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艾滋病 污名和社会歧视

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 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 刘 能 内容提要： 艾滋病作为一种污名化的社会疾病，由于其高致死率、多途径传染和不可治愈的特 征，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社会恐惧和相伴随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本文在两个中国乡村 社区的两类人群——普通村民和艾滋病感染者——中所采集的实地数据的基础上，对村 庄社区范围内艾滋病流行与社会歧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不但给出了表征 当地社会歧视形式和水平的描述性数据，还给出了用于解释当地社会歧视水平的两个回 归模型。文章开始，作者还对艾滋病和全球社会科学的学科回应，以及中国艾滋病研究 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文献综述。 关 键 词：艾滋病 污名 社会歧视 中国乡村社区 定量分析 一、引 言 1981 年，美国的同性恋社群首次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次年，艾滋病在美国首次被列 为一种独立的临床诊断病症（Huber & Schneider，1992：xiii）。1985年，一个外国游客因患 艾滋病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亡，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之后在浙江和广东 的艾滋病监测工作中，分别发现 4名使用过进口血液制品的血友病病人和一名刚果留学生感 染艾滋病病毒。1987 年 2 月，福建省又发现一个艾滋病传入病例。这一系列个别的案例， 成为艾滋病登陆中国国境的第一波（王若涛、张有春，2003：32）。1989年，中缅边境的云 南省，在静脉注射吸毒者群落中，首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艾滋病感染（Ma, et al.，1990）。随 着静脉注射吸毒这一感染途径逐渐由边境农村地区向都市地区的蔓延，以及其他传播方式的 出现1，中国艾滋病感染的传播速度开始明显加快：1995 年到 2000 年间，感染者的年度增 长率稳定在 30%以上；2001年为 58%；到 2003年则达到了 122%（Wu, Rou, & Cui，2004： 8）。2004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 题组联合发布了《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该报告称，中国艾滋病的流行仍 然处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在云南、新疆、河南等省和自 治区的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已出现较高的流行水平，至少有一类高危人群 的感染率超过了 5%。评估报告公布，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人数为 84 万，全人群 的感染率为 0.07%。2 艾滋病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 二、艾滋病和全球社会科学的回应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时代，艾滋病问题作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得到国际社会 科学界的积极回应，突出表现为全球范围内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的整合（McElrath，2002； Miller, Carael, & Peersman，2004），以及各社会—地理区域内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的激增 （Russell，199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3；Karon, et al.，2000；Pollak，1995；Van Campenhoudt, et al.，1997；Moatti, et al.，2000；Lu & Essex，2004；Micollier，2004；Cleland & Ferry，1995；Baylies & Burja，2001。 从全球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在内）关于艾滋病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理论取向的研究和经验取向的研究。理论取向的研究主要关心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问 ∗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数据来自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笔者承担的“河南、山西两省艾滋病重点地区红丝带关爱行动项目评 估”课题。在此特别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杨农、谷岚同志，以及河南、山西两省相关部门的同志和调查对象表示感谢。 参加课题组实地调研的还有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樊欢欢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柴馥蕾、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硕士研究生章邵增和本科生辛盛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 除了静脉注射吸毒之外，在中国还存在其他 4种主要的艾滋病感染途径，分别是商业采血污染、母婴传染、异性恋传染和同性 恋传染（参见 Wu, Rou, & Cui，2004：9-10）。 2 www.people.com.cn/GB/14739/14740/21474/3023446.html 1 题：（1）关于艾滋病传播和感染的社会流行病学分析（Gould，1991；Drucker，1991）；（2） 探讨艾滋病风险行为的社会情境——即同性恋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等主导感染群 体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感染之间的关系的经验研究（Kotaba & Lang，1986；Aggleton，1998； Connors，2000）；（3）关于艾滋病的态度、信仰和舆论研究（Warwick, et al.