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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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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頁 175~216 ଣ৶઼ᅫᙯܼநኢ۞ޙ፜ࢍ൪Ĉ நّ͹ཌྷᄃޙၹ͹ཌྷ۞நኢტЪ ం̂ර* ၡāāࢋ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領域中有關不同理論群島( Islands of Theories)之間的建橋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也就是建立不同 理論之間的溝通橋樑,包括以建構主義在理性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 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各種不同建構主義 之間建立橋樑,以及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建立橋樑,進而產生理論 綜合(synt...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頁 175~216 ଣ৶઼ᅫᙯܼநኢ۞ޙ፜ࢍ൪Ĉ நّ͹ཌྷᄃޙၹ͹ཌྷ۞நኢტЪ ం̂ර* ၡāāࢋ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領域中有關不同理論群島( Islands of Theories)之間的建橋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也就是建立不同 理論之間的溝通橋樑,包括以建構主義在理性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 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各種不同建構主義 之間建立橋樑,以及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建立橋樑,進而產生理論 綜合(synthesis)的效果。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正隨著國際關係理 論第四次大辯論而聚焦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然而在建橋計畫發 展的過程中,也有幾項議題影響到其未來能否順利地發展與完成。包括 建橋計畫都是以單線道或一道橋方式進行,並未以建立多線道或多道橋 的溝通橋樑為目標;建構主義藉由多元的知識論豐富其理論效度;建橋 計畫哲學基礎的爭論,有助於理解哲學論述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影 響;經驗研究的個案成為溝通的橋樑與檢視理論效度的判準;理論對話 與綜合的可能性,根本思考建橋計畫的可能性;甚至建橋計畫對國際關 係理論研究的影響。 ᙯᔣෟĈ઼ᅫᙯܼநኢăநّ͹ཌྷăޙၹ͹ཌྷăͅޥ͹ཌྷ *઼֨̂ጯ߆ጼጯੰ߆ڼࡁտٙઘି଱Ăe-mail: modahua@yahoo.com.twĄ ќቇ͟ഇĈ95ѐ 5͡ 25͟ć఼࿅͟ഇĈ95ѐ 12͡ 26͟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76 ݈āā֏ 在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與理論發展的歷史中,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逐漸 希望與接受透過不同理論的對話而能綜合不同理論的觀點,以增進國際關 係理論對於國際現象與問題的描述、理解、解釋與預測(莫大華,1999; 2002;2003a)。學者嘗試以建橋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s)隱喻稱述 這樣的現象,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存在著以建構主義為主的三項建橋計 畫,這些建橋計畫始於 Alexander Wendt以科學實存論發展而成的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作為第三次大辯論中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或 詮釋)主義(reflectivism or interpretivism)的橋樑,進而引發建構主義內部, 以及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 在這些建橋計畫中,學者嘗試綜合建構主義與其他不同學派的理論觀 點,並結合實際的經驗研究個案檢視理論綜合的成效,以累積國際關係研 究的知識。誠如 David A. Lake (2002: 140) 所言:「我們在分開的理論群島 工作……未能成功地在這些分開的群島之間建橋,以及未能適當地概念化 相關的政策選項,已經妨礙了(國際關係)研究。」因此,對於國際關係 理論研究的建橋計畫當應有所理解,藉以探索其計畫發展過程、內容與可 能的成果,以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全貌。 本文將分五部分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尤其著重於國際關係 理論第四次大辯論所提出的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第一部 分指出當前由建構主義所引導的三項建橋計畫,概述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學 派分類;第二部分論述第一項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建橋 計畫,以 Alexander Wendt的科學實存論發展的建構主義嘗試在理性主義與 反思主義之間建起溝通的橋樑;第三部分論述第二項建橋計畫—不同建構 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運用不同於科學實存論的哲學或社會理論而建起溝 通的橋樑;第四部分論述第三項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 橋計畫,兩者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辯友,嘗試從兩者之間的分隔、 綜合而尋求其對話策略;第五部分則是就國際關係理論建橋計畫的前景提 出可觀察的議題。