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讲稿

中国古代文学讲稿 （清代小说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2－ 11） 第二章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12－20） 第三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红楼梦》 （21－31） 第四章 清后期小说的嬗变 （32－39） 南通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 徐乃为 第一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教学目的：（1）了解中国文言小说的源头、成型、发展的两座高峰； （2）了解《聊斋志异》的丰富的题材类别与思想内容； （3）充分认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同上（2）（3）。 教学安排：3教时。 【概说】 我国的文言小说在唐传奇时代达到第一个高峰，但由于进入宋代以后白话小说的迅速崛起而受到广泛喜好，文言小说遂处于徘徊不进的时期，在宋元明三代虽偶有佳篇佳集，终难成气候，不足以与欣欣向荣的白话小说相抗衡。直至八百年后天才文言小说家蒲松龄的出现才改变这一状貌。《聊斋志异》也就成了与唐传奇呼应对峙的文言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也是最后一座高峰。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创作与《聊斋志异》的成书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自号柳泉居士。明崇祯十三年（1640），出生于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蒲松龄的家族，在当地也是书香门第，明代万历年间，淄川全县八个廪膳生，蒲家即占六个，成一时佳话。曾祖是秀才，叔祖玉田公是进士，更是每为蒲氏家族称道。父亲蒲槃，自幼曾攻举子业，乡里颇称博学洽闻，然科场失意，加上家境困难，遂无意仕进，转而经商。积二十馀年，家资颇饶。时值明清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家道随即衰落。蒲松龄兄弟四人，排行第三，最是聪敏勤奋，父亲寄予厚望。十一岁随父读书，十九岁第一次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院三试第一进学。主持院试的是当时著名诗人施闰章，他十分欣赏蒲松龄的才学，有“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观之）有掉臂游行之乐”的批语。蒲松龄当时年未若冠，自是春风得意。然而，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却屡困场屋，四十四岁时，才补一个廪膳生。等到他援例而成岁贡生，已经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又五年，蒲松龄在一生的坎坷中与世长辞，是年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蒲松龄十八岁时，与刘氏结婚。七、八年后，与兄弟分家，只得薄地二十亩，宅外场屋（供收种贮存农具粮草的简易房屋）三间。蒲松龄虽然锐意功名，然而生齿日繁，时遭灾欠，生计颇难维持，于是只好或坐馆缙绅之家，或应幕官府帮办，以贴补家用。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曾应同乡江苏宝应县令孙蕙之邀，南游作了一年幕僚。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外出远游，对他后来一生，应当是有所影响的。他原与孙蕙年相若、道相似，尚属相得。但一为府中之主，一为幕中之僚，地位悬殊，蒲松龄似还不能适应官场陋习；加上离家过远，遂一年而返。期间接到家书而写的《感愤》一诗，颇能反映出他当时心态：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销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此后，蒲松龄转辗坐馆，基本过着边教书、边应试、边创作的清苦生涯。用他儿子蒲箬《祭父文》中的话说，“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蒲松龄所坐馆的东家，有两家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一是在三十四岁时（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去淄川城北二十余里的王樛家，王樛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樛嗣子王敷政袭父职授通议大夫，升至内阁侍读学士。蒲松龄执教王家，与王家子弟结下友谊，犹与王敷政弟王观正最为知己。二是在四十岁时（康熙十八年），到淄川县城西六十里处的毕际有家。毕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毕际有父执八人中“二登甲，一登科，一明经，一食饩，余青衿”，毕际有父毕自严即明万历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毕际有本人以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升南通州知州。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两代，计三十年！毕际有自命风雅，“志欲读尽世间书”、“书如欲买不论金”。他十分赏识蒲松龄的文采，将自己文稿交由蒲松龄批点品鉴，所有贺吊函扎，均出蒲松龄之手，蒲松龄几成毕家的家庭成员。毕际有既死，蒲松龄遂为毕子毕盛钜的馆东。这时，蒲松龄执教的是毕盛钜的八个儿子。他的诗集里有这样的诗句，“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蒲松龄在毕家受到尊重、欢迎，以及与东家全家融洽相处的情形自可不言而喻的了。毕家家资丰饶，藏书繁富。每逢岁考、科考、及秋闱，毕家即与资助；他读书创作、整理修订，毕家的藏书，自然是尽其翻阅参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当一部分是在毕家最终修订完成的。 由于毕家显赫的地位以及蒲松龄的才学及其被毕家的尊重，蒲松龄也因此而扩大他的交游。他结识有王士禛、高珩、朱湘等，甚至做过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的座上客。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创神韵一派，为一代文宗。王士禛是毕际有的内侄，蒲松龄因与王士禛有订交之缘。蒲王结识之第二年，王士禛有《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七绝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士禛似乎十分了解蒲松龄的孤愤之意，用了“料应厌作人间语”一语。