，1988；Pollak， 1992）；（4）艾滋病感染和结构性社会力量（如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关系（Schneider， 1992；Campbell，1999）；（5）对艾滋病感染这一事实作为集体性社会现象的理论分析，如 感染者间的社会网络沟通行为及其社会后果（Ferrand & Snijders，1997；Eisenstadt & Gatter， 1999）、艾滋病和社会互动过程的关系（Ingham & Zessen，1997）、艾滋病与社会排斥/社会 歧视的关系（Council of Europe，1993；UNAIDS，2000；2004），以及感染者群体中社会认 同感的形塑（Siegle & Krauss，2000）等；（6）艾滋病和其他社会，如大众媒体和文化 表征体系的关系（Albert，1986；Gilman，1988；Kinsella，1989；Miller, et al.，1998），以 及与社会伦理体系的关系（Overall & Zion，1992；Murphy，1995）。 经验取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对艾滋病所造成的心理、社会和文化 后效的分析和评估（Feldman，1991；Fitzsimons, et al.，1995；Catalan, Sherr, and Hedge，1997； Danziger，2000）；（2）对艾滋病在相关人群和相关社会—地理区域内的流行趋势的监测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2000；Lau & Tsui，2003）；（3）与艾滋病的预防、 治疗和控制相关的社会干预努力（Kelly，1995；Rhodes & Hartnoll，1996；Kalichman，1998）； （4）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政策问题（Slack，1998；Stein，1998）。 三、中国艾滋病的研究现状：医学视角占主导地位 与国际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的研究所呈现出的热情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这一 社会问题的研究还属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邱仁宗，2001；夏国美，2002；潘绥铭，2004；李 楯，2004）。3 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国内，人们对艾滋病的研究关心不够；相反，在中国 存在一个相当明确的关于艾滋病研究的医学视角。换句话说，在中国，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一个以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专家为主体的艾滋病研究群体的存在，其研究主题主要涵盖了： （1）对各类人群，尤其是各类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的调查（范存欣、马绍斌， 1996；何景琳等，1998；李爱兰等，1999；高祖新等，2000；党少农等，2000）；（2）对风 险行为（包括静脉注射吸毒、性交易行为等）和艾滋病感染之间关系的探讨（Gil, et al. 1996； Wu, et al.，1996；Rogers, et al.，2002）；（3）对某些特定人群，如城乡间的流动人口，与艾 滋病感染及扩散之间关系的探讨（Anderson, et al.，2003；Li, et al.，2004；Yang，2004）；（4） 对特定高发地理区域（如云南省）内艾滋病流行和防治的集中探讨（Cheng, et al.，1997； 张家鹏等，1999；程何荷等，2001；莫国芳等，2004）。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艾滋病研究的 医学主导模式的形成，既和艾滋病本身作为一种高致死率传染性疾病的定位直接相关，也和 中国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研究资源（如合法性、研究资金和文献资讯等）的窘境间接相 关4。 四、本文的核心问题：污名化疾病、社会反应和社会歧视 2004 年 9 月，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委托，笔者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河南、 山西两省艾滋病重点地区红丝带关爱行动项目评估”的课题。在设计课题的调查工具（即问 卷和访谈提纲）时，课题组明确了把“社会歧视”和“行为调适”作为两个主要的理论取向 的研究专题，纳入到调查工具的设计之中。本文所依据的经验数据，就来自这次调查所采集 的“社会歧视”这个研究专题的数据。 3 2003年 11月 1－2日，全国“社会科学与艾滋病——理论和实践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主办方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这次研 讨会可以说是国内社会科学界针对艾滋病问题做出的一个重要学科回应。会议讨论到了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伦理问题、社会 偏见和歧视问题、人权问题，以及如何推进艾滋病防治行动等问题（请参见刘潼福，2004）。 4 医学视角相对于社会科学视角的主导地位，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科学家要在自然科学或医学杂志上发表关 于中国艾滋病的论文（如 Kaufman & Jing，2002；Huang et al.，2004）；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领域的专家， 发表了以社会科学分析，甚至社会学分析命名的论文（如刘伟等，2001；周涵，2002；孙江平，2004；王若涛、张有春，2004）。 2 （一）作为一种污名化疾病的艾滋病 污名一词的英译是“stigma”，这个词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的统治者在 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做上标记，以表明他们社会身份的低下。在现代社会学中，对污名做 出深刻分析的社会学家，首推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从定义上来看，污名被看作是一 种社会性状，该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戈夫 曼在对那些遭受污名化经历的人们——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越轨者—— 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用于 描述上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的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污名化 （stigmatization）就是目标对象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 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Goffman，1963）。