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77 ಥă઼ᅫᙯܼநኢࡁտ۞ޙ፜ࢍ൪ ęޙၹ͹ཌྷ۞ˬีޙ፜ࢍ൪ 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約略可分成理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反思(或詮釋) 主義三大範疇,理性主義是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1 新自由主義與 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被學者歸類為理性主義,相當程度地是受到 Robert Keohane (1988) 對國際制度研究途徑-理性與反思主義(研究途徑)歸 類,以及 Ole Waever (1996) 有關「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觀點 與 John Gerard Ruggie (1998a; 1998b) 的「新效用主義」觀點的影響。但 必須理解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各自仍有其內部的理論差異,2 甚至有 學者認為這兩者是不能綜合在一起(Sterling-Folker, 1997; 2002)。同樣地, 建構主義亦復如此,內部也有各種不同的類型(莫大華,1999;2002)。 反思主義則是包括後實證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與規 範理論(Smith, 2001)。然而,這些理論學派的內部差異,並不影響國際 關係理論學者構建一場不同理論之間的對話或辯論,甚至學者以總體論述 理論學派內容也是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常態。然而,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 的區隔能否化約成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區隔,即是建構主義作為理性主 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溝通橋樑,能否將反思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的範疇,而 稱之為激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或是建構主義納入反思主 義的範疇,而稱之為溫和反思主義(moderate reflectivism)。就反思性意 涵而言,建構主義是可以納入反思主義的範疇,它是反思主義的一種型 態。建構主義是屬於反思主義的範疇而與理性主義處於分立的位置,但這 1 ѩநّ͹ཌྷ֭ܧMartin WightٙჍ۞நّ͹ཌྷĞGrotian็௚ğĂણዦWight (1991)ćѣ ᙯѩநّ͹ཌྷ็௚۞̰टĂણዦ Linklater (2001)Ą 2 ּтາΟ׏ன၁͹ཌྷĞneoclassical realismğٕޢΟ׏ன၁͹ཌྷĞpostclassical realismğă ޢன၁͹ཌྷĞpost-realismğăෞҤ۞Ğevaluativeğ߆ڼன၁͹ཌྷăԽᑝݭĞoffensive) ᄃ֨᎔ݭĞdefensiveğ۞ன၁͹ཌྷĂ፬ซ۞ҋϤ͹ཌྷăԲҿ۞ҋϤ͹ཌྷĞRose, 1998; Brooks, 1997; Beer and Hariman, 1996; Spegele, 1996; Snyder, 1991; Lynn-Jones and Miller, 1995; Frankel, 1996; Mearsheimer, 1990; 1994/95; Richardson, 2001)Ą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78 並不意味著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兩者是處於零合、兩極的位置,而是學者 藉以有助於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對於相關議題的不同主張(莫大華, 2003a:113-138)。 因此,面對複雜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與內容有必要對於國際關係理論 新發展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也就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領域中有關不 同理論群島之間的建橋計畫,也就是建立不同理論之間的溝通橋樑,包括 以建構主義在理性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建立 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各種不同建構主義(例如現代建構主義與後現代建 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與語言分析建構主義)之間建立橋樑,以及建構主 義與理性主義之間建立橋樑,進而產生理論綜合的效果。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歷史中,藉由溝通或對話而產生理論綜合的 情況,已是學者關注的重點之一。Ole Waever (1996) 指稱第二次大辯論中,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出現的「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John Gerard Ruggie (1998a; 1998b) 則是以「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ism) 稱述兩者的綜合;Yosef Lapid (1989) 就認為第三次大辯論是各式各樣的反 實證主義的哲學趨勢與社會學趨勢的匯合。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仍爭論是否 已經發展出第四次大辯論(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之際(莫大華, 2003a),若是理解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即在展現各種新理論 與既有理論之間的爭論,它不僅是爭論理論論述的系絡,更是對於國際關 係實務的爭論,但這樣的爭論正隨著學者理論對話與綜合而產生改 變,甚至是第三次大辯論未完成的事務(unfinished business)(Lapid, 2003)。 換言之,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是會產生綜合辯論兩方觀點的新觀點 (neo-perspectives)。總之,這意味著國際關係理論之間並不是存在著不可 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3 而是可以發現某種程度的共量性作為相互 綜合的基礎。 因此,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學者遂嘗試從理論綜合的角度研究國際關係 理論的發展,不僅是在不同的理論(例如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也 3 ώ͛ߏྵ้Ш Imre Lakatos ۞̙ΞВณ៍ᕇĂѣᙯ̙ΞВณّ۞ໄهĂኛણዦ Kuhn (1969/1990)ćLakatos (1978/1990).