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可以复制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正文 序 我的成功为什么可以复制 2008年4月15日，北京饭店。我加盟新华都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两百多家媒体齐聚一堂，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手捧聘书，我此前任职的盛大也派代出席祝贺。熟悉 的红地毯，熟悉的闪光灯，熟悉的媒体朋友的面孔。 在此前的职业生涯中，我代表所服务的公司经历了无数次大小发布会。其中还有两次发布会完全以我为主角，2002年3月我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2004年2月我以终身 荣誉总裁身份离开微软出任盛大公司总裁，那更是我职业生涯的难忘时刻。因此，我对这样的场面绝不陌生。不过，今天的意义有所不同。因为，此次发布会是以我个 人的名义召开的。 今天，是属于我自己的。 发出邀请的每份邮件、每条短信、每个电话都出于我自己之手。应邀前来的媒体记者，都是我的朋友，我能叫出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在这些媒体朋友中，很多人伴随我 在盛大的4年，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还有不少人于5年前我尚在微软中国公司任总裁时采访过我，更有人甚至在10年前我刚回国创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时就 开始关注我。今天不是发布会，而是朋友的聚会，我一直这么想。 “昨晚我失眠了。” 我的开场白就这样开始了。这无论如何不像一场如此正式隆重的发布会应该说的第一句话，但我说来十分自然。这是对台下这些多年来关心我的朋友的倾诉，更仿佛是 我四十多年的人生走到此时此刻不得不说的话。 在场的这些媒体朋友应该都很熟悉我的官方履历： 196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 1985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5年。 1990年，赴美国继续留学生涯，获得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开始创业，先后创办了3家公司。 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1995年起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 1997年，回国于上海筹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此后4年内，该中心先后升级为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和微软全球技术中心。 2002年3月，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并获得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 2004年2月，加入盛大公司任总裁。 2008年4月，卸任盛大网络总裁。直至今日，加盟新华都集团任总裁兼CEO。 在这样一张内容不可谓不精彩的丰富的履历表背后，自然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成功瞬间：第一次乘飞机出国那天，因为兴奋难抑凌晨4点就起了床。从日本来到美国后，发 明风行一时的卡拉OK计分器，被三星公司以8万美元买断专利，因此获得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加入微软8个月后，就因为提出Windows多语言版本开发系统的全新模式而 升任高级经理。在东京的一次微软新产品发布会上，第一次有了和比尔?盖茨面谈的机会，我用3分钟的时间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盖茨不禁动容。2002年来到亚特兰 大参加微软的万人全球高峰会议，意外地发现我提出的管理理念—“让他人变得伟大”竟成为大会的主题，从此成为微软公认的企业文化。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后的 40岁生日，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亲自为我祝贺生日，并称我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率领盛大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后，陈天桥为我开庆功会，进入盛大后一直低调 行事的我第一次在盛大管理层前发表意气风发的演说。以盛大公司总裁的身份重新回到微软总部，与比尔?盖茨、孙正义进行合作谈判，盖茨高度认可我对于互联网产业 的独特理解，竟然当面委婉地建议我重回微软……昨天夜里，凡此种种场景，皆如电光火石一般，在难以入眠时掠过我的眼前。 但在辗转反侧之际，让我回忆得更多的，却不是人生旅途里这些成功的瞬间，而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失败或挫折，甚至其中的细节都一一纷至沓来：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盛大处在相当低迷的状态，员工对前途开始产生怀疑，媒体也纷纷议论盛大已经走下坡路 了。盛大的股价跌到了12美元，而我的期权价是11美元，基本没有了价值。媒体质疑我为什么还不离开盛大，是不是无处可去了。在美国的父母打电话对我说：你回美 国来吧，你又不是老板，你又不缺钱，还受那么大的委屈，有必要吗？我也不禁一次次问我自己：我究竟是不是在受苦？我是为了什么在受苦？ 2003年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微软总部突然对大中华区进行人事调动，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他随后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的管理架构，把市场、 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媒体开始变得无比热闹，我又成为了自己绝不愿意成为的焦点。职业我保持沉默，以保证公司形象和利益不受损 失。有关公司、陈永正以及我自己的未来，我只能闭口不谈。在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同时，我苦苦思索：怎样才可以改变现状，重新找回激情？ 1994年底，我狠下心放弃了自己一手在洛杉矶创办的3家小公司，以普通程序员身份加入微软。前往西雅图微软总部面试时，我一路幻想着进入微软后自己和比尔?盖茨 言谈甚欢的场面，当我对微软人事部的招聘经理说面试后想见盖茨一面时，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然后告诉我根本不可能。此后我第一次目睹盖茨本人，是在一座 巨大体育场里举行的年度员工大会上，我坐在上万名同事之中，从几百米之外远远看见了他。那是我职业生涯初期最艰难的转型期，作为一个新人，我在工作上没一样 比得过我的同事。每个周末的日子，我都在办公室里苦读Windows的技术书籍，同时近乎绝望地想着：在优秀人才扎堆的微软，是不是永远没有我的出头之日？ 1984年，大四时的我为了获取公派留学的资格，毅然换专业考研，在经过近一年的奋战后，我取得全校总分第一的考研成绩。就在以为出国名额毫无问题时，我却在公 布出国学生名单的布告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来到研究生处，那里的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没有获得一次三好学生，按照规定不能出国。