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_贝娄_托洛茨基与犹太性_乔国强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乔 国 强 提要 学术界对索尔·贝娄的研究多半围绕 “超族裔”，强调 贝娄的普适性，忽略了贝娄身上强烈的犹太性。本文从分析贝娄与托洛 茨基及其他托派分子的关系入手，阐释托洛茨基及其思想与贝娄的犹太 性的紧密关系。 关键词 贝娄 托洛茨基 犹太性 大屠杀 自索尔·贝娄 197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就没有中 断过，其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等都得到了深入 的讨论。不过，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对贝娄的讨论，依据的多半是 “超族裔” 的西方文化、哲学以及伦理道德等普适性理念，而很少关注贝娄及其作品中所蕴 含的犹太性。① 贝娄是一位身居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深受东欧犹太思想文化的 影响，他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总是与犹太人密切相关，其中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托洛茨基是最早与贝娄的创作发生关联的人，而且对 贝娄作品中犹太性的生成与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一、贝娄与托洛茨基 在学术界，对贝娄与托洛茨基②主义之间的关系所述不多，而现有资料显 ·12· ① ② See Michael Kramer，New Essays on Seize the Da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1879 － 1940)是东欧犹太人。他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庄，曾是苏联共产党和第四 国际领袖，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 年 10 月，因为极力反对斯大林、主张世界革命，他被开除出苏联 共产党，先后遭到流放和驱逐。他生前著有《文学与革命》(1924)、《永远革命》(1930)、《俄国革命史》(1932)等著 作。 示，最早对贝娄的创作思想造成影响的就是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贝娄本人承 认，自己在读大学期间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① 20 世 纪 30 年代初，美国经济萧条、工会组织活跃、左派力量陡涨，整个社会处于动 荡不安之中。贝娄于此期间饱尝了芝加哥贫民区生活的艰辛，同时也萌生出要改 变社会的愿望。在这样一种求变氛围中，身为犹太人的贝娄与同样是犹太人的托 洛茨基建立起联系再自然不过，而这种联系在当时主要由贝娄与美国一些托派分 子之间的交往折射出来。 首先是他与托派分子雅塔·巴舍维斯基的关系。1931 年，贝娄还在上中学 期间，就认识并爱上了当时已经加入左翼组织共青团的犹太女孩雅塔·巴舍维斯 基。翌年，贝娄因看出雅塔对同是左翼分子的内森·戈尔德斯坦更感兴趣②，遂 给她写了一封“绝交信”，示要与这位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女友决裂。③ 决裂 是决裂了，但是贝娄一生中并没有真正忘记这位初恋女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和托洛茨基被暗杀，托派组织虽时有活动，但总的来说逐渐淡出政治舞 台。时代的变迁让信仰托洛茨基思想的人变得小心翼翼，贝娄也是其中一个。或 许，他觉得自己一度与托洛茨基主义过于密切，有解释一下的必要。1996 年 9 月 22 日，在为去世的雅塔·巴舍维斯基所写的悼文中，贝娄说自己当年之所以对 雅塔充满热情，纯粹是因为她本人。④ 他强调他与雅塔的交往完全是出于对她的 爱，特别是因为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十分了不得的犹太女性的美。显然，这时期 的贝娄想把自己从托洛茨基主义中撇清出来，证明他与雅塔完全是一种男女之间 的情爱关系，而与政治信仰无关。 不过，这可能是贝娄的一厢情愿。不少人并不相信贝娄所说的这番话。哥伦 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爱德华·门德尔松就曾在一篇为 《捍卫雅塔》(“In Defense of Yatta”)的文章中指出，贝娄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并没有放弃左翼立 场，而且，他在 60 年后谈起雅塔时仍然语焉不详、自相矛盾。就是雅塔介绍贝 ·22·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② ③ ④ See Saul Bellow，“Writers，Intellectuals，Politics:Mainly Reminiscence”，in Saul Bellow，It All Adds Up:Fro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London:Martin Secker ＆ Warburg Limited，1994，p. 10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 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贝娄与雅塔绝交后，后者不久就与内森·戈尔德斯坦结了婚。 《贝娄书信集》的编辑本杰明·泰勒并不认为贝娄在这封信中谴责雅塔。他认为，贝娄写的这封“绝交信”其 实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在初恋时的一种“正常表现”(See Benjamin Taylor，“In Defense of Yatta”， ＜ http: / / www. nybooks. com /articles /archives /2011 / jul /14 /defense － yetta / ＞ ［2011 /8 /6］)。 See Saul Bellow，“Letter to James T. Farrell”，in Benjamin Taylor，ed.，Saul Bellow Letters，New York:Viking， p. 52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娄加入到托洛茨基运动中的，① 也就是说，雅塔是贝娄走向托洛茨基运动的媒介 与桥梁，不能因为两人分手了，就把当年的那份政治激情也一并给抹杀掉了。 