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79 包括在相同理論不同類型(例如傳統建構主義與現代建構主義)之間,嘗 試建立起溝通的橋樑,以理論對話方式尋求互補或綜合的理論觀點,尤其 是當前第四次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發展,即 使學者之間存有不同的主張,有的學者贊成兩者之間可藉由對話與溝通而 綜合,即使無法綜合也要對話,但也有持著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兩者在 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差異,無法產生綜合的理論觀點,會是矛盾的 文字修飾(oxymoron)而已(Hoffmann, 2005)。這樣的爭論在著名的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的一場論壇中,呈現出不同立場學者的觀點。4 從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之後,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有理性 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建構主義 內的建橋計畫,以及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其中理性主義 與反思主義的建橋計畫較為突顯,尤其是由 Wendt (1999) 的建構主義觀點 所建立「中庸之道」(via media)的溝通橋樑,引起學者的關注與批評。 Wendt (1999: 47) 自許是「現代建構主義」,並以強調理念的厚薄程度區分 建構主義為激進的(radical)建構主義,即是「理念一路到底」(ideas all the way down)的建構主義、相對程度的淡薄的(thin)建構主義與厚實的(thick) 建構主義。5 Wendt的建橋計畫也引發學者對於建構主義內部的差異進行探 討,進而尋求在建構主義內部建起溝通橋樑,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第四次大 辯論中,尋求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溝通橋樑。誠如 Michael Zurn 和 Jeffrey T. Checkel (2005: 1046) 所言: ޙϲĞநّ͹ཌྷᄃޙၹ͹ཌྷ̝มğ໛఼፜ሇ۞ቁ̏གྷјࠎᔌ๕Ă дధкБ઼ࡁ੅ົᄃ઼ᅫࡁ੅ົ̚ᒖᖒѩ͹ᗟ҃јϲ˞ࡁ੅ົ ಞѨćିጯኝ඀˵ధົ܅˘׌ߐഇ੅ኢι۞ۢᙊኢຍஉᄃ၁ચຍ உćдౙᜈ΍ۍ۞඾ү̚Ăົ࿃זѣధкጯ۰Б͕гࠎѩຐڱࡦ ३ĂٕߏૻধгԲෞѩຐڱĄ 無論是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構主義內部之間,以及理性主義 4 ѩኢጪЩჍӈߏĶ઼ᅫᙯܼ၆ྖᄃტЪΞਕ๜ĉķ(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llman, 2003). 5 ΁ώˠߏ࣎໢׶ᄃ୶ᓠ۞ޙၹ͹ཌྷ۰ĞWendt, 1999: 1-2, 81, 131, 132, 136ğĄ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80 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這些建橋計畫遂影響著當前的國際關係理論 研究,尤其是引起學者思考國際關係理論之間能否對話與綜合的議題,包 括其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以及經驗性研究的議題,使得國際關係理 論研究又出現另一番景象。 ෮ăநّ͹ཌྷĞ၁ᙋ͹ཌྷğᄃͅޥ͹ཌྷ Ğޢ၁ᙋ͹ཌྷğ̝ม۞ޙ፜ࢍ൪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學者認為建構主義可以成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 實證主義與後實證(後現代)主義之間的「中庸之道」(via media, middle way)(Wendt, 1999: 39-40;Christiansen et al., 1999: 535-544)或「中間地 面」 (middle ground)。6 尤其是 Wendt運用科學實存論所形成的建構主 義,以後實證主義的本體論結合實證主義的知識論作為「中庸之道」,在 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兩傳統之間建立溝通橋樑(1992a:394)。也就是在 知識論上,接受實證主義的立場,在本體論上,接受後實證主義的立場; 運用科學實存論封住(block)經驗論者的批評,以及運用限定建構主義是 本體論而非知識論,以封住後實證主義者的批評(Wendt, 1999: 39-41)。 這樣的立場使得建構主義既能與實證主義作知識論的結合,又能與後實證 主義作本體論的結合。 國際關係學者對於 Wendt 的建橋計畫分別提出支持與批評,呈現出學 者之間的差異觀點(Guzzini and Leander, 2006),7 也說明此建橋計畫的 6 ѣ۞ጯ۰ߏͽநّኢ۰Ğrationalistğᄃ࠹၆ኢ۰ĞrelativistğჍ̝Ăણዦ Adler (1997)ć ٕߏநّԭፄநኢ۰Ğrational choice theoristsğᄃޢன΃ጯ۰Ğpostmodern scholarsğჍ ̝Ăણዦ Checkel (1998). 7 ώ३ѣ̱ቔߏበ۰Ᏼᐂ఺ֱԲෞWendt۞͛ౢֽ҃ĂΩѣˬቔ݋ߏາүĂWendt݋ߏಶ ఺ֱԲෞ೩΍ܜ྿ 39ࢱ۞аᑕĄώ३݈̣ౢΞͽ፾ϲјࠎ˘ొ̶Ăүࠎጯ۰Բෞ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३۞૞ᗟćௐ̱ౢ̈́ௐ˛ౢ݋ߏԲෞWendt۞ᄮТந ኢćௐˣౢ̈́ௐ˝ౢ݋ߏԲෞ΁۞តዏநኢĄ੫၆˯ࢗѣᙯ۞ࣰጯԲෞĂWendt૟̶̝ ࠎαᙷĈௐ˘ᙷߏᙯٺ઼छҖࠎ͹វ۞યᗟĂΒӣᄮࠎ઼छߏҖࠎ͹វ۞ઐमĂͽ̈́Ϗ ਕநኢ̼ඕၹតዏ̚۞ͅޥّćௐ˟ᙷߏᙯٺҖࠎ͹វᄃඕၹ̝ม۞યᗟĂΒ߁ώវኢ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81 困難,尤其是必須接受分別來自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學者批評,反思主 義學者批評建構主義偏向理性主義特質,非常接近理性主義的新自由主義 支派(Smith, 1999: 684);8 理性主義學者則是批評建構主義過於偏重哲學 深思(speculation)的後設理論,而無法經驗驗證,就像 Horatio與 Marcellus 看著哈姆雷特隨著鬼魂離開時,所說:接著會有什麼事發生?(Moravcsik, 1999: 678-679)。9 藉以隱喻建構主義的未來就像丹麥後來悲慘的發展一 樣。 