶”，1906年生于阿尔代什省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委内瑞拉籍的法国人。因为，这个国家喜爱他在犯罪上的目光和叙述。并且，逃出苦役地狱进行的十三年越狱斗争，向他描绘了比往昔更加美好的前景。　　那是1967年7月，沙里叶来到加拉加斯的法国书店，买了一本《距骨（L'Ast：ragale）》。在书的版权页上写着：印数123000册。他读完后，随口说道：“这书好是好，可是，如果一个姑娘因为骨折，躲躲藏藏的书卖了123000册，那我三十年冒险的书可以卖它的四倍。”　　按道理说，这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也很危险。因为自从阿尔贝蒂娜成功以后，出版商们的桌子上放着的几十部手稿都失去了出版的希望。因为，把最曲折的历险、不幸和不公正写出来并不一定就是一本好书。还应当会写，即要让读者从内心对所写的事物能看到、感到和体验到。　　沙里叶的运气居然不错。他从来也没想写一行自己的奇遇：这是一个善行动、爱生活、为人热情、豁达大度的人。他目光聪颖，南方口音，语调热烈但有点生硬，他可以像任何讲故事的能手一样连续讲好几个小时。奇迹出现了：没有任何外界联系，没有任何文学雄心。他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将我的历险记寄给你，请你让一个职业作家去写吧。他向我们讲述得就像“他向你讲的故事”，这一点可以看到、感受到、体验到。　　文摘　　l．重罪法庭　　一记狠狠的耳光使我十三年后才重新站起来。说实话，这不是平常的耳光，为了这一击，他们是好多人一起向我发难的。　　1931年10月26日。早晨八点，他们让我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里出来，我在这个牢房里已经蹲了一年了。我刚刚刮过脸，衣冠楚楚，一个著名裁缝做的这套西服使我风度优雅。我穿着一件白衬衣，打了一个浅蓝色的蝴蝶结，这身衣服从里到外都是崭新崭新的。　　我二十五岁，看上去只有二十。见了我这种“绅士”风度，警察们的气焰都下去了，人人对我都以礼相待。他们甚至取下了我的手铐。我们一共六个人：五个警察和我，在没有任何摆设的房间里，分别坐在两个板凳上。外面，天阴沉沉的。我们对面有一扇门，我想一定是通往法庭大厅的，因为这是在塞纳省法院，在巴黎。　　不一会儿，我就是一件谋杀案的被告人了。我的辩护律师莱蒙·于贝尔先生过来告诉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证据，我有信心，咱们会无罪释放的。”听了这个“咱们会”，我笑了笑。好像于贝尔先生也是以被告身份到庭的，如果判刑，他好像同我一样，也跑不掉。　　一个执达员打开门，让我们进去。在两扇大开的门旁边，站着四名警察，士官长在旁边，我走进了大厅。为了给我这一记耳光，这里全都装饰成了血红色：地毯，大窗户的窗帘，一直到法官们的长袍——等会儿要审判我的就是他们。　　“诸位，开庭！”　　从右面的门里，一个接一个，走进来六个人。那是庭长和五名法官，全都戴着无檐帽。庭长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陪审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　　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垂手站着，我也不例外，里面笼罩着死一样的沉寂。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庭长胖胖的脸，红红的颊，神色严厉，用眼睛瞧了瞧我，没有任何表情。他叫贝万。他将以公正的态度主持辩论，将要向所有的人表明，他作为职业法官，对证人和警察的可靠性也并不是深信不疑的。是的，在对我的污辱中，他没有任何责任，他只不过是为人捉刀罢了。　　总律师是布拉戴尔法官。在全部的律师中，这个检察官是最可怕的一个。他的名声很坏，人们都说，在法国本土和海外，他是断头台和苦役监狱的头号提供者。布拉戴尔代表公诉人。他是正式的控告者，没有丝毫人性。他代表法律，天平由他操纵，当然尽量朝自己这边摆。此人长着一双秃鹫般的眼睛，两个眼皮稍微有点耷拉。他居高临下，凶狠地盯着我。首先，他是在辩论台上，本来就比我高；其次，他身材高大，至少一米八，况且，这人态度也十分傲慢。他始终没有脱下那件红色长袍，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