后 来的研究者则把污名化过程进一步分解为由 5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要素所构成，分别是：贴标 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Link & Phelan，2001）。 艾滋病感染者就拥有这样一种“受损的身份”，因为艾滋病感染的事实，对于非感染者 来说，带来了两种主要的情绪体验：恐惧和羞耻5，而这两种情绪体验，都足以驱使非感染 者对感染者实施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的制裁。而这种社会制裁的结果，却是使事情向更坏的 方向发展：一方面，由于感染者害怕改变自己的行为将导致非感染者怀疑并最终知晓其感染 的事实，他们将继续其不安全的行为（如无保护性交和静脉注射），从而导致感染的扩散； 另一方面，由于高风险群体害怕自己有可能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制裁，因而不愿意进行检 测，从而导致预防努力的失败（UNAIDS，2004：5）。因此，研究围绕艾滋病感染而导致的 社会排斥的发生机制，对于我们缓解负面的社会制裁，推进和巩固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结果，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作为排斥性社会回应的社会歧视 在因艾滋病而导致的排斥性社会回应中，最主要的一类就是社会歧视。从定义上来看， 当有能力或有资格做出社会判断的人们，由于把目标对象列入某个具有特定的“受损的身份” 的群体——在本文的个案中，也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群体——之中，从而把他们和正常人区 分开来，并使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就说社会歧视发生了（UNAIDS，2004：9）。 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中，围绕艾滋病而产生的社会歧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之所以会 产生如此普遍的社会歧视，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两种核心情感——即恐惧和羞耻——之外，还 包括了其他的客观因素：如公众对艾滋病感染途径的分化了的认知能力、治疗资源的缺乏、 缺乏责任心的媒体报道等。 围绕艾滋病产生的社会歧视所发生的社会空间也相当的广泛。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给 出了有可能发生歧视艾滋病病人（包括感染发病者及病毒携带者）的 15个领域，分别是： 流行病学测量、患者身份保密、刑法、家庭法、社会保险、个人商业保险、外国人的合法地 位、劳动法、公共服务、住房、教育、医疗健康、军队服役和社会生活（Council of Europe， 1993：5）。而联合国也把工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区等四个社会空间，看作是因艾滋病而 导致的社会歧视最有可能发生的社会场域；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社区很有可能会把感染者驱 赶出其所在的居住区，医院的员工很可能拒绝给感染者看病和治疗，而雇主则很可能解雇感 染了艾滋病的员工（UNAIDS，2000、2004）。本文所采集的数据，恰好可用于阐明中国乡 村社区内部围绕艾滋病而产生的社会歧视的具体情形。 5 所谓恐惧，就是因为艾滋病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且目前仍然是不可治愈的，其传染途径十分多样并能潜在地威胁到每一 个非感染者，而且感染者可以相当容易地掩盖其感染的身份，增加非感染者被感染的潜在风险。而所谓羞耻，则包括两个方面 的指向：首先，主要由于在艾滋病的广为传诵的传染途径中，以越轨性行为（如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和非婚性行为）中的性接 触感染和吸毒者的静脉注射感染最为突出，因此，非感染者认为感染者本身就是可耻的；其次，由于艾滋病感染作为感染者生 命历程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摧毁了感染者的社会安全感，导致其陷入在耻辱、自责和孤立的心理状态之中。 3 五、研究策略和理论模型 “河南、山西两省艾滋病重点地区红丝带关爱行动项目评估”课题组进行调研的地区， 分别是河南省 S县的 S乡，以及山西省 X县的 Y镇、S镇和 H乡。上述地区艾滋病感染的 主导途径，首先是村民们在 20世纪 90年代前期因参与商业性卖血行为而导致的感染；其次 是后续的性伴侣间的交叉感染。有关“社会歧视”的研究专题，主要涉及上述地区的两类人 群，分别是当地的普通村民和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两类人群分别接受了一份专门为设计 的调查问卷：其中艾滋病感染者采取了普查的方式；而普通村民则采取了随机抽样和偶遇抽 样相结合的办法（具体的抽样方法，请参见刘能、樊欢欢、柴馥蕾，2004）。表 1给出了河 南、山西两省上述两类被调查对象的人数和性别、年龄的分布数据，其中普通村民的有效样 本为 203人，艾滋病感染者的有效样本为 80人。 （一）本文的研究策略 我们的研究策略，主要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在中国乡村社区中，尚未感染艾滋 病的普通村民，对本社区内现实存在的艾滋病感染者或潜在的艾滋病感染者，将采取何种形 式的社会歧视；社区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地主要感受到何种形式的社会歧视？其水平如何？ （2）影响普通村民做出不同水平的、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的因素是什么？不同的 艾滋病感染者，如果他们感受到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那么其影响因素为何？ 以上第一个问题属于描述性的问题，用于展示中国乡村社区内因特定途径而感染艾滋病 的村民及其家庭成员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具体 水平；第二个问题则属于解释性问题，用于分离出有可能影响到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 导致的社会歧视机制的主要自变量。 