Ronen Palan (2000: 577-578) 認為建構主義是反直覺的理論(counter- intuitive theory),就不能訴諸於科學實存論的常識觀(commonsense)作為 支持論點,以及引述相互牴觸的社會理論,如 Wendt 引述社會學的象徵互 動論,而 Onuf 則引用否定象徵互動論的 Wittgenstein 觀點。此外,建構主 義反對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但其引用的象 徵互動論與韋伯式的詮釋社會學都是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還有對建構主義 與其他理論分類的矛盾與混淆。 Heikki Patomäki和 Colin Wight (2000: 213-237) 則指出建構主義嘗試 在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建立中庸之道是無法支持的,因為實證主義 與後實證主義並不是兩極對立的,它們都是以哲學的反實存主義 (antirealism)論述為基礎。當前的國際關係理論,包括實證主義論者、 建構主義論者及後結構主義論者,無論是以解釋與理解、理性主義與反思 主義、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等相對論述,都是源自於國際關係中「後康 ˯઼छ֭ܧАٺ઼छវրăҖࠎ͹វᄃඕၹ̝ม۞࠹̢௡јᙯܼ̙࿅ߏТ˘ְચ۞׌჌ ೡࢗăϏᄲ୻຾̙Тր௚̼͛۞൑߆عېڶ၆઼छ۞ࢨטćௐˬᙷߏநهᄃۏኳ୧І̝ ม۞ᙯܼĂΒ߁׌۰̝มᙯܼߏ઄۞Ăͽ̈́நهΪѣдஎޘ̰̼ॡ̖ѣᙯܼăᝋ˧ᄃӀ ৈߏ̂кᇴ߆ڼ඾үٙᙯڦćௐαᙷߏᙯٺĶ̚૶̝྽ķ͔൴۞ۢᙊኢયᗟĂણዦం̂ රĞ2006ğĄ 8 Sterling-Folker (2000) ಶᄮࠎޙၹ͹ཌྷᄃາҋϤטޘ͹ཌྷߏТᙷĞbirds of a featherğĂЯ ࠎ׌۰ౌͽΑਕ۞טޘड़த፟טྋᛖۤົតዏĄ 9 ֶፂ௻ֲ̀ͧ۞Įݣؒ࿩পįௐ˘၌ௐαഀٙࢗĂ֗ࠎ̜౪ͳ̄۞ݣؒ࿩পдᄃ੿ᅿ၆ ྖ̝ޢĂᐌ඾੿ᅿᗓฟĂ֭ೳ֏ኡܡͤಶࢋ୭ኡĄHoratioᄃMarcellusߏݣؒ࿩প۞̓ ˠĂMarcellus ᔘߏ΁۞ТጯĂ׌ˠܡጿ̙јޢĂHoratio ಶᄲݣؒ࿩পႺ˞ćMarcellus ᄲ̙ࢋ᝘΁۞Ăԧࣇྫྷ඾࿅ΝĄHoratio ಶᄲԧࣇྫྷ඾΁࿅ΝĂ࠻࠻ົѣ̦ᆃְ൴Ϡĉ Marcellusᄲ̜౪૟ѣೋְ൴ϠćHoratio݋ᄲ˯ޓҋѣщଵĄ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82 德—休謨式」(post-Kantian-Humean)的「問題—領域」(problem-field), 即是這些反實存主義藉由 David Hume和 Immanuel Kant構成這樣的領域, 就是以對其本身可能性的非常特定及有限的理解,去建構對國際關係理論 的特定理解。他們提出「批判的實存主義」(critical realism)重新思考此 領域,以突破休謨的懷疑論與康德的超理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它主張本體實存論、知識相對論與理性判斷論,即是分殊化(differentiated)、 結構的與層次的(layered)實體獨立存在於人類思想(mind)之外;所有 的信念都是社會地產生(即是社會建構),並且有可能是容易錯誤的;但 仍能提供檢證基礎(justifiable grounds)判斷或選擇理論。因此,在國際關 係理論研究的議題上,如理論的不可共量性、因果性、行為主體與結構、 分析層次與價值及事實,批判性的實存主義能使國際關係理論脫離「問題— 領域」。 Steve Smith (1997: 183-188) 認為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隔閡,能 以建構主義作為橋樑、中間道路,以呈現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綜合,但 因為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具有相互排斥的(知識論)假設,是不能結合 在一起。他反對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混合兩者,他特別重視兩者在知識論 的辯論,10 並認為國際關係理論需要基於後實證主義內各種不同的知識 論,發展強烈的後實證理論而結合建構主義(1996:11-44)。他並預測建 構主義將會分裂成兩個主要派別,一個更為理性主義,一個更為反思主 義,因為建構主義基本上採取了不同的知識論假設(1999:682-691)。但 Georg Sorensen (1998) 則批評 Smith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激進實證主 義的靜態客觀論與激進後實證主義的隨意主觀論( voluntaristic subjectivism)都是有嚴重問題,兩者之間是可以找到「中間地面」,即是 我們的世界觀或知識經常是包括客體性與主體性,它應是可相互主體地傳 遞的知識(intersubjectively transmissible knowledge)。他發現 Robert Cox 的馬克思主義與 Wendt 的建構主義是主客體性的平衡結合,既可維持激進 10 ΁ಶഅᄃ Wendt ಶώវኢࢦࢋᔘߏۢᙊኢࢦࢋซҖۋኢĂ఺ಞۋኢؕٺ Wendt ෞኢ Hollis and Smith (1990)Ăତ඾͔൴׎΁ጯ۰ણᄃۋኢĄણዦWendt (1991)ćHollis and Smith (1991)ćWendt (1992b)ćHollis (1992)ćHollis and Smith (1994)ćPatomäki (1996)ćJabri and Chan (1996)ćHollis and Smith (1996)ćChan (1998)Ą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83 實證主義的理論洞察力,又可避免激進後實證主義的相對論之危害,並且 更能分析改變的問題。雖說兩人的觀點有所不同,但對建構主義的中間地 面看法則是一致。 二○○○年第二十六卷第一期的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以 Wendt的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作為論壇的題材,邀請 國際關係學者 Robert O. Keohane、Stephen D. Krasner、Roxanne Lynn Doty、 Hayward R. Alker及 Steve Smith等人撰文評論(Keohane et al., 2000),針 對這些學者的批評觀點,尤其是有關「中庸之道」的問題,Wendt 提出回 應,他認為本體論決定了知識論,而非知識論決定本體論。「中庸之道」 是在重視理念而未排除科學的各種立場之間尋找一條路,理念是可以科學 地研究,即是嚴謹地實質理論化經驗世界(2000:165-166)。後來Wendt (2006) 更以物理的量子力學觀點─量子意識假設( 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說明此觀點。其他學者例如 Andreas Bieler (2001: 93-100) 就 引用新葛姆西派(neo-Gramscian)的意識形態觀點與社會力量(social force) 觀點重新概念化理念的角色。