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1999-12-17
[作者简介] 张福勋( 1939-) , 男,河北定兴人 ,内蒙古包头师专《阴山学刊》常务副主编, 教授。
2000 年 6 月 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un. , 2000
第 29 卷 第 3 期 J ournal of Inner Mong ol ia Normal University ( Ph ilosoph y &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3
“穷 而 后 工 ”说 溯 源
张福勋
(内蒙古包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学报编辑部, 内蒙古 包头市 014030)
[摘 要] “穷而后工”说的正式提出, 一般认为是北宋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其说源于
中唐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其实此论盖源于司马迁的《报任安
》。不过,在司马迁之前, 屈原、宋
玉、刘安已导其先。而在此前, 更有《孟子·告子下》又导其先。最后, 此说之远祖似可举出《易·系
辞》来。
[关键词] 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韩愈; 司马迁;屈原; 孟子;《易·系辞》
[中图分类号] I206.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 2000) 03-0058-04
“穷而后工”说,揭示了现实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巨大影响,说明了文学和时代的密切关系。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常说不衰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著名论点。
这个论点的正式提出, 一般认为是北宋的欧阳修。欧阳修在为宋初梅尧臣诗集所写的序,
即《梅圣俞诗集序》(又名《宛陵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 ”为什么呢?他认为“盖
世所传诗者, 多出于穷人之辞也”。传世诗的作者,多数是仕途和生活上的“穷”人。这又为什么
呢?他从这类诗产生的背景上展开论述云: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
水涯之外, 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 往往探其奇怪,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 以
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从探讨诗人创作的过程,概括出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盖
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在这篇序内, 欧阳修以他的朋友梅尧臣为
个例,说梅“郁其所蓄, 不得奋见于事业”,“以其不得志者(即所谓“穷”) , 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
生所作,于诗尤多”[ 1] ( P446- 448)。这样“穷而后工”这个论题就成立了。
欧阳修还于另一篇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曰:“至于失意之人,穷
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 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即“穷”)者, 皆一寓于文辞。故
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2] ( P58)“易工”说得很有分寸。并不是穷者必工,因为还有其它许多条件
制约。在这里,“工”的含义比较宽泛,包括容易写出好的作品,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占
有一定的位置,等等。但欧阳修只强调了身处厄穷之“小不幸”,而未及强调际危乱世之“大不
幸”,是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有宋一代,欧阳修此论应者甚众,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给予理论和事实上的补充或发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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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前有王禹 《还杨遂蜀中集》诗云:“圣人忧患方演《易》,贤者穷愁始著书。”[ 3] (P67)在立论
之后,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杜甫奔窜吟不辍,庾信悲哀情有余。”[ 3] ( P67)“奔窜”是不幸的
遭遇,“悲哀”是由此产生的不平静的心情。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便容易感动人心,获得
成功。王安石于《哭梅圣俞》诗中,也以梅尧臣为例阐述了这一规律:“圣贤与命相盾矛,势欲强
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 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 坎坷坐老当谁尤?”[ 4] ( P586)他是
将诗人当作“圣贤与命相盾矛”的个案来加以认识: 诗人不仅欲“达”无由, 而且还要加上“穷
愁”,他们的“坎坷坐老”是可以想象的。陈师道又以王安石的胞弟王平甫为例,对欧阳修的理论
加以补充论证。他在《王平甫文集后序》中说:“欧阳永叔谓梅圣俞曰: ‘世谓诗能穷人,非诗之
穷,穷则工也。’圣俞以诗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后人, 可谓穷矣! 其同时有王平甫,临川人也。年
过四十,始名荐书,群下士, 历年未几,复解章绂归田里,其穷甚矣!而文义蔚然,又能于诗,惟其
穷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谓人穷而后工也。”“文义蔚然”是一种“工”, “其得愈多”也是一种
“工”。可知“工”并不只是指“好”。苏轼则给予更形象更精炼的概括: “秀语出寒厄, 身穷诗乃
亨。”[ 5] ( P17 50)
到了南宋,这一诗论,就被挖掘得更深刻了。陆游从创作者的情感因素上加以阐发,说: “盖
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与西洋人之“悲愤出诗人”同出一辙。陆
游从文学史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加以论证:“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