这都是因为大 学前三年的我高傲、冷漠、毫无团队观念，还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所以根本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同学校方面的交涉完全无效后，我痛心不已又追悔莫及，莫非 我的前途就这样断送在自己手里？ …… 为什么在这个职业生涯重要转折点的前夜，我对艰难时分的记忆远多于对辉煌时刻的品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本是一个非常普通而简单的人，我的人生没有奇遇，也不 曾走过任何捷径。在我看来，成功固然让人欣喜，但失败和挫折更让人难忘，真正成功的人是那些可以跨越失败和挫折的人。 就是在这个失眠之夜，我第一次认真地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我希望在这本书里，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我对于这些经历的思考，把我跨越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与读者 分享。 我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很长，因此有着很重的校园情结。成为职业经理人后，我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大学生作演讲 。经常有学生朋友来问我，不知自己未来的前途在何处，人生的方向一片迷茫。当我回国领导上海微软时，手下的很多员工都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当做父亲 看待，渴望从我这里得到帮助，甚至希望我指点他们的人生道路。其实，15岁的我、25岁的我，甚至35岁的我何尝不是一样困惑、彷徨和迷茫？因此，这本书的读者， 就是那些曾和我一般渴望成功，却找不到成功之道的朋友。 我是一个天生激情，也特别崇尚激情的人。成功的人生的确需要激情，但更需要掌控和保持激情的技巧。人生如果是一场长跑，激情就像火种，我们需要用一把质地优 良的火炬，穿越风雨，经历霜雪，把火种保护到终点。我希望自己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火炬。 很多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可以给出一个简明的答案：简单＋勤奋。做人简单，做事勤奋。这就是我的那把火炬的核心成分。 为什么我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是因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转，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 ，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内容。 如果我可以成功，你为什么不可以？ ? 正文 第一章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父亲当时无论如何也要盖房子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20年后，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我不是带着只做技术的想法进 入微软的，我一直在寻找时机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我也的确做到了。 盖婚房：生平第一个大项目 那是一个冰冷得不堪回首的冬天。 我13岁，正在常州市第七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工。我被指派的任务是搜罗打地基所用的碎砖石。京杭大运河从我出生的常州城畔流过， 南来北往的货船于水面逶迤穿梭，那是这条财富通道自千年以前就有的景象。我却在大运河的水底发现了属于我的财富—这里是全常州城碎砖石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取 之不竭，又完全免费。 每天早晨，我推一辆小翻斗车来到运河边，拿簸箕从堤岸下到水边挑拣合适的砖石。它们埋于刺骨冰凉的河水淤泥中，两只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日后我虽然长到一米 八多的个头，可以在我自己组建的业余篮球队打前锋位置，但那时却又瘦又小。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砖石的簸箕举过头顶，才能 勉强放上一人多高的堤岸，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砖石倒进小车里。寒风瑟瑟中，簸箕缝隙里还总有冰冷的河水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衣服上。我 苦不堪言，却又无人可以诉说。 事情要从当年秋天说起。一日，父母突然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家里要自己动手盖房子。父亲告诉我们，自打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出生以后，家里就开始拼命攒钱， 十几年下来，已积蓄了总数达2800元的一笔巨资。“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父亲如此说道。 我生于1962年6月。父亲是常州灯芯绒印染厂的一名科级干部，母亲是常州东风印染厂的工人。除了哥哥之外，我还有个比我小8岁的弟弟。我们一家5口人住在常州城中 一个小弄堂的旧平房里，两个小房间加在一起30多平方米，连卫生间也没有。常州城不大，走大约1公里就到了城乡交界处，新房子的建筑工地位于那里。 因为在城里弄到块地盖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父亲花了无数心血，用了各种办法打擦边球，终于打通关节在郊区拿到一小块地。这个过程长达数年，其中的人情 关系异常复杂。其重点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他所在的工厂里级别较高的干部，此人又和这块地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颇有些交情。正好父亲的这位朋友也想自己盖房 子，父亲便央求他找大队书记将两家的地并在一处批了下来。 感悟之一：循规蹈矩难以成事 父亲当时无论如何也要盖房子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20年后，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当年和我同期进入微软的一批 软件工程师，10　年后很多人仍旧在老位子上埋头苦干着。而我不是带着只做技术的想法进入微软的，我一直在寻找时机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掌握自 己命运的人。而我也的确做到了。我觉得自己在微软有两步走得很对：一是从一名普通工程师晋升到部门经理；二是在适当的时机当上了微软中国区总裁。回顾我在微 软的职业道路， 我不承认自己幸运，因为在微软，没有任何利益是可以依靠幸运获得的。 如果要探究这其中的所谓成功秘诀，我想就是因为父亲教会我的道理：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一种方法不行，还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难以成事。 开家庭会议的那天，父亲还给我们算了这项唐家头号工程的成本。按当时的市价，盖两间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父亲已把我家在泰兴老家的房子用780元钱的价格卖给我 的伯父，再加上现有的2800元积蓄，余下的缺口，就要靠我们自己在建筑上精打细算。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收入分别是62元和42元。对这两个数字我印象极深，因为他们拿了十多年这样的工资，没 什么变动。