表 1 两类调查对象分省、分性别、按年龄分组的分布数据 普通村民（N=203） 年龄分组 普通村民性别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女性 10 27 23 4 64 男性 12 22 24 18 76 山西省 小计 22 49 47 22 140 女性 2 12 6 2 22 男性 3 11 12 10 36 河南省 小计 5 23 18 12 58 另有5个缺失值 - - - - 203 艾滋病感染者（N=80） 年龄分组 艾滋病感染者性别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女性 0 0 4 0 4 男性 0 2 5 3 10 山西省 合计 0 2 9 3 14 女性 0 18 17 1 36 男性 0 16 12 2 30 河南省 小计 0 34 29 3 66 （二）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 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与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特征密 切相关。长期以来，研究中国乡村社区的学者们都强调指出，中国乡村社区具有强烈的地理 边界意识，是一个内部团结和整合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其内部团结主要依赖于家族、宗族的 联结（Freedman，1971；王沪宁，1991）、社会—文化仪式的联结（杜赞奇，1994；褚建芳， 4 2003），以及来自经济互赖性的联结（Skinner，1993；张思，2003）。因此，中国乡村社区 内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也主要地和上述三类内部团结原则直接相关；作为被 调查对象的两类人群所感受到的（或想象中感受到的）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也与他们中的 每一个个体在上述三种团结体系中所处的不同社会位置直接相关。同时，由于艾滋病传播而 导致的社会恐惧感和社会羞耻感，也是考察作为一个居住共同体的村庄社区内的社会歧视机 制的重要理论要素。6 下面，我们首先给出调查工具中有关社会歧视的具体表现形式。 我们在问卷中给出的关于社会歧视的问题，针对未感染的普通村民是“如果您确切地知 道村里有人得了艾滋病，您还会不会做以下所列的事情？”；而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则是“现 在村里已经有人知道您/如果村里有人知道您感染了艾滋病，请问他们还做不做/还会不会做 以下所列的事情？”。正是在这些问题中所提到的“以下所列的事情”中，我们给出了中国 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可能形式，即拥有受损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是否遭 受到了未感染的普通村民在以下社会行动上的排斥性社会回应，这些社会行动包括：是否去 艾滋病感染者家中串门；是否和感染者一起同席吃饭、喝酒；是否和感染者握手；是否购买 感染者家庭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是否让自己家孩子和感染者的孩子一起玩；是否在路上遇 见时和感染者打招呼；是否和感染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是否去感染者家帮忙料 理红白喜事；是否愿意在感染者发病时协助送其去医院；是否会比较关注感染者的一举一动， 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7 （三）两类人群的两个解释模型 从上节所列的调查问题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个描述性数据：（1）艾滋病感染 者所感受到的真实的（对于身份已经暴露者）和潜在的（对于身份尚未完全暴露者）社会 歧视的程度（操作化为他们自我报告的社会歧视水平得分）8；（2）未感染的普通村民对待 艾滋病感染者的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歧视程度（操作化为他们自我报告的、针对艾滋病感染 者的社会歧视水平得分）。相应地，围绕这两个描述性数据（也即所谓的因变量取值），我们 分别可以有以下两个解释模型来加以阐释。 模型 1：哪些社会因素（或自变量）影响到了艾滋病感染者真实感受到的或假想的不同 程度的社会歧视？ 除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之外，从理论上出发， 至少还有以下几类突生性的社会变量影响到了中国乡村社区中因参与商业性采血活动而感 染艾滋病的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水平。首先，我们假定，艾滋病感染者在村庄社区 内和其他未感染人群的家族或宗族关系越接近、他们的家族和亲戚关系圈子越庞大，那么他 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平就要低一些；其次，艾滋病感染者在村庄社区中的社会—文化地位越 高，则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平可能会低一些；第三，艾滋病感染者家庭感染前后在村庄社 区中所处的经济地位越高，则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平就相应地要低一些；第四，艾滋病感 染者带给周围村民的威胁程度越高，则他们遭受社会歧视的水平也要略高一些（比如说，艾 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公开程度将影响到他们自我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的水平）；而社区内其他村 民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则艾滋病感染者所遭受到的社会歧视的水平也会相应 6 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在课题组所调查的乡村社区中，最初的和首要的感染方式，是村民们为获取现金而参与的商业性采 血活动，基本上不存在其他更具越轨性的感染方式（如同性恋性传播或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同感染途 径所暗示的分化的道德压力，并不是引发不同水平的社会歧视的主要自变量。因此，调查工具中没有直接针对“社会羞耻” 这一理论要素进行自变量的设计。 7 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关于社会歧视的定义（即由于目标对象属于某个拥有“受损的身份”的群体而对其做出了不公正的对待）， 以及我们对中国乡村社区内三类社会团结原则的阐述，我们认为上述社会行动单子的选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乡村 社区内普通村民对艾滋病感染者所表现出来的排斥性社会回应的主导形式。当然，其他研究者还可以对这个单子进行修正和补 充。 8 在全部 80名接受调查的艾滋病感染者中，除了 1人未回答之外，其余 79人中身份已经公开的有 76人（其中回答“其他村民 全都知道”的 68人，回答“一部分村民知道”的 6人，回答“很少有人知道”的 2人）。因此，对上述 76位身份已经公开的 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我们测量的是他们真实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而对 3位身份仍未公开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我们测量 的是他们假想中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 5 地低一些。