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决定人生

思维决定人生 上帝想改变一个乞丐的命运，就化作一个老翁前来点化他。他问乞丐：“假如我给你一千块钱，你打算如何使用它？”乞丐回答说：“我用它买一部手机！”上帝不解，问这是何故。“我可以用手机同城市里的各个角落联系，哪儿人多我就到哪儿要去。”乞丐回答说。上帝很失望，又问：“假如我给你十万块钱呢？”乞丐说：“那我就买一部汽车。这样出来要饭就方便多了，再远的地方也不是问。”上帝很悲哀，狠了狠心说：“假如我给你一千万呢？”乞丐听罢，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连声说：“那太好了，我就可以把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全都买下来。”上帝终于松了口气。不料乞丐又找补了一句：“到那时，我要把自己地盘上的叫花子全都轰走，不让他们来抢我的饭碗。”上帝晕了过去。机遇到处都有，但决定人生的还是思维。 性格决定人生 当你风尘仆仆，披星戴月地一路走来，开始人生旅途的最后冲刺时；当你老得齿摇摇，发苍苍，步履蹒跚，足不出户时，不妨独自拿把椅子坐在窗前，闭上眼睛，静静地回顾一下这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是与非。你或许会发现，自己曾经错过了许多，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往往关键时刻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儿，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影响他一辈子。 到了这把年纪，你或许一次次地扪心自问：如果我当初选择了“如此”而并非“那般”，自己的人生轨迹说不定就会迥然不同。到了这把年纪，不经意间蓦然回首，隐约中仿佛看到，各种机遇曾一次次地迎面扑来，但又一次次地从身边溜走，心底不免生出些许惋惜与苦涩。 然而每当这个时候，曾经沧海的你都会摇着头哑然失笑，浑浊的目光里透出几许睿智与狡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告诉你：生活从不相信“如果”，时光也不会倒流。一个人的苦与乐，辱与荣，进与退，贬与升，既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命中注定，更不是什么因果报应。正如俗话所说，“脚上的血泡，自己走出来的”——这就叫“性格决定人生。” 人生·命运·奋斗 　　人生向前须直面，挫折坎坷皆当然，踏平坎坷有幸福，人生处处艳阳天。 　　人生是什么？各有各的回答，然而只有一种回答会是大家都认可，那就是:人生就是奋斗、拼搏。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为自己的亲友奋斗。同环境奋斗，与艰难困苦拼搏、与挫折失败拼搏，与丑恶战斗与阻碍自己前进的一切拼搏。还要同自己战斗：同懒惰与懦弱拼搏，同贪婪自私拼搏，战胜自我。更主要的要同命运抗争拼搏。 　　成功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自己，这是人到中年应当明白的。人生有两大源于自身的敌人：惰性与贪婪。 　　不战胜惰性就不会有成功，要时时鞭策自己。中年人正攀登在人生的半山中间，虽然还有艰难，但已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山颠。你的处境使你不能后退只能向前，甚至不能躺下休息，只能喘口气稍事休憩，战胜疲倦奔向那人生的至高点，到达那理想的花园。 　　不战胜贪婪，就不会有幸福，应常常警戒自己。人到中年要避免贪婪，半山的途中处处金光灿灿，但有些离你尚远，就是那些能采到的果实也不可把行囊装满，过分的贪婪会使你坠入深渊，多一份贪婪就会少一份快乐而多一份风险。中年人经历了过人生的艰难，中年人需要收获，但中年人还享受不到那人生的盛宴——它在你人生的顶点。即使你到达的顶峰没有盛宴、没有花园，你也可风光尽揽、神爽体健。 　　而伴随人终生的是同命运的拼搏——这就是同挫折、失败、逆境还有疾病做斗争，你理想的实现就在这拼搏之中。登山有险阻，人生无坦途，世间无绝路，败挫当自如。人生总会有艰难与坎坷，不要灰心丧气，要坚强振作。天不会老是阴沉的，没有跨不过的坎，没有越不过的沟，人到山前必有路，车到河边必有渡。中年人已是成熟有了阅历，应该有这样心态对待人生挫折、坎坷。 　　人生成功须自强，所谓自强就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战胜困难挫折的信心和勇气，人在逆境中心中只应记着四个字：奋斗与希望，只要奋斗就有希望，绝不向命运屈服，艰难压不倒，挫折不气馁，战胜困难踏平坎坷才有人生的欢歌。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拼搏向前的精神是人生最可贵的品格，是成功的首要因素，豁达乐观与坚强对中年人尤为可贵，否则面对诸多的困难与压力，你会无法应对。举目四望有多少比你艰难的人在拼搏、在自强，成为了胜者！ 　　这种拼搏向前的勇气，这种坚强与达观的精神，来自于你的理想、你的目标，还有你的责任，中年肩上的责任使得你的拼搏成为义无反顾。如果你没有了目标、没有了理想，也不想再承担什么责任，那你活在这世上已没有什么意义。 　　