从我记事起，父母的生活习惯已如苦行僧一般省吃俭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有几十户人家，收入水平都大致相仿，但人人皆知唯有我家的日子过得最为寒酸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连短袖衫也没有。唯一的一件长袖衬衣，也是我哥哥穿过的，我把袖管往上一撸就变成短袖衫。 父亲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去上课，全力以赴开始盖房子。那时我哥哥正上高一，建筑工地上的活儿需要力气，由父亲和哥哥去干。因为要还父亲朋友在批地一事 上的人情，我家主动提出，帮他家把地基也一并打好。给我的分工，就是到外面去捡碎砖头，以做两家地基之用。 两家房的地基约需500车翻斗车的碎砖头，父亲给我定的指标是一年完成。每天推完一车回家，我就在墙上写“正”字计数。整整一年，我心里一直在默念“还有××车 ”。那个目标像一座被云雾包裹着的山，看上去触手可及，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跟前。 父亲朋友家房子的开工日期是早已确定好的。母亲因此非常着急，天天催促我说：怎么这么慢？捡完一天石头回家，我累得趴在桌子沿上休息，等下班后的母亲给我做 饭。通常她饭还没端上桌，我已经睡着了。母亲把我弄醒吃完饭，我立即上床倒头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啊土啊。因为家里没有可洗澡的地方。夏天时还好，可以拎 桶水在屋子外面冲一下了事，冬天时就无法可想。很多年后，母亲还爱跟我讲起当时的情景。 感悟之二：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 这段经历也让我心态变得很好。现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什么苦我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没有 什么不能失去的。 2005年底至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盛大处于极其低迷的状态。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会离开。因为职业经理人自 然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公司走下坡的时候唐骏还不走，别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没地方去，只能窝在盛大？我当时想，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一定要为中 国的职业经理人争口气。 那时候我没走，不单是一个职业选择，还是一桩有寄托的事情。那时，我第一次在心底明确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标杆，职业经理人就是我的事业。为了这样的追求和事业，受苦亦是享乐。 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那条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道。每天都会遇上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简直无地自 容。别人总是在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还有更甚者，一路跟在我身后不怀好意地高喊：“唐骏，加油！”而最难堪的时刻，则是撞上我对之暗生情愫的那 个女孩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员，皮肤白白的，在那时的我眼中，她简直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般可爱。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无法忍受被 她撞见我干苦力的模样。在那一瞬间，一切美好幻想都破灭了，人生就像我拉着的那车碎砖石，丑陋、冰冷，而且毫无意义。 忍无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别的地方捡石头。他们同意了。可那也导致工作效率的直线下降，在别的地方辛苦找寻一天，往往连三分之一车也装不满。眼见规定的日 期一天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到大运河边去。 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议：“我不要房子了”，“我长大不娶媳妇”，诸如此类。当种种借口都明显不起效果之后，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起。那 天，我看见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就推着我的翻斗车出去捡砖头了。过了很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帮我掖 了掖被子。那一夜，我没有睡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一年之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分派给我的活儿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机会偶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要把尽量多的余钱都用在盖房 工程上。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亲工厂里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工后，也许是作为一种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它异常珍 惜，从初三穿到高二（我读书时高中是两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是磨炼，更是苦难。那时我正处于情窦初开、视面子为世间第一要务的年纪，却被迫每天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刚刚成长起来的 自尊心受到了重创。 感悟之三：战略现实、战术浪漫 我对自己如今性格的评价是：战略的现实主义者，战术的浪漫主义者。我看问题通常以三年为周期，这三年中的战略目标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标后，就用各种浪漫的 方法来实现。我反对实现方法的庸俗，在我看来那就是战术上的低级。我要让实现目标的每个过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于我的思路。对于这个问题，我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了。当时父母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让整个家庭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换了我在那个年代做同样的事， 我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和职场人的通病：战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战术上很苦、很累。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所以， 我现在作任何，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来不超过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满变数的旅途，现在就跟自己说很久之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国正处在旧时代未去、新时代将临的前夜。