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的_真理_危机与_反美学_艾士薇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期 摘 要：本文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与“反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解构主义对逻各斯、知识- 权力、文本真理、历史真实、欧洲中心论、性别神话等真理话语进行了全面消解。 标准的相对主义和认知的相 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真理话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代派的反美学与后现代的反美学在当下的后现 代语境中都与“真理”危机密切相关。 前者是致力于“审丑”的否定艺术，后者彻底打破了传统美学的求真意志 和审美情结，当今中西学界流行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正是后现代反美学兴起的表征。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解构主义；相对主义；真理危机；反美学；美学困境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1－0123－05 “真理”自古以来便是西方学术界的核心话 题， 基本上所有讨论的终极目标就是寻求真理。 戈德曼认为真理问题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通常人 们对真理的界定可以分为四种理论， 即工具理 论、知识理论、压缩论和符合论，其中，真理的符 合论的理论历史最为源远流长。 按照罗素的说 法，“当一种信念和某一相联系的复杂体相应的 时候，它便是真确的；不相应的时候，它便是虚妄 的。 ”［1］不论是何种真理观，只要有真理的存在，就 意味着存在一种性， 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 斯蒂夫·富勒就认为以前的哲学是规范的，而“要 充分认知到我们现在离这种最初的规范性意识 有多远，不妨考虑一下目前我们英语界关于‘真 理理论’的讨论情况。 ”［2］同样，正是因为真理代表 着规范和秩序，它必然地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者所 诟病和攻击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的 美学危机正与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密切 相关， 而这种美学危机的凸出症候正在于所谓 “反美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界尚缺乏深入 的探讨。 一、解构主义、相对主义与“真理”危机 关于解构主义，“德里达将其定义为一种欧 洲式形而上学的系统性颠覆。 在他看来，黑格尔 整体性观点，尤其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体系，是与 统治原则紧密相连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结构的阐 释。 德里达意在通过指出他们的模棱两可和矛盾 之处，解剖这些或其它的一些理论体系。 ”［3］在德 里达的眼中是没有绝对真理或者客观真理的。 德 里达要颠覆的是既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最终要 解构的就是所谓终极真理。 福柯则倡导一种知 识-权力的真理观。 他一直不认可真理，认为“在 历久弥新、精简节制的真理背后是无数错误…… 真理是一种错误， 但它的优势是能免遭反驳，这 肯定是因为历史进程的长期焙烧使它变得不可 改变了。 ”［4］还有罗兰·巴特，他在《S/Z》中大肆抨 击“用以阅读之文”即“可读文本”，他要解构的正 是所谓传统的文本真理，即文本的意思就是作者 的原意，所有的阅读理解以及文本批评最终的落 脚点只能是作者的本意。 他紧接着就宣布了《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知识状况和问题意识”【项目编号：07JA751025】 作者简介：艾士薇，女，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比较诗学。 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危机与“反美学” 艾士薇□ 123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 者之死》。 他甚至宣称：“不存在阅读的客观和主 观的真理，而只有游戏的真理”。 ［5］ 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在欧美相继出现了新 历史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后女性主义等思潮，它 们进一步解构了在各自领域中所谓的真理。 新历 史主义消解了历史真理， 它质疑了历史的客观 性、可靠性与必然性。 历史不再与历史文本混为 一团，正如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 的历史想像》的序言中直接表明的那样：“在该理 论中，我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 的一种言辞结构”。 ［6］也就是说，历史是被叙述出 来的，是生成的，而非自在自为的。 当历史与叙 述、语言扯上关系，历史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理 性就被无情地解构了。 