目前,許多建構主義學者仍是企圖結合其他 學科的知識與研究方法,例如 Alker (2000: 142-144) 主張參考語言哲學、演 化生物化學、認知科學、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計算語言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以及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等其他自然 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Vendulka Kubalkova等人(1998)則是主 張以 Nicholas Onuf從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的另類本體論,強化建構主義的 經驗性研究。有些建構主義學者(Fierke and Jorgensen, 2001)則嘗試從哲 學方面強化建構主義與後實證(後現代)主義之間的匯合。換言之,Wendt 的科學實存論建構主義並不能獨享此項的建橋計畫,而是由許多不同的建 構主義分別在進行此項建橋計畫(如圖 1)。 國際關係理論的此項建橋計畫正隨著建構主義進入主流理論的範疇, 逐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即使是理性主義學者也探討理念與信仰因素對政 策的影響(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但 Aalberts and Munster (2004) 也對於 Wendt 的建構主義建橋計畫提出批判,認為建構主義並未如其所承 諾的成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庸之道或中間地面。針對學者的此 項批評,Wendt指出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是笛卡兒式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84 的科學(Cartesian science),即此書是基於笛卡兒的心(mind)物(mater) 二元分離論發展而來,因此書中的「中庸之道」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Wendt (2006: 182-188) 進一步以心物二元論說明社會科學的性質,並從物理的量 子力學觀點―量子意識假設為其書所引發的批評與討論而提出辯護。11 Wendt以波與粒子雙元性關係(wave-particle duality)、波函數崩陷(wave function collapse)、測量問題(the measurement problem),以及非局部性 (non-locality)說明社會科學探索的身心(mind-body)問題,他希望利用 自然科學的方式進行研究證明人類意識與人類身體之間的影響關係,進而 建構社會科學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觀點,而成為一個量子社會科學(或社會 物理學)。Wendt (2006: 189-205) 以此主張其科學實存論的觀點能作為其 建橋計畫的基礎。遂有其他建構主義學者提出不同建構主義建橋計畫,致 力於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同時也引發建構主義內部的 建橋計畫。也就是誠如 Steve Smith先前所預測的情形,建構主義將會分裂 成兩個主要派別,一個更為理性主義,一個更為反思主義。 ဦ 1āநّ͹ཌྷᄃͅޥ͹ཌྷ̝ม۞ޙ፜ࢍ൪ဦ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1 ณ̄ຍᙊ઄నΒ߁ณ̄ཝநኢĞquantum brain theoryğᄃھ͕ីኢ۞ԛ˯ጯĞa panpsychist metaphysicsğĂӈߏ઄నˠᙷ۞ຍᙊֽҋٺཝৠགྷ̮຋გ̚۞ۏኳ͔൴گבᇴ૪ౝ Ğcollapse of waveğ҃פ଀ณ̄࠹ᙯّĞcoherenceğĂֹ҃ৠགྷ̮̝มࡎᛈ็ጱᛖٸ۞ ۏኳĂధкৠགྷϹ̢үϡ҃யϠຍᙊĂˠᙷຍᙊՙؠ˞˘̷Ą 反思(後實證)主義 批判理論、英國學派 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 理性(實證)主義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各種建構主義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85 ણăޙၹ͹ཌྷ̰۞ޙ፜ࢍ൪ 建構主義雖然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然而學者對於 建構主義的本質仍是缺乏共同的理解,甚至有學者還批評太多的建構主義 (Wight, 2001),建構主義學者本身之間也是需要相互對話(莫大華, 2002)。不免有學者(Klotz, 2001)要問:「我們可以說一個共同的建構主 義語言嗎?」簡言之,就是建構主義雖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成為溝 通橋樑,但其本身亦是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類型及主張,12「建構主義研究並 不是從同一塊布剪下來的(意指不是一模一樣的)。」(Katzenstein et al., 1998: 680),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爭論的焦點在於因果解釋的傳統方法 論,是否適合於理解及詮釋互為主體的意義,以及能否找出中層理論 (middle-range theories)與普遍通則(Risse, 2000b: 12)。有學者(Christiansen et al.,1999;Wiener, 2001, 2003;Pouliot, 2004a)就以「橋上各站」(stations on the bridge)稱述建構主義內部的不同類型觀點,尤其是源於社會科學哲 學觀差異的不同建構主義,認為各站之間也必須進行對話,由於建構主義 所共同的興趣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本體論,所差別的是知識論立場。 簡言之,建構主義內部相同的是社會事實本體論,差異的是知識論的相對 主義差異。 就此而言,建構主義學者並不同意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作為建立實證 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橋樑論述依據,而是認為各式各樣建構主義的區 隔在於有關科學觀察的反思程度(Albert, 2001: 106),或是在哲學、後設 理論、理論化及經驗研究等層次上有所差異,必須藉以釐清對建構主義的 混淆及內部的差異( Jorgensen, 2001: 36-53)。