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走多远

我们能走多远 ——关于主持人话题的思考 白岩松 一、引言 在一个俊男靓女加美声构成中国电视主持人队伍主体的时候，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当我以一个主持人身份开始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得不感叹：当初预测中国电视改革进程的时候，自己是多么保守。 当上主持人绝不意味着一种光荣，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位置上天天感受压力的时候，它似乎更意味着一种。因此我们这些主持人可能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能在这个位置上做什么？我能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做？ 我以前搞过四年文字工作，这三年开始以嘴谋生。对比两段生活很有趣味。好的文字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而好的电视却总是落足于人群中最喧闹的时候；也许是好的电视总是在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上做文章，而好的文字却总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起波澜。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电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新贵，如暴发户般占据着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闲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思想，是电视的主要特征。但是当电视在技术、影响力与人员素质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固守平庸就是致命的。如果说新一代电视人可以为电视做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拓展屏幕独立思考的空间，给思想开垦出一片绿地来。 二、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 曾经有人对我说，中国的主持人有两重身份：在观众当中享受巨大的知名度，并被广泛尊敬，而在电视圈的同事中却并不被看重，甚至被看低。 这句话很尖刻，但很真实。 问题就在于主持人的形象被包装得很厚，而在生活中作为人的素质却很单薄。 在我所接触到的主持人的理论中，大多讲的是：怎样能成为一个主持人，而不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主持人。这种研究过分技术性，关注了“主持”，而忽略了对“人”的研究。 对于任何一个主持人来说，只有先拥有一个大写而丰满的人，才能派生出一个被观众认可的主持人形象。如果不巧正好把这种关系搞反，也许会有一时之利，但路遥知马力，水无法最后被包装成酒。 主持人这个位置很容易让从业者迷途。经常看到有人当了主持人以后，就慢慢以一种主持人的形象自居，很把自己当事了，很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其实这个时候应当衡量一下，是不是背靠了大树自己也就变成了大树？ 要成为一个主持人最首要的条件，应当是看他是不是一个独立而大写的人，是不是一个拥有内涵，并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释放自如的人。有的主持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在当了主持人之后，注意看书听音乐来提高自己的素质，难道你不当主持人就可以不看书不听音乐了吗？ 小小电视需要面对的是偌大的世界，它的涉及面和影响力足以让一个几天前还很陌生的人，突然就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主持人似乎就享受了这种便利。然而不幸的是，电视也是一种最能放大缺点的怪物。你的功力不足，你的小小缺点，你的外强中干，想以一张俊脸或是微笑就来掩饰，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电视正在前进，所以对主持人的要求无疑应该以全方位的素质为第一位，然后是做主持人的专业能力。也许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主持人还可以靠身后同事的扶持与包装，在屏幕前微笑自如，但随着电视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个性化的呼吁，对独特语言风格的期待，以及时效性的日益提高，主持人终将独自站立。然而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自信与健康的体魄，这种独自站立将让人期待得漫长而遥远。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里，对主持人从业者的要求应当是：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 三、重塑良知 电视在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是报纸的电视版，声、光、色是电视的优势，但一到了文字的语言化，电视人便露出弱态，于是一些文字工作者便成为电视的精神支柱。 但随着电视的慢慢壮大，电视开始拥有了独立的声音，一种和电视画面配合，属于自己思考过的声音。主持人作为这种声音的主要传播者，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 到了今天主持人已经可以拥有许多机会，说更多属于自己的话，开始慢慢扮演电视精神支柱的角色。 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作为新闻传播中的守门人，主持人说什么，关心什么，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角度来关注这个大千世界便显得格外重要。 