其次是贝娄与美国左翼刊物和托洛茨基的秘书之一、美国托派运动的创始人 阿尔伯特·格罗特泽 (Albert Glotzer，1908 － 1999)的关系。格罗特泽也是一个 在俄国出生的犹太人。1928 年，他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开除， 流放到西伯利亚，随后又被驱逐出境。1929 年他到达美国后，在贝娄居住的城 市芝加哥成立了美国托派共产党组织，并先后在法国 (1934 年)、墨西哥 (1937 年)等地拜访过托洛茨基，一度与后者过从甚密。1938 年至 1939 年间，他因反 对托洛茨基对前苏联国家的定性，与托洛茨基之间出现分裂，并于 1940 年成立 了美国工人党。② 贝娄与格罗特泽长期保持书信来往，在 1937 年写给詹姆斯·法 莱尔③的信中，贝娄就曾提到过格罗特泽，并在信中表示自己曾经试图劝说格罗 特泽让左翼刊物《灯塔》更加左倾，还在信中指责了阻止格罗特泽这样做的西 德尼·哈里斯: 我多次请求格罗特泽为我给你写封信。我已经厌烦再请求他了。我可以 很肯定地说他并没有帮我写。如果他把自己马基亚维利式的天才消耗在一些 琐碎的信函上，那将是一种耻辱。……从编辑的角度讲，我无法将杂志办得 更左倾一些，哈里斯为人狡黠，是一个机会主义杂种，他不会让我这么干 的。不过，如果我们能让杂志刊发具有国际声誉的布尔什维克作家的作品， 我们将会让哈里斯有好看的。(Saul:5) 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来看，恰好是格罗特泽尚与托洛茨基保持密切联系之际。 贝娄多次请求格罗特泽替自己给詹姆斯·法莱尔写封推荐信，但均未得到回应，不 过对此贝娄并没有任何怨言，而只是说“如果他把自己马基亚维利式的天才消耗在 一些琐碎的信函上，那将是一种耻辱”，对格罗特泽的崇拜与尊敬跃然纸上。另 外，从这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 1937 年的贝娄是左倾或激进的。《贝娄书信集》 中还收入了多篇他直接写给或在写给他人信函中提到格罗特泽的信函，④ 这些信 ·32·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① ② ③ ④ See Benjamin Taylor，“In Defense of Yetta”． See“Albert Glotzer”，＜ http: / /www. marxists. org /history /etol /entries /glotz01. htm ＞ (2012 /5 /30)． 法莱尔早年也是一位托洛茨基分子。1946 年，他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又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党。 See Benjamin Taylor，ed.，Saul Bellow Letters，pp. 5 － 6，340，373 － 374，468，470 － 472，511 － 512，518 － 519， 538，542． 函说明贝娄与格罗特泽这位老牌托洛茨基分子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格罗特泽去 世的前一年，即 1998 年 6 月 3 日。① 最后是贝娄与托洛茨基本人的关系。1940 年，他在去墨西哥拜见托洛茨基 之前，曾给好友奥斯卡·塔克夫 (Oscar Tarcov)写过一封信，透露了当时的心 境和思想倾向: 现在，“结束”这个念头不仅是指我写的那个 《鲁本》和婚姻，而且还 是指这场运动。在派系争斗中，我被异化了，现在整个事儿变得让人厌 恶———那个老人想用刀子宰了 ［詹姆斯·］ 波汉姆②，把他赶出这场运 动……所有这一切促使我做出决定，如果少数派再停止抵抗并向波汉姆投 降，我就完了。 我开始看书，以便重新评价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往好处说，第一次这样 了解他们……。我们处在战争期间，而这个国家里唯一的革命党却四分五 裂，这简直就是该死的罪过。我想，我们也将完蛋了。(Saul:15) 信中提到的“这场运动”就是指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托派运动，而“那 个老人”则指托洛茨基本人。此时的贝娄将美国的托派尊为 “美国唯一的革命 党”，然而他又对党内的派系斗争感到绝望，感到 “我们也将完蛋了”。就是带 着这份心情，他和朋友赫伯特·帕辛在 “一位欧洲女士”的安排下，前去拜见 托洛茨基。遗憾的是，贝娄与朋友到达墨西哥后从报纸上得知，就在他们与托洛 茨基约定见面的同一天上午，即距约定见面时间不到几小时，托洛茨基不幸被暗 杀了 (It:101)。但是，贝娄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约定的时间前往托洛茨基的住 处，并且根据当地警方的安排，前往医院瞻仰了托洛茨基的遗体。贝娄的这份 “执著”，清晰地表明了他当时内心的那份挣扎。 贝娄为何会对托洛茨基产生兴趣?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可能出于如下几 点原因:一、托洛茨基的犹太身份及其在 1929 年被前苏联当局驱逐出国等背景， 使得同是犹太人并同样也在寻求真理的贝娄觉得亲切。当然，这一时期最主要的 原因还是雅塔·巴舍维斯基，她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贝娄也就 “爱屋及乌” ·42·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② 这天是贝娄写给格罗特泽最后一封信的日子。 詹姆斯·波汉姆 (James Burnham，1905 － 1987)是美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20 世纪 30 年代曾是美国托派运动 中派系斗争的领导人，后来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政治上转向右派。 了。二、1936 年前后发生了莫斯科大清洗和大审判，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改变了 对前苏联的看法，并转而同情托洛茨基，贝娄也是其中之一。三、1939 年前苏 联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导致德国纳粹军队入侵波兰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事件和紧随其后的前苏联红军对芬兰的入侵，让更多的 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政府感到了失望。但托洛茨基公开支持前苏联入侵芬兰，并 认为这次入侵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娄等托派分子在失望的同时亦对托 洛茨基产生了怀疑。不过，事隔多年以后贝娄还是这样写道:尽管那时候他已经 “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但是仍然钦佩列宁和托洛茨基……我怎能忘记托洛茨 基创建了红军，怎能忘记托洛茨基在与德尼金战斗的前线还在读法国小说。