蒲松龄接到王士禛题诗，十分感慨，多次题诗，其中唱和之诗是：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箫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然而，与王士禛的结识并未改变蒲松龄的命运，蒲松龄命中注定着他将“布袍箫索”一世，“冷雨寒灯”长夜的！ 有资料明，蒲松龄早在年轻时就有志于，或者说是有兴趣于狐鬼故事的创作。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才二十五岁，他的好友张笃庆《和留仙诗》有云：“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魏晋时期的记有神怪故事的《博物志》的作者张华官至司空，故这里将蒲松龄与张华相比，表明其时已经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在三十一岁的康熙九年，他在赴孙蕙的幕府途中，有诗“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 又如上引“新闻总入狐鬼史”等，说明他时时处处在作搜集、讲述、准备而创作。这自然为孙蕙所尽知。蒲松龄三十三岁时乡试落榜，孙蕙写信作如此劝谏：“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善玉，此喻善言）也否？”显然，孙蕙以为蒲松龄科场失意，乃心有旁骛，其实即指小说创作分散了科举考试的精力。而且，蒲松龄将早年编什结集成册，定名《聊斋志异》，并写下《聊斋自志》，是在他四十岁的康熙十八年。这些都表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很早的。当然，从今见的集子里发现很多是康熙十八年即坐馆毕家以后以后创作的。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创作几乎是始终其一生的；二是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应当是影响他的科举仕途的。假如他果真听从张笃庆、孙蕙等的劝说，“敛才”而专攻科举，凭其才学当不是一件难事，对他说或许是一件幸事；但那将失去今存面貌的《聊斋志异》这部煌煌巨著，对中国人民说来，对文学史说来，将是最大的不幸！ 《聊斋志异》在蒲松龄之生前无钱刻印，身后不久即有人整理抄有“雪铸斋”本；他逝世的半世纪以后，经赵起杲、鲍廷博据抄本整理成十六卷本刊刻行世，世称“青柯亭本”；上世纪60年代初，张友鹤汇集包括作者半部原稿（见书影）在内的各种本子，整理出一个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凡490余篇。 蒲松龄的创作兴趣颇在民间文学，（《聊斋志异》亦富于民间文学色彩），除了《聊斋志异》以外，尚有俚曲十五种：《墙头记》、《姑妇曲》、《俊夜叉》等；戏曲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普及的民间读物则有《省身语录》、《日用俗字》、《农桑经》、《家政内编》、《家政外编》等。 蒲松龄的诗词亦颇丰，诗六卷，千余首，多率性而发，质朴平实，颇为可观。词百余首。总之，蒲松龄是个创作兴趣广泛，留有著作丰饶，在文言小说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伟大作家。 第二章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蒲松龄从小受的就是封建正统的教育，终身所从事的也是封建正统教育。因此他的主流思想应当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从他一生的经历与喜好又知，他博学旁收，兼及释道，甚至也有很深的影响。他生活在农村，家庭屡受贫穷与赋税困扰，与农民群众思想息息相通。上举所编通俗读物，嘉惠乡里百姓，其感情倾向十分鲜明。《聊斋志异》题材的来源又多来自于民间，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曲折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品格。 至于他的志趣爱好、创作经过、内心怀感，《聊斋自志》有自序性质，其文不长，移录以下：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 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 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 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清，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春日 这一篇夫子自道，表明了他写《聊斋》，亦一如屈原、李贺，自出胸臆，有感而发。虽然事不免怪异，也不仅在悦人耳目：在言者，逸兴所托，旷怀所寄；在读者，能感悟果因，存不废之言。蒲松龄对自己身世，尤多感喟。他对自己如许才学，如此勤奋而命舛运蹇，万难理解。只能在命定果报中寻找解答，怀疑自己莫不是病瘦和尚托生？说自己犹如惊霜寒月下的虫雀，谓知己只是青林黑塞中的鬼魂。于是，消愁借于浮白（白酒），抒愤寄予笔墨。所以，蒲松龄写《聊斋》，也有似屈原写《离骚》，司马迁写《史记》。 《聊斋志异》首先能对那个时代那种社会，运用艺术作出本质反映，蒲松龄有着他的敏锐与自觉。易宗夔在《新世说》中说蒲松龄，“目击清初离乱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 “此书多叙山左右（山东山西）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 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正是社会大动荡时期，满与汉的民族矛盾，官与民的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均有所反映。在《鬼隶》、《韩方》、《林氏》用曲折的笔法反映满清贵族军队残杀汉族百姓的事实。《鬼隶》说“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韩方》一面说“济郡以北数州县，邪疫大作，比户皆然”；一面又说“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目前岳帝举枉死之鬼”；《林氏》则说一林氏女在北兵淫略时自杀尽节。清初，山东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鬼哭》写顺治初年官兵镇压谢迁农民起义的惨状。“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夜抛鬼饭，则见磷火营营，随地皆出”。