那一年，日后将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20岁，史蒂 夫?鲍尔默19岁，陈发树15岁，陈天桥2岁。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念大学，是桥牌桌上的好友。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公 司，就在这一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鲍尔默则孜孜不倦于他的几个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榄球队经理，《红色哈佛报》编辑，以男生为会员的“狐 狸俱乐部”的组织人。生于闽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那时刚初中毕业，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有一口大家赖以饮水的古井，多年后他告诉我这是他把新华都集团的Logo 成“井”字的原因。而陈天桥，此刻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应该正蹒跚学步，谁也没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不过，就此时而言，无论对于身处的历史时代，还是上述人物，我均一无所知。每日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眼前风景无限萧瑟。 ? 正文 第一次 遭遇办公室政治 快乐童年的结束：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我出生时之名并不是骏马的骏，而是竞赛的竞。说来有趣，父亲是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给我们兄弟起名字的。我哥哥叫唐政，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 一个普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母亲特别 希望能有个女孩，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下来。等 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点才回来。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 母不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时我8岁，我给他洗了3年尿布。等父母回到家时，我们3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一下就 吃。母亲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起来有点肉味。这样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 是青菜和红烧肉。在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后来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所住的 弄堂，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邻居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的高潮期，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著啊，无不声势 浩大、群情激昂。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为了体现“ 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轮到我发言了，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那时候认得的字还很少，演 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园，虽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经常 一放学就往那里跑。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河边的栏杆走，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间 。通常捉迷藏游戏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我喜欢在 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感觉，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 也许是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还没有 正式开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空 荡荡的。她客客气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想我的脸瞬间就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急败坏的 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蝉蛙的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时节的 蝉鸣蛙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髦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暗算 ”的原因：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偏偏这 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班主任关系不佳。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此打压，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过去我是监督 别人不许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第一年做 班主任，据她的观察，觉得我这个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个比较听话的人做班长。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当时的我甚至已对上学本身失去了兴趣。 当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学时，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种解脱的快意。哥哥向父亲提出，他宁可苦点累点也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 。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头。 推着小翻斗车捡砖头的那一年，我从没踏入过校门半步。此后直到我家的新房竣工，我也极少在学校露面。有一次，老师来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学校参加考试 ，考多少分无所谓，但倘若不参加就要开除。我去了，数理化各考了十几分。