一大 群人被他光辉闪耀的演说所折服”(It:101)。 贝娄对托洛茨基的接受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在创作中印下了深深的 痕迹。托洛茨基的一些思想，如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跟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政治交 易、反对秘密外交或反法西斯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从正、反两方面影响了贝 娄，并影响到他创作思想的构建。譬如说，1936 年，贝娄在 《灯塔》上发表了 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那真不行》(The Hell It Can't)。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 亨利的人在睡梦中被纳粹士兵抓到，并被带到一座离家五个街区远的房子里惨遭 鞭挞的故事。贝娄在小说中集中描写了亨利的无辜、无助与纳粹士兵的冷血、残 暴，揭露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民过着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这篇小说无疑有着强烈 的反法西斯思想倾向。 贝娄在后来的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1941 年，贝娄在另一份左翼刊 物《党派评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 《两个早晨的独白》(Two Morning Mono- logues)。小说主人公以自己被父亲 “驱赶”出家门、寻找工作的经历为线索， 叙说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走向衰败的社会现实和美国民众特别是 年轻人面对这种衰败的不同态度。显然，贝娄对美国 30 年代的社会现状非常感 兴趣，这不能不说托洛茨基思想在暗中发挥着作用，引导着作者用文学来探讨这 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1942 年，贝娄还根据在墨西哥拜访托洛茨基的经历，发表了短篇小说 《墨 西哥将军》(The Mexican General)。与上述小说不同，贝娄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对 小说人物的描写，第一次表达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怀疑，揭露了围在托洛茨基身 旁的那些人的私心杂念。小说中，西特林中尉一语道破了担任保卫托洛茨基任务 的菲利普将军隐秘的内心活动。他说，将军“有着非常清晰的历史意识。我甚至 ·52·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是用一种非常利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 “非常清楚当前的形势，而且表现得异常出色”。① 菲利普将军要捍卫托洛茨基， 并不是因为他坚信托洛茨基是真理的化身，而是审时度势的盘算结果。在这篇小 说中，贝娄借托洛茨基被暗杀的故事，指出托洛茨基及其 “永远革命”理论在 残酷现实面前的苍白无力。 从《墨西哥将军》这篇小说来看，托洛茨基对贝娄的正面影响似乎并没有 持续太久。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贝娄采取了一种既怀疑 又不作彻底割舍的态度。贝娄曾回忆说，托洛茨基认为“就严格意义而言，工人 阶级的国家不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这次 ［对芬兰的］入侵是有进步意义的， 因为入侵能把财产国有化，是迈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一步”(It:101)。贝娄 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和做法不以为然，甚至稍稍有些感到震惊。他后来回忆 说:“原子弹落到广岛时，我正在商船上接受训练。我已经认清了希特勒 ‘是个 什么东西’。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不仅认为我的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犹太 朋友们在理论上错了，而且还对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感 到震惊。”(It:310) 这种“震惊”在其后出版的小说中也有所表现。1944 年，贝娄出版了长篇 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在此前，托洛茨基曾发表言论，认为前苏联红军入侵芬 兰是采取了一种 “防御者”立场，贝娄在这部小说中，间接表达了对托洛茨基 这种观点的怀疑和不满。而且，他还以小说主人公辞去工作、等待应招入伍等行 动为主要线索，提出了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主题。在反思托洛茨基主义的同 时，贝娄也开始部分地修正自己以前的一些观点。在 1947 年的小说 《受害者》 中，贝娄不再坚持托洛茨基的 “永远革命”思想。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小说中 的主人公利文萨尔由于不断遭到非犹太人阿尔比的骚扰与迫害，生活变得一团 糟，但贝娄没有像前一部小说那样，让主人公毅然决然地离家从军、摆脱困境， 而是一反常态地让敌对的双方作出妥协、互泯恩怨，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 中。这种立场的转换说明贝娄已经不再相信 “革命”能解决一切问题了。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贝娄与托洛茨基一刀两断。实际情况是，直到 1953 年， 贝娄仍然没有完全放下托洛茨基，他在当年出版的小说 《奥吉·玛琪历险记》 中对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活表现出无限惋惜之意。小说主人公奥吉·玛琪的身上就 ·62·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See Saul Bellow，“Mexican General”，in Partisan Review，vol. IX，no. 3 (1942) ，pp. 187 － 190． 有托洛茨基的影子。