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墓志铭和通行证

，传播学“盖浇饭化”  此类弊病也是当今学术界一大可“目睹”的“怪现状”，随便走进一家大一点的书店，诸如《XX传播学》、《传播XX学》琳琅满目。最常见的莫过于“传媒经济学”一说了，不具体地针对哪一本书了，在笔者看来，目前还没有一本象样的“传媒经济学”（也许这本身就是一门伪学科），大多是牵强之作。最多就是在“战略管理”前面加上“媒介”二字，或是“经济学”前面加上“传媒”二字，这样还不过瘾，在所谓的“传媒经济学”前面还要再加上“大众”二字。书是写出来了，每本掂在手上都像砖头一样重，其实呢，也就是盖浇饭而已，饭是饭、菜是菜，甚至像某些小饭馆一样，菜还是冷的。  传播学边缘化研究没什么不好，这正说明了我国传播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段，21世纪出版的传播学著作恐怕比21世纪之前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多吧。但所谓的“欣欣向荣”就是“盖浇饭”吗？希望有一天，有人可以写出一本虽不算可口“鸡蛋拌饭”出来，至少，鸡蛋与饭还是混在一起的。  6，传播学的“学术工业”  学术工业这一概念由“文化工业”发展而来。学术成为产品，而不是“板凳十年冷”的蛰伏，它有一系列的操作程序：1，向国家申请课题和经费；2，找一班子职位比较低的年轻老师或研究生收集资料；3，分工合作，一人写个几章；4，以这班人中名气最大或职位最高的人署名“主编”。  学术工业的书籍一定有以下几个特点的两个以上：1，从收集资料到编写到出版，周期迅速，通常半年，甚至更短就可以搞定；2，一定和作者的另外一本书有大量的章节是重复的；3，引用资料其多无比；4，当被批评质量不高时，总是以“截稿日期”限制为借口；5，被抄袭被揭露时，总是以“不符合学术规范”为借口（也就是说，不是抄袭，是忘了加注释）。6，一般来说，书是不会有人买的，但作为考研的指定书，则可以使得无数人的血汗钱被榨。  7，传播学“第三性学”  此类现象多出自于一些新闻学家，真实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时效性等等无数个“性”最后统一于“党性”。传播学成为继有“第二性学”之美誉的新闻学后的“第三性学”。在笔者看来这些无数的“性”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假、大、空。  1995年，杭州大学的黄旦教授写了一本《新闻传播学》，第一次用传播学的视阈来审视新闻学理论，这一创新非常妙，笔者至今依然认为这是最好的国内一本“新闻学基础理论”。但书出版以后，就又出现了无数本《新闻学概论》，模仿之拙劣，“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如“接收——意义转换——接受”三阶段理论，又如“知”的三角形模式图，从来不指明出处。倒是性学的部分写得不厌其烦，一些就是四五十页，还冠冕堂皇地引入传播学理论。  笔者考证，新闻学家们在80年代引进传播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和“宣传”争夺话语权；可惜，20年后，所谓的效果理论就成了宣传要讲究艺术，把关理论就成了“钳制”、“扼杀”的理论基础。  8，传播学本土化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有无数有趣的传播思想和独特的传播形式。比如“说客传播”、“烽火传播”、“房中术”、“缘”等；就连彼德斯在《“向天空诉求”——交流思想史》（又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的中译本序中也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撒播”观。  即便如此，笔者依然坚持认为，谈“本土化”为时过早，所谓本土化是在研究中自然而然发生，而不是生硬地说“我要本土化”就本土化了。未来20年内，我国传播学界的主要任务还是向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学习。在国外早就“再见，施拉姆”了，国内还依然把其奉为泰斗，还依然把“5W”奉若神明，还谈何中国化？本土化绝对不是撇开西方单独搞一套，而是对话、接轨——也许连谈“对话”也为时过早。  一味地标榜“本土化”，就很可能导致一种不虚心的自大心理。举个例子，某教授是本土化的坚决倡导者，在其的传播学书里也有专章讲这个问题。有一小节还单独把“因材施教”搬出来，说：中国的孔子很早就开始注重受众的差异性了。差一点还没说“孔子的受众思想领先西方两千多年！”这样的中国化、不化也罢。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别的不说，谈中国化之前，先要对中华文化有个清醒的认识吧，别的不说，《史记》《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真经》《南华真经》要熟读吧？而可悲的是，开国武皇帝试图以它个人的思想取代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文化的人为断层，试问当代年轻的传播学子们，又有多少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什么叫“天人合一”、什么叫“温柔敦厚”、什么叫“三从四德”、“十三经”是哪些、廿四史又是哪些？…… 9，传播学“学术追星族”现象  这类现象也是随着近年来传播学翻译工作的繁荣而产生的，一阵阵地麦克卢汉热、鲍德里亚热、福柯热等不一而足；而问及这些思想家的脑袋瓜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他们是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写论文时引用、引用、再引用。引来引去就那么几套书，华夏两套、南大出版社一套、中央编译一套、中国社科一套···引到最后就出现“葛兰西、格拉姆西”的笑话。  扯远一些，翻翻近年来国人的传播学教材，几乎没有不开辟专章谈麦克卢汉的，但谈来谈去，依然是“三论”+“技术决定论批判”。笔者在这里可以很负责的说，真正研究过麦克卢汉的人是凤毛麟角，张咏华算一个、何道宽算一个、陈卫星算一个，还有第四个吗？但是，却没有人不知道麦克卢汉，但最多又指知道三论+地球村，其实，“麦克卢汉主义”法语、英语里都有专门的词，仅仅就三论吗？有多少人在知道麦克卢汉还精深地研究过消费社会，还提出过“声觉空间”、“无形无象的人”、“光透射/光照射”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连珠妙语呢？  如果说“学术追星族”这个此不恰当的话，那么“叶公好龙”也许更合适。  