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尚右观念再考

“殷人尚右”观念的再考察 ——以甲骨文字形和考古为视角 朱彦民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要：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和甲骨文例，洵非虚语。而以甲骨 文字形和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证之，亦复如是。统计甲骨文中从手形的字，也是从右手形的字居多， 而从左手形的字较少；甲骨卜辞中常见祈福成语“受有佑”，“有”“佑”字皆作右手形，也可知殷人 以右为上为吉；甲骨文字形所反映的商代服饰也是以“右衽”为常为尊，而殷墟出土的玉石人俑所 反映的服制资料与此情况完全吻合；考古资料中的宫室、城建、墓葬、车马坑等的排列现象也无不 佐证商代重右的观念。推测“殷人尚右”的起因，很有可能与商族的起源地所在的方位有关。 关键词：甲骨文，殷人尚右，观念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殷人尚右”观念，笔者曾分别以甲骨卜辞和甲骨文例两方面作了考证1。然意犹未尽， 仍有一些材料和角度可以为此一观念在殷商时代的确实存在提供佐证。兹不惮繁琐，补充证 之如下，以求教于当世同道方家。 一、甲骨文“右”字研究回顾与辨析 甲骨文中有“又”字，一般作“ ”之形。因为它在卜辞中用法广泛，有许多义项，诸 如左右之右、有无之有、侑祭之侑、福祐之祐和复再之又等等。“卜辞有无之有、福佑之佑、 侑祭之侑、左右之右、再又之又，均作又。实则“有”、“佑”、“侑”、“右”均由“又”字孳 乳演化而来，义俱相因。”2 对于“右”有右手之义，古来文字学家就有认识。《说文》：“又，手也，象形。三者， 手之列多不过三也。”从《玉篇》到《康熙字典》都相承把“手也”作为又字的本义。段玉 裁《说文解字注》据又字作 而左字作 ，两字形对比，推定 是以右手形表右，云“此即 今之右字”。对此，林沄先生评价道：“又字在古代原有“右”这一字义（当然还有其他 许多字义），但后来湮失了。历来注释家和字典都没有提到又字的这一字义。段玉裁分析 形 和 形是分别象右手和左手之形，既然 形符号知道是“左”义的， 形符号应该可以 记录“右”义。这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后来，甲骨文辞例证明了这种推论是对的。”3 甲骨文中表示左右方向的“右”之义项，初期的甲骨学家即有所发现。如罗振玉：“卜 辞又字，谓卜辞左右之右、福佑之祐、有亡之有，皆同字。”4难能可贵，但是未对具有“右” 意的“又”字作较深的理解和探讨。 1 朱彦民《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殷 都学刊》2004 年第 3 期。 2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 881 页按语，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3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第 145 页，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4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中卷第 19 页，东方学会印本，1927 年版。 1 后来的学者因惑于甲骨文“又”字义项繁杂而且辞例较多，不仅未能分别出甲骨文中“又” 字有“右”之义项，在对待某一卜辞辞例中的“又”字究竟做何解释，学者们的意见颇有轩 轾。如王国维也曾区分又字在甲骨卜辞中的不同义项：对于卜辞“癸亥卜，又土”，云“又 之言侑，诗·楚茨‘以妥以侑’，犹言祭也。”（朱按：“以妥以侑”此辞不出于《楚茨》，而是出于 《诗经·小雅·鼓钟》。王引有误）对于卜辞“至上甲，王受又”，云：“又读为佑，王受又犹言 王受福矣。”对于卜辞“又它”云：“又与有通。《易·上经·比》初六：‘有孚盈缶，终来有 他。’有它与亡它对文。”5亦属详尽矣，然而未解释甲文中作左右意讲的“又”字。又如王 襄尚认为：“又，古右字，与有祐侑均通。”6吴其昌尊王国维之说，以“又”为“有”即通 “侑”与“宥”7。至董作宾时亦云：“又在卜辞中通作祐，亦作侑，侑盖祭祀时劝食之乐。 《诗·楚茨》‘以妥以侑’。传：‘劝也。’”8饶宗颐先生也指“又”为“侑”，侑以佐尸，为 之劝也9。均未能分别出甲骨文“又”字的左右之“右”意来。 至丁山先生，才有对甲骨文中的“又”字有了正确指归：“又当然是右师也，即是右氏。 