遂引用「詮釋學」 (Hermeneutics)作為解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不一致,以及實證主義在 (實體)構成與解釋的問題,還有後現代主義的主觀主義問題(Marcel, 2001);Guzzini (2000a: 147-182) 以「雙重詮釋學」(Double Hermeneutics) 12 ͽࡁտለ߷ፋЪࠎּĂ̙Тᙷݭ۞ޙၹ͹ཌྷ˵ົ΍ன̙Т۞͹ૺĂણዦ Christiansen, Jorgensen and Wiener (2001).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86 區分建構主義內部不同的觀察層次、適當的行動層次與此二層次之間的關 係,藉以重建建構主義為反思的後設理論而避免其在理論上的折衷與多 餘。也有建構主義學者引用 Pierre Bourdieu的實踐哲學、13 Niklas Luhman 的知識溝通理論,14 Georg Simmel的「社會互動理論」(sociation theory) 作為建構主義內部溝通的知識論「中間地面」,因為此理論可以避免建構 主義在本體論上侷限於行為者的社會角色,探索行為者的整體(corporate) 認同體。15 總而言之,建構主義學者是從社會學與哲學尋求其內部知識論的溝通 橋樑。誠如圖 2 所示,半圓形的拱形線代表著建構主義在理性主義與反思 主義兩極之間的溝通橋樑作用,拱形線上的各點則是代表建構主義內部不 同類型的建構主義,嘗試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進行溝通兩極的建橋計畫。 ဦ 2āޙၹ͹ཌྷ̰ొ۞ޙ፜ࢍ൪ဦ 資料來源:Christiansen, Jorgensen, and Wiener (1999: 536). 國際關係理論的此項建橋計畫仍是處於未定之天,因為建構主義學者 雖然提出許多知識論的建議,或是嘗試以社會學的「架構(框架)理論」 (frame theory)與 Jurgen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13 ּт Leander (2004); Pouliot (2004b). 14 ּт Guzzini (2000b). 15 ٙᏜ۞ sociationߏ޽࣎ˠ̝ม۞̢જ҃ԛј˞ۤົ(Cederman and Dasse, 2003) Ą rationalist pole reflectivist pole no communication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87 actions)提議內部的溝通(Haacke, 2005;Weber, 2005;Wiener, 2001)。然 而,就建構主義學者對於主流(現代或溫和)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的批評 而言,16 尤其是後現代(激進)建構主義者在知識論上涉及到國際關係理 論的基礎問題(question of foundation),17即是否相信世界能以中立或客觀 的程序予以測試或評估,前者(基礎論者)認為所有的真理主張皆可判定 真偽,後者(反基礎論者)則認為真理主張是不能判定真偽,因為是不存 有客觀的立場來判定(Smith, 1995: 29-30;Doucet, 1998)。18 後現代主義 是以反基礎論為基礎,質疑國際關係理論的後設理論敘述,進而重新解構 或建構其本身的後設理論觀點。然而,後現代主義重組現代主義理解的基 本問題,其所強調的不在無上的主體(即作者∕獨立國家)或是客體(即 獨立世界∕文本),而是在建構出主體與客體(和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 值)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的實踐(George, 1994: 192)。 此項建橋計畫就必須觀察主流建構主義能否與後現代(批判理論)建 構主義的溝通及匯合,尤其是不能違反後者在知識論、方法論與規範觀點 的原則(Price and Reus-Smit, 1998),進而使建構主義內部對於知識論相 對主義能有共識,從激進的實存論而到另一個激進的反實存論,兩者之間 能有相通之地。幸而,後現代主義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主張拒絕實證主 義、提倡反基礎主義、提倡多元論述、對異同問題(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的語言分析等特性(Webb, 1995)。這與建構主義的主張相 差不遠,兩者都是「非基礎論者」(nonfunctionalist)的反基礎論(Debrix, 2003),是可以尋得溝通之路,尤其建構主義在知識論的主張上,並不認 為只有一個單一的知識論而是多元的知識論,差別的只是研究方法而已, 如「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回饋迴路」(feedback loops)、歸 類技巧(bracketing techniques)等研究方法(Checkel, 2006;Johnston, 2005; 16 ּт Price and Reus-Smit (1998)ćKratochwil (2006). 17 ּт George (1994)ćCampbell (1992). 18 ૄᖂኢ۰ߏᄮࠎۢᙊٕৌநΞͽҿؠৌંĂͅૄᖂኢ۰݋͹ૺۢᙊٕৌந൑ڱҿؠৌ ંĂЯࠎЧ჌நኢЧѣ׎ϲಞĂ՟ѣ̚ϲ۞ॲૄֽҿؠۢᙊ۞ৌંĄૄᖂኢ۰ଣտ۞ߏ Ч჌ۢᙊ۞Ķޢనநኢ۞ॲૄķĂͽҿؠۢᙊ۞ৌંćͅૄᖂኢ۰݋̙ᄮࠎтѩĞSmith, 1997: 167-168ğĄ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88 Finnemore, 1996),19 也就是接受建構主義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及知識論 的多元,以鼓勵建構主義之間的對話與相互學習。這樣的觀點同時也進而 引發學者在第四次大辯論中,從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 以綜合兩者的理論觀點。 དྷăநّ͹ཌྷᄃޙၹ͹ཌྷ̝ม۞ޙ፜ࢍ൪ 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已經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第 四次大辯論,其間涉及的辯論議題與性質也正受到學者的關注,尤其是從 一九八○年代起的第三次大辯論延續而來,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本 體論爭議(莫大華,2003a:13-65)。學者也希望第四次大辯論不要又陷入 本體論爭論,也就是重複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本體論爭論,而是應聚焦 於經驗性研究。因此,不同於上述兩項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 之間的建橋計畫是注重在經驗性研究,希望兩者能有助於國際關係實質理 論的發展。 ˘ăநّ͹ཌྷᄃޙၹ͹ཌྷ۞᜜ኢ 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議題常隨著研究者不同的觀點而有 不同,例如 John M. Hobson (2000: 145-148) 的看法,在於物質論的行為主 體中心觀 vs.