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软的第一个老板之间的博弈 多年以后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我加入微软8个月后，因为发明了Windows多语言版本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为部门经理。我领导一个20人左右的团队，将我的引擎开发 模式负责推广到微软总部整个Windows　NT开发部门近2000名软件工程师的编程工作中去。我和我的团队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有目共睹。 谁知，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老板戴维?麦克布莱德先生，却给我下了个“绊马索”。他刚加盟微软时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时在另一个部门工作 ，职权已不如麦克布莱德先生。于是这个上司找到麦克布莱德，说想换一个轻松的岗位。麦克布莱德先生就硬把这个上司塞进我这个团队，并让他做一把手。他的理由 是我的部门太重要了，要安置个有经验的人协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工作做得好好的，却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时的我毕竟已不是刚上初中的那个小孩子 ，我已经成熟了。身处微软的“政治旋涡”中，我明白，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放弃自己，断断不会有好结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暂时的影响，我相信自己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调整心态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终于在后来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机会。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二：我和陈永正无法切蛋糕，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微软设置的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多年来一直是导致微软中国公司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国区总裁时，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之间的权力之 争，即使在外人看来也非常明显。我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但微软总部却固执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 2003年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黄存义被调离岗位，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成为大中华区总裁。到了10月，陈永正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管理职责， 把市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陈的做法，他是一个想做实事也能做实事的人，不过从个人来讲，我必须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未来 。 尽管史蒂夫?鲍尔默向我承诺，我可以在总部挑选任何一个让我满意的岗位，尽管我对工作10年的微软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我希望留在中国，我需要和我 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才能让我兴奋。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不能继续追求挑战和激情，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2004年2月，我以“微软中国区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成为盛大公司总裁，并于当年4月成功率盛大赴纳斯达克上市，开始了我职业道路上新的一 段激情之旅。 ? 正文 第一章 终生不抽烟的原因 一年过去，我终于捡完了那500车的石块。接下来的任务，是和哥哥一起用板车去将各种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上。哥哥比我个子高、力气大，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盖房子需要大量的黄沙，那时候的价格是4块钱一吨。买黄沙颇有讲究，因为这一吨是按十板车计算的。装运时，到底是平平的一车，还是堆得高高的一车，实际分量大 为不同。卖黄沙的地方有两个人，一个是看门的大爷，另一个是开票员。开票员通常收完钱开好票就走开了，负责监督我们装运的是看门人。我哥哥比较腼腆，不敢也 不愿和别人说话，这搞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后来我发现光说话也不行，就从父亲那里弄了点香烟，每次去给他们发烟。父亲抽的香烟牌子叫天马，上海卷烟厂出的，三毛钱一盒，在当时已经算是好烟了。父亲自 己也不太舍得抽。每次去之前，我就找个空的香烟盒，仔细放上三四根烟，小心装进裤兜里。 去了那里，我就主要和看门的老伯聊天。看他心情不错时，我就会说：“老伯伯，你抽根烟吧，辛苦半天了。”如果这时他接了我的烟，就意味着关节已通诸事大吉， 即使我和哥哥把黄沙堆得再高他也会放我们走。最多说一句“下次不能这样，这次就算了”之类的话。所以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他收不收烟。倘若遇上对方心情不好不收 烟，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只稍微装满一点。因为装得过满，反而会被铲平，还不如只稍多一点，他多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自那时起，我脑子里就有了个根深蒂固的念头：香烟太珍贵了！一根烟就可以换来上百斤甚至更多的黄沙啊。而抽完一根烟却不过只要一两分钟时间。对我而言，这实 在是不能接受的奢侈。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抽烟的习惯。 除去黄沙，铺设屋顶用的木头椽子也是需要大量购进的材料。椽子无论直径粗细，都按根数算钱。如果和卖椽子的人关系搞熟了，他们就会让我在一堆椽子里随意挑拣 。细的椽子拿回去一根就只能当一根用，而粗的则可以一劈为二，一根就变成了两根。对于亟欲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以控制成本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有时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去买材料。渐渐地，父亲也发现了我的特殊才能。到后来，所有购买建筑材料时的公关基本上都是我在做了。 乐观性格引导成功 我能做这些事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很阳光、很乐观，凡事都往好处想的那种人。这是我性格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和我哥哥脾气都比较倔，如果别人拒绝接他的烟，他便不会再尝试。父亲的性格就是凡事往坏里想，他会觉得拒绝他的烟是对他的侮辱。而我非但不觉得委屈， 还会认为别人也许是不方便抽或是不想抽，现在不抽过会儿想抽的时候再给他也行。然后我会想别的办法，帮别人做点事什么的，看他心情好了再递烟过去。一次不行 再试一次，两次不行再试第三次。