邺羽三下四三九有‘亚侯又’。又氏之为亚侯，尚有簋铭足徵（续存上三六）。”10但对于甲 骨文中大量的“右”字的用法，并未完全剖析而独得其实。 后来出现的甲骨卜辞材料多了，才逐渐区分了左右之“右”义项的真正含义。如孙海波 先生作《甲骨文编》，始正式分别“又”的诸多义项，云：“ ，铁七·四。卜辞用又为右。 重见又下。”“ ，粹一三。卜辞用又为有。重见又下。”“ ，甲三九。卜辞用又为姷。重见 又下。”“ ，甲二七三。又用为右。右子族。 ，甲二七九。又用为祐，受祐。 ，拾三·一 四。祐祐。见合文二五。 ，粹一三。又用为有。姷于帝五臣，有大雨。 ，甲三八四。卜 辞又通用。祸即有祸。 ，甲三九六。又用为姷，祭名。姷升。”11 今人赵诚先生对于甲骨文“又”字的分别，可谓后来居上，具体而微。云：甲骨文的 ， 即后世的右字。在卜辞中的用法基本有五种：一，用为有无之有，如卜辞习见之“有事”、 “有雨”、“有它”；二，用为福佑之佑，如“咸允佑王”；三，用为侑祭之侑，如“其侑于小 丁牛”，“其侑父己”；四，用为左右之右，如“王乍三师右中左”；五，用为再又之又，如“其 求自上甲十示又三，牛，小示，羊”。“ 象右手之形，引申为左右之右；其它的有、佑、侑、 又，只是借用了 的声音以表义，这些字只是同音字。”12 甲骨文中的“右”字和“左”字，都不表示其本义“右手”和“左手”。对其本义与引 伸义的关系，陈伟武先生云：“卜辞“左”不用左手义，而用以指左方、辅佐；“右”不用右 手义，而用以指右方、护佑。左方右方义相对立，辅佐与护佑同义，这都可以归结到左右的 本义特点——人手的位置及其作用去理解。从左手右手抽象出新的对立义左方右方和相同意 义，正是一对反义词同异两端分化的结果。”13 二、甲骨文字形所表现的“殷人尚右”观念 5 分别见于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第 1 页上，第 3 页下，第 14 页下，上海仓明圣智大学 1917 年版，又《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6 王襄（簠考天象一页、簠帝第 15 页）《簠室殷契类纂》第 12 页、《正编》第七第 33 页上、第十二第 55 页上，也有类似说法，即以“又”（右）为“有”、“佑”之通假。 7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第 174 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2 年版。 8 董作宾此说，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 891 页。 9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第 981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10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第 63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11 孙海波《甲骨文编》第 42 页、第 294 页、第 478 页、第 114—115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12 赵诚《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古文字研究》第十辑，第 362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13 陈伟武《甲骨文反义词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2 我们在《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二文中，分别从甲 骨卜辞内容和甲骨刻辞文例两个方面说明殷人以右为上为吉，“殷人尚右”。其实，我们还可 以从甲骨文字体形状情况来看“殷人尚右”这个问题。 在甲骨文字体字形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甲骨字体讲究对称之美。有许多 甲骨文字本身造型就是非常对称的。其中以左右对称的字居多，如“天”、“帝”、“示”、“王”、 “牛”、“羊”、“木”、“林”、“车”、“大”、“小”、“贞”、“行”、“商”、“周”、“来”、“入”、 “室”等，都是作左右对称的造型。作上下对称的字也有不少，“韦”、“良”、“复”、“莫”、 “遘”、“己”、“五”等，都是作上下对称的造型。