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犹太移民奥吉·玛琪经历丰富，曾在百货 商店里做过理货员，在火车站兜售过小玩意，偷窃和变卖过学生的课本，还上过 大学，做过煤炭生意，当过拳击手的经理人，为有钱人看门遛狗，恋爱了两次， 担任过工会头头，后来还跑到墨西哥驯鹰、捉大蜥蜴、参加托派活动、给商船作 水手，最后在巴黎结了婚，安顿下来。显然，在贝娄的笔下，很难用好坏来界定 奥吉·玛琪这个人物，这说明贝娄已经从托洛茨基沉重的思想阴影中走了出来， 开始用轻松幽默的处世技巧来调侃、解构它了。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比 如奥吉在墨西哥参加托派活动时，让他心绪不宁的更多是他自己生存上的一些杂 七杂八的琐事，而不是什么主义或政治问题。结果原本很严肃的政治思考就被这 些很琐碎、很实际的现实生活给消解掉了。 1968 年，贝娄再次访问了墨西哥，此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莫施比的回忆 录》(Mosby's Memoirs)就是这次“访问”的结果。《莫施比的回忆录》也是该小 说集其中一篇小说的名字，可见贝娄对这篇小说的特别感情。小说主人公海门· 拉斯特加登曾经是一个鞋商，后来参加了各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信仰列宁 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但是，随着这些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者的退出，拉斯特加 登也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尽管他仍然坚信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却质疑托 洛茨基对前苏联红军入侵芬兰的看法。① 后来，他远离家乡到法国做起了投机生 意，但生活的艰难和生意上的失败，让他身心俱疲，早年的革命斗志在他身上荡 然无存。不仅如此，当他在巴黎看到法国知识分子热情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 政治话题，禁不住嘲笑起他们来:“他们知道些什么!……问问他们什么是列宁 的民主集中制!问问他们什么是莫斯科审判!什么是 ‘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 无知。”(Mosby:170)在小说中，贝娄不但让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些革命话题充 满质疑，就连小说叙述者莫施比也在感叹世事的变迁:“逝去了，古老的牧师和 封建卫士!随着神学和玄学一起去吧!”(Mosby:69)可见，海门·拉斯特加登 这个人物身上有早年贝娄的影子，充满着政治热情，但这热情不久就随风飘散 了。贝娄借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清算了自己早年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信仰。 除此之外，贝娄还在其他长短篇小说中不停地与托洛茨基思想纠缠，这种欲 爱还难、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恰恰说明贝娄的创作难以与托洛茨基及其思想彻 底划清界线，尽管后期他用了嘲讽、批判的笔触，但这种介入本身也说明托洛茨 ·72·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① Saul Bellow，“Mosby's Memoirs”，in Saul Bellow，Mosby's Memoirs，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8． 后文出自同 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基及其思想对他影响的深远。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贝娄与托洛茨基关系的大致走向:早期的贝娄追随托 洛茨基，受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从 《墨西哥将军》开始，贝娄开始怀疑托洛 茨基主义，甚至想撇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在 1993 年写的《作家、文人、政治: 回忆纪要》一文中，贝娄对自己当年曾追随过托洛茨基及其理论的行为进行了辩 护。他回忆说，当年有许多事情需要弄明白，比如历史、哲学、科学、冷战、大 众社会、存在主义、苏联问题、犹太问题等，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作家很少是 知识分子，不能全部弄明白上述所有问题。这就是说，他不必为自己年轻时代的 选择和热情而感到难过或担负什么责任。① 很显然，贝娄在这里含蓄地把责任归结到 “作家很少是知识分子”，“年轻 时代的选择和热情”因此就是一种 “不能全部弄明白”的选择。看上去，说这 番话的贝娄已经幡然醒悟，可实际状况是，就像前文中所说的那样，他小说中的 人物塑造、意象构建、故事讲述，甚至叙述策略，都已经无法与托洛茨基彻底了 断，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他绕不过也挥不去的一个阴影，甚或成为一个供其参考比 照的标杆。这一点从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拉维尔斯坦》中也可以清晰看到。 二、贝娄 “纠结”的犹太性 贝娄创作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犹太性。较之其他美国犹太作家， 贝娄的犹太性表现得更为复杂。 说其复杂，主要是从贝娄的一些言行上来看，他对自己的犹太民族文化身份 一直很纠结。他与同为东欧犹太人的托洛茨基、雅塔·巴舍维斯基、阿尔伯特· 格罗特泽等人之间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由爱慕雅塔而追随托洛茨基及其信 仰者;又由托洛茨基及其信仰者的失势而有所规避，但是他精神上始终并未对自 己的犹太同胞作彻底地割舍。另外，他还曾在多种场合下公开表示 “充分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犹太人”②。他在接受妮娜·斯提尔的访谈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犹太 童年;③ 在为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撰写的悼念文章中，也坦承他与马 拉默德是同类人 (Saul:435) ;他还接受了“圣约信徒犹太传统奖”(1968)和 ·82·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② ③ See Sall Bellow，“Writers，Lntellectuals，Politics:Mainly Reminiscence”． Sanford Pinsker，“Saul Bellow in the Classroom”，in College English，34，7 (April，1973) ，p. 982． See Nina Steers，“Successor to Faulkner?”