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这是前代的六个例证。又举本朝的六个例证说:“国朝林逋、魏野
以布衣死(不得官例) , 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不得用例) , 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被贬官
例) , 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受拘禁例) , 乃有才名。盖诗之兴, 本如是。”[ 6]无论不得
官、不被用,还是被贬官、受拘禁, 都是“穷”,不得志,于是“悲愤集于中”而“发为诗”, 自然不能
不工,甚至成为“百代之法”。可知“诗之兴”,从根本上说,出自“悲愤”,是悲愤出诗人。陆游论
屈原也是这样。他在《剑南诗稿·读唐人愁诗戏作》中说:“天恐文人未尽才, 常教零落在蒿莱。
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是屈原的“零落蒿莱”(“穷”)才写出了千载流传的《离
骚》(“工”)。杨万里把抗金名将胡铨与李白在夜郎、杜甫在夔州的遭遇和创作作了比较
,认
为胡诗竟显得“益加恢奇”。为什么呢? 因为胡铨所“为诗”“盖自抵斥时宰(指秦桧) ,诞置岭海,
愁犭穴酸骨,饥咬血牙,风呻雨喟, 涛谲波诡,有非人间世之所堪耐者”, 如此巨大而不幸的遭际,
芥于人心,必“反昌其诗”[ 7] ( P443)。方岳“拙于生事可无粥, 工乃穷人赖有诗”(《春日杂兴》)。将
“有诗”与“无粥”对举, 又将“工”与“拙”比照,对于加深认识“穷而后工”也很有意味。陈郁的论
说就更加仔细,他以“三闾(屈原)厄而《骚》独步,杜少陵愁而诗冠古今。退之(韩愈)欲人辍一饭
之费以活己, 而文起八代,上窥至圣。孟郊斫山耕水,贾岛薪米俱无,穷尤甚焉,其诗清绝高远,
非常人可到”五个例子的论证, 得出认识:“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 决不入胜处。”(《藏一话
腴》)换句话说,诗的“入胜”处,是诗人“历贫愁”所带来的结果。也是“穷而后工”的另一种
达。
宋末扬镇则作了一个更为辩证的结论: “能诗多是穷人事, 不到穷时诗不工。”(《寄诗交顾梅
山》)元徐世隆《遗山集序》称元遗山“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
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也继承了这一说法。
一般以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源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韩《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
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 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 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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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也, 其皆有弗平者乎?”以物的“不平”比人的“不得已”;以物的“鸣”
比人的“歌”, 其逻辑力量,无可辩驳。《荆谭唱和诗序》更进一步阐述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
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 恒发于羁旅草野。”[ 8] ( P447)韩愈
认为,那些“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的文章,要么“不暇以为”,要么“非性能而好之”;真正好的
“文章之作”, 却是“恒发于羁旅草野”之中。韩愈只是从“王公贵人”与“草野羁旅”之人对比的角
度,论述“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则特别强调作家的遭际对创作的决定性影响。
在唐代, 于韩愈前后,也有不少的人谈到这个问题。初唐卢照邻在《五悲·悲才难》中,历数
古今才士,包括左丘明、孙膑、贾谊、司马迁、崔马因、赵壹、赵岐、嵇康等著名作家的不幸遭遇, 感
叹“伊才智之为患,故贤哲之所婴”。又在《释疾文序》中作了结论云:“盖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删书者其凄遑乎? 《国语》之作, 非瞽叟之事乎? 《骚》文之兴, 非怀沙之痛乎?”当然最著名的莫
过杜甫的“文章憎命达”的观点。后来李商隐概括的“古来才命两相妨”与此类似。他是以李白
为个例,从文章的根本性质与创作者的命运关系上提出这个论题的。可惜他没有将论题进一步
展开。白居易的《李白墓》作了一些发挥,说:“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已经将抽象
的命运深入到诗人的“沦落”上了。白居易还于《序洛诗》中从整个文学史中的事例加以具体地
论述,说:“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武)李(陵)以还,次及鲍(照)谢(灵运)徒,迄于李杜
辈,其间词人,闻之者累百, 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 冻馁病老,存
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 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
多命薄,于斯见矣。”[ 9] ( P381)着眼于生活与创作的根本关系, 将杜甫提出的论题, 作了较为深入
的开掘。后来也有人以杜甫与柳宗元的创作为例,对此加以补充。《雪涛诗评》论杜甫: “杜少陵
是困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 中间兵戈乱离, 饥寒老病, 皆其实历,而所闻苦楚,都于诗中写
出。”[ 10]而《韵语阳秋》论柳宗元说:“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初, 得一礼部郎,席不暖即
斥去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 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喜而成咏。所谓‘投荒垂一
纪,新诏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是也。既至都,乃复不得用,以柳州
去。由永(州)至京已四千里,京徂柳(州)又复六千, 往返殆万里矣。故《赠刘梦得》诗云:‘十年
憔悴到秦京, 谁料反为岭外行’。《赠宗一》诗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呜呼,
子厚之穷极矣!观赠李夷简书云:‘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 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陨
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十四年矣。’⋯⋯然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 可胜叹哉!韩退之