蒲松龄的“异史氏曰”中说“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农民起义的原由在于剥削、压迫、残虐的认识，以及用仁义、恩德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公孙九娘》则既将于七农民起义被镇压时“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惨状作了披露，复对冤屈而死、尸骨不能还乡的无辜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在《张氏妇》一篇里，则径直说出了“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以上几个例子，蒲松龄只是用一把冷峻的解剖刀，或以一笔带过，或以客观叙述，自己并未予以臧否，而褒贬自在字里行间。 而在以下例子中，作者就饱含激情而予奋力挞伐。《席方平》叙述了一个刚直之士席方平到阴间为父受羊氏残害而告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通过城隍、郡司、冥府逐级上告，而城隍、郡司、冥府却收受羊氏贿赂，贪赃枉法，沆瀣一气，反用严刑拷打，逼其息讼。最后通过二郎神伸雪了冤狱。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矛头直指冥府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冥府的暗无天日可以说是阳间的艺术写照。－－阳间无阳矣！特别是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把封建社会吏治、司法乃至整个社会的黑暗揭露得入木三分： 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使枉死城中，全无日月。馀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 《梦狼》一篇，叙述白翁白日做梦，来到儿子做官的衙门，但见“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儿子白甲见父来，甚喜，命侍者治酒席，“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剔而起，曰：‘此何为者？’甲曰：‘聊充庖厨。’”这隐喻十分明白，官吏即虎狼，百姓即鱼肉！蒲松龄还在篇末以“异史氏曰”加以点明：“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假如说这两篇还仅仅是把矛头指向各级官吏的话，在《促织》一篇中，除了抨击各级官吏欺压百姓，讨好上司而使百姓罹难外；还把矛头直指皇帝，还是在“异史氏曰”里说了这样一句委婉而深刻的话：“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蒲松龄对社会的解剖是深刻的，为老百姓的呐喊是有力的。这一些，似乎不仅仅是作家的直觉、作家的良知或者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导致的形象大于思想的问题，而是作家的自觉，一种艺术地作底层百姓的代言人的自觉。 对科举制度的揭露与嘲讽是解剖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作为从小企盼、一生努力而终老场屋的蒲松龄，对此可谓有切肤之感、锥心之痛。蒲松龄每以小说中的人物寄托自己的感慨。《素秋》中的俞士忱，十九岁入科场，三场连捷，得邑、郡、道三个第一，－－这不是蒲松龄自己年轻时的写照吗？试毕“倾慕者争录其文，相与传颂。”然乡试遂黜。竟抑郁而死。开棺临视，乃一“蠹鱼”，蛀书虫耳！“蠹鱼”，爱书成癖者之谓也，蒲松龄也是蠹鱼。《叶生》中的淮阳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遂为关东籍邑令丁公聘为幕僚，然亦乡试辄黜，遂病。丁公忤上解任，邀叶生为西席，所授丁公子却中了亚魁（乡试第二名），后又登甲！丁公为叶生纳监，在京城终于中了举人。然而，那个叶生仅鬼魂而已！这个先入邑幕，继馆归官者的叶生，不是蒲松龄吗？那叶生之魂中乡举，不是他的梦中之想吗？其“异史氏曰”更明确说道：“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其怨恚愤懑之情，出于言表。《司文郎》一篇中，写王平子与余杭生共赴北闱乡试，试前请一原为前朝名家的游魂盲僧品评文章，盲僧以鼻代目，一嗅二生文章化成的灰，便知优劣。先嗅王生的文章，评曰师法大家，能中。而嗅余杭生文章，“咳逆数声”，大呼作恶（恶臭）矣。然而结果是王落而余杭生得中！盲僧知之而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考官）并鼻盲矣！”其对考试制度与考官之讽刺亦辛辣之至。而《贾奉雉》篇，写贾奉雉虽名冠一时而科场每挫，经一道人略施小技，将贾奉雉连自己都鄙弃的冗长虚浮的文章连缀成文，强迫记忆，用以应试，竟然中了经魁！贾奉雉自己再读，也不禁汗流浃背，深觉得“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乃弃功名而避匿深山！考官的昏愦与贪婪正是科场腐败的两个方面。《神女》一篇，两借神女之口，道出科场积弊。一则曰：“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再则曰：“今日学史之门如市；赠金二百，为进取之资。”《饿鬼》中的学官，有人犯错，只要“为先生生财”，则“学官喜，纵之去”；犯了事，“学官勒取重赂，始免申黜”。而其中训导则是“惟袖中出青蚨（钱），则作鸬鹚笑；不则，睫毛一寸长。棱棱若不相识。”蒲松龄也从另一种角度，刻划了科举制度对儒生的毒害。在《王子安》一篇中，以“七似”，形容了秀才的哀怜与窘态，这“七似”是－－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 代表中华民族正价值的爱情婚恋是《聊斋志异》最为浓笔重彩描写的主题，首先热烈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专一与执着追求。《阿宝》一篇叙写男主人公孙子楚真情挚爱富商的女儿阿宝，终于如愿相谐的故事。孙子楚生枝指（俗谓六指头），阿宝戏谓：“渠去枝指，余当归之。”孙即自以斧断指，“血溢倾注”，差一点儿死去。在孙子楚看来，为己挚爱，命不足惜；后邂逅阿宝，魂即相随而去；魂既被召回，化鹦鹉再去。并借鹦鹉之口说之：“得近芳泽，于愿已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子楚终于赢得阿宝的芳心。婚后三年，孙病死，阿宝殉之。冥王为其真情所感，乃送还阳世。《鲁公女》一篇，说张于旦爱恋鲁公女，鲁公女暴卒，张于旦不以为人鬼异途，终致鬼人相聚。鲁公女将托生卢家女而成长别，遂以十五年后再续婚约。张于旦践约卢家，卢氏女见于旦年轻而误以为爽约，悲冤而死。张于旦再招其返魂，终成眷属。爱情惊天地，爱情泣鬼神；爱情可以穿越时空，是可以突破生死，这个现代的年轻人所歌咏的主题，蒲松龄在那个时代用那种方式方式作了演绎。《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是鬼气使桑生得病，乃戒欲疗养之，结果借尸还魂，终与桑生结成美满姻缘。《瑞云》一篇，写书生贺生，与余杭名妓瑞云相知，然无钱赎其脱籍。后瑞云面生黑痣，“丑状类鬼”。贺生“不以妍媸易念”，货田倾装，赎取而归。《连城》中乔大年，一身侠义，才华横溢，为史孝廉女视为知己，然孝廉贫之而难谐，许盐商子王生。连城病重，需男子膺肉（胸肌肉）一钱作药引。王生未允。孝廉乃有“割肉者妻之”之诺；乔大年慨允，史女“疾若失”。孝廉将践诺，而王家欲讼官。史家无奈以千金作背约之酬。