，in Show，(September)1964，pp. 36 － 38． 反诽谤联盟的“美国民主遗产奖”(1976)等。从创作上看，他小说中多数人物 的名字几乎都是用犹太人的名字;他在 《受害者》、《赫佐格》、《赛姆勒先生的 行星》、《贝拉罗莎暗道》、《拉维尔斯坦》等小说中提及或讲述与反犹主义和犹 太大屠杀相关的故事;他还翻译过犹太作家肖勒姆·阿雷彻姆和艾萨克·巴舍维 斯·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并写过一部讲述六日战争的旅游札记和 有关以色列的回忆录等。 然而，另一方面，他却拒绝接受用犹太的称谓来界定他，很不愿意被人称为 “犹太裔美国作家”或 “美国犹太作家”，并认为这种称谓是 “一种暗含的贬 低”①。他还曾十分强硬地表示，他“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犹太人写作”，只是作为 索尔·贝娄写作。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犹太出身的人———美国的和犹太的———他 有一些生活经历，其中一部分是犹太的”，但同时也是美国的、俄国的、移民的 儿子，是男性、20 世纪中西部人士、曲棍球迷等等，并且还说 “我得应对我生 活中的那些事实———作为原始的基本事实。这些事实是我被给予的”②。他曾明 确地表示自己的灵魂不能舒适地适应 “犹太作家”这一个类别，并承认自己痛 苦地意识到这一称谓都给他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这些年代里。③ 贝娄曾解释过自己拒绝 “犹太作家”这个称谓的原因，即他所居住的那个 美国犹太社区要把他列入到社区名册中。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有些轻描淡写或干 脆就不是个什么理由，但实则却具有深刻的意蕴。贝娄是一位东欧犹太移民;托 洛茨基及其在美国的许多托派分子 (如格罗特泽和法莱尔)也是东欧犹太人。 东欧犹太移民初到美国时生活窘迫，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剥削，这让他 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另外，托洛茨基在苏联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影 响，并在欧美共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文学理论也颇有见解，其著作 《文学 与革命》影响了美国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并为美国左翼犹太激进分子所追崇。地 缘上的亲近和思想上的契合，让这些早年的东欧犹太移民对托洛茨基产生了亲近 感。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失势之后，作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贝娄自然会担心如 果文学批评界给他冠以美国犹太作家或犹太裔美国作家的称谓，会给他带来一些不 必要的麻烦，因为随着时代和社会风尚的变迁，曾与“犹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92·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① ② ③ Ruth Miller，Saul Bellow:A Biography of the Imagina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 43． Chirantan Kulshrestha，“A Conversation with Saul Bellow”，in Gloria L. Cronin and Ben Siegel，eds.，Conversations with Saul Bellow，UP of Mississippi，1994，pp. 90 － 9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 处页码，不另作注。 See Michael Kramer，New Essays on Seize the Day，p. 7． 的托派运动已经成为人们小心翼翼回避的历史，贝娄害怕这种称谓会有意无意中强 化他的东欧犹太身份，并由此引起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某些负面关联。 此外，贝娄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创作紧紧局限在本族裔中。他曾说，自从发生 犹太大屠杀以来，犹太人就对世界如何看待他们特别敏感。这些犹太人认为， “在美国，犹太作家这一职业就是写公共关系稿，出版一些说犹太社区好的稿件， 并压制其他稿件，要忠诚” (Conversations:91)。贝娄还进一步说，有些 “犹太 作家迫于压力在拼命地做”，而他则要竭力抵制这种压力。贝娄声称自己不愿意 为了公共关系而牺牲艺术上的诚实，他认为伟大的作品应该超越族裔的界限，具 有普适性意义。据此，他宣称自己“没有任何族裔义务的概念。这不是我的主要 义务。我的主要义务是我所从事的职业，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族裔集体”(Conver- sations:90)。他甚至还说“整个犹太作家这档子事完全是一种发明”①。 其实，贝娄对待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这种纠结并非个案，而是众多美国犹太 作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美国社会这个外部环境把像贝娄这样的 作家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另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社会中 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反犹情绪。据统计，在 1933 年至 1939 年间，在美国大约有 114 个反犹组织，其中有 77 个到 1940 年依然活动得非常猖獗。二战结束后，美 国在冷战思维的主宰下，“20 世纪 50 年代没有几个人对大屠杀表示关注”②，而 “许多犹太人从来没打算对此进行深究”③。