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1 期 JOU RNAL OF RENMIN UNIV ERSIT Y OF CHINA No11 　2009 启蒙的合法性危机 ———当代中国启蒙所遭遇的挑战 张志伟 　　[摘要 ] 　由于中国的启蒙发端于以西方思想启中国传统之“蒙”,乃以“中外之争”开启了“古今之争”,这 两方面始终缠绕在一起 ,因而中国的启蒙运动面临的是比西方启蒙运动更为复杂的局面。启蒙的合法性危机 不仅在于西方人对启蒙的批判使启蒙的核心即理性主义遭到了质疑 ,知识分子在启蒙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 大众文化的冲击 ,而且面临着传统文化的难。启蒙并没有过时 ,因为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需要重新思 考并确立启蒙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 ] 　启蒙 ;理性主义 ;合法性 ;危机 [作者简介 ]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在西方思想史上 ,启蒙特指一个历史时期 ,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启蒙指的是 18 世纪法 国启蒙运动 ,而广义的启蒙则指的是近代哲学的 基本精神。然而 ,启蒙在兴起之时并无统一的约 定。不过 18 世纪时 ,德国人引人注目地专门讨论 了启蒙的含义 ,康德把启蒙看作是人类精神从自 我限制的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的道路 ,并且一般 地把“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作为启蒙的口号、座 右铭或标志 ,同时强调当时的德国并非已经启蒙 而是处在启蒙的过程之中。在本文中 ,我们从康 德的出发 ,从广义上把启蒙理解为理性主义 , 并且以此作为启蒙的合法性根据。当我们使用 “启蒙”、“启蒙主义”或“启蒙运动”的时候 ,这些不 同的说法主要针对的是不同的语境 ,基本上是在 同一含义上使用的。 如果按照康德一般性的规定 ,启蒙是人类历 史必经的阶段 ,不过就西方近代启蒙而言 ,应该与 现代化密切相关。启蒙主义是现代化的理论基 础 ,现代化以启蒙主义为指导思想。由此我们可 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需要启蒙以及为什么中国发 生了启蒙 :自近代以来 ,中国走上了西方人开辟的 现代化之路 ,启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它的必 经阶段。然而 ,中国的启蒙运动面临的是比西方 启蒙运动更为复杂的局面。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启 蒙运动所面临的局面不复杂 ,而主要是说中国的 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有一个“时间差”,并且借助的 是外来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 ,西方的启 蒙运动是西方文化自我更新的过程 ,而中国的启 蒙运动带有以“他山之石”攻自身之“玉”的性质 , 亦即以外来的西方思想启中国之“蒙”。西方的启 蒙运动面临的对手是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传统观 念 ,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所针对的传统观念不仅没 有退出历史舞台 ,而且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之中 呈现出了复兴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人对于 启蒙之成果的自我反思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启蒙 的偏颇 ,恢复了传统的合法性地位 ,也是因为后现 代主义思潮消解了启蒙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 中国启蒙的“古今之争”始终缠绕着“中外”之间的 矛盾冲突 ,亦即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之间的碰撞。 总而言之 ,像当年的康德所认为的一样 ,中国的启 蒙尚未完成 ,我们仍然处在启蒙的过程之中 ,而问 题的复杂性亦在于此。 —721— 启蒙 (enlightenment ) 这个概念意味着从黑 暗走向光明 ,因而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很适合用来 说明启蒙的指导思想 :人们通常所看到的东西其 实不过是真实存在着的事物的影像 ,由于某种奇 迹有人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于是他便承担起将 众人引出洞穴、走向光明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 以这个人为启蒙者 ,以众人为被启蒙者 ,那么 17 世纪以来欧洲的启蒙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人们认同了启蒙的合法性 ,少数精英知识 分子取得了大多数人的代表权。中国的启蒙所面 临的局面则远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 ,尤其是它的 合法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 中国的启蒙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一 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针对封建专制 、宗教迷信和愚昧落后 ,自觉地承担起提倡科 学、推进知识、教化大众的理性主义思潮 ,自 17 世 纪到 19 世纪 ,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启蒙在促进西 方社会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然 而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 ,启蒙乐观的理性主义遭到质疑 ,西方人开始 了对启蒙主义的全面反思。 