后殖民主义要解构的是殖 民话语体系中隐藏的文化霸权和思维定式，萨义 德的《东方学》即是对处于西方霸权话语之下的 关于东方的知识的解构。 与萨义德一样，法农、斯 皮瓦克、 霍米·巴巴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瓦解了 西方的霸权话语所制造的种种关于东方的 “真 理”表述，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及其“真 理”话语的权力本质。 后女性主义比女性主义更 为彻底地解构了性别，即继女性主义瓦解社会性 别后，又瓦解了生理性别。 传统的性别神话或者 性别真理就此坍塌。 巴特勒引入 “性别述行”理 论，认为人的性别是述与行相结合的产物，但却 是一个长期重复的过程。 她在《身体如此重要》中 写道：“性别化实践的生成，性别范式实践的具体 化，是一种强迫性行为，是强制性产物，而非由理 性决定。 在这个意义上，性别是一种分配，……这 种具体化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7］巴特勒相信，不 论是性别的述行还是主体的述行，都是可以自我 设计，自我建构的。 她认为，“如果性别的' 真实 ' 是被行为自身建构起来的，那么，就不用诉诸 于社会性别行为公开表现的，本质的和未实现的 ' 生理性别' 或' 社会性别' 了”。 ［8］ 如果说解构主义是通常所谓后现代主义的 精神内核，那么相对主义则是自古希腊开始便早 已有之，而且其某些思想和思维特质被后现代理 论所吸收。 尽管后现代理论家们普遍希望能够避 免陷入相对主义，然而他们却又自觉或者不自觉 地运用了相对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加剧了真理危 机。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顿主张将相对主义划 分为两种类型：标准的相对主义与认知的相对主 义。 “认知的相对主义确信，在再现世界的方法上 没有确定性……对于标准的相对主义，标准可能 是专断的文化习俗。 ”［9］布顿认为，标准的相对主 义在现代哲学中， 主要表现为三种核心学说，分 别以蒙田的文化人类学、休谟的人性论哲学和马 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 这三种虽不相 同却又彼此关联的学说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 类认识世界的价值判断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标准 的相对性和主观性与人类的文化习俗有关，由此 带来了价值、信仰和真理的相对性。 韦伯的学说 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在很大程度来看，现代的文 化相对主义便是建立在其理论基础之上。 韦伯先 后提出了“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这样一对富 有张力的概念。 在以往的文化科学研究中，人们 都会对相关事物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呈现出主 观主义的特征，然而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是不同 的，“科学的本质是意识服从逻辑演绎和论证；价 值的本质是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 ［10］前者是价 值无涉的，而后者属于价值关联范畴。 由于价值 评判标准不一，无法判断孰优孰劣，这自然就会 出现所谓“价值的多神论”和“众神的战争”。 ［11］ 在当代西方， 认知的相对主义或多或少都受 到了库恩的影响。在库恩看来，科学远没有我们想 象的那么理性，或者说具有科学性，库恩将科学还 原成了学科，将真理还原成了知识。库恩指出：“所 有的科学理论都参与到了思维框架和范式的内 部，研究者持有这一范式，无需商议，是为了既得 利益”。 ［12］在任何一个科学共同体中，成员接受类 似的教育，研读类似的文献，研究同样的领域，他 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拥有共同的承诺与价值，并 且追求属于整个共同体的目标， 当然也包括训练 继承者，而范式作为其共有的范例，被所有的成员 所遵守。 然而，一旦共同的理论预设被消除，整个 科研结论完全可以改观。库恩甚至还认为“科学理 论选择的过程不完全是理性的”，而且“科学的历 史掺杂着理性与非理性”。 ［13］他就这样犀利地颠覆 了“科学”，也颠覆了真理。福柯的“知识型”与库恩 的“范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个概念及其学 说中都隐含了认知上的相对主义思维， 科学真理 124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期 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不再是无条件的， 而是随着时 间的变化和外在条件的不同发生着更迭。其实，真 理的合法性，归根结底还是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利 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就集中论述过知识的合法 化问题。 利奥塔否认元叙事， 他借用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 的概念，“攻击科学话语的合法性，不 是直接攻击，而是间接攻击，它表明科学话语是一 种语言游戏。”［14］当科学话语或者作为真理的知识 沦为一种语言游戏时， 它之前所表现的确定性与 真理性便不复存在了。 让我们将视角再次转移到后现代最具有代 表性的三大思潮。 对于新历史主义而言，历史就 是一种言辞结构，其书写有多少种话语，就有多 少种经验，当历史的真理性被解构，不同的书写 形式、不同的历史经验自然是可以并存的。 