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很快又滋生出主 要针对犹太人的“麦卡锡主义”，许多著名美国犹太导演、演员和作家被列上了 黑名单，如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利奥纳德·伯恩斯坦、著名演员兼导演查尔斯·卓 别林、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著名作家欧文·肖等等。 在这样一种反犹氛围里，美国犹太作家不愿被冠以美国犹太作家的称谓，甚 或不去写反映二战中 “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的作品，主要是不想重新搅起这股 潜伏的反犹主义情绪。阿瑟·米勒曾说，写犹太人的一些不好的特点，只会为反 犹主义者提供攻击的弹药。④ 另一位不愿意被冠以美国犹太作家称谓的莱昂内 尔·特里林也说:“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犹太作家’……如果我的批评家在 ·03·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② ③ ④ Saul Bellow，“Foreword”to 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p. 13． Hilene Flanzbaum，ed.，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 2． 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Oxford:Polity Press，1989，Preface，p. vii． See Allen L. Berger，Crisis and Covenant: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Jewish Fic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p. 34． 我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称之为犹太性的东西，不管是不好的还是好的，我都会感到 愤恨。”① 不过，他说归说，还是照样积极地参与编辑犹太人的刊物 《灯台》 (Menorah Journal)并为其撰稿。特里林将自己的这种心口不一归结为反犹主义。 他曾回忆说，反犹主义的压力帮助他和 《灯台》的其他同事们 “确定自己和我 们社会的界限;我们能够发现我们是谁和我们希望是谁”，这种社会关系 “最终 在我的想象之中”，而且对他的身份感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② 像米勒和特里林这样生活在悖论中的美国犹太作家不在少数，还有伯纳德· 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等。这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即在这样一个看似自由 宽松实则诡谲紧张的社会氛围里，美国犹太作家既要坚持生存下来，又不能背弃 自己的民族，所能做的就只有采取所谓 “顺势而为”的策略，写有关犹太人的 故事———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但却拒绝接受犹太作家这样一个称谓。 贝娄在他早期和中期的创作阶段中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即不事张扬地书写犹 太人以及和犹太人相关的故事，并在这些书写中或轻或重地染上一些正面或负面 的托派色彩。不过，到了晚期创作阶段，他似乎不再在意这种策略，相反，他对 自己文化归属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他在作品中不时地露出 “锋芒”，不仅敢 于袒露自己的犹太身份并直面棘手的犹太问题，而且还敢于重拾他早期受托洛茨 基影响时提出的反纳粹和 “永远革命”的话题。 贝娄作品中的犹太性以及与托洛茨基的关联不仅表现在他作品的题材和主题 上，而且还体现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即贝娄常常采用犹太视角、犹太故事情节 安排以及犹太式的故事结尾③来暗示其犹太性。比如 《赫佐格》这部小说中的犹 太性，主要体现在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那些看似混乱不堪、 毫无章法的信件中。贝娄的传记作者詹姆士·阿特拉斯认为，《赫佐格》是贝娄 最具自传性的一部小说。④ 贝娄在写给另一位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信 中，也承认自己在《赫佐格》这部小说中未能像罗斯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与人 物保持一定的距离。⑤ 也就是说，贝娄在 《赫佐格》这部小说中融进了许多与他 ·13·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① ② ③ ④ ⑤ Jules Chametzky，John Felstiner，Hilene Flanzbaum and Kathryn Hellerstein，eds.，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A Norton Anthology，Norton，2001，p. 632． Qtd. in Stephen J. Whitfield，“Lionel Trilling”，in Daniel Walden，ed.，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Jewish Fiction Writ- ers，Detroit:Gale Research，1984，p. 306． See Ruth Rosenberg，“Three Jewish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Humboldt's Gift”，in MELUS，vol. 6，no. 4 (Winter，1979) ， pp. 59 － 66． See James Atlas，Bellow，A Biography，Toronto:Random House，2000，p. 146． See Sall Bellow，“Letter to Philip Rote”，in Benjamin Taylor，ed.，Saul Bellow Letters，p. 540． 个人生活相关的细节。譬如说，小说中多处提到主人公赫佐格的母亲，“我曾听 到我那俄国籍的母亲叫我 ‘我的美男子’”①、母亲曾希望他 “成为一个拉比” (Herzog:22)等。熟悉贝娄的人都知道，这些话语毫不陌生，它们经常出现在 贝娄的传记或访谈中。② 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玛德琳也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 “上 了黑名单好几年”的著名犹太艺术家，母亲丹妮也是一位 “有教养、有文化背 景的犹太女人”，她的外祖父则是一个 “裁缝，劳动工会会员、意第绪语研究 者”(Herzog:108)。