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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好处的大头归谁

2009-09-05 3页 pdf 137KB 1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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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好处的大头归谁 经济发展好处的大头归谁 ——大政府小社会与财政 王一江 摘要:近年,中国财政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经济每 增加10块钱6块钱归政府,社会只分得4块钱。现行财政支出最大一块是经济建设,主要是 搞大项目;第二大的一块是政府自我消费,这导致民生支出偏低。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过低、税率过高,压制了中产阶级的壮大。如何改变中国大政府小社会弱中产的结构,出 路在于中国的财政由经济导向、政府自身服务,转向强调民生、突出公共服务,为经济发 展、中产阶级壮大创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中...
经济发展好处的大头归谁
经济发展好处的大头归谁 ——大政府小社会与财政 王一江 摘要:近年,中国财政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经济每 增加10块钱6块钱归政府,社会只分得4块钱。现行财政支出最大一块是经济建设,主要是 搞大项目;第二大的一块是政府自我消费,这导致民生支出偏低。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过低、税率过高,压制了中产阶级的壮大。如何改变中国大政府小社会弱中产的结构,出 路在于中国的财政由经济导向、政府自身服务,转向强调民生、突出公共服务,为经济发 展、中产阶级壮大创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中国财政存在三大问题:财政自我膨胀太快;财政支出结构忽视民生;税收政策 压抑中产阶层的壮大。这导致了对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结构的增强,扩大了社会不公平。 未来的财政改革,应在降低对中产阶层的税收和扩大民生支出等方面加大力度,目标是防 止大政府小社会结构的固化,创造和谐社会的公共财政格局。 一、财政自我膨胀太快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财政高速增长。在90年代初期,财政增长速度和经济增 长速度基本同步,都是每年10%左右,有的时候财政增速还会低一些,国家让利于民的思想 在财政上体现得比较突出。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加快,大部分 年份都在20%上下,有时甚至大大超过20%。比如,1993-2005年13年当中,有6年超过了20%, 有5年超过了15%,而且呈加速度增长,到2007年财政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30%。 因为财政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使得财政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10%左右增加到现在的超过20%,到2007年更是达到了30%。即比90年代提高了 一倍。可以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支配了整个经济生活 中相当大的一块资源。这种结构展示的图景是:中国经济每增加10块钱,就会有6块钱落入 政府口袋,只有4块钱左右归全社会所有。这造成了一种趋势:大政府越来越大,小社会越 来越小。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政府在与民争利。 二、忽视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 中国的财政支出按功能划分,其中最大的一块是经济建设支出。比如,在2005年有 将近1万亿元财政收入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第二块大支出则是政府自身消费,比如,在2005 年达到6500亿元以上。那么,财政直接用于民生的三大支出——抚恤与福利、社会保障、 价格补贴——加起来仅占财政的10%多一点,2005年的数字是3500亿元,占GDP的比重大概 是2%左右,相当于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38%,用于行政支出的54%。。这样的比例,用建设 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目标来衡量,显然偏低。与国际相比,也太低了:比如,美国直接 用于扶贫和民众福利的转移支付,在2003年占了财政支出的50%左右,占整个GDP的12.5%, 这些数字还仅仅只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如果加上州政府的支出,会更大。 动态来看,从1993-2005年,中国用于福利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5倍,但同时期用于行 政管理的支出却增加了10.26倍,考虑到行政管理费原有的底子就很大,这样的增长速度更 显得令人吃惊。很明显,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给人们的结论是:当前的中国财政政策是 忽视民生的,是以GDP增长和行政机构自我消费为中心的。 三、税收政策压抑、迟缓了中产阶级的壮大 中国现行财政政策对中等收入者起着压制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 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在任何现代国家都是社会稳定、科技创新和经 济发展主要的动力。因此,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财政应当考虑怎样才能扶持和鼓励中产 阶级、中等收入者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国家存在着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的问题,这恰恰对中等收入者起了压制的作用。 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月收入1600元1。如果我们把月收入1万元看成是高收入者,则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高消费城市里,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说, 他们每月8千、9千、1万元,其实还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最底层面即生存层面奋斗,因为住 房贵、交通费贵、学费也很贵,像小孩要读好的学校,一年几千块钱就没有了,如果还要 赡养父母,如果老家在农村还有亲属,如果生病的话,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很多钱。更何况, 国家的社会保障像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又都跟不上,使得这些中等收入者还要 承担政府本应承担的社会保险功能。而这些即便挣到了每月一万块钱的所谓高收入者,工 作压力非常大,生活实际上远非宽松可达。 现实恰恰是,当前中国的财政政策把月收入一万块钱到两三万块钱的人作为调节收入 分配的重点。