也还有一些作上下左右四方对称或多方位 对称的字，如“田”、“丁”、“亚”、“巫”、“癸”、“郭”、“甲”等。 应该说明的是，在甲骨文字体中，大多数字体造型是不对称的。如“卜”、“人”、“亘”、 “及”、“妇”、“子”、“父”、“君”、“尹”、“马”、“虎”、“令”、“般”、“年”、“禾”、“藉”、 “众”、“受”等。在这些不对称的字中，有的是单体字，有的是合体字。这些字都有一个独 特的字势，或作左势或作右势。 但是这些不对称的字大都可以左右势互换，即字势在左者可以右之，字势在右者可以左 之。如“人”字，可以做“ ”形，表示一个人向左而立；也可以做“ ”形，表示一个人 向右而立，不管向左、向右，都是这个人字。再如“卜”字也是如此，即可以做“ ”形， 也可以做“ ”形。不过，正像如今的字形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形状一样，甲骨文中的字形虽 可以左右势互换，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习惯于写作某一种字势的。经过统计，我们认为甲骨文 字体比较常见的字势是右势而非左势。如“人”习惯于做“ ”形，而“卜”习惯于做“ ” 形。甲骨文中有许多从人或与人体有关的字，这些字体的字势也都习惯于作右势而非左势。 甲骨文中的字多取右势的原因，恐怕与制作甲骨文的人所持的手势有关。《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篇》：“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 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徐锴《说文疑义》：“凡人作为，皆以右手著力，而以左 手佐之。”毛晁《增韵》：“手足使右，以左为僻。”张政烺先生也曾说，甲骨文的刻字，是“左 手把持，右手刻字”的。因右手刻字而形成了字势的偏右，自是时人惯于运用右手、崇右卑 左的表现14。证之以商代考古，洵为确然。在甲六基址旁边的窖穴 6∶H10 中曾发现有一个 小灶。“这个灶的组织，与清末民初民间所用的炉灶，及铁匠打铁的炉灶，把风箱放在左侧， 用左手拉风箱，右手做他事的组织相似。台面的右侧相当的大，人在右侧做事相当方便，而 且右侧即接近北小基西南的斜坡了。”15可知人们惯用右手做事，古来皆然。 不过有极个别的例子，不能作左右字势互换。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左”字和“右”字。 王国维先生云：“古文正反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书之。唯 （左右上下）诸字例 外。”16因为“左”字一换字势，就变成了“右”字。而“右”字一换字势，就变成了“左” 字。“上”、“下”两字亦然。“人字虽然正反无别，但 （左）和 （右）就是靠不同方向区 别为二字的。”17 然而有些学者们也指出了甲骨文“左”、“右”两字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互作的例子。如 孙海波18、陈梦家19、饶宗颐20、李孝定21、陈炜湛22、于省吾23、徐中舒24等先生均提到了 14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期。 15 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四例——甲六基址与三报二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历史与考古组），第 11 页，中央研究院 1989 年版。 16 王国维先生此说，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 951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9 年版。 17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第 96 页，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8 孙海波《甲骨文编》，第 126 页、127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19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570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20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第 278 页、第 897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3 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的互作。