而现在的主持人在培养了多年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之后，面对社会转型期，面对极具诱惑的生活，重新塑造内心良知是首要问题。 新闻是社会的良知，主持人若不具备认识的高度及良知，就无法传递出对社会及观众有益的信息。决定主持人良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主持人的知识能力，一个是他的人格。 我想如果要塑造良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明辨是非。新闻是社会的导航船，当我们要面对法律尚未健全的某些领域的某些是与非的时候，更要立场坚定，以自己的良心，把新闻当做一种法律，去伸张正义。 其次，当你面对两种同样都有理由需要支持的对象时，要以大社会的眼光去看待哪一方更应当受到支持。比如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我并不排斥流行音乐，甚至有时还很欣赏，但是当流行音乐市场一片春光明媚的时候，你再去支持它至多是锦上添花，但面对严肃音乐的一度冷落，我们支持便犹如雪中送炭。一个主持人如果能多做雪中送炭的事，该比总是锦上添花光荣。当然那些正在繁荣的东西，总是诱惑太多，总是支持后会得到更多的掌声，所以最后作怎样的选择，就应该以良知为支点。 主持人平时的工作量很大，收入也不丰，但支撑我们的应当是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我依然欣赏那种当理想和现实激烈冲撞的时候仍然韧性寻找理想的朋友们。但愿坚持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一句空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胸襟开阔。当我们的知识能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时，当我们的品质被权力、地位、名声和物欲所困惑时，可能我们仍然能是一名表面上合格的新闻人，但我们却会这样：过分关注身边的事，关注社会生活表面的事，而很少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问题和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从而变得小家子气，并让观众也和你一起小家子气。 我很欣赏余秋雨教授的一句话：我可以容忍大气下的不完美，但不能容忍小家子气的精雕细刻。在今天作为一个主持人，宁可选择暂时的不完美，也一定要去追逐大气。 考验一个主持人良知的最简捷方式，就是看他容易被什么触动，看他的兴奋点在哪里。通常，当一个人言称他为什么事或什么人而感动时，看看令他感动的这些人或事，你立刻就知道了他的档次。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主持人的感动不再是一个人感动，你会带动许多人的情感。因此你关心什么，选择说什么等等都反映你的人格。根基有偏，最后就会差之千里。 当我写到这里，电视里传来的新闻内容让我觉得有添加在这里的必要：今年世界足球先生的奖杯被AC米兰队的黑人选手韦阿夺走，而国际足联之所以把奖杯给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韦阿为人厚道。看样子，西方在重视球员技术的同时也同样看重人品。这正应验了马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艺术最后的竞争一定是人格的竞争。 把这句话给主持人们似乎同样准确。 四、抵制诱惑 在主持人这个位置的周围，诱惑很多，诸如知名度、商业利益……等形形色色的东西让人眼花缭乱，稍有不慎，便被捕获其中。 知名度似乎一直被当成主持人是否成功的试金石。然而在一个主持人队伍发展并不成熟的今天，知名度所蕴含的水分已无法让人轻易承认它的价值。 脸熟也是一种知名度，出镜率高，隔三差五让观众增强记忆，然而真正水平并不很高，也拿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或见解，至多在东西南北的游荡中，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不是那谁谁谁吗？总在电视上见。”然后再没后话。这其实对主持人来说是悲哀的事情。理想的局面似乎应当是这样：认出你，然后发自内心地对你的某种观点赞同或持异议，把你当成真正的交谈伙伴；或者是你在某个领域独特而深刻的认识，成为一个专家，让人信服与追逐。而如果说还有主持人以脸熟作为成功的标志，那倒真的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假象已经欺骗了自己。 现在也许有一些非常有水准的主持人，由于机遇或其他的客观原因，正操作着一个注定在现今中国浮躁的心情下不能十分红火的栏目，知名度也就相应的小，你能说他不是一个好主持人吗？一个短期内迅速走红的栏目将内涵并不丰满的主持人带红，然而在这个位置上他无法为同行带来任何借鉴与启迪的东西，你就可以认为他是非常有潜力的主持人吗？ 我们似乎不应满足于争一时之短长，主持人中只可以说刚刚起步，各领风骚三五天是正常的事情，千万别为了目前的几日红就毁了长久的前程。 也曾有人问过我，你特别在乎观众的掌声吗？我回答：在乎。但是我最最在乎的是来自电视圈同行的认可和评价。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没有假象的我的表现，他们可以最直接最准确地看出我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的优点和缺点。如果说，我希望拥有一点儿知名度的话，我希望能先从我的合作者和电视同行开始。 与此相关，忙碌对主持人来说也构成了一种诱惑。 有人说中国的主持人们好像正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本身的素质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主持人自己说工作太忙。越来越多的主持人被牢牢地拴在了节目中，无暇顾及其他。 于是，陆续有一些主持人在这种忙碌中抽身而出，留下一句“我想充电”便飘然而去。 但眼下的电视状况是正需要大量优秀的主持人。节目一天天播出，主持人有了被掏空的感觉后，就准备告退。希望事隔多年再卷土重来，显然不太现实，也过于乐观了。 现在的新闻人和社会以及生活靠得太近了，有些主持人近乎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把自己的名字当做一种通行证，四处周游填充了自己全部的闲暇。