不同 的历史叙述对于相关的记载者而言， 确乎是真 实、可靠的，而这种真实与可靠又是相对的。 在后 殖民主义者那里，没有所谓纯粹的、本真的东方， 只有各种话语所表述的东方。 而后女性主义，则 直接把矛头对准所谓生理性别，把社会性别和生 理性别一起纳入到了权力话语体系之中，揭示了 生理性别的话语性质。 正如巴特勒所重申的那 样，每个个体都在按照特定的社会规范和语境塑 造着自己的身体。 总之，这些以解构主义为特征 的后现代思潮， 其中都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 而且不论是解构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抑或解构性 和相对性，都令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陷入了深重 的危机。 二、“真理”危机与“反美学”的两种形态 在当今西方理论界，“反美学”主要呈现为两 种形态：第一种是现代派的反美学，这种反美学 思潮集中发生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第二种是后现 代的反美学，这在霍尔·福斯特主编的《反美学： 后现代文化论文集》中有具体的阐释，这种反美 学思潮已经跨入了文化、哲学、文学理论等各个 领域。 然而，无论是现代派的反美学还是后现代 的反美学，其产生的根源都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 真理危机密切相关。 关于现代派的反美学， 根据约阿信·瑞特在 《哲学史词典》中的观点，“这种反美学的源头可以 追溯到18世纪末， 对诗人和作家的批评转移到了 对学院派美学的批判， 谴责其将艺术与美关在了 象牙塔内。 ”［15］在18世纪，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接 受了“审美的无功利性”的说法，康德认为，功利会 损伤文学艺术鉴赏的判断力并且剥夺其公正性。 然而，有不少作家反对这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美 必须创造出最大的利益， 因为， 它只是愉悦的承 诺。 ”［16］因而，他们用反美学的“超功利性”取代了 传统的“无功利性”。 这种反美学思潮主要是体现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尤其是波德莱尔的作品。不论 是《恶之花》还是《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的书写 对象都并非光鲜、亮丽、繁荣的巴黎，而是丑陋、病 态、阴暗的巴黎。“因此，波德莱尔的反美学超自然 主义可以代表真正的文化转向， 它能够给任何事 物带来强度与生机。总之，其中展现出了文化研究 的三个特征，它比学院派美学更不证自明，即放弃 因循守旧，向欧洲之外的文化敞开，重视非主流的 经验，甚至毒品上瘾和精神病的病态体验。 ”［17］简 言之， 这里的反美学即审丑。 在这样一批作家心 中，传统的真理产生了危机，但他们仍旧相信真理 是存在的，只是真理并不存在于“崇高”和“美”中， 而是以一种怪诞、 丑陋甚至荒谬的形式呈现。 同 样，在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 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审丑”形式。现代派的反美 学将美学从学院派、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一反传 统的美学规范，从丑陋的事物中去寻求真和美。这 种现代派的反美学， 其实是更高境界和更深层次 的另类美学形态。 说到后现代的反美学，福斯特认为，反美学 并不是艺术或者艺术表现的否定性命题，毕竟在 某种层面上，否定性是现代主义的标志。 后现代 的反美学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反美学仍旧指 代的是一种实践，本质上的跨学科，（它）对参与 到政治中或者扎根于日常语言中的文化形式很 敏感———即，形成了反对具有特权的美学领域的 观点。 ”［18］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的反美学与现代派 的反美学有共通之处，他们都希望将美学从其原 有的领域中解放出来。 现代派的反美学认为，束 缚来自学院派，而后现代的反美学则认为，具有 特权的美学领域都成为了绊脚石，它所要拆解的 范畴更为广阔。 就这一点看来，后现代的反美学 125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 受到了西方日益深重的真理危机的影响。 以往， 真理因为其真理性而被认为是权威， 享有特权， 自后现代主义以来，真理的权威性乃至真理均被 解构， 于是美学也应该从特权领域中解放出来， 或者说是从以往认为美学本该属于的那些领域 中解放出来。 后现代的反美学有着很显著的跨学 科性质，这也就促成了它的第二个特点，在反美 学的作用下，“我们必须承认， 美学的空间丧失 了———或者毋宁说，如今它的临界点是如此的虚 幻。 ”［19］这里所说的美学空间的丧失，不如说是传 统美学空间的丧失，美学的界限在后现代的冲击 下，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美学已经开始走向各个 领域，它穿梭于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各个领 域，事实上，后现代反美学中所谓的美学已经泛 化为了文化研究。 在福斯特的论文集中，他收录 了关于建筑的文章，如《走向批判的地方主义：关 于抵抗的建筑的六点》；关于雕塑的文章，如《扩 张领域的雕塑》；关于社会学的文章，如杰姆逊的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的《交流的 狂喜》，还有萨义德的《对手、听众、选民和社区》。 