但屈万里先生25、李孝定先生26等对这种说法提出了疑义。详见 另文，此不赘言。 由甲骨文“又（右）”字象人之右手之形，我们还注意到了甲骨文中从手（包括左手和 右手）之字。因为这些字是表示与人手有关的字，凡是人之活动的大多与手有关，所以这类 自在甲骨文中颇多。商代人是习惯于用左手呢，还是习惯于用右手呢？虽然没有留下这方面 的文献记载，而且仅从甲骨文字形分析也不能完全代表当是的社会真实情态，但是我们认为， 统计一下甲骨文中的从手之字，对于了解商代时人们是习惯左利还是习惯右利的问题，是有 所助益的。 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新近出版、收集甲骨文字较全且摹字较为权威的沈建华、曹锦炎 编著《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27，作为我们统计甲骨文中从手之字的依据版本。 在《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中，列有两个与手有关的部首，即“ ” （又）部和“ ” （殳）部。在“又”部，列有从左右手形的字 145 个，如“叉”、“芻”、“祭”、“父”、“尹”、 “君”、“ㄓ又 ”、“啟”、“對”、“石又 ”、“酎”、“友”等，其中从双手形状 （収）者，66 字； 从 （右手）形状的 58 个字，而从 （左手）形状的 21 个字。从左手形和从右手行的比例 约是 1∶3。而在“殳”部中，列有 40 个从左右手形的字，如“及”、“身又 ”、“大又 ”、“妾又 ”、 “敏”、“若又 ”、“妾攵 ”、“取”、“先又 ”、“酉又 ”、“西丑 ”、“示又 ”、“奈又 ”、“贝又 ”、“米又 ”、“叜”、 “呈又 ”、“出又 ”、“阝辱 ”、“薅”、“阝妻 ”、“汉”、“汊”、“殳”、“設”、“癸殳 ”、“工殳 ”、“朱殳 ”、 “攴”、“敝”、“克攵 ”、“启”、“女攵 ”、“妾殳 ”、“宁攵 ”等，其中从左手形（ ）的只有 10 个， 而从右手形（ ）的就有 30 个。从左手形和从右手行的比例也是 1∶3。 而散见于其他偏旁部首中的从手形之字更多，如“汲”、“氵妻 ”、“宀汉 ”、“宀汊 ”、“未又 ”、 “采”、“林攵 ”、“來殳 ”、“牧”、“羊又 ”、“羴又 ”、“羞”、“豕又 ”、“為”、“馭”、“鹿攵 ”、“虎攵 ”、 “虎又 ”、“隻”、“龍又 ”、“未攵 ”、“它又 ”、“它殳 ”、“龜攵 ”、“龜又 ”、“未殳 ”、“得”、“敗”、“袁又 ”、 “京丮 ”、“更”、“晵”、“啟”、“畋”、“砓”、“磬”、“聲”、“辱”、“薅”、“建”、“遠”、“戈又 ”、 “不又 ”、“折”、“黃尹又 ”、“效”、“黃殳 ”、“幸攵 ”、“執”、“弓攵 ”、“弓又 ”、“扔”、“皿攵 ”、“匜”、 “盡”、“畐又 ”、“鬲丑 ”、“斚攵 ”、“毀”、“豆攵 ”、“食攵 ”、“鼔”、“鼓”、“壬又 ”、“更又 ”、“史”、 “禾史 ”、“典”、“專”、“傳”、“東又 ”、“帚又 ”、“單攵 ”、“疾”、“聿”、“書”、“辦”、“般”、“教”、 “樂攵 ”、“乍攵 ”、“爻攵 ”、“玉攵 ”、“王殳 ”、“丰攵 ”、“用又 ”、“辰”，等等。据笔者统计，从手 形之字共有 941 个。其中从左右双手形（ 、 、 ）的字 337 个，从左手形（ 、 ）的 字 138 个，而从右手形的字 466 个，左右手形的比例为 1∶3 弱些。如果刨除统计在左手形 中的从 （爫）形之字，则左手比例仍大致在 1∶3 左右。 应该指出的是，该书中所收字形，只是该字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典型字形，并非全部字形， 如下文我们所举的“衣”字只收了一种字形，而从其他字书中我们知道，甲骨文“衣”字绝 非一种字形。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该书中所收这些字形，只是该字所呈现的主要字形的静态 统计而已，并不反映该字某种在所有甲骨卜辞中出现次数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左”字和“右” 字，单从字形的静态统计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形（ ）一个又形（ ）而已，两者的比例 21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 951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9 年版。 