大年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又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后数经入阴曹、返阳间的艰苦斗争，终于结为夫妇。贺生、乔大年“人生所重者知己”的价值取向，代表着蒲松龄婚恋小说主题的主流，也代表了我国传统婚恋价值的正方向。蒲松龄笔下的爱情故事，还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的阻挠与摧残，对他们的斗争表示了热烈的赞颂。《鸦头》中的鸦头为追求自主的爱情，百折不挠。《细侯》中妓女细侯，自识满生，誓结永好。满生筹资过程中，不幸陷入囹圄；一富贾乘机谋细侯，细侯拒之。富商伪作满生绝命书，使细侯绝望，乃得占有，且生一子。满生得门生之力，昭雪归来。细侯知悉底细，乃杀富商子而归满生。故事未免溢透出血腥味，但对爱情的忠贞总是值得首肯的。 在《聊斋》故事里我们还看到对诚信、侠义、行善行为的旌扬。《田七郎》一篇，赞颂了一个“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的既诚信又侠义的田七郎。《纫针》中的夏氏出于对罹难的王氏母子的同情，瞒着丈夫，典质借贷，竭力凑足三十两赎金，又不幸为盗贼所窃；因无法交代，乃自缢身亡。其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品质令人感佩。再如《宦娘》中的宦娘，《封三娘》中的封三娘，《青梅》中的青梅都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品质。 总之，我们从上述的故事里能看出《聊斋志异》的道德评价，这个道德评价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的道德是一致的，就是对诚信、忠贞、专一以及仗义、行善行为的肯定与歌颂。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与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的文体特色：亦虚亦实，有长有短。现今对《聊斋志异》的介绍通常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一句笼统的概括性言词，其实从文体的角度说是不尽全面准确的。鲁迅对《聊斋志异》的文体与叙事有一句精辟的话，叫做“以传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传奇搜奇记逸曲折腾挪的手法记述狐鬼神怪的故事；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当指《聊斋志异》500篇中的多有短制，有类笔记小说乃至笔记。《聊斋志异》中的每篇的长度都不及唐传奇中《李娃传》、《柳毅传》、《任氏传》、《长恨传》等名篇；而有些则极短，不足百字的不在少数，例《瓜异》除名去标点仅26字。若用现在的文体概念给《聊斋志异》分类的话，有些不能归入小说的，只能算作笔记。这些笔记中，尚可分两类，一种若“异闻笔记”，如《快刀》、《梦别》、《夏雪》等。这种异闻，已经走样，乃至涉幻，也没有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人物形象；而另一种则是“奇事纪实”，如《瓜异》、《李司鉴》、《地震》等，事虽奇异，却是纪实。“异闻笔记”与“奇事纪实”有相当数量，不下一半。这三类与文学史上的同类相比较，均属优秀。诚然，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中，均放入稗海说部，而今天叙述时，应当指出并予厘清。而文学史上加以论说的，则是现代文体意义的小说，也是《聊斋志异》中最出色的。 《聊斋志异》的结构特色：人以统事，单线结事。从《聊斋志异》的篇名即可看出端倪，或直接是人名，如《连城》、《青凤》、《席方平》、《胭脂》；或者是一望也知是叙人的，《贾儿》、《董生》、《某公》、《金陵女子》。如此篇名，约有六、七成。这本身就说明了《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受史传文学与唐宋以来的传奇小说极大的影响，是传记文言小说。开头即出主人公姓名、籍贯，乃至性格。如《连城》：“乔生，晋宁人，少负才名。”《董生》：“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接着便以小说的主人公为中心，围绕单一线索，直接进入情节，不作旁支别出，作品通常是一气贯通，有时由于情节复杂，使单线直叙有困难，则用“初”、“先是”作为补叙，以交代明确。简捷、明晰、完整是显著的结构特色。在重要作品，或者自己深有感慨的篇什，则在文后有“异史氏曰”，或表示写作用意，或表示作者的感喟。这是由《史记》的“太史公曰”一路继承下来的，能帮助读者的认识理解，而不以为是赘疣。 《聊斋志异》的情节特色：简而多曲，变而近理。简捷是《聊斋》进入叙事的重大特色，从不盘马弯弓，远套绕接，于是小说不枝不蔓，干净短小。“简”不等于“直”，不等于“平”；而是简而多曲，简中有变，变而近理；于是小说精悍、精彩，引人入胜。《胭脂》一篇，故事的叙述才二千多字，却是一波三折，曲径通幽。故事说胭脂与闺友王妇偶遇秀才鄂生，胭脂意似有动，王妇笑谓愿作媒人。王夫外出，昔日情人宿介来会，因述胭脂暗恋鄂生事作笑谈。宿介遂仿冒鄂生，私会胭脂。胭脂以未有明媒为拒，宿介强索绣履为信，再返王所，不慎绣履失落。同里无赖毛大尝挑王妇遭拒，今侦宿至，拟捉奸以胁迫。巧拾绣履，复窃听得宿介述得履、失履、寻履始末。隔日，毛大执履求会胭脂，误入胭脂父亲房间，争斗时杀死胭脂父亲，遗下绣履。邑宰定鄂生为凶手，太守定宿介为凶手，学使方得真凶毛大。作为折狱故事，是案中套案，冤中有冤，真凶难辨。叙述时，步步设幻；解套时，丝丝入扣。就是最后指认凶手，又是奇峰突起，让几个嫌疑犯光背进入密不透光的暗室，说由“神书其背”。初看颇涉虚幻，细思则尽在情理之中，符合心理学原理，犹符合毛大这种文化背景者的心理。再如《青凤》一篇，写耿生夜遇并属意于狐女青凤，已为一奇；次夜复往，辄遭鬼吓，耿生扮鬼对视，是为二奇；三夜，耿生再往，青凤来作告别之会，－－从此“不复声息矣”，似乎故事完结。第二年耿生清明上墓，忽见猎犬逐狐，救下小狐，“闭门、置床，则青凤也。”如此相遇，可谓奇绝。《促织》一篇，围绕着邑宰征促织、成名觅促织、成名得促织、成子死促织、成子化促织，成名幸促织，把成名患于促织、幸于促织的命运过程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步步曲折，处处设幻，又事事在理。 《聊斋志异》的环境特色：亦真亦幻，表幻里真。环境是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聊斋志异》创设的环境又是最有别于其他小说的特征之一。那就是天上泉下、异域他邦、梦乡仙境、狐鬼世界、精魅天地。蒲松龄自己也说是“断发之乡，飞头之国”。但是这一切，仅是故事的载体。虽在“写狐写鬼”，却是“刺贪刺虐”。“狐鬼”是幻境，“贪虐”是真情。《席方平》中叙述的是冥界的吏治诉讼，贿赂公行、刑罚滥施、软骗硬压、贪赃枉法，比人间的更真实，更典型，也就更具普遍性，更具积极意义。所以，表象是虚幻的，事理是真实的。别篇之中的狐世界、鬼世界、仙世界、梦世界均是如此。可贵的是，《聊斋》的典型环境，真化幻、幻化真，真幻莫辨，所以如此，正在于虽是幻境，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正是蒲松龄的成功之处，亦是后人模仿只能形相若而神不似的原由。 《聊斋志异》的人物特色：丰采各具，群像环列。