拥有许多企业家朋友，在社会关系网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直至沉醉其中，乐不思蜀。 主持人是应当非常熟悉社会的，但熟悉的同时也应当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旁观者意识，“旁观者清”的一个含义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主持人们当如文人一般，不害怕寂寞，在适度的寂寞中提炼自己对社会及人生的观察，然后再把自己的思考反馈回去，这才是一种良性循环。 我们现在忙得太具体了，为名忙，为利忙，唯独不为长远的目标忙。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弃。得到一些东西，注定就要失去一些东西，应当下大力气舍弃那些眼前看来极具诱惑力而长远看来却没有什么收获的忙碌。 抵制诱惑，随时充电，主动选择寂寞，似乎是目前主持人面对被“掏空”时的一条可走的路。 而诸如来自商业、享受等方面的诱惑是需要用每个人的良心去面对的事情。无法干涉别人的选择，好像只有面对与约束自己才更真实一些。 五、渴望年老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多和特别年轻恐怕是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的。 节目主持人太多让人知道了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持人，而主持人太年轻则让人感受到中国电视的不成熟和与此相关的浮躁。 曾经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每天看着二十多岁的俊男倩女在电视屏幕上预测经济前景，纵论国家大事，我就体会着在大街上遇到卖假药的心情。” 先不说文明古国是否需要在第一媒体上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单说人们的那种不信任就足以让二十多岁的主持人顿感青春苦长了。 几乎可以说，中国的电视主持人有多年轻，中国的电视就有多年轻。那一张又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脸庞在不同的频道上每天从早到晚背诵着别人写的与自己年轻脸庞极不相称的大人话，似乎是中国电视目前在表象上最悲哀的一件事啦。 有幸看到发达国家的全天电视节目录像带，似乎除了MTV栏目之外，几乎看不到三十五岁以下的节目主持人（也许是我识别老外年龄的能力太差），于是，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们在节目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成熟与大气，就足以让我们再次感到幼稚无知。 呼唤年老一些的主持人，大多数人理解为知识积累和阅历的优势，其实这是片面的。年老的主持人最具诱惑力的方面在于那种金子般的成熟心态，人在年轻时所具有的那种易冲动、好偏激，个人目标的左右摇摆、家庭生活的无着落和不稳定，稍有挫折便愤世嫉俗，偶有表扬就不可一世等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大忌，到年纪大点时都已成为过去，人到中年，人生河流已冲过激流险滩，在宽广的河道上平稳流动，这时节目主持人这个职业对人的诸种要求：冷静、客观、平稳、懂得爱、万不得已时才恨、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不为小的利益而失去原则，人生目标不再朝令夕改、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让身体始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上有父母，因此懂得尊重历史，家有贤夫良妻于是懂得把握现在，膝下有儿女缠绕因此懂得面对未来……中老年主持人大多具有这样的优点。如果这样的群体是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主体，那么，现在中国电视所具有的浮躁、浅薄、急功尽利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勾勒完以上文字，抬眼看窗外车水马龙，现实的生活依旧一片繁忙，阳光下，我拿出身份证仔细盘算，依然看不出自己在今年有任何迹象表明能到三十岁。于是自嘲，我是用自己的文字又长了别人一道威风灭了自己一道锐气。 记得曾有人问过我：如果你有一个自认理想的主持人境界，而现在没有达到它，障碍何在？我答：“年龄。” 也经常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表扬，听多了竟有了一种被揠苗助长的感觉，其实现在还都没有资格被别人说好，大家都在赶路，离明天那个“真正”二字，我们还都有一段人生距离需要填补。 不过，既然人生还得按部就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们现在能做也必须做的是：去揣摩和输入那年老群体所具有而我们目前很缺乏的种种美德。 六、人性化的表现方式 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向我们传授主持人知识的时候，大多传送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真正的主持人应该编采播合一。 十年间，有许多主持人是以此为追求目标的，他们主动采访，主动进机房在编辑台上实现自己的想法，然后回到演播室播出自己的节目。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编采播合一的理念，的确为中国主持人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但如果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否就是个无懈可击的金科玉律？ “采”的确是主持人的基本技巧，不具备这个素质就如同一个战士不会打枪一样。但问题出在“编”和“播”上。从电视这个大合作的媒体来看，编所要求的绝不是亲自上编辑台去编辑节目，而是主持人应该对整个节目拥有一套完整的编辑思路，在具体的主持或采访中实现这个思路。至于是否要上编辑台，很值得商议。