22 陈炜湛《甲骨文字辨析》，《中山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 6 辑，第 248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3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881 页按语，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24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280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25 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第 304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1 年版。 26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 951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9 年版。 27 不过，从我们所选得从手偏旁字的排列而言，该书的编排并非尽善尽美，如“又”部中收了大量从“収” 和从“攵”的字，而“殳”部中收了大量从“又”和从“攵”的字，而这两部中所收的从手之字既不典型 也不完全，因为在这两部之外，散见于其他部首的从“又”和“殳”的字更多。 4 是 1∶1。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就是殷墟甲骨刻辞中两字实际使用的比例，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在甲骨文中，两字使用情况并不是均等的，而是一多一少，即从“又”字形多而“” 字形少，两者的比例非常悬殊。当然这其中有大量的“受有又”的卜辞，而且“又”字在甲 骨文中有五种义项，这是“”字所不具备的，这就使得“又”字在甲骨文中有绝对的多数。 可见单纯的字形统计并不能表示字形的实际使用情况。这种情况在其他字书中也是如此。这 就直接影响了甲骨文中左手、右手使用的实际情况的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从而不利于我们分 析商代人们左利和右利的习惯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利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抽出几个较为常见的从手形的字，比如“祭” 字、“取”字、“得”字、“啓”字、“史”字，对这些字中所出现的左、右手形的次数，作了 一个大致的统计。为了减少工作量，我们刨除了左右手形都出现在一字之中的那些字和那些 出现手形但左右方向不太明显的字。结果如下表所示： 甲骨文中从手形之字作左手形、右手形频率之统计 抽样字 字形总数 作右手形 作左手形 大约比例 尹 74 56 18 3∶1 祭 172 161 11 16∶1 取 241 181 60 3∶1 得 143 83 60 4∶3 啓 285 194 91 2∶1 史 364 291 73 4∶1 合计 1279 966 313 3∶1 经过以上的统计，我们发现，甲骨文中凡从“手”形者，大多作又（ ），少数从（ ）， 仅此也可看出商代人们有以右手执握东西的习惯。文字的形状，虽不足以说明使用文字时代 的社会状况，一般而言，使用文字的时代往往晚于文字形状所表现的时代。但是商代毕竟去 古未远，离文字产生或文字所象的那个时代比较接近，很多事务和生活习惯都还与文字之初 的时代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所以通过甲骨文字的字形，完全可以大略地反映出甲骨文使用 时代的社会生活大貌。甲骨文字中，从手之字多作右手之形，当是商代及其以前人们用手右 利的一种生动写照，也是商代人们崇右尚右的一个显证。 对于甲骨文中从手形之字的字势问题，以前也有学者曾经论及，如吴其昌先生曾对“祭” 字形做过研究：“卜辞“祭”字，无论其变状何如，而手形必在右，肉形必在左。此历考万 余甲骨中其“祭”字无不如此。只有一片反书作 （后二·二·一〇）耳。”虽然吴氏当时所 据材料不全，故其统计数字不确，但他指出了这一现象确实难能可贵。对于这一现象，吴按 后世《仪礼》祭仪说明之：“按之《仪礼》则云：“左执爵，右祭脯醢。”