我个人的体会是:基于这种思路的税收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中等收入者的收 入的确被压了下去,但并没有因此将低收入者的收入提上来。这种做法,不但没有促进中 产阶级的壮大、促进纺锤形社会结构的发展,而是抑制中等收入者,促进了中间瘦小两大 的M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即通常所称的社会贫富两极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从前述财政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到,财政增加对中等收入者 税收时的理由是要调节收入分配,但从实际财政支出看,这些增加的税收收入并没有被调 节到低收入者那里,而主要是增加了政府行政机构的自我消费,或被用于大型项目建设。 而行政消费和大型项目的开支比较容易和腐败相连,腐败恰恰就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主要 原因之一。只要和政府项目挂上钩,一夜之间就可以积累几个亿资产的现象并不少见。举 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前几年政府增加了对高速公路的投资,结果不少省的交通厅长落 马的比例大大增加。第二个例子,据报道,信阳市禁止公务员中午喝酒,结果半年就节约 了4000万元的行政开支。以上两个例子表明:大型项目的增加和行政费用的自我膨胀,既 是腐败的重要源泉之一,更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分析,将发现一个恶性循环的存在:财政用调节收入分配的理由来增加税收,增 加税收之后就去增加大型项目和扩大行政消费开支,大型项目和行政费用又增加了腐败, 腐败则使得社会更不公平,社会更不公平又要调节收入分配。在这样的循环中,分配越来 越不公平。 四、财政改革的方向与可行的措施 前述当前中国财政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和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不吻合 的。财政要改革,方向、目标在哪里?不但要注重强调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更要注重 和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不要让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部分落入政府的手上, 而是要让它大部分地落到社会的手上,财政要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政环境和 社会环境。 如果财政改革以此为目标,就要注意防止和弱化大政府和小社会倾向。在既有的大政 府和小社会结构下,要防止收入分配进一步朝政府倾斜。同时,政府要改变观念,不要让 自己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投资者和主导者,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公共 1编者注:本文即将发表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由 1600 元 提高到 2000 元。 环境。如果仍然持续以往那种通过自身的投资和投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目的的政策和行为, 实质就是未将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摆正。 1、关于财政收入改革的具体措施: 首先,需要改变现行财政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税收体制。要想办法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立法的形式来限制财政增长的速度,尽量争取做到财政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更加理 想的是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可以考虑大幅度地提高个税的起征点,比如,把月收入一万块钱作为起征点, 也作为国民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起点,而不是将他们作为高收入人群和财政调节的重点对 象。同时,还应大幅度地降低对这些人的税率。 第三,还要改变财政历来只进不出的传统。当国家有困难的时候,比如出现了国际危 机、发生了战争了,或者经济遇到特大冲击,在出现这类特殊困难或问题的时候,财政可 以考虑多收一点税,因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相反,在形势大好、收入增加非常快的时 候,政府应考虑退一些税给老百姓。只有有来有往,方可形成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 互相依赖的和谐关系。 第四,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需要进一步增加人性化、个性化的减免退税政策:比如, 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的医疗开支,小孩上学需要的教育开支;再比如,家庭人口比较多, 有一些老人需要赡养,对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可以实行一些人性化、个性化的减免退税政策。 第五,不要把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放在年收入十几万的人身上,而要放在年收入几十 万以上的人身上。我们要鼓励大家努力进入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中产阶 层行列。让他们感觉到,钱挣回来之后,很安全、很值得。这样的做法,可以鼓励更多的 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 2、关于财政支出改革的具体措施: 首先,要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经济来支持市场的发展和发育。具体讲,应加大 对社保、医保、教育、培训、住房等方面的投入,并减轻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困难。 关于医保、社保的财政投入,比例应该占多大,经费有多大的缺口?如果我们在这些 方面的投入能够像美国那样达到经济总量的10%以上,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应该要 增加到两万多亿元/年,而不是2000亿/年。如果这样规模和比例的投入能够保持与经济发 展同步,即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则六七年之后,总量可以达到四五万亿元/年。可 以肯定,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这样的投入力度,医保、社保、住房、教育方面的缺口将会大 大缩小,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社会将相当安定、和睦、和谐。 第二,直接帮助低收入人群,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保证。为此,要增加 对低收入者的困难补助。 (作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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