10，传播学“非生育”  这类现象，严格地说，不属于学术研究的错误思潮范畴，但和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有二：  1）各类高校盲目设立传播学系。师资跟得上吗？硬件条件跟得上吗？有明确的培养计划吗？综合性大学没有传播系的开设一下倒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工学院、教育学院又怎么看待呢？虽然要辨证地看问题，越来越多的传播系开设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笔者坚持认为弊大于利·  2）研究生盲目扩招。武汉大学去年官方数字录取180、今年190。武大的新闻传播在中国固然有其一席之地，但招生人数的天文数字与教学条件可以想配套吗？笔者对武大不了解，不多说了。另一方面，无数的人向往考传播学的研究生，可惜的是，他们连传播学是什么也没搞清楚。糊里糊涂地背了几本书，考上是考上了，考上了又能怎么样呢！再就是读研的动机并非是为了做出点名堂，而是本科专业是冷门找不到工作、工作不如意辞职了、传播不用考数学等等。是否是传播学研究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唯一标准！如果考上了研究生，就以为前途无忧了、可以松一口气了，那它就大错特错了，等待着的将是无穷的后悔。  [结语]  笔者在批判十种传播学研究的思潮的基础上，针对他们的不足，并忘掉拉斯韦尔，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学体系观，自己的研究范式；如果说《上篇》是传播学的“墓志铭”的话，那么，《下篇》就是传播学的“通行证”。 [下篇]两个疑问，一个假设，三条思路  传播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承认。即使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享有盛名的戈尔丁和默多克也于1978年，表示过传播学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出自李彬《传播学引论》，但李彬没指出出处）在当今，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依然保持着新闻学院的名字。（而不是加上“和大众传播”）近年来，“传播无学”的声音已经不仅仅来自其他学科，美国的一些传播学研究人员亦常常提及传播学的定位和危机问题。（详见李希光《新闻学核心》）  笔者在两年前接触传播学时，就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  1，传播学到底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和新闻学有什么不同）  2，传播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多学科和跨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并坚信：这两个问题的正是传播学是否真正值得存在的钥匙，也是通往“善恶的彼岸”的通行证。  先看第一个问题，通常人们认为：“传播学就业面广，媒体、企业、事业、科研均可。”但笔者看来，这是一句废话。专业社会学认为一个专业之所以存在，就必须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可以学到其他专业学不到的技能。笔者浏览了所有招考传播学研究生所有高校相关页面，发现有通常有一门考试叫做“传播实务”，而构成这门考试的课程通常是广告、公关，少量学校还考媒介经营管理。这首先就是一个定位错误：传播实务等于广告实务？传播实务等于公关实务？  传播学自传入中国也有不少年头了，并于1997年被归类为二级学科，从属于新闻传播学，当然，这样的划分是毫无学理依据的。而传播系的老师大都也是新闻学家（其中大部分又是中文系出身），这就必然造成了大众传播特别受到青睐，而语言传播很少有人问津，而在传播学的家乡，高校里以“语言传播与社会”等命名的院系多于以“大众传播”命名的院系。远的不说，家门口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入门课程就是“语言与传播导论”。所以，总的来说，传播学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异化”了，并没有注意到要加强传播学学科的学术的合理性。再观察一下各大高校的研究生培养课程，传播学不同于新闻学的也就是广告+公关+网络（新媒体）等，并没什么体系性，而是授课老师能教什么，就开什么课。一言以蔽之，就是传播学和新闻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即使到了今天，笔者也没得出传播学究竟可以培养怎样的人才的满意答案，请教了不少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答案只令我更加怀疑：传播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笔者将转入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希望自己得出的研究范式可以在一定意义使得传播学存在。（虽然它已经“存在”了，但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吗？）  笔者在此不想一一列举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的定义，更无意于逐一批判。笔者只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传播学的落脚点一定是“人”——“符号人”—。在笔者翻译的一本书的第四章里，作者曾经提出过4种一般的传播理论、5种心理学范式和2种说服模式：  “四种最一般的传播理论如下：  1．结构功能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杜克海姆、默顿、帕森斯）：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提供了社会的稳定性，因此，媒介和大众传播的形式依赖于社会，并促成社会的均衡。  2．进化论的观点（达尔文、斯宾塞）：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变化遵从于一组自然法则，大众传播系统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决策者的传播需求的增长而发展。  3．