因此，我们在设计调查工具时，已经考虑到了如下自变量的影响作用，并对这些 可能的自变量进行了测量。具体的自变量名单及其操作化处理参见表 2。 表 2 模型 1：用于解释艾滋病感染者所遭受的/所想象的社会歧视水平的自变量名录 自变量类别 自变量名单 变量的操作化 -年龄 -实际年龄 -性别 -男=1；女=0 1．人口学变量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技校=2；高中/职高/初中中专=3；高中中专/大 专=4；本科及以上=5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 -家族大小姓 -属于大姓=1；属于中姓=2；属于小姓=3；属于独姓/孤姓=4 2．家族/宗族/ 亲属关系强度 -亲戚数量 -很多=1；较多=2；一般=3；较少=4；很少=5 -本人社会地位 -在本村两委会任职=2分；有家人曾经或正在本村两委会任职=1分； 在乡镇及以上机构工作=2 分；有家人曾经或正在乡镇及以上机构任职=1 分；党员=1 分；团员=1 分；乡村企业家=2 分；乡村医生/教师/宗教界或 文化界人士=1 分；经常参与族里的重大活动=1 分；经常参与村里的重大 活动=1分；在村里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2分 3．本人社会— 文化地位 -本人社交圈子广 度 -很大=1；较大=2；一般=3；较小=4；很小=5 -感染前经济水平 -很好=1；较好=2；一般=3；较差=4；很差=5 4．家庭经 济水平 -感染后经济水平 -很好=1；较好=2；一般=3；较差=4；很差=5 -感染者身份公开程度 -全都知道=1；一部分人知道=2；很少有人知道=3；全都不知道=4 -本村感染情况 -要轻一些=1；要重一些=0 -感染者全家感染情况 -感染者全家感染总人数 5． 社区内其 他村民感受到的威 胁程度 -对本村村民艾滋病预 防知识水平的判断 -大多数人都很了解=1；大多数人都有一些了解=2；有的人了解，有 的人不了解=3；大多数人都不是很了解=4 模型 2：哪些社会因素（或自变量）影响到了普通村民针对艾滋病感染者所表现出来的 不同程度的社会歧视？ 同样，在讨论普通村民的哪些社会特征影响到了他们对本村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 平时，除了他们的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之外，其他重要的理论变量还包 括：（1）普通村民掌握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水平：他们掌握得越好，则他们歧视艾滋病感染者 的水平越低；（2）普通村民看待艾滋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他们的心理特征：他们的意识形态 立场越保守，则他们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可能性越大；而他们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则歧视艾 滋病感染者的可能性越小；（3）普通村民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他们感受到的威胁越大，则他 们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水平越高；（4）普通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经历的复杂度：他 们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经历越复杂，则他们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的水平相应地应 该越低；而他们的家庭经济水平越高，那么他们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也相对会 低一些；（5）普通村民是否由于本地区为艾滋病高发区，以及曾经和艾滋病感染者密切接触 而遭受过来外界的歧视压力：如果他们遭受过类似的挫折，则更有可能把挫折转化为社会排 斥而宣泄出去，从而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社会歧视。表 3给出了上述自变量类别中各自变量的 说明及其操作化内容。 6 表 3 模型 2：用于解释普通村民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歧视水平的自变量名录 自变量类别 自变量名单 变量的操作化 -年龄 -实际年龄 -性别 -男=1；女=0 1．人口学变量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技校=2；高中/职高/初中中专=3；高中中专/ 大专=4；本科及以上=5 2．艾滋病预防 知识水平 -普通村民艾滋病预防知 识得分 -感染途径认知得分、艾滋病相关陈述认知得分、艾滋病正确预防 措施得分的加总得分 -意识形态立场 -保守/开放立场的得分：得分越低，则立场越保守 3．意识形态立 场和心理状态 -理性化程度 -理性化程度得分：得分越高，则理性化程度越高 -本人身体状况 -很好=1；较好=2；一般=3；较差=4；很差=5 -本村疫情：是否发现有感 染者 -已经发现有=1；其他（包括“不清楚”和“尚未发现”）=0 4．感受到的威 胁程度 -自己感染的可能性 -没有可能=1；可能性很小=2；有可能=3；很可能=4 -本人社会地位 -在本村两委会任职=2 分；有家人曾经或正在本村两委会任职=1 分；在乡镇及以上机构工作=2 分；有家人曾经或正在乡镇及以上机构 任职=1分；党员=1分；团员=1分；乡村企业家=2分；乡村医生/教师/ 宗教界或文化界人士=1分；经常参与族里的重大活动=1分；经常参与 村里的重大活动=1分；在村里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2分 -本人社会经历复杂程度 -除了种地忙农活之外，我还从事其他工副业生产=1分；我曾经参 过军=1分；我曾经出去打过工=1分；我曾经在本乡镇以外的学校上过 学=1分；我曾经去外省市旅游或探访过=1分 5．本人社会— 经济地位和社会经 历的复杂程度 -家庭经济地位 -很好=1；较好=2；一般=3；较差=4；很差=5 -挫折 A -我曾经由于本地艾滋病流行而遭到其他地区人的看不起 6．来自外界的 挫折 -挫折 B -我曾经由于和感染者密切接触而受到其他人的歧视和排斥 上述两个模型中，模型 1主要用于解释社会歧视的承受方的何种社会特征，将会影响到 他们所遭受的社会歧视的不同水平；模型 2则用于解释社会歧视发动者的何种社会特征，将 会影响到他们针对被歧视者所发出的社会歧视的不同水平。 六、数据分析 接下来，我们就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我们给出以中国乡村 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及其水平为核心的一组描述性数据；其次，针 对上一节给出的两个模型进行回归模型的建构，从而分离出有助于解释模型中的因变量取值 的相关自变量来。 （一）描述性数据：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和歧视水平 与本文的论述直接相关的描述性数据，其目的主要在于揭示：中国乡村社区内因艾滋病 而导致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有哪些，以及生活在中国乡村社区内的真实的或想象的艾滋病 感染者所可能遭受的社会歧视水平究竟如何。