《聊斋》是短篇小说的集子，每篇总有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物，连缀起来，就是一个人物长廊。这些人物属于不同的阶层，都带有广泛的典型性。同是青年女子，青凤是谨慎而缠绵（《青凤》），婴宁是清纯而烂漫（《婴宁》），小谢是顽皮有憨态（《小谢》），连锁是瘦怯而忧郁（《连锁》）；同是书呆子，郎玉柱迂腐中有坦诚（《书痴》），孙子楚执着中含痴迷；同是受迫害的百姓，成名是逆来忍受，席方平是百折不回。有的甚至在一篇容量不大的篇幅里，能塑造几个叫人忘记不得的形象。《青凤》一篇中除了青凤外，那个耿生的狂狷亦极有个性；《莲香》一篇狐女莲香与女鬼李氏可谓花若并蒂。 蒲松龄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值得人们认真总结的，因为篇幅比较短小，很难用大容量作品常用的铺垫烘托、反复皴染、人物比照、内心展示等手法。“短制”的容量限定他要惜墨如金，因此迫使他必须抓住特点，使每一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成为塑造其形象的宝贵材料。例如，孙子楚的性格定位为“性迂讷”人谓“孙痴”，则孙子楚之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往而不“迂讷”，无往而不“痴”。见有歌妓，则遥望却走；歌妓狎逼之，脸红汗滴。阿宝说“去其枝指”则许嫁。这显然是玩笑话，只有“迂讷”、“痴”的人才信而自去枝指。清明出游，冀有一会。阿宝果在，轻薄少年是环如墙堵，他独嘿然遥望；众人他适，他则痴立故所。甚至化为鹦鹉，也一派迂讷相。婴宁、小谢、成名等个性鲜明而形象莫不用如此方法。 《聊斋志异》的语言特色：简练雅洁，灵活多样。作为文言体的小说《聊斋》，比唐宋时期的古文辞平易一些，较短，务求达意，极少堆砌修饰。根据行文需要，却又有灵活的变化。例人物的地位身份不同，他们的对话也有雅、俗，庄、谐的区别。文中书启、判状，则用骈偶，“异史氏曰”的文言则十分纯正，显得庄重典雅。总之，《聊斋》的语言得体、形象而富于表现力。 第四节 《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在乾隆年间刊印以后，即风行天下。模拟的作品纷纷出现，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谈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子不语》等。沈起凤是戏剧作家，有很深的文字功底与艺术创作的经验，又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冷眼旁观，披露颇为深刻。涉及科场黑幕、官场腐败、为富不仁等。行文畅达、寓意明快、辞藻富赡，在《聊斋志异》的仿作中是较好的一部。《夜谈随录》是重在传人的集子，有较多平民的人物形象，写得姣好动人。多爱情故事，以悲剧结局为多。此书对当时社会的邪恶势力也有大胆抨击。钱钟书在《管锥编增订》中说，“此书摹拟《聊斋》处，笔致每不失唐临晋帖。”可见学得极像。《萤窗异草》又名《续聊斋志异》，亦谓满族著名作家庆兰撰。此书的叙事方式有突破传统处，不惟单线顺叙的结构方式，也有倒装包孕等方式，值得注意。《子不语》是袁枚创作时的初名，起自《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后见元代笔记中亦由此书名，乃从《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而改成《新齐谐》。此书在思想内容上能借神怪故事抨击官场吏治，嘲讽程朱理学、揶揄僧道术士。作者不赞成《聊斋》细腻委婉的传奇手法，主张直捷古朴的笔记体。故简练有余，富赡不足。 《阅微草堂笔记》是乾隆时一代文宗纪晓岚所作，他有意与《聊斋志异》抗衡而作。纪晓岚的小说主张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的实践有相当的距离。他批评《聊斋志异》的“一书而兼二体”，就是批评为人们称道的传奇手法。即不赞成“细微曲折、绘事如生”（《姑妄听之》盛时彦跋引纪晓岚语）“不摹写才子佳人”，“不绘画横陈”（《滦阳续录跋》）总之，人们所称道《聊斋志异》的，正是他所抛弃的。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只能向传统的笔记杂录靠拢。纪晓岚是学问大家，阅历丰富，才气横溢，就笔记杂录看《阅微草堂笔记》自然不失为一部值得称道的著作。但是，我们从文学发展的的规律，从小说艺术发展的方向看，是远不足与《聊斋志异》抗衡的。 《聊斋志异》最大的影响是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清代起，《聊斋》故事就开始改编成戏曲，仅川剧，就有聊斋戏六十余出。而山东的地方戏，更是把《聊斋》作为题材的来源。 《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国外的流传也是很早很广的。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已经传到日本。现在已有二十多种语种的译本。《聊斋志异》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思考题：（1）你如何认识中国绵延发展的文言小说——唐传奇至清《聊斋》两座顶峰此现象？ （2）请评价冯梦龙与蒲松龄对中国短篇小说的贡献。 本章阅读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 本章参考书目：马瑞芳《蒲松龄评传》 第二章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教学目的：（1）了解中国讽刺文学的渊源，讽刺小说的渊源。 （2）理解《儒林外史》对社会的深广的艺术折射。 （3）理解《儒林外史》特殊的结构特色与卓绝的讽刺艺术。 教学重点：同上（2）（3）。 教学安排：2教时。 第一节 吴敬梓的家世生平 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名著中，《儒林外史》是唯一的一部著作权不存在争议的小说。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自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吴氏为全椒的名门望族，祖上曾经极为显赫。在吴敬梓曾祖时代，兄弟五人，四个是进士，其中进入鼎甲第三名即探花的正是吴敬梓的曾祖父。吴敬梓的祖父辈三人，一名为举人；而曾祖父的另一房中则又有两名进士，而且其中一名是榜眼。一个家族，两代出六名进士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吴敬梓对此追念不已，在他的词《乳燕飞》中自豪地说道：“家声科第从来美”。 曾祖吴国对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又出任福建乡试主考、顺天学政等。其余各人也都任朝内外各种官职，这在全椒的历史上成为美谈，历次修史均有记载。吴国对自从中了探花以后，随即在全椒襄河北岸大兴土木，建造探花府第。宅第轩敞，园林秀丽，成为全椒的高门大宅。然而，吴氏家族，也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训，吴敬梓的祖父，则只是一名秀才，父辈也是秀才。