贝娄之所以在小说中细致地交代玛德琳父母的民族身份、 宗教信仰等情况，是为写玛德琳背叛自己的民族信仰和背叛自己的丈夫这两个事 件作铺垫，让玛德琳与她的家人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贝娄这样写不是偶然，叛 教或同化是美国犹太作家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贝娄自然也不想放过。 贝娄不仅在刻画这两个主要人物时尽可能多地把犹太因素融入进来，而且在 一般叙述或嵌入的其他故事情节里，也都巧妙地提及或议论与犹太相关的事情。 例如，赫佐格去看望他的一个女友旺达时，回想起了在波兰华沙的 “那十天日 子”:“四周寒风刺骨、灰蒙蒙的，一片死气沉沉。那些纪念碑上仍然散发着战 时大屠杀的气味。他觉得自己嗅到了血腥味。”(Herzog:25)在赫佐格写给夏皮 罗的信中，也提到了二战幸存者和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焚尸炉。在这封以主人 公赫佐格的名义写的信里，贝娄对在二战中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寄予深切缅怀的 同时，还表达了自己故地重游时的悲凉心情。那句“死者上路时，你想叫他们一 声，可是他们脸色阴沉，灵魂抑郁地离你而去”(Herzog:62 － 63) ，透露出他对 犹太人惨遭杀害的历史事件久久不能忘怀，那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一块伤疤。 不过，更需要注意的是，贝娄在这里提出了所有活着的犹太人 “都是幸存者” (Herzog:75)这一重要观点。他在后来的中篇小说 《贝拉罗莎暗道》中，再次 用艺术形象集中诠释并发展了这一观点。 总之，《赫佐格》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犹太性，虽然零散而不成系统，但也 是随处可见可感。也许这种含蓄是贝娄有意为之，与他有意规避自己早年追随托 洛茨基和不愿接受 “犹太作家”这个称谓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即策略性地淡 化他激进的一面和犹太的痕迹。不过，尽管如此，在贝娄的内心深处依然隐藏着 ·23·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② Saul Bellow，Herzog，New York:Penguin Books，1961，p. 1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 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See James Atlas，Bellow，A Biography，p. 3． 一颗倔强的犹太心灵，一旦机遇成熟就会爆发出来。终于，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拉维尔斯坦》中，贝娄放下含蓄，直奔清算纳粹暴行的主题。这一 “爆发”在 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他对自己早先的 “规避”和 “含蓄”所做的一个纠正。在 这部小说中，贝娄没有延续以往的浪漫主义这一单一视角，而是从新的角度提出 了对纳粹暴行的认识。这些新的角度和认识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 一个新认识，抑或说，是对他在早期小说中单纯地描述纳粹暴行的一个补充和矫 正。换个角度看，贝娄不舍不弃地坚持书写反纳粹故事，本身就说明贝娄非但没 有真正与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限，反而还在继续发扬光大托洛茨基所提出的 “永 远革命”的思想。 首先，贝娄在小说中不再单纯地认为浪漫主义是导致德国纳粹产生的唯一根 源，转而强调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德国纳粹的产生及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所起 到的作用。对贝娄而言，这种转变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对纳粹反犹主义的批判应 该追溯到欧洲近代以来的各种不良思潮，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浪漫主义。某种意义 上，这种思维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托洛茨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思想的影响。 其次，贝娄在小说中还分析了现代庸众在法西斯反犹主义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 色。他以体育运动和电视节目等大众传媒为例，分析了庸众如何在狂热而盲目的追 捧中成就了像希特勒这样反人类的法西斯分子。① 除此之外，贝娄还认为，平庸社 会中普遍存在的软弱无力和麻木不仁也是让法西斯分子的张狂能够得逞的原因。 贝娄的这个思考不可谓不深刻。现代社会是一个丧失了深度思想的社会，几 乎所有人都被大众传媒捕获，就连法西斯分子的大型集会都会被当做体育盛会来 追捧。以此为基点，贝娄还将批判的锋芒往历史的深处和当下拓展，即从过去单 一地指责或批判与德国文化相关的人和事，转向了批判包括历史和当下的所有形 形色色的参与迫害犹太民族的反犹主义者，其中既包括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 泰对犹太人的仇恨、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对犹太人的敌视，还包括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对犹太人的厌恶、法国医生路易斯·塞利纳对犹太人的刻毒、美国 葛利夫教授对犹太人的愚弄以及逃往美国的前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 “达齐安人” 格里莱斯库对犹太人所曾犯下的罪孽，等等。贝娄在小说中扩大对反犹主义者的 清算是有道理的，因为反犹主义不只是出现在二战大屠杀中，而是由来已久，涉 及世界各国社会的层层面面;参与者也不只是军队里的官兵，更有诗人、医生、 ·33·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 ① See Saul Bellow，Ravelstein，New York:Penguin Group，2000，pp. 55 － 5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 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哲学家、教授以及其他所谓的体面人。