人生是有命运的，它虽是未知的，但却不是完全不可掌握的，在命运面前人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 　　命运应有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第一是主观的，即由人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家庭条件，所受教育熏陶等，所形成的个性品格等非知识因素。这是自己不能决定选择的，可以说命运的种子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种下，但它是可知的。命运这棵树长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关系于园丁的培养，在你长大后这园丁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自知。人最难的是什么？是自知，所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知的越早，自知的越深，你掌握命运的程度越高。青年人成功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对自己的弱点不自知，青年人如有志、勤奋，若再能解剖自己，则能成大器，而难就难在这一点上。人到中年也应要问一下自己你是否真正的自知了，其实好多的失败，好多的烦恼来自这不自知。这自知是同命运拼搏的基础，它决定着成功的几率，决定着机遇能否抓到。 　　第二个因素即人生机遇，它是不可知的，但是可以捕捉的。捕捉机遇靠的是拼搏、靠勤奋努力，还有胆识。机遇不属于守株待兔者，所以要像猎人一样的瞪大眼睛去搜寻机遇，因为它只属于有志、有识、有备而寻的奋斗者。人人一生都会有机遇，可是能抓住机遇的人并不很多。有人老说自己命不好，不是那机遇都没叫他碰到，而是机遇来了他没看见、没抓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自己的拼搏精神不够和基本素质不高，自己又不很自知、青年时不知从哪里提高，这就造成了事业上的成功者较少。 　　对命运的态度就是拼搏奋斗，要信奉事在人为，而不能听天由命，听天由命不会有好命。人的一生就是同命运的抗争拼搏的一生，直到死前还同死神搏斗，正是这种拼搏才谱写了人生光彩的篇章，而人生不论其贫富贵贱都应有其光彩，只有这种拼搏才能争做命运的主宰，才有了人生的意义。 　　在命运面前，当遇到逆境、失败和不幸时，是沮丧灰心、悲天忧人、屈服躺下，还是顽强拼争，尽力一搏？此时强搏者往往会成为胜者，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通过拼搏未能实现命运的根本转变，也可争得尽量好的结果，而懦弱者则注定会成为不幸者。虽然人有时可能斗不过命运，但争过了、拚过了到晚年会无憾无悔、平静面对。 　　有句俗话说“人过五十不问命，人过六十不争命”什么意思？是说人过五十岁应已有所知天命，一般没有什么新的憧憬、新的目标了，如你的目标还未实现只管努力，还要尽力一搏，即所谓知天命而尽人事，但要像老牛一样结果不要去多想，只管尽心尽力就是了，这是积极的知命由天。到了六十人生拼搏的主战场才基本结束，应心平理安的接受生活，但还没有结束拼搏----还要同疾病拼搏，还要同种种不应有的感情情绪斗争，以保持健康的身心。 　　无论何时拼搏与快乐都应是人生的主旋律，而人生的意义也不在于成功而在于拼搏。 标准化思维 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深顾问、英国资深心理剧专家罗恩·韦纳博士（Dr. Ron Wiener）接受记者专访时说：“2006年至今，我来过中国三次，每次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那就是中国人太乐于寻找标准答案，凡事都想要答案，正确的、神奇的、万能的标准答案，找不到这个答案就很焦虑。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经历、探索、觉察、感受，世界上哪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2012年11月6日凤凰网）由此可见，我国教育体系的标准答案，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标准思维。教育不仅与人才、民族有关，也与精神、文化有关。 标准化思维，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往往出现在高度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中。由于这种体制本身的垄断性、一元性、集中性，因此，无论“标准答案”还是“标准思维”，也都带有明显的制度胎记。我在《标准化答案》一文中，了“标准答案”的内外特征。“标准化思维”往往外化为思想统一、舆论一律等形式。这些形式同样带有已知性、孤立性、封闭性的内在本质与排他性、唯一性与标准性的外在特征。 悠久的历史存在，几乎固化了我们民族的神经。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国人即以“六经”为标准，圭臬认知，绳墨人生，论人阅世往往从圣贤书中找答案。