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子树看大陆的产权转变

从李子树看大陆的产权转变 —《中国的前途》，张五常著 共产跟私产制度（或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分别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不容易在书本上找到答案。历久已来，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基于私产的假设——经济学者（连马克思在内）对共产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但假若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制度基本上的不同，我们就无法指出中国在制度上正在改变的重点。这篇文章，我先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共产与私产的主要分别，然后引伸到与中国及香港前途有关的两个重要含意。 租值消散的理论。且让我从一个中国童话说起。有几个孩子在路旁游玩，见到一株李子树，树上长满了看来是成熟而鲜甜的李子。孩子们见这株李子树显然是没有主人（或业主）的，就抢要爬到树上摘李子吃。其中一个较聪明的懒得动，说：「李子要是可口的话，怎么会还留在树上呢？」这个孩子的推测显然是合理的。 问题是，假若这些没有主人的李子真的鲜甜可口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经济学的答案是，知道有鲜甜李子可以免费采摘的人就会蜂拥而至，争先恐后，以武力或其它抢先的办法去多获李子；在这过程中，他们可能弄到头破血流，或起码在某程度上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李子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取替。但这些代价的支付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代价是花费在李子的价值上——所以对社会而言，李子树就没有净值可言。一件本来可以是珍贵的资产，因为是「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在竞争下其价值就烟消云散。这是近代经济学上有名的「租值消散 」定律（the dissipation of rent）。（要用另一角度去理解这个重要定律，请参阅拙作《卖桔者言》内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任何资产（或资源），若真的是没有限制地任人随意使用，只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结果。一是没有有价值的产品（李子是苦的）；二是即使有产品，其价值也会被竞争者的代价抵消了——二者同样会使资源的租值消失。若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是如此，那么「天下为公」的效果何止是一穷二白，社会成员根本没有可能生存。很显然，共产制度并不是把资源作为公共财产，任人随意竞争使用。 三种方法约束竞争 从以上提出的资源租值消散的角度来看，若要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减低在竞争下的浪费，或是将「没出息」的竞争改变为增加生产价值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或要生存），社会就要订下竞争的规则来约束竞争者的行为。这些约束竞争的规则，就是产权制度，也就是经济制度了。虽然世界上所有的约束规则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以一般性来分类，大致上约束竞争的方法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以规例限制公共财产的使用。假如一个公有的海滩，或一个公园，都一定有规例约束着公用者的行为。不能在海滩僭建，或不能将公园的花草搬走或毁坏，就是一些以约束行为来增加公共财产的价值的规例。就算不谈这种资源使用办法的各种弊端，这类公共财产是难以出产可带回家的产品的。所以这第一种的约束办法不会被广泛地运用在大量的资源上。 第二种是以界定私产为约束竞争行为的规则。一幅土地可作为私有，有地界，有用途的，业主要付某些保障费用。在这些局限下，业主有权决定地的使用，有权禁止外人闯进，有权将生产的收入据为己有，也有权将产权转让或出售。人的劳力及知识，虽然是比较难以量度，也是可以被界定为私产的。 以私产约束竞争行为的一个特色，就是权利的大小是在资源或物质本身上界定或限制的。竞争者要得到私产的使用权，就要付使用费（或租值）。争先的血汗代价，对业主一点好处也没有。业主于是就会使用他的禁制权利去反对这种竞争；他会采用付费高低为竞争胜负的准则。因此，市场是私产的一个效果。至于为什么这种约束制度会被称为「资本主义」，不是本文的论题。 第三种约束行为的办法，就是以「人」本身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那就是说，撇开一切有价值的资源，人本身就有权利及权利的限制。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为无产的——这是指没有资源的产权，但人的权利却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又因为每个人的竞争能力不同，每个人对资源使用的权利限制及产品的享用权利也跟不同。等级也就由此而起。这种以等级分配权利来约束行为的制度，就是共产制。 共产制度的本质 绝大部分近代经济学书籍都批评或低贬共产制度。但这些论调都忽略了共产制度的主要成因，也是由于要约束行为，要去减低因为没有私产而引起的资源租值消散。换言之，要推行「无产」，社会的成员还是要生活，以公共财产的方法是不行的。要减少「租值消散」的竞争，既然在资源上作权利界定的办法被取缔，剩下来的办法就是在人身上界定权利。 我不可能在这里分析第二及第三种不同的约束行为的办法的各种经济含意。其中有关收入分配及资源使用的含意，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已大略地作了比较。其它关于权力斗争及言论自由的各种含意，我提出了的概念都大有用埸，可以写不少文章。 但我在这里大胆地向一般读者解释这些比较新的产权及竞争的概念，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概念对香港及中国前途的两个极重要的含意。 第一，在共产制度里，撇开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包括知识与劳力），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因此，在法律面前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权既与法律有冲突，法治就难以推行。所以在共产制度下所推行的，就正如在军队里，是纪律、领导与服从。又因为难有法治，党政就难以分家。 在香港前途的问题上，中英在九七后的主要保障困难，就是若中国制度不改，将来管香港的不是「政」而是「党」，不是法律与产权的保障，而是纪律与服从。我对中英草签的主要批评，就是英国当局完全没有考虑到「党」与「政」——或纪律（党治）与法律——的分别。假若在九七后中共还是以党治国，又少了邓小平，目前的中英协议就难有保障能力了。几个月前我在《信报》提出以「公司法」治港，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某程度上隔离「党」的领导。 改革的重心所在 第二个重要的含意，是我近来转为「审慎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在我八月访广州的行程中，我发现权利的界定（约束）是逐渐而肯定地从「人」转到「资源」上。这是由共产转向私产最重要的一步。另一个现象，间接而有力地支持同一观点，就是干部等级特权所拥有的权利，已远不如五年前那么显著。共产党员也是远不如昔日的那样高人一等。这些转变，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我都推断了是会发生的。 虽然走后门的行为逐渐减少，但「台底交易」却广泛流行。「走后门」与「台底交易」是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一种特权买卖，后者算是贪污。在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衡量，彼消此长是一个好现象。贪污的行为，大都是因为政府管制自由贸易而起的。在贸易受到多种管制的情况下，「台底交易」往往可以促进贸易与生产。最近三中全会所订下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会鼓励「台底」交易转到「台面」上去的。 我认为中国是有诚意推行法治的。但以等级界定权利，法治就难以推行。中国逐渐转以资产界定权利，法治的可行性就会被提高。所以我认为中国若能继续近几年来在约束行为方法上的改进，香港不仅在制度上会跟中国有较少冲突，不仅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加贸易，也会因为中国在法治上有了改进，使「党」与「政」较为容易分家。这样，中英协议付诸实行，会有较有力的保障。 二○○一年后记 本文提出的有关香港回归后的「保障」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而变为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内提出的大概只有三种权利制度的观点，及法治与人治在不同制度下一定不同：社会一般性地以等级特权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是不能搞法治的。 今天的中国，因为产权制度有了改革，应该大事推行法治了。（好些人认为今天中国大陆有法治。有是有的，但搞得很差。说来话长，希望北京当局能尽早面对他们应该知道的各种法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