社会冲突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种理论认为，需求和目标互相对立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斗争。在冲突的大多数领域，大众传媒都积极参与斗争。例如，作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守望犬（watchdog）。  4．符号交换理论（库利--环境胜过遗传基因，米德--集体和个人生活的语言符号）：这种理论认为传媒对现实结构的描述只提供了来源有限的信息，并创造了个人和集体所建构的现实。  这些一般的理论是社会学的范式（假设的集合或信念的体系）。能够与之争鸣的心理学理论通常作为一种单独的框架，主要原因是上述四种理论为大众传播研究中集体行为及其效果的探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是在个体传播效果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心理学范式。心理学框架内有好几种独立的方法。第一种是神经生物学方法，它关注传播对于神经和大脑的效果；第二种是比较研究法，它关注传播对于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效果；第三种是行为主义方法，它来源于刺激-反应理论，并同前两种方法联系紧密；第四种是精神法，它关注潜意识的反应；第五种取向是认知心理学方法，它关注伴随着知觉输入的人类行为。这就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以下是两种一般的说服模式：  1．社会文化模式：这种模式试图说明社会文化变量使特定的个体可以解释或表达现实和大众传媒中的现实。  2．心理动力学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认知心理学范式，它研究一则有效的讯息如何使人做出传播者希望发生的行为（发出外在可见的反应）--效果。从这种模式派生出来一种很有价值的理论，鲍尔－罗基奇（Ball-Rokeach）的价值观改变理论。测试者先参加价值观的测试，然后把测试结果与喜欢他们的人、他们喜欢的人进行比较，这将使特定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以适应他人的价值体系。”  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一些启示：  传播学的研究逻辑起点是什么？媒介？社会？文化？···都不是，是符号！因为无论在媒介、社会或文化的背景下， “人”都是一种符号动物。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里将文化的实质称为“人类化”，顺着这一思路，文化其实就是是由各种不同的符号组成的体系，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制度的，甚至可以是精神的符号体系。而“人类化”的“化”字，无疑是一种动态过程，完成“化”必须借助具有一定意指的符号。而使用符号的自然是“人”。  [篇外篇]两个疑问，一个假设，三条思路  传播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承认。即使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享有盛名的戈尔丁和默多克也于1978年，表示过传播学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出自李彬《传播学引论》，但李彬没指出出处）在当今，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依然保持着新闻学院的名字。（而不是加上“和大众传播”）近年来，“传播无学”的声音已经不仅仅来自其他学科，美国的一些传播学研究人员亦常常提及传播学的定位和危机问题。（详见李希光《新闻学核心》）  笔者在两年前接触传播学时，就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  1，传播学到底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和新闻学有什么不同）  2，传播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多学科和跨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并坚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是传播学是否真正值得存在的钥匙，也是通往“善恶的彼岸”的通行证。  先看第一个问题，通常人们认为：“传播学就业面广，媒体、企业、事业、科研均可。”但笔者看来，这是一句废话。专业社会学认为一个专业之所以存在，就必须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可以学到其他专业学不到的技能。笔者浏览了所有招考传播学研究生所有高校相关页面，发现有通常有一门考试叫做“传播实务”，而构成这门考试的课程通常是广告、公关，少量学校还考媒介经营管理。这首先就是一个定位错误：传播实务等于广告实务？传播实务等于公关实务？  传播学自传入中国也有不少年头了，并于1997年被归类为二级学科，从属于新闻传播学，当然，这样的划分是毫无学理依据的。而传播系的老师大都也是新闻学家（其中大部分又是中文系出身），这就必然造成了大众传播特别受到青睐，而语言传播很少有人问津，而在传播学的家乡，高校里以“语言传播与社会”等命名的院系多于以“大众传播”命名的院系。远的不说，家门口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入门课程就是“语言与传播导论”。所以，总的来说，传播学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异化”了，并没有注意到要加强传播学学科的学术的合理性。再观察一下各大高校的研究生培养课程，传播学不同于新闻学的也就是广告+公关+网络（新媒体）等，并没什么体系性，而是授课老师能教什么，就开什么课。一言以蔽之，就是传播学和新闻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即使到了今天，笔者也没得出传播学究竟可以培养怎样的人才的满意答案，请教了不少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答案只令我更加怀疑：传播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笔者将转入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希望自己得出的研究范式可以在一定意义使得传播学存在。