社會規範的結構觀、柔性的(malleable)國家認同體 vs.固定 的國家認同體、管制的(regulatory)規範 vs.組成的(constitutive)規範 的不同觀點。Fearon和 Wendt (2002: 58-67) 則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 間的辯論展現在物質因素 vs. 理念因素、後果性邏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vs.適當性邏輯(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有用規範 (norms as useful)vs.權利規範(norms as right)、外衍(exogenous)解 釋 vs.內發(endogenous)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 vs.方法論整體主義、因 果解釋 vs.構成解釋等議題之間的爭論。莫大華(2003b:120-125)綜合不 19 Andrew Moravcsik׶ Checkelഅಶ࿅඀੠ᖸ͞ڱซҖ᜜ኢĂણዦ Checkel (2001a, 2001b)ć Moravcsik (2001)Ą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89 同的學者觀點,歸結岀: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國際制度、認同與國際規 範、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邏輯、因果解釋與組成解釋等六項議題。雖然如 此,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區隔仍是可以克服的(Jupille et al., 2003: 15-17)。 根據 Wendt (1999: 35) 的觀點,對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 所在,最普遍的詮釋是爭論國際體系的本體論,也就是國際體系是什麼組 成的。另一個則是關於經驗性研究議題的爭論,例如結構如何建構認同與 利益?以及認同與利益如何持續。有關本體論的問題,他並不認為他全然 是反直覺的,因為理念與物質是不能用二分法作選擇,人類意識是自然的 一部份,並藉由物理法則普及到物質世界,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的關係是 倒金字塔型,一個特定的物質情況是可以與不同的文化形式相容的。理性 主義與建構主義都企圖以文化概念從事不同的事務(Wendt, 2000: 179)。 但 Wendt 希望,如果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會是國際關係研究另 一場大辯論的話,不要讓它成為是關於本體論的爭論(Fearon and Wendt, 2002: 67)。因為以本體論與經驗性研究的角度詮釋此辯論是會造成更為 零合的景象,而是要能務實地將兩者視為是世界政治理論化的分析工具或 分析鏡(Fearon and Wendt, 2002: 52-54)。Morten F. Greve (2004: 7) 也認 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是以不同的概念架構綜整觀察,而提供了兩個不 同的世界建構(world constructions)。換言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爭 論應該脫離後設理論的爭論,而回到國際關係理論作為經驗性研究的指 引,藉由相互補充與綜合而提升國際關係研究,無論是理論研究或是經驗 性實務研究。因此,從本體論與知識論觀察,理性主義者是以自利的 (self-interested)行為主體進行(理性)策略抉擇;建構主義則是以考量其 他的( other-regarding)行為主體而進行慎重的動態互動( deliberative dynamics)(Jupilles et al., 2002)。也就是如何結合自利行為主體的理性策 略抉擇與其他相關行為主體之間的動態互動過程,而構成較為完整的理論 觀點。 ˟ăநّ͹ཌྷᄃޙၹ͹ཌྷ۞၆ྖඉர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學者對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綜合,建議雙方進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90 行理論對話(Checkel, 1997;Hermann, 1998;Zurn and Checkel, 2005;Kahler, 1998;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Brooks and Wohlforth, 2000/2001;Risse, 2000a; 2000b; 2002)。遂有學者嘗試從 Jurgen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提 出溝通與對話的策略,例如 Thomas Risse (2000a) 和 Antje Wiener (2003)。 理論對話可有四種模式:競爭測試(competitive testing)是指就特定事件的 解釋相互競爭;適用範圍(domain of application)是指考量各理論適用的範 圍,選擇適合的理論解釋適用的部份,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序列 (sequencing)是指考量各理論解釋序列行動中的特定階段或步驟,選擇適 合的理論解釋適用的階段,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涵括 (incorporation or subsumption)是指一個理論涵括了另一個理論(Jupille et al., 2002; 2003)。 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主要是以競爭測試為對話策略,兩方都接 受以經驗性(研究)測試(empirical testing)作為競爭測試的基準,並且重 視研究設計與方法的透明度,藉由研究設計四種測試模式作為對話:單一 理論虛無模式測試(Single-Theory Null Model Test)、無名次競爭模式 (Zero-Order Competitive Model)、多重控制理論的競爭模式(Multiple- Theory Controlled-Competitive Model)及剩餘差異途徑或附加價值模式 (Residual Variation Approach or Value-Added Model)(Jupille et al., 2003: 25-28),如此,學者即可藉由經驗研究解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 論,增加彼此的對話機會而建立溝通的橋樑(Zurn and Checkel, 2005: 1058)。而且,根據調查,美國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理性主義與建 構主義之間的理論互補與綜合。