作为西方思想史的一个历史阶段 ,启蒙运动 发生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 ,曾经在中世纪 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权威衰落 ,近代自然科 学迅速发展 ,西欧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历史背 景之下。启蒙的合法性体现在相对于“落后的”传 统观念的“先进的”观念上 ,这就是理性主义、科学 精神和社会政治理想等 ,而其核心则是理性主义。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这一形而上学第一原理为 近代哲学奠定了基础 ,也为启蒙开辟了方向 ,蕴涵 于其中的是主体性原则、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和科 学的理性主义。尽管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并非以 主观的 (人的) 理性为其表现形式 ,哲学家们所理 解的理性往往是客观的、无限的或绝对的理性 ,不 过理性实质上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人的有限理 性。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人们通过理性神圣化或 以上帝理性化的方式 ,以理性取代上帝的位置时 , 其结果不仅仅是“上帝死了”,理性自身也不得不 恢复原形为人的理性 ,这意味着理性无论如何不 足以填充上帝隐退所遗留的空位。启蒙主义自有 其局限性 ,例如“启蒙”的概念含有非历史主义的 倾向 ———天不生“启蒙”,万古长如夜 ,其中也包括 少数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所作的非历史主义的批 判态度。不过 ,揭示这些局限性尚不足以动摇启 蒙的合法性基础 ,真正动摇了其合法性基础的还 是后人对理性主义 (科学主义) 的批判。自 19 世 纪下半叶以来 ,哲学家们开始了对理性主义的反 思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持续不 断的反思批判 ,亦落实在对启蒙精神中盲目乐观 的理性主义、无限制的科学主义和僭越的人道主 义的反思批判之上 ,启蒙的局限性被看作是造成 西方文明种种问题的原因之一 ,而距离我们最近 的一轮批判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盛行一时的后现 代主义。不恰当地说 ,后现代主义意在解构作为 现代性之精神的理性主义 ,从而彻底颠覆了启蒙 主义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 ,现代西方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是在 经过启蒙之后的批判 ,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是在尚 未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情况下遭遇困境的。 由于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 ,从而 使西方式的启蒙主义具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 :现 代化的出现迫使任何文化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启蒙 的洗礼。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性质 :它 主要是借助于西方的观念“启”中国传统之“蒙”, 而非发生在中国文化内部 ,故而其掀起的“古今之 争”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西之争”。在西方主要 是启蒙为现代化开辟道路 ,在中国则是现代化的 需要呼唤启蒙运动 ,至少两者差不多是同时发生 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历经三百年之久 ,其影响 和作用是潜移默化地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的 ;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急于求成 ,力图毕其功于 一役 ,加之特殊的时代背景 ,使得启蒙的理念始终 未能彻底地深入人心 ,因此其作用受到了相当程 度的限制。 中国的启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启蒙的命运 :始于救 亡图存 ,亦困于救亡图存 ,其结果是人们所说的 “救亡”的主题压倒了“启蒙”。启蒙来源于西方文 化 ,救亡针对的亦是西方列强 ,这就造成了中国人 瞻前顾后、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正如“中外之 争”引发了“古今之争”,同样也引发了对传统的重 —821— 新肯定。前有“救亡”,后有现代化的成就 ,由此而 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遂 使针对传统的启蒙似乎失去了正当性的根据。 启蒙的合法性危机不仅在于理性主义遭到质 疑 ,而且因为启蒙的主体承担者的主导地位受到 了动摇。启蒙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场由少数知识 分子发动的思想运动 ,中国也不例外 ,不过情况比 较特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曾经自觉地承担起 启蒙大众的历史使命 ,但由于“先天不足”,虽经士 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却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 社会力量。