由于大伯祖吴旦早亡，独子吴霖起又无子女，本是二房孙子的吴敬梓遂入嗣与堂伯父吴霖起，这样，他就取得了探花公吴国对嫡长曾孙的资格（也有研究者以为吴敬梓并无出嗣事）。而吴敬梓也感受了曾祖的显赫鼎盛，祖、父的中落小康，自身的困顿贫苦的过程。大家族每因长与幼、嫡与庶、生与嗣的区别，构成以争夺家产为核心的种种矛盾。而作为入嗣而成嫡长资格的吴敬梓恰是矛盾的中心。所以，吴敬梓在后来饱尝了析产、夺产的痛苦。这些，竟是显赫的家世带给他的遗产。 吴敬梓虽然生活在历史上号称的“康雍乾盛世”，而若从历史的角度作本质的观察，却恰如《儒林外史》同时期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所说的是到了末世，至少是到了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总之，无论从整个社会，还是从吴氏家族，都是由盛而衰的非常时期。而这样的生平，显然给他的人生与思想带来重大的影响。 吴敬梓生平的第一个阶段给他重大影响的事件有－－丧亲之痛与远游之乐。吴敬梓入嗣吴霖起，即成长子独子，而吴霖起父亲吴旦是探花公吴国对的长子，家资自然十分优裕，教育也是十分正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管读书的生活。吴霖起以拔贡资格在康熙五十三年任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吴敬梓也曾随父来到海滨的赣榆县。吴敬梓曾写道：“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这样的生活有八、九年之久。曾有《观海》一诗，甚是豪迈风发：“浩荡天无极，潮生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这自然是才走出书斋，不知社会复杂、世道艰难的吴敬梓的体会感慨。而正是这一时期，他却遭受着接二连三的丧失亲人的痛苦。十三岁时，生母金氏去世，“不随群儿作嬉戏”，而是“屏居一室如僧庵”（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做作》，《泰然斋诗集》卷二）。五年后，客居南京的生父吴雯延生病逝世，其时他正随嗣父吴霖起在赣榆，能常去探望服侍，“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金两铭诗，集同上）。又五年，嗣父吴霖起也病逝。而在三十岁之前，与他伉俪情深的发妻陶氏也弃他而去。他在《减字木兰花》中有深情的怀念：“闺中人逝，取冷庭中伤往事。”少时丧父母，中年丧妻子是人生最悲苦伤心的事。 第二个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析产之累。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死时，他虽然已经二十二岁，已经成家；但他既无功名官职，又无产业支撑，而且他的探花公嫡长曾孙的资格是入嗣获得的，因此他在大家族中的地位是不牢靠的。而当时吴国对一枝正衰颓，于是一待吴霖起去世，通过析产来限制削夺他封建礼制所给长房长孙多得的份额的遗产之争随即爆发。也是入嗣身份的他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做作》中描述了争夺财产的丑态：“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于是处于“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之中。这里不是说他的嫡长身份的份额该不该得，而是说这事件的本身对他产生的影响。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到了极为可观的一份，他的朋友程晋芳说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然而吴敬梓是一个完全不懂治理家业的公子哥儿。他既挥金如土，又慷慨好施，“不数年而产尽矣”。 第三阶段是他生活的重大转折－－移家之变。南京是离吴敬梓家乡最近的大都市，也是生父曾经读书交游的地方，自己曾多次游历的地方，六朝古都的名胜与风光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三十岁那年，曾有《减字木兰花》词：“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萌发移居南京的念头。而几年后，产已析，房已分，饱受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对故土、老家、族人并无多少感情，乃于雍正十一年（1733），举家迁往南京，是年三十三岁。吴敬梓移居南京不是经营产业，而是换一个生活环境用另一种生存方式去消耗析产时留下的遗产。析产至此，已经几年，耗费不少；到南京后还要购置房产，筹措生活用具。这些都需要不少的钱。他又“遇贫即施”，“谐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花钱自似流水。还要经常去安庆参加科考，也是不少的开支；今还知他还有一项重大的开支是资助修复先贤祠，如此等等。无多时，便应了“坐吃山空”的老话。 第四阶段是他的晚年－－晚游之苦。到了晚年，他甚至到了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于是“以书易米”；“冬日苦寒”，遂邀约同好，绕城夜行，谓之“暖足”！如此境遇之下，他只好远游投靠故旧。江宁知府卢见曾喜爱交接文人墨客，故与吴敬梓相交不薄。后卢见曾于乾隆元年（1736）调任两淮盐运使、监理两淮盐政、督理扬州关务，吴敬梓即经常去卢见曾在扬州、真州（今仪征）淮安的衙署。他还去真州投靠湖广提督任上革职回乡的杨凯，以诗“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表明乞食的窘状；在淮安则寄食于好友程晋芳家，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里记载了吴敬梓的窘境：“抵淮访余，检其橐，笔墨都无”。吴敬梓到南京后，虽然交游极广，但大多是与他相仿佛的落拓文人。颇难周济他。乾隆十九年（1754）初冬的一天，吴敬梓在扬州尽其所有，邀约同好痛饮，吴敬梓反复唐张祜《纵游淮南》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席间友人颇觉诧异，以为不吉。谁知，张祜的诗真的成了谶语。几日后，在他回拜长子吴烺的同年王又曾返家后，痰涌不绝而死。后由友人卢见曾出资入殓运回南京安葬。 在吴敬梓的一生里，还有两件事不能不说的，一是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 吴敬梓十八岁进学成秀才，以后屡试不售。二十九岁那年亦曾获科考第一，稍予安慰，但乡试仍黜。乾隆元年（1736）朝廷举行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江宁训导唐时琳将他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郑江再举荐于安徽巡抚赵国麟。吴敬梓还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但终因“消渴”病发而未能赴京廷试，他后来每以为憾。这件事的本身说明他在江宁（南京）乃至原籍安徽是颇有才名的。他的科举经历，为他日后写《儒林外史》积累了厚实的生活。 二是他积极参与了江宁修复先贤祠的事。