在对时间和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不是上编辑台而是拥有编辑思路，似乎更加科学和现实。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在播这个环节上。 前期的中国主持人，大多是由播音员转化过来的，他们拥有完美的声音，受过专业的播音训练，这是优点。但是作为主持人来说，这样一种语言方式无疑在自己和观众之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到了今天，主持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一种人性化的表现方式拆掉这面无形的墙。 播音员和主持人是有很大区别的。除去相貌的差别，我们能在播音员身上感受到多少独特的个性魅力和亲切自然的人性状态？而个性魅力与亲切自然恰恰是节目主持人在表现形式上最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语言，我们应当学会说话，而不是播音，《东方时空》最初运作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些操着不太的普通话露面的主持人，这种打破常规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仿佛听到的是邻里姐妹兄弟用他们习惯的语言方式传递着他们关心的事情，而过去那种播音员完美的声音多少让观众感到一种高不可攀，太过完美有时在接受中反而变得不完美。 在《东方时空》主持人中，也有过去学播音的。比如张恒，但他的语言方式也向说话方式大大转变。音色很好听，但格式化的播音腔却发生了改变。现在的张恒在语言的表现上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这种转化上。 我同样不提倡说话发音不。操南腔北调，带家乡口音，在冲击了陈旧语言传递方式之后，就完成了他的使命。新的主持人应当先注重发声的技巧，然后遗忘技巧，用普通人乐于接受的说话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人性化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语言的内容上。在很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中，我们听多了太过文字化的东西，这种只应存在于书面的文字，当他用说话的方式传递出来，便让人感觉不自然流畅，主持人应运用生活化的语言，加以提炼和扬弃之后，变成自己的文字，一种属于电视的文字。生僻字眼尽量少用，形容词太多也让人有隔。我们都应该学会用平实的语言，采用叙述的方式，有节奏及韵律地道出蕴含品位值得琢磨的内容。 然后是主持的状态。常见很多主持人过于表演化，一看就不拥有真情实感。这些表演化的状态将你的真实性和自然性掩盖起来。所以在节目中亲自组织语言，投入自己真正的感情，说你自己想向观众传达同时也是观众关心的内容，状态就会自然得多。只有人们感受到了你的真情，他们才会被你的语言内容真正打动。我们应当时刻记着主持人不是演员。 最后是个性化。要敢于说我，敢于让自己与众不同。主持人是现代电视栏目的重要标志，是同其他栏目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你的语言方式、神态仪表、关心社会的角度都应当拥有个性，让观众的喜爱拥有理由。 主持人主持技巧有很多，不是一篇两篇文章就能说清，但一切的努力都应在人性化的表现方式中实施。放弃了这种人性化就等于把自己反锁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哪怕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真正触摸观众的心灵。 七、我们能走多远 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主持人真正走上大众传播的舞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主持人的雏形已经建立，随着电视的发展，主持人开始分为两大阵营，一类为司仪型主持人，比如杨澜，比如程前，做得都很出色，他们用几代人的努力提高了电视的娱乐层次。但新闻的透明度日益提高以及人们对社会生活进一步地关注，电视慢慢开始拥有自己的声音，这种形势下，思想型主持人应运而生。他们不再是传声筒，不再是编导控制的播报工具，不再是假的具有表演性的所谓主持人。他们以记者身份登台，慢慢以他们对社会个性化的观察开始走向主持人这个岗位。虽然由于中国电视体制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编导中心制，还不能说中国在思想型主持人中有了真正的代表，但是坚冰毕竟开始融化，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思想型主持人的道路注定要比司仪型主持人的发展道路坎坷得多，也漫长得多。但现在形势很好，一批新生代主持人正在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模式中缓步走来。这种道路注定是由记者走向主持人然后过渡到评论员，也就是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他们应当拥有一定的人权和财权，关心社会的角度极具个性化，有社会责任感，在主持技巧上无懈可击，他们的思想是超前的，感觉是敏锐的，他们的看法可以影响社会。 这当然是一种远景，我自己的感觉是，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至少要在电视新闻性、社会性栏目直播之后，目前的节目再怎么努力，录播仍然可以掩饰太多的缺点，这个过程仍然使得主持人的表现充满假象，只有实现直播，才可能最后产生主持人成品。中国的电视应当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目前稚嫩的我们都在路上，沿途掌声的多少都不意味着未来，不知我们这一批所谓新生代的主持人中有多少自己最后走到终点，但在通往终点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起步，这足以让我们骄傲。当然希望自己能走到思想型主持人真正诞生的那一天，但即使中途掉队，我仍然能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给超越我们的人铺上了坚实的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