民国时期 ,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望 成为新文化的主导 ,塑造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 ,但 由于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 ,遂使启蒙中途夭折。 此后 ,由于知识分子失去了代表社会进步和人民 大众利益的资格 ,他们或者附和权力 ,或者退守象 牙塔沉溺于纯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 知识分子重掌启蒙大旗 ,在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 义等大讨论中 ,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 , 无不贯彻了启蒙的精神。然而 ,虽然人文知识分 子的生存环境有了转机 ,但是当它还没有来得及 重新获得主导社会文化的身份时 ,启蒙不仅在后 现代主义的冲击下遭遇合法性危机 ,而且面临席 卷全球的大众文化的威胁 ,因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之间的“时间差”是 造成中国启蒙面临的复杂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 西方哲学对启蒙之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 ,使得中 国人在启蒙的同时亦陷入了启蒙的合法性危机。 二 在社会激变的历史背景之下 ,中国的启蒙运 动处于异常复杂的环境。当我们准备启蒙时 ,西 方已经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 ,此后的后现 代主义颠覆了现代性的基本精神 ,而大众文化则 迫使精英文化失去了文化的主导地位。启蒙的合 法性在于它相对于对手的合理性 ,它是真理的化 身 ,并且是大众的思想导师和权利代表。现在 ,启 蒙的理性主义受到质疑 ,它已不是真理的唯一持 有者 ,更重要的是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边缘化”, 作为启蒙之历史使命承担者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再 被看作大众的代言人 ,从而失去了话语权和社会 影响力。韦伯忧虑于社会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后 果 ,我们却在社会尚未理性化的情况下便走向了 非理性。换言之 ,似乎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便已 过时了。 19 世纪下半叶 ,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古典 哲学衰落 ,西方传统乐观的理性主义遭遇了强烈 的挑战。达尔文的进化论祛除了人的神性 ,马克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理性主义的唯心史观 , 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表明理性亦非个人的 主宰 ,叔本华、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使非理性主义堂 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理性主义遭遇了严重 的质疑。以海德格尔为例。前期的海德格尔揭示 了建立在主客二元论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局 限性 ,谋求通过对此在 (人的存在) 的生存论分析 解决存在问题。后期的海德格尔则进一步颠覆了 主导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柏拉图主义 ,对于“光 明”与“黑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理解。海 德格尔在 1931 年和 1932 年所作的《柏拉图的真 理学说》的演讲是围绕柏拉图“洞穴”比喻而展开 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全部西方哲学史就发端于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反 叛也体现在他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分析之中。海 德格尔通过分析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梳理了西方 哲学中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开端和过程 ,也表明 了他的立场和态度。如果说柏拉图以洞穴比喻颠 倒了日常生活的世界 ,确立了哲学家眼中的真理 的世界 ,那么也可以说海德格尔试图将这个颠倒 再颠倒过来。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引出了灵魂转向 说 ,而海德格尔的思想亦是一种转向 :“洞穴”比喻 的是“遮蔽状态”(黑暗) ,“洞外”比喻的是“无蔽状 态”(光明) 。哲学要做的工作不是从遮蔽状态转 向无蔽状态 ,而是从无蔽状态转向遮蔽状态。虽 然海德格尔并不是让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不去 追求光明 ,但是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症结就在于迷 失在“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明之中 ,而真正应 该做的是借助于光明来通达黑暗的本源境域。 与海德格尔相比 , 后现代主义走得更 远。[ 1 ] (第7章)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 :理性、历史和人。理性乃是现代性得 以确立的基本前提 ,从笛卡尔到启蒙以及康德之 后的德国古典哲学 ,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论述都在 维护着理性 ,将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根源、 真理之所在以及系统性知识的基础。