金和《儒林外史·跋》中说吴敬梓与“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室极宏丽，工费甚巨，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而从《盋山志》则知，“售所居屋”指“全椒老屋”，则当合于情理。有论者以为这体现了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这自有道理。另一重要原因，先贤之首乃吴泰伯，这是被吴敬梓视如始祖的。而且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余人”，（在《盋山志》中则为“五百余人”）说不定有直接祖先。叙述以上两件事，主要说明吴敬梓当时颇负文名、对科举的深切认识及用钱的慷慨。 《儒林外史》开始创作于乾隆元年（1736）左右，到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基本完稿。《儒林外史》的版本，程晋芳之称50回卷，当指成数；金和称55回卷。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见书影）56回本，末回为“幽榜”。吴敬梓存世的著作还有《文木山房集》四卷，近年发现集外的诗文三十馀篇。最近又发现了程晋芳《文木先生传》里提及的曾经被人以为失传的《诗说》。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有着与此前的长篇小说所完全不同的小说结构，即是没有一个主要人物统领全书，没有一件主干事件贯穿全书。通常是前一个人物引起了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着了后一件事情。而人与人、事与事并无必然的逻辑系联，这样就很难概括介绍小说的梗概情节。但是，小说所叙述的诸多故事与一大群人物还是环绕了基本主题，鲜明地反映着基本思想内容。 这一基本思想内容即是封建社会中形形色色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小说出场的三百余人，是文人身份的有一百余人，且多是主角地位。如此集中地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的长篇小说，在此前是不曾有过；此后，亦鲜有与之比肩。因此书名为《儒林外史》，《文木先生传》说是“穷极文士情态”，《怀人诗》亦说“外史纪儒林”，表明当时的文人也深知此书的题旨。 首先是解剖了以科举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毒害下的广大文人的际遇与命运，从而辛辣地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部分本质。 小说是以元末名士王冕拒绝科举邀名，拒绝征召逐利以“敷陈大义”，鲜明地表示了小说所否定封建科举制度的题旨。紧接着用两个漫画式的人物周进范进上场。周进应考至六十岁，仍是童生，只好教书糊口。小说让其遭受新进的秀才与举人两度奚落，使其强烈感受科举功名成否的天壤差异。后来，他的村塾先生的饭碗也因“不懂承谢”而被夺取，只好为作生意的舅子记帐，去了省城。见到梦寐以求的贡院，欲思进去一看，竟然被鞭子打出！舅子使钱让其进贡院，当他一看到“天字号”试场号板，乃百感交集，昏死在地。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喜剧性的突变，竟然中了举人进士！随即成了人上之人！当年当塾师的薛家集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范进完全因为处境与周进相同而得到主考官周进的怜悯才考中秀才，取了举人；而又通过周进将范进在“当道大老面前荐场”，而也中了进士！范进一中举人，际遇随即泉壤之别：放榜这一天，只得自己抱着鸡去换一些米，用以下几天未曾揭开的锅。一中举人即有老举人张静斋送房子、赠银子，甚至“奴仆、丫鬟都有了”；本来每被丈人胡屠户臭骂成“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中举人，旋即成了“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小说告诉人们，“二进”的此前的黜落与此刻的高中，毫无丝毫的必然可言，而纯粹是考官喜恶的偶然；是“荐场”的功用！而考取功名之后际遇的巨大反差，尤其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荒诞与悖谬。 匡超人则是从又一个角度反映科举名利对人们的毒害的。他原先是一个善良、孝顺、“忠厚”的人，正是马二先生的一番教诲，“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于是，“想着出头”这一头等大事，可以一任父亲“尿屎仍旧在床上”，一心“上府去考”。“出头”以后，遂以名士作幌子，以名利为目标。胡吹海骗，不一而足。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其堕落的轨迹的源头，正是“举业”。 秀才王玉辉知悉三女儿准备绝食殉夫，他是这样说的：“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他女儿真的死了，竟然说：“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个冷峻的一笔，委实的比“二进”、匡超人的故事更加沉重而深刻。“二进”是科举制度荒唐可笑，匡超人是自身的堕落，其是非读者一看即明。作者的用意是讽刺，读者则报之于会心的哂笑。然而，王玉辉他没有一点做作，全出真心。读者看后是笑不出来的，觉得的是心上戳了一刀的刺痛。因此，把理学的吃人杀人的本质给揭露出来了。 吴敬梓还对假名士作了无情的揭露。《儒林外史》中的杜慎卿是以名士的身份出现的，似乎还真有点儿像“真名士”。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才气横溢。谈诗论词，句句在行；议论时弊，不同流俗。爱的是山水，懂的是丝竹。但是，他一面高唱“女人哪有一个好的？……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一面听说有个“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没有一个赛过他的”，便说“你叫他收拾，我明天去看”。（准备纳妾）他又说“朋友之情，胜于男女”，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以致“多愁善病”，“所以对月伤怀，临风洒泪”。当友人向他介绍“一种男美”，他就拍案叫道：“只一句话该圈了……”，忙着将明天定下的看姑娘的事延迟，急着要看“男美”。而且是“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都熏了香”；及至见到那个“男美”是“……一副油晃晃的脸，两道黑眉，一个大鼻子，满脸胡须，约有五十岁样子”的肥胖道士，他吃惊地想，友人说的必是道士的“令徒？令孙？”，杜慎卿所喜好的“男美”是怎么回事，就不言而喻了，是“娈童”，是男风。他最得意的杰作是“逞风流高会莫愁湖”，把通省梨园戏班的旦脚都叫来“一人一出戏”，按“色艺”评出等级次第。让戏子过小桥、转回廊、进东格子、出亭子、去西格子，“好细细看他们的形容”！此回后的套话是“有分教：风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余，复多韵事”！