在刘勰先生看来，“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因此，“子政（刘向）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匡衡）劝学，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六经”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儒之好恶为好恶，成为国人的标准化思维。外在形式不断变化，或为“我注六经”，或为“六经注我”，“六经”这个标准答案没有变，换汤不换药而已。 百年屈辱，欧风东渐，近代的中国人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末叶，这一在东方阵营日见疲态、面临危机的学说，世纪之交，在西方，其作者竟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其实，卡尔·马克思本人不仅不喜欢“标准答案”，也不喜欢别人把他的学说当成“标准答案”。《马恩全集》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篇就有这样的话：“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所批评的不正是以唯一性、排他性为特征的标准思维么？由于中华文化超强的同化力，这一来自西方的学说，进入中土之后似乎也渐趋标准化了，也成了不容批评、不容置疑，只能仰望、只能膜拜的“红色圣经”与“革命经典”。 从苏联到中国，曾几何时，往往认为，马克思揭示的某一规律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阐述的某一学说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有人把马克思变成了柏拉图，将未来世界当作一块画布，擦去上面原有的油彩，描绘出一幅美好蓝图，就成了人类的目标与归宿。（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些人眼里，马克思几乎成了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巫师与算命先生。其实，这些观点在100多年前，就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与纠正。恩格斯这样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注）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628）马克思在世时就感受到其学说被教条化、庸俗化的现实威胁，对于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则已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他对其女婿保尔·拉法格谈话时郑重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22、35、37卷中，恩格斯就将马克思这一声明至少重复了五遍，因为马克思痛心于“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第37卷，P446） 建政初期，我国奉行对苏联模式的“一边倒”，马克思加列宁的思维模式与制度模式成了新的标准化。“以俄为师”、“以俄为尊”，曾经是1950年代前期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色调。曾与毛泽东进行过“窑洞对”的黄炎培，有一位著名水利专家的儿子黄万里，他是第一个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学博士的中国人。在规划设计三门峡工程时，迷信苏联专家，崇奉苏联专家，唯苏联专家马首是瞻，正是当时的标准思维。只因他匹马单枪反对苏联专家意见，强调尊重自然、尊重专业，而被打成右派。工程竣工后，黄河倒灌、渭水淤塞、危及西安以及给移民和下游带来的严重后患，一切无不表明，在标准思维面前，理性和真理竟是如此的无奈与无力！（2005年7月14日新华网）此时的黄万里，只能嗟叹“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念黄河》）了。 在我党建政历史上，真正纠正“标准思维”且成效显著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逐步纠正了“遇到问题怎么办？语录本里找答案”，“一句顶一万句”这类“文革”时期极端标准化思维的弊端。邓小平同志有一段论述很精彩：“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马克思列宁无法像算命先生一样为后人提供“标准答案”，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与科技进步，如果后人只想从马列著作中寻找标准答案，那无疑于无能与偷懒。 标准化答案 10岁的中国孩子进入美国小学，上英文课，老师布置了天大的作文题目——《中国的昨天与今天》;上历史课，老师竟然要孩子给美国总统当顾问，你对美国投掷原子弹持什么意见？