理性被认为 —921— 足以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 ,凭借着这 些规范 ,便能建立起思想系统和行动系统 ,社会亦 将随之而得到改造。与这种理性主义相关联 ,现 代哲学相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 是通过理性来实现人类理想、推动社会前进的过 程。进而 ,确立理性的绝对权威也好 ,强调社会向 善也好 ,最终都是对人的权威的认定 ,亦即把人放 在宇宙和认识的中心 ,使人成为一切“非我”族类 必须与之看齐的最高主体。可是在后现代主义看 来 ,启蒙传统的现代观念虽然造就了当今的西方 文明 ,推进了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 ,但现代性的 建构过程也产生了无数的痛苦与不幸 ,从受资本 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 ,到被排斥在公共 领域之外的妇女、少数民族 ,再到受资本主义殖民 盘剥的第三世界以及那些在殖民过程中被灭绝的 种族 ,都是现代化过程的牺牲品。而在现代化的 社会里 ,正如韦伯、霍克海默尔、阿多诺等现代思 想家所指出的 ,现代性也产生了一整套具有规训 作用的制度、常规和话语 ,从而将现代理性的支配 模式与控制模式合理化和正当化了。极度扩张的 理性一面为人们设定种种必须遵从的规范 ,为历 史筹划种种不可更改的规律 ,一面又听任官僚体 制生产和再生产压迫性的差异和等级。实际上 , 现代性确立的理性、历史规律和人的绝对权威只 是一种幻觉。后现代理论认为 ,人并不是一个理 性的、统一的主体 ,而是一个祛中心的、碎片化的 主体 ,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的欲望流 ;历史也不是一 个连续统一的整体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单 数的、大写的“历史”,存在的只是复数的、小写的 “历史”,也就是说 ,所谓“历史”并不是已经过去的 事实 ,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回忆录、档案、 报告、文学作品、文化产品等 ———存在的文本 ,是 一系列对过去进行记录、叙述或阐释的话语 ,是人 类对自己的集体欲望所作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 达。 启蒙的合法性在于理性主义 ,而理性主义的 合法性则在于科学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 ,后 现代主义以“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彻底颠覆了理 性的权威和传统的真理观 ,亦使启蒙失去了存在 的根基 ,这意味着反传统的启蒙也已蜕变为传统 从而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争相 说“后学”,借助后现代主义来解构权威和传统的 时候 ,启蒙也成了被解构的对象。毫无疑问 ,后现 代主义是人们解构权威、解构传统的有力武器 ,因 而后现代主义可以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大众文化 , 而这恰恰解构了启蒙赖以生存的环境。 三 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 ,因 而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但社会环境、文化环境 却已经不适合启蒙了。后现代主义以赞赏的眼光 看待颠覆了启蒙合法性的大众文化 ,启蒙的宏大 叙事话语在后现代主义的讥讽下无地自容。启蒙 在它的敌人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却已退出了历 史舞台 ,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便已经被超越了。 大众文化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 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 ,大众文化成为社会 的主要文化形态 ,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 现 ,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文化和 消费主义取向。文化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商品化 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的结果 ,使文化 原有的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向。 文化本身由此失去了自律性和自足性 ,文化不再 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 ,而必然 要迎合受众、大众的需要和口味 ,走向平庸和媚 俗。文化艺术本身的自由超越精神、批判否定精 神以及理想化的导向功能也随之丧失了。大众文 化也就成了一种商品化和大众化的文化 ,攫取经 济利润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主要动机。[ 2 ] ( P2 - 3) 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精英文化是一种弱 势文化 :一方面 ,中国历来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阶 层 ;另一方面 ,由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激变 ,政治中 心化的结构转向了政治 - 市场经济二元结构 ,所 以精英文化被边缘化了。[3 ] ( P31) 尽管深受意识形态 的影响和制约 ,尽管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 子属于少数 ,但是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前 ,只有他们 肩负着启蒙大众、为人们提供高雅精神产品的职 责 ,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竞争对手 ,基本上可以不 考虑受众的接受问题。