就这样，别人看我是个小孩，最终大都会接过我的烟。 这种乐观性格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极有帮助。2003年初，我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期间，比尔?盖茨准备来华访问，日期定在大年初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此刻来访时机非 常不好。于是我打电话和盖茨的秘书沟通，这位秘书口气强硬地表示，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的。又告诉我，如果我还不死心，直接找盖茨本人。于是我又和盖 茨通话，耐心跟他说明情况，孰料盖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我想了想，委婉地说：“盖茨先生，我知道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了，但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定下 来的。”正是这句话，成功说服盖茨改变了行程日期。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 只要有良好的沟通心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盖房子的心思，虽然对于这种想法我无法认同。那个年代，结婚对象的好坏通常取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有房子 就能找个漂亮些条件好些的姑娘。说来可怜，中国人的这种习惯至今未变。我的父母对未来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三个小孩的前途极不放心。这种心理，对于那个时代 很多为人父母者来说本极为普遍，但在我父母身上尤为强烈。对于没钱没势的他们来说，为了保证孩子的将来，盖房子是他们觉得唯一可行的方法。 新房盖好之后，使用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还是更愿意住城里的老房子。我上大学之后，来往的朋友同学多了起来，寒暑假时有人来访，会偶尔去新房子那里住上几天 。再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出了国，父母也移居美国，那千辛万苦造好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 正文 第一章 父亲的冤案 古语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房子盖好后，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料到一场大麻烦会随之而至。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母亲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却见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家门，说是父亲单位要找他去谈话。看那架势，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仅是谈话那么 简单。果然，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月。对父亲进行审查之人的逻辑是：如果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之类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怎么会有经济能力自家盖房子？ 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看着母亲以泪洗面，下班后就坐在门口，盼着父亲能回来。我什么也做不了，甚至连安慰她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身边， 生怕说错话再惹她生气。 到了第五天，厂里来人通知我家可以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但条件是母亲不能去，只让还是小孩子的我去送。我去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张小 床，几个人正在要求父亲写检查材料，前排三个，后排两个，气氛是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我和父亲见面时，旁边也有人看守，以防我们密谋串供。和父亲四目相对时，我几乎没有忍住眼泪。我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说：“不能哭！”出乎我意料地，父亲竟伸出 手臂，抱着我一直不松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拥抱。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和脖子上。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家 里很好，我们等你回来，妈妈要你对自己好点”之类的话。边上的办事人员在一旁不屑一顾地看着，催促我赶紧离开。父亲又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双手拍在了一起。突 然间，我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当时心跳得极厉害，反射似的把纸条紧紧攥住。 从父亲厂里出来后，我走出很远，看看四下无人，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才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不用担心，我什么也没讲，也没什么可讲的，告诉 妈妈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站起身来，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走一路哭。我甚至得拼命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的声音太响。我一路哭一路想：厂里的办事人员，你们要是看到我家三个小孩，特 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年月每天都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你们也会流泪的……为了省下盖房子的钱，那简直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过的生活……就连 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做成的（因为害怕被同学嘲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要奋发，我要努力，要把我爸爸“解救”出来，一生再苦再累也 要成就这个家…… 我属虎，照属相之书的说法，属虎的男人外柔内刚。我轻易不动感情。在我的记忆中，自童年结束以后，自己只动情地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是我离开工作 长达10年的微软时。 很快地，周围的邻居、学校里的同学全知道了这件事。每天我都要承受来自各色人等异样目光的扫视。父亲被关了半个月之后，因为厂里的伙食太贵，又得父亲自己付 钱，所以提出要家里人给他送饭。母亲把这个任务也交给我。每次去的路上，我似乎都能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看，又去给他爸送饭了。”这是另一段让我难以忘却 的折磨。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说来说去，父亲只是个质量检验科的小小科长，和工厂里的财务沾不上半点关系。