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感到低俗”

Http://www.tianjintianfu.com 夹桶器 汽车尾板 升降平台 　　“我经常感到低俗” 　　“夜里，他戴着墨镜，在一群衣着笔挺的人的护卫下，意气扬扬地走进俱乐部，被领到后边的一间环境优雅的私人餐厅里。他坐下，来自外埠的朋友们立刻殷勤地上来，献上酒、名贵的菌菇和工艺品作为赠礼。” 　　本杰明·哈斯到底是《纽约时报》的人，在2011年3月2日的一则报道中，这位驻京记者用最职业的笔法描写了郭德纲参加一次夜宴时的场景。一百余字包含了许多细节：“衣着笔挺”的保镖，俱乐部内设的“环境优雅”的餐厅，“名贵菌菇”这种常常在土豪之间流通的礼品，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在夜里也戴着墨镜。哈斯接着写到，郭德纲被中国媒体称为“挽救了对口相声的人”，相声革命的领军人物，他把年轻人和中年人重新吸引到剧场里，自愿买票来观赏这种濒危的传统喜剧艺术。 　　但我不觉得相声曾经“濒危”过。郭德纲早晚要出现，相声需要的只是一个突破口，是固有观念的松动，是人的自我解放。时见人说，三十年前的姜昆也有郭德纲如今的火爆，这是不假，可是，三十年前，你在报章上看到的“姜昆”是一个被群众的爱戴团团包围着的名字，而现在的郭德纲却是一颗遍体镶金的炸弹，滚动在名誉和丑闻的交界处，随时有爆炸的可能。这种反差其实已超出了一般人的评价能力，令他们失语，当看到拥戴者们用“嬉笑怒骂”、“针砭时弊”之类的语词来评论自己的相声时，郭德纲恐怕都不屑于冷笑。 　　至今，那些不喜欢郭德纲的人，在人身攻击举目皆是的中国互联网上，还经常以他面貌丑陋、形容“低俗”为由发表嫌恶感。不过国外记者的描写十分客观，杰弗里·海斯用的形容词是“矮胖，头如面团，面如满月”，本杰明·哈斯则特别提到他那“精心修剪的光头”。在早期的视频中，郭德纲的打扮是的相声服装——长袍，加上一副分头发型，后来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剃光头发，仿佛解脱了某种负累，戏路为之一宽：今天的他，眼神精明狡狯，老于世故，但在模拟至呆至傻、笨拙莽撞的人物时，却又逼真至极。 　　我曾在《王奶奶、火龙果与活的相声》一文里写过，郭德纲的相声是“活的”，不事虚夸，句句实在;我也说过，郭德纲很多成功的包袱都运用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笑根源于人童年时的报复心理，儿童在无意识中惯于讥笑愚蠢的倒霉事。 　　比如说，在《新夜行记》这个非常成熟的作品中，郭德纲用津派演员特有的肢体语言，模仿两个因为误会在车上较劲的乘客：“我”是个顽固、粗鲁而头脑简单的人(“气迷心”、“楞子”)，坐公交车时从侧面车窗伸出脑袋，此时的郭一脸呆傻，随后他与对面的乘客怄气，表情变得蛮横，观众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产生了对“他要倒霉”的期待。两次警告未果，对面的乘客张口呕吐，郭惨叫一声，捂住脸转向一边，随即又面向观众，侧弯下腰，伸手抠右耳——这些神态与动作引起了更大的笑声：任何人都会认为，嘲笑、攻击一个如此无可救药的脑残都是完全自然、也十分正当的。 　　正是这种极尽夸张之能的自我贬损及互相贬损，让观众感到郭德纲和于谦的搭档特“实在”，从而产生亲切感。 　　郭德纲本人谈到过形象和肢体语言的重要性，他说，在北京和天津，那些能坐五百到八百人的剧场对相声演出是最适宜的，因为“观众能够看得见演员的表情……这种民间艺术诉说类的表演，例如相声、评书，(要表演得好)更多的是靠演员眉目之间的表情，表演者要跟观众沟通。”在《新夜行记》的表演里，这种沟通意味着一种十分坦率的“卖惨”——坦陈甚至炫耀自己遭遇的厄运，谁也不会欣赏、认同“脑残”的行为，但会爱上这种主动暴露自身缺点、主动陈说污秽之事的坦率。 　　即使明知相声叙事纯属虚构，中国观众也太需要郭德纲式的坦率了。他们听够了虚伪的、脱离人的基本属性的道德伦理宣讲，如今认定这些都是别有用心的维持某种集体幻想(我们的社会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生活会变得更好，等等)。但是，单单冷嘲热讽、连讥带诮地揭破这些，你至多也就做个公知罢了，而够不上幽默家的标准。 　　怎么才叫幽默家呢?马克·吐温在《新旧小品文》中的一句话是最好的例子。他说：“像很多人一样，我经常感到低俗……”假如接下去他说“我得经常压制住低俗的冲动”，那么吐温先生就只是个社会批评家了。但他说的却是： 　　“像很多人一样，我经常感到低俗——于是相应地我就做些低俗的事。” 　　 　　(图注：2013年9月4日晚，北京，三里屯德云社剧场，郭德纲与于谦在进行表演。东方IC供图。) 　　郭德纲实践了这句话。在郭之前，很少有演员能把自我贬抑、自我荒诞化的行为推到极致并贯彻始终的：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逻辑错乱、偷换概念来博人发笑，这种做法或多或少被认为“缺少意义”，即使做了，演员也需要很快回归正常状态。然而，郭德纲却能做到持续地保持“脑残”思维，保持甲乙二人的反差与冲突。 　　《新夜行记》是郭于二人的名作，听过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上述乘车故事之前的另一个桥段。郭连续追问于谦一个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走二环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郭抛出了抱怨：警察不让我在二环上“走”——他作智商低下状，混淆广义的“走”和狭义的“行走”两个概念。当于谦明确告诉他，不可以“走”二环时，郭表现出深受侮辱而愤恨的样子大声控诉：“你刚才说可以走二环的!” 　　这个地方，郭运用他的才华实践了相声的本质规律，那就是反讽：台下人已经释放出了解一切的嘲笑时，台上人仍旧在钻牛角尖，无法突破自己近乎弱智的理解范围。他的面部表情越是委屈，情绪越是激动，越是因怨愤交加而摇手跺脚，观众也就越是享受两个事实：一，自己的智力优越;二，自己不用去劳神费力地对付一个如此愚拙的人，如同于谦所做的那样，强作耐心，徒劳地解释“走”和“走”的区别——台上的两人此时都是真实的替罪羊。 　　类似的戏剧冲突，给表演者提出的要求是：你需要保持一种高度荒诞的状态，要昏昧、顽固、混账到底。不过以我的阅读来看，这段对话其实还有一点犹太笑话的味道，因为犹太笑话里常有思维偏畸和顽固的情节。且看下面这个笑话，主人公同样困守着某种语言字面的意思而不做变通，尽管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某夜，一男子与妻同榻而眠，忽然妻子醒来推他：“关上窗户，外边冷。” 　　男子喃喃着，翻了个身又睡了。 　　他妻子轻轻搡他。“关上窗户，外边很冷。” 　　他呻吟了一声，把毯子裹得更紧了些，继续睡。 　　这次，他妻子狠狠地踢他，然后用两只手一起推：“醒醒!把窗户关上，外边冷着呐。” 　　男子发了句牢骚，一骨碌滚下床，趿拉着脚步走到窗边，狠狠地把开着的下半扇窗户关上，然后瞪着妻子说：“现在外边热了?” Http://www.tianjintianfu.com 夹桶器 汽车尾板 升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