然而 ,在大众文化时代 ,由 于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商业化而且强烈地抵制商业 化 ,因而其影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 ,对大众失去 了有效的影响。而大众文化之所以势不可挡 ,是 因为它应运而生 ,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几乎构成 —031— 了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建立在信息技术、大众 传媒和文化工业基础上的大众文化 ,伴随着全球 化的进程迅速蔓延全世界 ,迫使精英文化退守象 牙塔而一跃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从而几乎占据 了为大众提供文化素养的所有文化资源。 在某种意义上说 ,大众文化很像海德格尔所 批判的“闲谈”、“好奇”和“两可”的“沉沦状态”。 “闲谈”乃“众说”———“众说纷纭”。众说纷纭构成 了公众意见 ,任何人在闲谈中说得头头是道 ,无须 把事情据为己有就了解了一切可能性。“一切看 上去都似乎被真实地领会了、把捉了、说出来了 ; 而其实都不是如此。或者一切看上去都不是如 此 ,而其实都是如此。⋯⋯不仅摆在那里的事情 和摆在眼前的事情 ,人人都知道 ,都谈论 ;而且刚 要发生的事情、还未摆在眼前但‘本来’一定要弄 成的事情 ,人人也都已经会大发议论了。别人料 到的、察觉的事情 ,人人也都总先已料到了、察觉 到了。”[4 ] ( P211) 由此而形成的板结化社会现实使启 蒙无从入手 ,无从开始。因为启蒙所主张的所有 一切都不“新鲜”,在众说纷纭中都可以找到 ,我们 好像回到了希腊哲学的智者的时代 :“一切理论都 有其相反的说法”。于是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面 临着两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 ,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 化而成为文化的主体 ,从而使人文知识分子的社 会影响日渐式微 ,失去了主导的地位 ;另一方面 , 大众文化占据着几乎所有的文化资源 ,并且使“影 像”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 ,从而“淡化”了“黑暗”与 “光明”的界限 ,使启蒙失去了“对手”或“敌人”,变 成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我们生活在科学的 时代 ,这个时代也是知识“泛滥”的时代 ,亦是对真 理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的时代。人工作品取代 了真实的存在 ,从而抹杀了影像与实在的区别。 我们似乎已经处在科学的时代 ,不再需要启蒙。 其实 ,中国的启蒙不仅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挑 战 ,而且面临着传统文化的难题。 四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背景下文 化多样性的问题是人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而继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则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体西用”的问题并没有过时 , 只不过变换了形式。 如前所述 ,中国的启蒙发端于以西方思想启 中国传统之“蒙”,乃以“中外之争”开启了“古今之 争”。最初 ,激进的思想家们以“全盘西化”彻底否 定传统文化 ,企图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然而 ,前 有“救亡图存”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后有现 代化的成就恢复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因而拥 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在现代化已见成效的背 景下顺理成章地重新树立起了复兴传统文化的大 旗。近年来 ,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文学理论中亦 经常谈论启蒙主义的问题 ,人们把 20 世纪 70 年 代末的思潮称之为新启蒙主义。[5 ] 进入 21 世纪 , 也有人将启蒙主义理解为传统文化的复兴 :传统 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6 ]其实 ,早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 就提倡过“新启蒙运动”,并且提出了两个口号 : “打倒孔家店 ,救出孔夫子”和“中国化”。[7 ] 由此 , 中国的启蒙不仅在倡导理性主义的同时面临着理 性主义的危机 ,而且不得不在处理“古今之争”的 同时亦必须处理“中外之争”的难题。于是 ,当我 们貌似已经处在科学昌明的时代 ,当传统不再是 被批判而是需要复兴的对象时 ,“我们是否还需要 启蒙”便成了问题。 我们是否还需要启蒙 ? 这不仅要看启蒙是否 还有合法性的根据 ,也要看启蒙的任务是否已经 完成。的确 ,人们的反思批判揭示了启蒙的局限 性 ,例如盲目乐观的无限制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 以及对传统的非历史主义态度等。然而 ,无论启 蒙的理性主义遭到人们怎样的质疑 ,启蒙的成果 亦即现代化的成就无疑渗透着理性的精神 ,应该 有可能通过某种有限制的和节制的理性主义而拯 救其精华。中国的启蒙面临着许多问题 ,“理性的 缺位”可能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中国人尚未 克服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还没有树立起理性的 思维方式 ,而这种理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最为缺乏的东西。