也就是说，反美学已经从传统美学的束缚中超脱 了，它迈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根据福斯特关于反 美学的两个特点，不难看出，近些年来中西学术 界所热议的大众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命 题均属于后现代反美学的范畴。 费瑟斯通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日常 生活的审美呈现，首先是“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 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 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其次是“将生活 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则是指“充斥于当 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 流。 ”［20］不论是艺术的亚文化还是将日常生活转 化为艺术作品， 皆有悖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对 象。 本雅明提到过两种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方式， 一种为传统膜拜式的欣赏，所谓孤本和珍本带有 一种“光韵”，具有神秘感，拥有艺术品的人具有 特权，而审美也是一种特权。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 艺术作品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制，而复制的艺术品 使艺术也摘掉了原版作品“光韵”的桂冠，这也就 带来了第二种对艺术的欣赏方式，即侧重对艺术 品的展示。 此时，拥有艺术品或者审美均不是特 权，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其中。 如果说在本雅明 看来，是因为机械复制技术使艺术的原真性和光 韵消退，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中，真理本身 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真理的光韵” 都已驱散， 就更不用说艺术品的光韵了。 因此，不论是亚文 化还是日常生活，皆可登堂入室，成为美学的研 究对象。 费瑟斯通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第三个方 面提到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符号与影像，并认为 它是当代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这一点与福斯特 所谓美学临界点的消失不谋而合。 如果说现代派 的反美学，将“丑”纳入了现代审美范畴，那么，后 现代的反美学则做得更为彻底，它淡化了正统美 学学科的界限，将当代都市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纳 入研究视野，诸如海报、广告、咖啡厅、酒吧、娱乐 城、购物中心、城市雕塑和建筑，大众电影和肥皂 剧，林林总总，光怪陆离，彻底地实现了艺术与生 活的整合。 显然，当今的审美对象已逾越了正统 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作品，转向了日常生活中流动 的符号与闪烁的光影，即所谓“视觉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朗西埃的美 学观点也属于后现代的反美学范畴。 在近十年以 来，朗西埃已逐渐将研究视野从政治哲学领域转 移到了视觉文化与政治和美学的关系领域。 怀抱 振兴美学的意愿， 朗西埃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例 如 《美学及其不满》、《美学无意识》、《美学的政 治》等。 虽然朗西埃的著作冠以美学之名，实际上 其精神内核与反美学的旨趣完全相符。 朗西埃不 仅颠覆了传统美学的审美性特质，而且将美学与 政治融合，甚至认为美学具有“政治”本质。 其实， 这并不是朗西埃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观点， 早在 2000年于法国出版的《感性的共享：美学与政治》 中就已有过阐释， 后于2004年翻译为英文版，书 名直接改为《美学的政治》。 朗西埃在这本书的前 言中写道：“美学所涉及的是艺术的身份与思考 的特殊： 实施与制造方法之间的表达模式， 它们相应的能见形式，以及对其关系（它假设了 思维有效性的确定观点）思考的可能方式。 ”［21］简 言之，美学的对象是艺术的制度，包括身份制度 与思考制度。 朗西埃在书中使用的制度一词为 “le régime”，这个词更多的是指政体、政治制度， 这说明朗西埃已经开始自觉地采用政治学的思 126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期 维方式来考量美学，这也就印证了福斯特所说的 美学临界点消失的判断。 在朗西埃看来，美学即 政治，不仅每个文本中都充斥着各种不同种类的 政治，如性别政治、文化政治、语言政治乃至身体 政治等，而且不同种类的文本之间也存在着政治 性的权力关系。 正如他所说：“艺术的美学制度建 立起了艺术身份形式与政治团体形式之间的关 系，首先以这种方式挑战自律的艺术与他律的艺 术， 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与为政治服务的艺术， 博物馆艺术和街头艺术之间的对立。 ”［22］无论是 “艺术的美学制度”还是“美学的艺术制度”，都说 明朗西埃的关注点已经由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 转换成了后现代反美学的“制度”范畴，即广义的 政治范畴。 