这就是“韵事”！这就是名士，这是假真名士！而至于那些以附庸风雅为招牌，攀附权贵为手段，乞讨残炙剩饭以“餍酒肉”，然后“骄其妻妾”的孟子笔下的齐良人辈，诸如赵雪斋、胡三公子、景兰江、支剑峰之流，又等而下之了，－－他们是真假名士！ 此外，严贡生猪故事中的逼买与拒还；租船时，诱使船工吃了云片糕，讹称是几百两银子的贵重药而赖船钱。王仁王德一拿到严监生五十两贿银立改初衷；进士王惠把原任衙门中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马二先生的麻木与迂腐……，把科举以及推广而得的封建文化、礼教对士人的毒害，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给予无情揭露！ 吴敬梓笔下也塑造了符合他理想的儒林君子，表明他的一种寄托。 杜少卿即是以吴敬梓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一个人物。－－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构成了两者的对应。杜少卿家祖上“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吴敬梓家祖上是两鼎甲、六进士；杜少卿的父亲是赣州太守，吴敬梓的父亲是赣榆县教谕（请注意“赣”字）；杜少卿从安徽天长移家南京，吴敬梓是从安徽全椒移家南京（天长与全椒相邻）；杜少卿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吴敬梓因病辞去博学鸿词科考试；杜少卿捐钱修泰伯祠，吴敬梓捐钱修以吴泰伯为首的先贤祠；杜少卿有《诗说》（第34回），吴敬梓确有《诗说》；甚至杜少卿有一个极为忠诚的老家人娄老伯，吴敬梓也有一个父亲留与他的极忠诚的老仆刘翁（娄刘同音）……两者之间的对应是铁定难移的。因此，从分析杜少卿的形象了解吴敬梓本人，从观照杜少卿的主张认识吴敬梓的理想是有益的途径。 杜少卿是既有名士的狂狷也有传统美德、以及儒学的正价值理想的人物。 他有兵农礼乐以治国的理想，但他既清醒于自己名士清谈的弱点，又了解当时朝政的积重难返的现实，因此，他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好”，于是装病拒征；而且不应科岁考，不应乡试。这样就与小说中文士“第一等大事”的“文章举业”的科举之路来了一个彻底的反动。一般文人对官场权要是趋之若鹜，他却最不愿意攀附。汪盐商请他作陪王知县，他说“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知县要会他，他洞察不过是凭着老师身份的体面的“勒索”（秀才是知县的当然门生），而加以拒绝。甚至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拜我，倒叫我拜他”这样的话。 杜少卿嘉行孝道，济贫扶困，助人为乐。“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的”，因此，他尽力服侍娄老伯；他人以奉孝而向他借钱，则慷慨施与，如助杨裁缝营葬母亲；资助鲍廷玺奉养母亲；赠钱于娄公子安葬娄老伯。他尊重女性，反对纳妾。他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在当时确已石破天惊了。腐儒总是戴有色眼镜看人，把逃离盐商而来南京自食其力的沈琼枝看作“依门之娼”、“江湖之盗”，独杜少卿对沈琼枝的敬重不已。他笃于夫妻情爱，说“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带着老妻游园看花饮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杜少卿是有正直的封建文人的理想的，他想以正价值的传统道德教化拯救衰颓的世风。他捐钱修泰伯祠，提倡兵农礼乐即是明证。但他知道“做不出甚么事业”的弱点，于是他洁身自好。总之，他是一个既反叛封建文人视如生命的科举，又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既有狂放不羁性格，又恪守传统操守；具有某种超出时代的渐次觉醒的特殊的人物形象。 庄绍光与虞育德等其他贤儒君子具有补充强化杜少卿形象的作用。嘉靖皇帝召见庄绍光，向他询问：“……只是百姓未见温饱，士大夫亦未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陈了十策”。这是杜少卿的身份地位所不便叙写的，故通过庄绍光给予补充；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则予拒绝；而他知道朝廷腐败，“我道不行”，则“恳求赐金还山”，最后搬往玄武湖，回归自然，这是对杜少卿形象的强化。在第36回回目中标以“真儒降生”的正面人物虞育德，有进士出身，作了多年南京国子监博士，且让他作重修泰伯祠主祭。作者却让他在调离之际对杜少卿说：“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叫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淡淡一席话，表明了对绝意仕进的杜少卿的首肯。 总之，小说《儒林外史》以批判揭露为主、肯定赞颂为副的手法，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深刻地本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大转折时代的生活画面，表示了作者的的愤懑、失望与寄托的复杂的心情。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一、独特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 的叙事方式与此前的长篇小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与此后的、乃至外国的古今长篇长篇小说均有明显的不同。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一般多由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经历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构成连贯完整的故事格局。而《儒林外史》不是如此，既找不出这一个或几个命运关合的主要人物，更找不出一件或一串互有因果关系的基本事件。长篇小说的结构线索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即是主要人物经历基本事件的过程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没有结构线索的。在《儒林外史》里，通常是由前一个人物“遇”着了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到了后一件事情；而后一个人物与后一件事情一旦进入叙事过程，则前一个人物与前一件事情不再理会了。因此，《儒林外史》的叙事模式是将叙及的人物与事件按照逻辑意义作连缀展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的叙事特点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