具体来看，这些描述性数据又可依次表述为如 下 4个：作为一个群体的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来自其他村民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 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分别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作为一个群体的普通村民针对本村艾滋病 7 感染者最有可能采取的社会歧视形式，以及每一个普通村民针对艾滋病感染者所表现出来的 社会歧视水平。下面我们分别对以上 4个数据做出说明。 1．作为一个群体的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来自其他村民的社会歧视的主导形式 表 4显示，在全部 78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其他村民针对他们采取的社会排斥行动中， 按照得分从高到低（也即按照歧视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来看，前 5项分别是：“其他村民们 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保持和他们的距离”（64分）、“其他村民们不再愿 意购买艾滋病感染者家庭所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46分）、“其他村民们不再愿意和艾滋病 感染者握手”（45分）、“其他村民们不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同席吃饭/喝酒”（39分）， 以及“其他村民不再愿意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串门”（33分）。而受到歧视严重程度最轻的前 5 项则分别是：“其他村民路上遇见艾滋病感染者时是否还打招呼”（9分）、“其他村民是否还 会让自己家小孩与艾滋病感染者的小孩一起玩”（17分）、“在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时是否会协 助送医院”（24分）、“其他村民是否还会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25 分），以及“其他村民是否还会去艾滋病感染者家料理红白喜事”（25分）。 表 4 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主导社会歧视形式：以社会歧视得分高低为 社会行动类别 会 要看情况 不会 得分* 1．村民们是否还会来您家串门 54 15 9 33 2．村民们是否还会和您一起同席吃饭、喝酒 54 9 15 39 3．村民们是否还会和您握手 47 17 14 45 4．村民们是否还会购买您家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 45 20 13 46 5．村民们是否还会让他们家小孩和您家小孩一起玩 67 5 6 17 6．路上遇见时村民们是否还会和您说话 71 5 2 9 7．村民们是否还会和您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63 5 10 25 8．村民们是否还会来您家帮忙料理红白喜事 62 7 9 25 9．您发病时村民们是否还会协助送您去医院 61 10 7 24 10．村民们是否会比较关注您的一举一动，保持和您的距离 27 10 41 64 * 赋值方案为，第 1—9 项：“会”=0 分；“要看情况”=1 分；“不会”=2 分；第 10 项：“会”=2 分；“要看情况”=1 分；“不会”=0分。有效样本 N=78。 2．个体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 按照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操作化方案，我们把个体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 平，操作化为他们各自在上述 10项社会行动中所报告的社会歧视得分的总分（其赋值方案 与表 4注释所列方案相同）。因此，就个体艾滋病感染者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的 总分，其取值范围为[0，20]。表 5给出了 78位（针对“身份是否暴露”这一问题除 1人未 回答之外，其余 79人中的有效调查为 78人）有效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社会歧视总分的分布 情况：其中 30%的艾滋病感染者所报告的社会歧视总分为 0，另有 3位（3.8%）艾滋病感染 者则报告了高达 17分的社会歧视水平。图 1给出了上述数据的直方图，显示全部 78位艾滋 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得分的平均值为 4分，标准差为 4.98分。 表 5 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社会歧视水平：操作化为社会歧视总分 感染者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得分）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0分 23 28.8 29.5 29.5 1分 11 13.8 14.1 43.6 有效 值 2分 10 12.5 12.8 56.4 8 3分 4 5.0 5.1 61.5 4分 2 2.5 2.6 64.1 5分 4 5.0 5.1 69.2 6分 3 3.8 3.8 73.1 7分 3 3.8 3.8 76.9 8分 2 2.5 2.6 79.5 9分 4 5.0 5.1 84.6 10分 1 1.3 1.3 85.9 11分 1 1.3 1.3 87.2 12分 2 2.5 2.6 89.7 13分 3 3.8 3.8 93.6 15分 1 1.3 1.3 94.9 16分 1 1.3 1.3 96.2 17分 3 3.8 3.8 100.0 小计 78 97.5 100.0 z 由于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与他们所在村庄的整体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还可以按照 河南、山西两省，分别计算两地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得分的均值：其中河南省64位感染者的平均社 会歧视得分为2.94分，而山西省14位感染者的平均社会歧视得分为10.00分，显示山西省感染者在自己社区中所感 受到的平均社会歧视水平，要远远大于河南省的感染者在自己社区中所感受到的平均社会歧视水平。对社会歧视 得分和感染者所在省份这两个变量所做的相关分析也表明，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了-.548（因为省份的赋值 为山西省=1，河南省=2），P < 0.01（双尾）。 