在朗西埃的心目中，“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 艺术与向日常生活彻底敞开的大众艺术，在所谓 的“艺术制度”或“美学制度”上一直存在着的冲 突。 自艺术成为艺术之日起，纯粹艺术一直都享 有特权，它甚至霸占了所有的美学空间，或许它 并无意于排挤各种在它眼中的亚艺术， 但实际 上，一直存在的亚艺术却只是潜在状态，从未走 进美学的视野。 这种“艺术霸权”与“审美霸权”， 其中隐含了深刻的“美学的政治”，势必会引起美 学的“不满”，并酿成美学的“忧郁”。 是到了拆解 这种“美学制度”的时候了。 一直以来享有特权的 正统艺术及其审美规范，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遭 遇了严峻的挑战。 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的求真意 志，包括对合目的性的“善”和对合规律性的“真” 的执着探求，无论在现代派还是后现代的反美学 视野中都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在面对各种以怪 诞取胜的现代派作品，或者以拆解和拼贴见长的 后现代作品的时候，一下子便陷入了进退失据的 窘境，完全丧失了美学的解释能力。 当然，朗西埃 也并没有彻底否定纯粹艺术，在他眼中，纯粹艺 术、向日常生活敞开的大众艺术，与我们通常所 说的“另类艺术”一样，它们都是艺术家族的合法 成员。 换言之，艺术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 范畴了，有一种“艺术制度”，它自为地为艺术确 立了内涵以及种类。 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所谓 “艺术的美学制度”观念，其中隐含着后现代的相 对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反美学的精神。 朗西埃的 “美学制度”早已脱离了正统的美学，它的研究对 象不再是纯粹的艺术，而是一切可以被言说的文 本，就连探讨艺术的“美学制度”本身也是被建构 的，可以言说的。 这是典型的美学的泛化，是当今 西方美学危机的明证，它与后现代语境中的真理 危机一脉相承。 注释： ［1］［英］罗素：《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7页。 ［2］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2页。 ［3］ Peter V.Zima,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Theo- ry,translated by Rainer Emig,London & New York: Con- tinuum,2002,p.1. ［4］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年，第149页。 ［5］［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53页。 ［6］［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 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7］Judith Butler,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 sive limits of “sex”,New York: Roudege,1993,pp.231. ［8］Judith Butler,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Theatre Jour- nal,Dec,1988,Vol.40,No.4: pp.519-531,pp.527. ［9］ ［11］ ［12］ ［13］Raymond Boudon,Que sais-je Le Relativisme,VendOme : PUF,2008,p.4，12，24，26． ［10］ 陈喜贵：《阿隆对韦伯相对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哲学》，2001年第1期，第116页。 ［14］［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三联书 店，1997年，第84页。 ［15］［16］［17］Mario Perniola,“Cultural Turns in Aes- thetics and Anti - Aesthetics”,Filozofskivestnik,Volume XXVIII,2007 Number2,p43，p44，p45. ［18］ ［19］Hal Foster,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Washington: Bay Press,1983,XV，XVI. ［20］［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 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5-97页。 ［21］Ja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trans- lated by Gabriel Rockhill,London& New York: Continu- um,p.10 ［22］Jaques Rancière,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p.32.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陈建宁)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