[8 ] ( P2) 所以 ,启蒙的任务还没 有完成 ,理性主义并没有过时 ,所需的是对理性主 义的批判继承。看起来我们的现代化取得了伟大 的成就 ,我们已经进入了科学的时代 ,然而“理性 的缺位”很可能将制约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 展。不仅如此 ,启蒙全盘否定传统虽然有其局限 性 ,然而对中国人来说 ,如果启蒙的理性主义并没 —131— 有树立起来 ,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试图 回归的传统就可能是未经理性批判的传统。就中 国的现实而言 ,一方面是现代化 ,另一方面是传统 文化 ,迄今为止 ,两者之间并不“兼容”。当人们针 对科学主义而呼唤人文精神的时候 ,适应于全球 化背景下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 ,有些人把人 文精神等同于传统文化 ,实际上重新引发了“中体 西用”的老问题。优秀的传统文化当然应该复兴 , 但是复兴不是复古 ,单纯的复古不可能解决现实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 ,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经 受启蒙之理性主义的洗礼 ,如此才能“兼容”于现 代化进程 ,并且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的 促进作用。 且不论西方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中国 的启蒙并没有过时 ,因为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正如康德当年所说 ,我们仍然处在启蒙的时代。 不过 ,面对复杂的局面 ,我们不仅需要重新确立启 蒙的合法性基础 ,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启蒙的 理念 ,而且必须解开“古今中外”相互缠绕的死结 , 这样的启蒙应该是一种真正的“新启蒙”。 1990 年 ,笔者曾经撰写了一篇讨论启蒙之局 限性的文章《启蒙主义的精神和它的难题》。[ 9 ] 时 隔近 20 年 ,当笔者在撰写《启蒙的合法性危机》这 篇时 ,心情已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意在揭 示启蒙的局限性 ,那么后者则对中国的启蒙如何 在新的时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深感忧虑。 　　参考文献 [1 ] 　张志伟、欧阳谦主编 :《西方哲学智慧》,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 ] [3 ] 　姜华 :《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 ]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9。 [5 ] 　杜书瀛 :《新启蒙 :理性精神下的文论话语》,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 (4) 。 [6 ] 　张宝明 :《解构抑或建构 ———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载《学术界》,2003 (2) 。 [7 ] 　参见干春松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载《孔子研究》,2006 (5) 。 [8 ] 　参见姜义华 :《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9 ] 　张志伟 :《启蒙主义的精神和它的难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 (2) 。 Crisis in the Legitimacy of Enlightenment : Challenges to the Enl ighten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N G Zhi2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Since it took place at t he time when t he st ruggle of China vs1 Western enlightened the dis2 p ute between t he ancient and t he modern , t hese entangled factors made Chinapis enlightenment more complicated t han t he Western1 On one hand , rationalism as t he center of t he Enlightenment was ques2 tioned by t he Western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 on t he ot her hand , intellect ualspi dominant stat ue in enlightenment was challenged by pop ular cult ure and t hey were also faced wit h p uzzles in dealing wit h t raditional culture , which bot h led to t he crisis in t he legitimacy of enlightenment1 But enlightenment is not out2of2date , because it is still an unfinished project1 What we need is to ret hink and set up t he legitimate basis for enlightenment1 Key words : enlightenment ; rationalism ; legitimacy (责任编辑 　李 　理)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