181614121086420 图一 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社会歧视得分 频 次 30 20 10 0 Std. Dev = 4.98 Mean = 4 N = 78.00 3．作为一个群体的普通村民针对本村艾滋病感染者最有可能采取的社会歧视形式 按照社会歧视得分高低来看，普通村民（N=203）心目中自我报告的、针对艾滋病感染 者最有可能采取的前 5位的社会歧视形式分别是：“会比较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一举一动， 9 保持和他/她的距离”（195分）、“不会购买艾滋病感染者家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171分）、 “不会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同席吃饭、喝酒”（143 分）、“不会让自己家小孩和艾滋病感染 者的小孩一起玩”（134分）和“不会去艾滋病感染者家串门”（127分）。其它两项社会行动， 包括“不会和艾滋病感染者握手”，以及“不会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 动”，也分别得到了 110分的高分。只有“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时是否会协助送他/她去医院”、 “路上遇见艾滋病感染者时是否和他说话”和“是否会去艾滋病感染者家帮忙料理红白喜事” 这 3 项获得了较低的社会歧视得分（参见表 6）。这一结果和前面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 主导社会歧视形式的排序大致相同。 表 6 普通村民自我报告的主导社会歧视形式：以社会歧视得分高低为标准 社会行动类别 会 要看情 况 不 会 得 分* 1．您是否会去感染者家串门 131 17 55 127 2．您是否会和感染者一起同席吃饭、喝酒 123 17 63 143 3．您是否会和感染者握手 144 8 51 110 4．您是否会购买感染者家生产的食品或副食品 112 11 80 171 5．您是否会让自己家小孩和感染者的小孩一起玩 131 10 62 134 6．路上遇见时您是否会和感染者说话 173 7 23 53 7．您是否会和感染者一起打牌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144 8 51 110 8．您是否会去感染者家帮忙料理红白喜事 158 11 34 79 9．感染者发病时您是否会协助送他/她去医院 175 9 19 47 10．您是否会比较关注感染者的一举一动，保持和他/她的距离 91 13 99 195 * 赋值方案为，第 1—9项：“会”=0分；“要看情况”=1分；“不会”=2分；第 10项：“会”=2分；“要看情况”=1分； “不会”=0分。 综合表 4和表 6的数据，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无论是从艾滋病感染者还是普 通村民的自我报告结果来看，在中国乡村社区中，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最典型的社会排斥和社 会歧视行动，便是在个体层次的社会互动——如个体间空间距离的维持（高度注意艾滋病感 染者的空间位置、减少串门次数）、个体间的直接身体接触（握手、打牌等社交和娱乐活动） ——中，以及与饮食相关的社会活动中（同席吃饭、购买食品和副食品），维持对拥有受损 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的较高程度的歧视（也即区别对待）。与此相反，在承载着道德张力的 社会—文化层次的社会互动——如红白喜事和协助送医院——中，以及在非直接身体接触 的社会互动中（如打招呼），则呈现出较低程度的歧视。 4．个体普通村民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 同样，针对每一个普通村民，我们还可以获得他们每一个人自我报告的、针对艾滋病感 染者所发出的社会歧视行动的总得分（其赋值方案也和表 4注释所列的相同，因此其理论上 的取值范围也是[0，20]）。而事实上，表 7显示，普通村民的社会歧视得分的实际取值范围 也正是[0，20]。具体来说，在全部 203位普通村民中，有 59位（30%）普通村民的得分为 0分，表明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做出任何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行动；另有 5位（2.5%） 普通村民的得分为 20分，表明他们在全部 10项社会行动中，都明确地表明了对艾滋病感染 者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同时，合计多达 46位（约占 20%）的普通村民，其自我报告的 总得分在 12分及以上，显示相当数量的普通村民将会维持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较高的社会 排斥和社会歧视水平。 10 表 7 普通村民自我报告的、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操作化为社会歧视总分 普通村民针对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得分） 频次 百分 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0分 59 29.1 29.1 29.1 1分 12 5.9 5.9 35.0 2分 26 12.8 12.8 47.8 3分 11 5.4 5.4 53.2 4分 13 6.4 6.4 59.6 5分 5 2.5 2.5 62.1 6分 11 5.4 5.4 67.5 7分 3 1.5 1.5 69.0 8分 7 3.4 3.4 72.4 9分 2 1.0 1.0 73.4 10分 5 2.5 2.5 75.9 11分 3 1.5 1.5 77.3 12分 7 3.4 3.4 80.8 13分 2 1.0 1.0 81.8 14分 6 3.0 3.0 84.7 16分 6 3.0 3.0 87.7 17分 5 2.5 2.5 90.1 18分 9 4.4 4.4 94.6 19分 6 3.0 3.0 97.5 有效值 20分 5 2.5 2.5 100.0 合计 203 100.0 100.0 * 与艾滋病感染者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一样，普通村民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同样也要受到社区环境的影 响。使用Explore命令引入所在省份变量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省普通村民的人均社会歧视得分为3.61分，低于山西省普通 村民的人均社会歧视得分6.68分。对所在省份变量和社会歧视得分做相关分析之后，得到皮尔逊相关系数为-.216，P < 0.01（双 尾），显示社区环境的确影响到了普通村民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 此外，就图2所示的直方图来看，普通村民自我报告的、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 总分的平均值为5.8分，要高于艾滋病感染者本人所报告的、感受到的来自村民的社会歧视 总分的平均值（4分），显示普通村民心目中所设想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行动的强度，要高 于艾滋病感染者在实际社区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的强度。