有言曰:‘子厚斥不久, 穷不极, 虽有出于人, 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 如今无疑
也。’”《韵语阳秋》的作者认为, 柳宗元一生之仕途, 真可谓“穷极”矣, 唯此种不幸的遭际,恰成
就了他一生的文学。而韩愈又从反面论述了如果柳宗元一生不是“穷极”,那么他的文学词章就
不能“必传于后”。这论述, 已经很接近于欧阳修的观点了。
殷王番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也对多数诗人在政治上的不幸深表悲叹,并拿过去刘桢死于文
学,左思终于记室, 鲍照卒于参军与今之常建沦为一尉作联系, 也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 “高才
无贵士,诚哉是言!”元结编集《箧中集》,其序也悲叹“(此七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
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于是成就了他们的诗歌。晚唐孙樵更归纳了文学史上那些成为大
家者的“穷”的事实:“《六经》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车坎坷齐鲁矣;马迁以《史记》
祸; 班固以《西汉》祸;扬雄以《法言》《太玄》穷;元结以《浯溪碣》穷; 陈拾遗以《感遇诗》穷;王勃
以《宣尼庙碑》穷; 玉川子(卢仝)以《月蚀诗》穷; 杜甫、李白、王江宁(昌龄) ,皆相望于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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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政治遭际上的“穷”与文学创作上的“工”确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关连。
拙著《宋代诗话选读》曾论: “诗穷而后工,论盖源于司马迁。”[ 1 1] (P133- 136)司马迁《报仁安书》
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
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
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连续举出汉代以前的 8个突出例证,说明作家遭际的不幸、心情的郁
愤与创作取得成功,这二者之间有一种促其成功的必然性。因为文学是创作者情绪发泄的产
物,“此人皆意有郁结, 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 终不可用, 退
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已明确地将文学上的成功(“工”) ,与遭际上的“穷”联
系起来,加以考虑。视为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渊源所自,是大致不错的。
不过,在司马迁之前,屈原在《惜诵》中已有“发愤以抒情”一说;宋玉又自序其《九辩》为“贫
士失职而志不平”之说;《诗·卫风·园有桃》更有“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之说;刘安《淮南子》认
为,文艺是“愤于中而形于外者”。而刘安此说,明显是受屈原、宋玉等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作
司马迁此说的前奏。
在屈原、宋玉之前, 更有《孟子·告子下》“困于心,衡于虑, 而后作,征于色, 发于声, 而后
喻”的说法又为屈宋之说导其先。宋孙 《孟子注疏》云: “横塞其虑而思虑无所达,而后乃能兴
作其大,憔悴枯槁之容而验于色,而后有吟咏叹息之气而发于声, 则人见其色、闻其声,而后喻
晓其所为矣。”虽还没有更为明确地将创作者的“穷”与作品的“工”点出来,然“困于心, 衡于虑”
已涵盖遭际困顿; 而“征于色,发于声”也已涵盖创作的成功。故将孟子之说,作为“穷而后工”之
说的先驱,也是情理中之事。
最后,追溯“穷而后工”说之远祖,更可举出《易·系辞》来。《易》曰: “作《易》者, 其有忧患
乎?”正好与司马迁所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相呼应。是作者的忧患促成了《易》的产生。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说明“穷而后工”说的源远流长, 以便梳理这一著名诗论的来龙去脉。
[ 参 考 文 献 ]
[ 1] 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 42) [ A ] .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 [ C] .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所, 1962.
[ 2]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 3) [ M ]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1.
[ 3] 王禹 . 宋诗钞·小畜集钞[ M ]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6.
[ 4] 王安石. 宋诗钞·临川诗钞[ M ]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6.
[ 5] 苏轼. 苏轼诗集·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 陆游.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 15) [ M ] . (明 )汲古阁刊.
[ 7] 杨万里. 澹斋先生文集序[ A ]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 [ C]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2.
[ 8] 韩愈.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 [ A ] .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 [ C] .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2.
[ 9] 王运熙等.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M ]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10] 仇兆鳌. 杜诗详注 [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1] 张福勋. 宋代诗话选读 [ M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张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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