这是今年教师节的一篇网文——《美国小学生作文：一篇让中国式教育震撼的文章》（2013年9月9日凤凰网）的内容。之所以震撼，是因其与中国的教育方式格格不入，甚至颠覆了国人习以为常的教育理念。这些作文与问题，没有标准、没有结论、没有答案、没有分数，与中国模式的区别显而易见。老师在一个10岁孩子的作文——《我怎么看待人类文化》上写下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我们的小学怎样呢？沉重的书包、繁重的作业、惺松的睡眼、近视的眼镜这些外在的表象之外，再就是无处不在的标准化，标准、标准试卷、标准答案。语文老师出题：“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作家叶开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很流畅地写出了答案——“孔明和庞统”，教师却打了大红叉，——“诸葛亮”才是标准答案。老师要求根据“思想一致，共同努力”这个句子写一句成语，诗人邹静之告诉上小学的女儿答案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共同协力”。春意盎然的四月，一个优秀语文老师的公开课。老师出题——“窗外”，让小学生观察室外并眼中景物。有的说看到了长出了嫩叶的大树，有的说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老师说，你们都错了，标准答案是：“我看到了春天”。以这样的答案否定孩子们的答案，掩饰不住的荒唐、霸道与武断。 怎么看待这些所谓的“标准化答案”？ 标准性、唯一性与排他性是标准答案的外在特征。理科知识的确存在一定的标准性、唯一性与排他性，如数字、、定理等。文科知识则不然，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一类是关于智力、观点、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考试设计中，前者并不排除设定单一标准答案，后者的答案则应全面开放，而不应设定这种舍此无他、别无二致的唯一的、排他的、标准的答案。 已知性、孤立性与封闭性是标准答案的内在特征。所谓“已知性”，“标准答案”都是已知的、确定的，都是对过去事物的整理与重复，而不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与创新。如将已知事物设定为“唯一正确”，那么，所有的探索与创新都必然“错误”。所谓“孤立性”，标准答案从本质上属于单项选择、独一无二。这样的试题设计，通常不会考虑事物的多样性、相关性与复杂性，因而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特征。所谓“封闭性”，试题设计是一个封闭的、神秘的系统，标准答案的设定往往隐含着命题者的权力意志。试题设计成了命题者的专有领地，意志独尊、资源独享，不许他人置喙，也不许他人置疑。 从技术层面来看，一些命题者为了减少“判断纠纷”、降低“工作强度”、维护“权力尊严”，不惜削足适履，让丰富的、灵动的、无限的思想力与创造力，适应固定的、僵死的、有限的“题库”与“程序”，致使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以标准答案终极目的的考试机器，在标准化的“生产线”上，把学生塑造成千篇一律的“标准件”，从而彻底扼杀了青少年的童真、好奇、创新与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隐藏在“标准答案”背后，是命题的权威，是权势的张扬，是童真的蒙难，是天才的戕害。当青少年不得不向看似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低头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却是作为“刀俎”的命题者与作为“鱼肉”的答题人。 标准化答案不仅普遍地存在于中小学，在大学也顽固存在。也许因为国人“久居鲍鱼之肆”，似乎外国人对此更为敏感。8月12日，上海纽约大学举行新生入学仪式，曾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康奈尔大学第11任校长的美方校长杰弗里·雷蒙致辞时指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给你们我们的智慧，不是要给你们我们的知识，也不是要告诉你们某个正确答案。”“创造者、发明者和领导者不可能靠背诵和记忆别人的答案来创造、发明和领导。他们必须掌握为旧问题给出新的、更好的答案的能力，必须掌握能及时发现旧答案已经不合时宜的能力，因为世界是在不停变化的。”（2013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教育的本质是独立思考和学会创新。通往答案的必要途径，只能是死记硬背。那位名叫弗丝的美国小学老师这样认为，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软知识”范畴的答案应当体现开放与多元，孩子的想象力不应被“标准答案”所绑架，“标准答案”更不应该被权力所垄断。我们的教育只有最大可能地“去标准化”，才能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