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艾滋病重点地区的普通村民，对社区内想象中存在的艾滋病感染者，给予了过度的社会 歧视回应：因为对普通村民内的两个亚群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回答“本村已经发现有艾滋病 感染者”的普通村民，其社会歧视水平的平均得分为3.42分，而回答“本村尚未发现有艾滋 病感染者”的普通村民，其社会歧视水平的平均得分则高达7.02分，两者之间差异显著。这 也许可以理解为，尚未真正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通村民，在自我保护意识的支撑下，对 艾滋病感染者做出了超出一般水平的负面社会回应。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有关艾滋病的公共教 育和宣传行动的重要性。 11 20.017.515.012.510.07.55.02.50.0 图二 普通村民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 频 次 80 60 40 20 0 Std. Dev = 6.46 Mean = 5.8 N = 203.00 （二）解释性数据：回归模型及其比较 作为本文两个解释性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分别是：（1）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在社 区生活中真实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总分；（2）普通村民自我报告的、针对社区内艾滋病感 染者的社会歧视水平总分。而这两个解释性模型的自变量组群，则分别是表 2和表 3所阐明 的那些自变量9。因此，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统计计算。由于图 1 和图 2 的直 方图显示，因变量呈现出明显的左偏态分布（其 Skewness 值分别是 1.200 和 0.947），不符 合模型所要求的正态分布前提，因此，在正式运算前，必须先对因变量做转化处理，其转化 函数为 Y’=Y的平方根。 1．回归模型 1：影响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社会歧视水平的主要因素 以经过数据转化的平方根 Y’1（其中 Y1为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报告的社会歧视总分）为 因变量10，以表 2 所列的 14 个变量为自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全家总人 口数、家族大小姓、亲友数量、社会地位总分、社交圈子广度、以前家庭经济水平、目前家 庭经济水平、本人身份公开程度、本村疫情、全家感染者总数、本村村民掌握艾滋病知识水 平），使用 SPSS统计软件，以 Backward方式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运算，在筛除了 9个其贡 献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之后，最终得到以下的回归模型。 表8 –1 Model Summary Mo 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10 .593(j) .351 .303 1.07286 9 表 2所列的自变量，绝大多数都是连续变量和虚拟变量，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即家族大小姓、感染者身份公开程度，以及对 本村村民艾滋病预防知识水平的判断）为只有 4个取值的定序变量，此处把它们作为近似的连续变量来使用。表 3所列的则 全部为连续变量或虚拟变量。 10 经开平方转化后，新的因变量 Y’1（在模型中取名为平方根 1）取值分布的 Skewness为 0.322，符合近似正态假设的要求。 12 j Predictors: (Constant), 目前经济水平, 本人交往圈子, 村民掌握知识, 家族大小姓, 本人身份公开 表8-2 ANOVA(k)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Regression 41.776 5 8.355 7.259 .000(j) Residual 77.119 67 1.151 10 Total 118.895 72 j Predictors: (Constant), 目前经济水平, 本人交往圈子, 村民掌握知识, 家族大小姓, 本人身份公开 k Dependent Variable: 平方根1 表8-3 Coefficients(a)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 d Coefficients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Mo del 自变量/常数 B Std. error Beta t Si g. Toleranc e VI F (Constant) -1. 444 .727 -1.98 6 .0 51 家族大小姓 -.4 21 .161 -.273 -2.61 7 .0 11 .888 1.1 27 本人交往圈子 .22 8 .110 .213 2.07 3 .0 42 .920 1.0 87 目前经济水平 .28 8 .144 .206 2.00 3 .0 49 .916 1.0 91 本人身份公开 .99 7 .224 .460 4.44 9 .0 00 .906 1.1 04 10 村民掌握知识 .23 0 .123 .196 1.87 2 .0 66 .880 1.1 37 a Dependent Variable: 平方根1 从表 8-1至表 8-3看，在我们假设的 14 个自变量中，只有 5个自变量——即家族大小 姓、本人交往圈子、目前家庭经济水平、本人身分公开程度和村民掌握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水 平——经检验证实，它们对艾滋病感染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水平这个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 8-3中的显著性系数 Sig. 均为 P < 0.1）。这 5个自变量，从理论上 来看，与我们假设的中国乡村社区内社会歧视的影响来源直接相关：其中“家族大小姓”、 “本人交往圈子”对应的分别是个体在家族和社会—文化网络中的地位；“目前经济水平” 对应的是个体在经济互赖体系中的地位；而“本人身分公开程度”和“村民掌握知识”则对 应的是社会恐惧这个理论要素。 由表 8-1所示的 Adjusted R2来看，这 5个自变量结合在一起，总共解释掉了我们在因 变量上所观察到的 30%的差异。在表八-2中，F（5，67）=7.259，P < .001，表明上述 5个 自变量的组合对因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