（虽然它已经“存在”了，但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吗？）  笔者在此不想一一列举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的定义，更无意于逐一批判。笔者只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传播学的落脚点一定是“人”——“符号人”—。在笔者翻译的一本书的第四章里，作者曾经提出过4种一般的传播理论、5种心理学范式和2种说服模式：  “四种最一般的传播理论如下：  1．结构功能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杜克海姆、默顿、帕森斯）：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提供了社会的稳定性，因此，媒介和大众传播的形式依赖于社会，并促成社会的均衡。  2．进化论的观点（达尔文、斯宾塞）：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变化遵从于一组自然法则，大众传播系统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决策者的传播需求的增长而发展。  3．社会冲突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种理论认为，需求和目标互相对立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斗争。在冲突的大多数领域，大众传媒都积极参与斗争。例如，作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守望犬（watchdog）。  4．符号交换理论（库利--环境胜过遗传基因，米德--集体和个人生活的语言符号）：这种理论认为传媒对现实结构的描述只提供了来源有限的信息，并创造了个人和集体所建构的现实。  这些一般的理论是社会学的范式（假设的集合或信念的体系）。能够与之争鸣的心理学理论通常作为一种单独的框架，主要原因是上述四种理论为大众传播研究中集体行为及其效果的探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是在个体传播效果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心理学范式。心理学框架内有好几种独立的方法。第一种是神经生物学方法，它关注传播对于神经和大脑的效果；第二种是比较研究法，它关注传播对于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效果；第三种是行为主义方法，它来源于刺激-反应理论，并同前两种方法联系紧密；第四种是精神分析法，它关注潜意识的反应；第五种取向是认知心理学方法，它关注伴随着知觉输入的人类行为。这就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以下是两种一般的说服模式：  1．社会文化模式：这种模式试图说明社会文化变量使特定的个体可以解释或表达现实和大众传媒中的现实。  2．心理动力学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认知心理学范式，它研究一则有效的讯息如何使人做出传播者希望发生的行为（发出外在可见的反应）--效果。从这种模式派生出来一种很有价值的理论，鲍尔－罗基奇（Ball-Rokeach）的价值观改变理论。测试者先参加价值观的测试，然后把测试结果与喜欢他们的人、他们喜欢的人进行比较，这将使特定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以适应他人的价值体系。”  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一些启示：  传播学的研究逻辑起点是什么？媒介？社会？文化？···都不是，是符号！因为无论在媒介、社会或文化的背景下， “人”都是一种符号动物。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里将文化的实质称为“人类化”，顺着这一思路，文化其实就是是由各种不同的符号组成的体系，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制度的，甚至可以是精神的符号体系。而“人类化”的“化”字，无疑是一种动态过程，完成“化”必须借助具有一定意指的符号。而使用符号的自然是“人”。  本着这样的出发点，笔者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也许是由这三种思路展开的，当然，它的前提假设是上述的“符号人”：  (1)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用说了，无数个大师够我们去研究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传播学家，但他们的思想都是传播学研究之所以“清如许”的“源头活水”。  (2)媒介——技术决定论模式 。传播学不同于符号学，本质区别之一在于其的媒介属性，麦克卢汉为我们开了一扇窗。  (3)文化——认识论模式。文化研究的主将霍尔曾说过，他领导的 研究中心的名称用的是“当代文化”，而不是用传播或大众传播，他觉得这是最聪明的一件事。  本着这样的出发点，笔者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也许是由这三种思路展开的，当然，它的前提假设是上述的“符号人”：  (1)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用说了，无数个大师够我们去研究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传播学家，但他们的思想都是传播学研究之所以“清如许”的“源头活水”。  (2)媒介——技术决定论模式 。传播学不同于符号学，本质区别之一在于其的媒介属性，麦克卢汉为我们开了一扇窗。  (3)文化——认识论模式。文化研究的主将霍尔曾说过，他领导的 研究中心的名称用的是“当代文化”，而不是用传播或大众传播，他觉得这是最聪明的一件事。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学习传播学两年来的一些浅薄得不能再浅薄的思考。限于精力与时间，无法将上述思路详细展开、宏大叙事（当然，也有知识产权的问题，这是笔者未完成的一篇论文里的部分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教。在学术探讨上，笔者更愿意听到的是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