一个月以后，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释放”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载他回家。快到弄堂口的时候，父亲要我停下车来，两人走路回家。他边走边提高声调说：“尽管查好了，能查到什么？还不 是让我回来了！”我知道父亲这席话是想讲给那些嫉妒我家盖了新房、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听的。后来父亲也去厂里再三争取，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我推 着自行车默默走在父亲身边，夕阳映照下的条石路面，我和父亲一矮一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自那时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复仇的信念—有朝一日，等我有能耐了，一定要亲手把诬陷父亲的那两个工厂里的领导人物送进监狱。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报仇，不管用什 么方法。 感谢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 很多早年时发生的点滴小事，都会成为影响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影响，也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慢慢显现。等到我出国留学以后，真的有点能耐了， 我的复仇念头却渐渐开始改变。 我想，如果没有这段父亲被冤枉的经历，也许我不会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也就考不上大学，或者就算考上大学我也出不了国，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所以，推演的 结果，竟然是没有那两个诬陷我父亲的人，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 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对我的今天满意，那么对于过去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应该予以感谢。 如此一想，我的心态便完全平和了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过复仇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为止，我一直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这种感恩之心让我的职场成长也获益 良多。 在微软总部工作期间，罗娜特女士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因为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我们两人的部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她不但和我相互协作得非常愉快， 而且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表达谢意，逢年过节我都发一封E-mail贺卡祝她节日快乐—当时，我对任何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都这样做。即使后来她一度在公司 内部的人事变动中失去了管理层的职位，我出于感恩的心，和她的交流也一直未停歇。这使得罗娜特女士十分感动。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5个“技术支 持中心”。偏偏在此之前，罗娜特在IBM的老上司进入微软做了副总裁，她也得到提升，并成为了评委会的成员。正是在罗娜特女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从公司内外1.8万 名应征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 正文 第一章 画蛋失败，落到第五志愿 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当年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高考。 那一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 纸。我哥哥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你哥哥考上大学了！浙江大学！”每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羡慕、钦 佩，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嫉妒的表情。“这就是考上浙江大学的唐政的弟弟。”还有人竟然用这种方式介绍我。 晚上回到家里，哥哥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哥哥一直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写得一手好字，任谁看来都是一个 好学生。之前常州市的全市高考预考他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等到正式高考时他更是我们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何况还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怎能不成为人们羡慕关 注的焦点？家里坐满了哥哥学校的同学，门口簇拥着四围的街坊邻居。父亲母亲更是一直在笑，在忙，在体会从天而降的幸福。所有人都在谈论考上大学和古时候中状 元的相似之处，哥哥将前程似锦了，我家将飞黄腾达了。 目睹这一切，我心中暗想，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目标。 没有书包，我索性空手上课堂，下课后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以前的功课虽说落下了不少，不过很快就补上来。每次考试，特别是数理化，也常是班上的一二名。 那时社会上已有重理轻文的风气，到80年代更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没想到，我后来的经历竟然成了这句流行语的最佳注脚。 1978年9月，我如愿从常州七中考入江苏省知名的常州中学念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早晨，骑车来到学校的我难抑兴奋之情，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是我梦中所想。因为 这是常州最好的中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这一年常州中学一共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和我同一批进入常中的同学，来自全市不同的中学，全凭严格的 考试赢得入学机会，被称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我知道自己一旦进到这里，离大学的门槛就又近了一步。 那天上午，老师安排班级的干部分配，我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因为入学考试时，满分为50分的物理我考了49.5分的全班最高分。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头衔，我毫不在乎 ，我再也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对当不上班长耿耿于怀了。