他们共同构成反犹大军，以历史的厚重和 当下的迅猛，合力促成了欧洲纳粹法西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行动。 第三，贝娄在这部小说中再次提出了 “活着的犹太人都是幸存者”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始，美国政府坐收渔翁之利;一些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也心 存侥幸，不愿多事，以免惹祸上身。在贝娄看来，这种以旁观者姿态出现的犹太 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的危险性:过去，欧洲法西斯分子“杀害了超 过一半以上的欧洲犹太人”(Ravelstein:174) ，并有 “如此多的其他人，成百万 的其他人，希望 ［犹太人］他们死”(Ravelstein:167) ，乃至 “犹太人曾经被提 供给整个人类作为一个衡量人性邪恶的尺度”;现在 “作为犹太人，我们明白了 什么是可能的。没人说得出，下面它会从哪一个角落冒出来” (Ravelstein: 174)———历史有可能重演，即使犹太人收敛自己，尽量不去招惹是非，但反犹 主义者还是会施展各种伎俩，其中包括编造有关犹太人的 “和阴谋论有联系” 的神话，以便达到毁谤并最终彻底消灭犹太民族的目的。小说中提到的 《锡安山 草案》事件①就是一例，正如小说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所说的:“一定要时常想一 想那些吊在肉钩子上的人。” (Ravelstein:127 － 128)可见，贝娄在小说中提出 “活着的犹太人都是幸存者”的观点，其目的不仅是借助小说人物表达一种强烈 的种族警觉意识，让活着的犹太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身份和可能重演的历史，而 且也形象地表达了他所尊崇的托洛茨基的反纳粹和 “永远革命”的思想。 最后，贝娄在这部小说中还提出了同化和回归犹太民族的问题。小说中嵌入 了一个有关拉维尔斯坦的老朋友莫里斯·赫伯斯特换心脏的故事，象征性地说明 美国犹太人的同化问题。莫里斯是从德国移居到美国的犹太人，他的医生告诉他 “他的心脏已经报废了”(Ravelstein:146) ，恰好一个美国年轻人因车祸去世， 他的心脏就移植给了莫里斯。不过，就是这位 “胸膛里承载着另外一个人心脏” 的莫里斯却是“一个有信仰的犹太人———虽不十分正统，但也或多或少地遵从教 规”(Ravelstein:146 － 147) ，即是说，莫里斯的心虽然被更换了，但是却没有被 异族人的心脏所主宰，其信仰未变。有力的证明就是，莫里斯清醒地认识到 “战 争清楚地表明，几乎每一个人都赞同犹太人没有生存的权利”，并且与拉维尔斯 坦得出同样的结论:“人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血统，犹太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身 ·43· 外国文学评论 No． 4，2012 ① 《锡安山草案》是反犹主义者捏造的一个假案。反犹主义者散布谣言说，早在公元前 929 年，一些犹太长老在锡 安山拟写了一份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征服并控制整个宇宙的阴谋草案。反犹主义者将其视为反基督社会的文件，遂以此 为名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份。”(Ravelstein:178 － 179)而且，他在听说了拉维尔斯坦临终前的忠告 (“犹 太人应该对犹太人的历史感兴趣———对他们的正义原则感兴趣”)后，又 “肯定 拉维尔斯坦给犹太人指出了最好的出路，没有什么比这一宗教遗产的价值更大 了”(Ravelstein:179)。这个嵌入式故事既说明有信仰的犹太人不可能被同化， 即便是被换掉了心脏，这颗被更换的异族人心脏也必须得 “带着它异己的能量和 律动”，来“让自己适应犹太人的需要或独特的习性”(Ravelstein:148) ，也说 明犹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之根。 总之，这部《拉维尔斯坦》仿佛是贝娄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反纳粹以及 “永远革命”等问题的一生:它既揭露了德国纳粹思想所产生的思想根源， 又谴责了古往今来所有反犹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提出了所有没有被屠杀 的犹太人都是“幸存者”这样的敏感观点，最后又回归到犹太人拒绝同化、皈 依自己民族的主题上来。这样一个几乎是面面俱到的书写形式，不仅全面反映了 反犹主义和“大屠杀”这一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对犹太人的身心影响，而且也意 味深长地表明了贝娄忠于本民族的立场以及托洛茨基对他一生的创作所产生的影 响。至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贝娄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并非是说他系统地接 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即把托洛茨基的思想作为自己创作的框架体系;而是说他只 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精神，并把这些观点和精神融合进了自己的创 作主题、人物塑造、情节构建以及场景设置等方面。也正因为贝娄对托洛茨基的接 受不是全面、彻底的，所以才造成了他小说思想的不一致性，时而把托洛茨基思想 奉为神灵，时而又充满含混和迟疑，甚至还有质疑的情绪充斥其中。不过，不管怎 么说，托洛茨基是贝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 样的，与托洛茨基有着重要的关系。换句话说，倘若贝娄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遭遇到 托洛茨基，他的小说，或具体说，他小说中的犹太性极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作者简介］ 乔国强，男，1957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 美文学、叙述学及西方文论。近年发表论文有《索尔·贝娄笔下的“双城记”——— 试论索尔·贝娄的〈院长的十二月〉》(载《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 3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53· 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