20 簡言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越來越鼓勵從經驗研究中,呈現理 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在詮釋或解釋個案的互補與綜合,藉以作為溝通兩者的 橋樑(如圖 3),避免陷入無謂的本體論爭辯而尋求在知識論的互補。 20 1084 ҜĞѣड़ᇹώğд̂ጯି଱઼ᅫᙯܼ۞ጯ۰צീܑϯຍ֍Ăѣ 37%צణ۰ᄮࠎந ّ͹ཌྷᄃޙၹ͹ཌྷ̝มᙯܼߏΞͽѣϡгტЪĂͽޙϲྵԆፋ۞઼ᅫᙯܼநኢĂ43%צ ణ۰ᄮࠎߏ̢ྃ۞ྋᛖĂ20%צణ۰ᄮࠎߏ࠹̢ᚮۋീྏ۞Ᏼፄࡁտ౉शĂણዦ Peterson and Tierney (2005)Ą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年 3月 191 ဦ 3āநّ͹ཌྷᄃޙၹ͹ཌྷ̝ม۞ޙ፜ࢍ൪ဦ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ˬăநّ͹ཌྷᄃޙၹ͹ཌྷ۞நኢტЪ 誠如上述即使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對於許多議題(物質主義與理 念主義、國際制度、認同與國際規範、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邏輯、因果解 釋與組成解釋)存有不同的觀點,學者仍嘗試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建立溝通 橋樑,但隨著經驗研究的個案發現,雙方的論點是可以相容、互補的,尤 其是在有關歐洲整合的研究上,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已經取代 原有的新功能論(neofunctionalist)與政府論(intergovernmentalist)之間的 辯論(Pollack, 2005),而且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區別(divide)已 經整合及綜合了,並有助於國際關係實質理論的發展。在此方面,歐洲的 國際關係學者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21 例如 Thomas Risse-Kappen、Antje Wiener、Frank Schimmelfennig、Jeffrey T. Checkel, Stefano Guzzini等人。 以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綜合觀點進行研究的著作日增,例如 Jeffrey T. Checkel (1997) 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都是對的,國際規範對於國內 政治有時產生限制效果,有時產生構成效果,兩者之間是可以建起溝通的 橋樑。Miles Kahler (1999: 296-298) 也認為在形成行為者認同體的觀點 21 ለ߷۞ޙၹ͹ཌྷጯ۰۞඾ү͹ࢋ΍னдࡻ઼΍ۍ۞ Millennium ഇΏĂͽ̈́ᇇ઼΍ۍ۞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ഇΏᄃܻᘲ೻΍ۍ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ഇΏĂ઼࡚҃۞ޙၹ͹ཌྷጯ۰݋ߏд઼࡚΍ۍ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ഇΏĄለ߷ޙၹ͹ཌྷጯ۰кߏͽྚᛖጯٕԲҿநኢࠎࣰጯૄᖂĂ઼࡚ޙၹ ͹ཌྷጯ۰݋кߏଳפ၁ᙋ͹ཌྷ۞ۢᙊኢϲಞĄ 理 性 主 義 建 構 主 義經 驗 研 究 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 莫大華192 上,建構主義並不是不能與理性主義觀點相容的,是可以互補的。Daniel Nielson等人(2005)就以理論綜合的觀點探討國際組織(世界銀行)的改 革策略,包括由上而下的理性主義邏輯改革策略與由下而上的建構主義邏 輯改革策略,以及改革的過程與結果。Wendt (1999: 318-336) 也以「自然 選擇」(natural selection)與「文化選擇」(cultural selection)作為認同體 形成依據的邏輯,並以後者的機制(模仿與社會學習)指出,建構主義與 理性主義在認同體形成及結構變遷上,並不是互斥的而是社會過程的不同 面向。Wendt (1992a: 425) 就曾說過:「如果他們可以藉由知識論考量(國 際關係的實質),則自由主義觀點強的學者與建構主義觀點強的學者是有 很多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 Pernille Rieker (2004) 則主張研究應以「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 而不是「理論導向」(theory-driven),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是相互補的研 究途徑,兩者混合更能完全地掌握當前動態的範圍。遂有些學者嘗試整合 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以及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而成為「自由建構主 義」( Liberal Constructivism)、「新自由建構主義」( Neo-Liberal Constructivism )、「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 Constructivism)或「建構現 實主義」(Constructivist Realism)(Risse-Kappen, 1996;Checkel, 1997; McSweeney, 1999: 203-207;Jackson and Nexon, 2004;Gofas, 2002)。例如 Joseph Jupille 等人(2002;2003)在研究歐洲聯盟整合制度過程中,認為 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區別雖是真實的,但可以克服的,若從問題導向與 經驗研究取向觀點,這樣的區別就會溶化了。學者就分別以理性主義與建 構主義探討國際制度及國際規範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進而再以 「雙重詮釋」解釋社會化的因果機制及範圍條件(scope conditions),藉以 作為建橋的策略。22 簡言之,就是從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觀點互補式地詮釋研究議題, 以經驗研究議題作為溝通橋樑。例如階段—補充(stage-complementarity) 的策略,依據不同的發展階段選擇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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