当童工的阴影也已暂时散去。我暗自对自己说：我到这里来是要考大学的，一定好好努力。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 标：第一，在班上学习成绩位列前茅；第二，两年后考上重点大学。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果然不久实现了，第二个却失之毫厘。 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1980年开始，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 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民办高校，千万双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招生名额。被形容为“千 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到来了。 但我却因为两年来的苦读而变得信心满满。离1980年高考的“黑色七月”还有3个月时，我的心情变得莫名轻松起来。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做的题也做了，剩下的就看临 场发挥了。我想，依我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该不会有问题吧。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常州市文化宫看了场正在热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两年来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娱乐的时间几乎没有。连前段时间最流行的印度片《流浪者》也 没有去看。不过里面那首插曲我还是会唱的，全国人民都在唱，不会也会了。看罢《追捕》出来，我决定把它定为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场景、对白、音乐，我 都太喜欢了。当然，还有中野良子扮演的可爱的真由美。我无法不喜欢她的纯情、高贵与温柔，甚至连同她的任性。这就是我未来伴侣的最高标准。想到未来，我的念 头又回到高考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中国最大的城市念大学，要么上海，要么北京。将来还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和一个真由美般的姑娘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有 意思…… 谁料想，我的人生美梦却在3个月后遭遇重大打击。 我高考的语文卷竟然只得了59分。问题出在作文上。那篇作文的题目叫《画蛋》，要求在阅读一篇短文后写一篇读后感。短文大意说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年少的达? 芬奇跟一位名画家学画，老师却叫他每日反复画鸡蛋，以训练他的细致与耐心。读后感自然该写成议论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记叙文。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虽然语文遭遇滑铁卢，但其他科目大都考得不错，我的高考总分其实已经达到了我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招生录取线。但偏偏就是这一年，当时 的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纠正重理轻文的风气推出了一条新规定，高考语文不及格的人不能录取。就这样，画蛋没画好的我，只能与心仪已久的复旦失 之交臂，一直掉到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邮电大学）。 当年的邮电学院，可不像后来那么炙手可热。一般人对邮电的了解还仅限于邮政通信、固定电话之类。那一年，为了增加全国各大邮电学院物理课的师资，北京邮电学 院新设了应用物理专业，我就被调配到了这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专业。根据定向分配的原则，我未来职业的最大可能就是分配回江苏，去南京邮电学院的物理学教研室 当老师。这和我之前的人生设计相去何止千里！更可笑的是，在常州话里邮电和油田的发音相同，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经常被周围人问起是否将来要分到大庆油田。这 让本就心中不满的我更是不悦之至。 达?芬奇加苏步青，我的命运就被如此奇妙的组合安排去了一条意想之外的轨道。 普通大学也可以造就非凡学生 后来我在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时，手下的员工里有很多人毕业于复旦。我也去复旦作过很多次演讲。看着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触。但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很庆幸自 己没有去读复旦。如若当年真考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或许如今的我只是众多80年代大学毕业生中的普通一员，在某个政府机关或某家国有企业担任 不大不小的领导职务，或者在某所大学里任教，为教授评选资格熬白了头发。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因此而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很多年轻朋友： 能考入重点大学固然很好，但是并非进到重点大学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到了非重点大学你的人生就缺少机会。 在上海微软的时候，我招的很多人并非毕业于重点大学，有来自二三流的学校，或者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专业也都不是计算机专业。我依然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这当然和我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关。既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我能做到总经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呢？我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是学习的能力。大学里学的知识和企业里需要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学习能力强，对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是工作的态度。我始终相信人与人 之间智商的差距不是那么大，除非是像盖茨那样的神童。即使我不如你聪明，但我只要比你多努力一些，一样可以达到和你同样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 我经常把更多的机会给那些善于学习、有进取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自恃聪明的人。在我眼中，学习能力和勤奋精神远比大学和专业出身重要得多。 去北京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这趟旅途毫无惊喜感可言。家人把我送到火车站，自己带着点零花钱，拎着两个包就上车了。那趟列车是杭州开往北京的， 到常州站时车厢里的人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没有空调。正值酷暑，各种难闻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