“左执觯，右祭脯醢。” “左执觚，右祭脯醢。”（错见《士冠》、《士婚》、《乡射》、《燕》、《大射》等礼）云“左执爵，右取 肝擩于俎盐，振祭。”（《士虞》、《少牢馈食》略同）“左执角，右取肝扌耎 于俎盐，振祭。”（《特牲 馈食》）“……右取肺，坐祭之。”（《有司彻》）“右取韭菹，扌耎 于三豆祭于豆间。”（《有司彻》、《士 虞》略同）“右受佐食，坐祭之。”（《少牢馈食》）云：“右手取肺，左手执本……绝末以祭。”（《乡 饮酒》）是左手执爵、觚、角……等，而右手乃取脯、醢、韭菹、佐食、肺、肝……等扌耎 盐 醢而祭也。或以右手取肺，传之左手执其本，而右手乃摘绝肺末以祭也。是古者祭尚右手， 5 实为固定习惯，《仪礼》所叙述，与契文所摹绘者相应证矣。”28对于“祭”字固然可有后世 文献比附，而对于甲骨文中大量的从手行字的这一现象，后世文献是解释不了的。 即使以甲骨卜辞所独有的成语“受有佑”来说，早期为“受ㄓ又”，晚期为“受又又”， 以右手形的“又”为“佑”为“有”，以“又”（右）来表示福佑吉祥的字眼，其本身也能说 明“殷人尚右”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金文中从手行之字也大多作右手形，如祭、般、服、牧、父、及、尃、 斄、秉、叔、取、攸、史、事、寺、啓、敏、敃、友、攻等字。我们认为，殷周之际在左右 观念上有一个明显的颠倒变化，殷人尚右而周人尚左。在金文文辞表现的内容是尚左的，如 以“左右”为序等。但是因为周人自己没有文字，继承殷商文字而使用的，文字的发展演变 较为缓慢，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在文字字形和文辞内容上，金文有此矛盾之处。 三、甲骨文所见看商代服饰“右衽”制度的滥觞 中国上古时代，服饰形式多是胸前交领，而交领服饰通常有左衽、右衽之区分。《论语·宪 问》邢昺疏：“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反之衣襟向右，谓之右衽。春秋战国时期， 服饰的“左衽”与“右衽”成了人们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一个显著标志。如《论语·宪 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战国策·赵策二》：“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 民也。”可见，“右衽”是中原地区华夏民族服饰的重要标志，而“左衽”则成了某些周边少数 民族的一大服饰特色，也是夷夏文化之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从殷商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观念。因为从甲骨文材料看，殷人以右 为尚，衣服也是以右衽为吉。 甲骨文中有“衣”字，基本上作 、 两种形状。但这并不表明商代人有“左衽”、“右 衽”并重的习尚。“衣”字字形可呈“左衽”也可呈“右衽”，而且以“右衽”之形者为多。 今据孙海波《甲骨文编》29所收“衣”和从“衣”作偏旁的字作统计，“衣”字字形共 有 26 个，作右衽之形者（ ）17 个，作左衽之形者只有 6 个，而不能确定左右衽者 3 个。 从“衣”字旁的字如裘、褘、衤聿 、衤交 等四字共 16 个字形，其中“衣”旁呈右衽之形者 7 个，呈左衽之形者 2 个，不明确左右衽者 7 个。金祥恒《续甲骨文编》30所收字数多于《甲 骨文编》，所收“衣”字及从“衣”之字共有 12 个字 135 种字形，其中“衣”旁呈右衽之形 者共 89 个，呈左衽之形者 37 个，作右衽形不明确的 9 个。而最近出版的沈建华、曹锦炎《新 编殷墟甲骨文字形总表》31，“衣”部字包括“衣”字共 33 个，加上“行”部的 4 个有“衣” 旁的字，共 37 个字形，其中作右衽之形者 24 个，而作左衽之形者 6 个，左右衽方向不明者 7 个。需要说明的是，沈、曹之书最为晚出，应该所收之字最多，但该书所收之某字并非该 字在甲骨文中所有的字形，而只是该字的一种字形而已，如“衣”字在甲骨文中应该有许多 不同的字形，但该书之首了其中一种作右衽之形的字形，而其它字形未收。这使得某一字形 的统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反而不如早年出版的甲骨文字书收字的字形为多。不过尽管 如此，我们仍能从三书中所收之“衣”字及从“衣”之字的字形情况，看出“衣”字字形所 反映的当是人们对衣服左右衽选择的一种态度。为了使这一统计更具准确性，我们还选取了 在《甲骨文合集》中出现次数较多的从“衣”之字“止衣止 ”进行单独统计，其结果更是作“右 衽”之形者多，而作“左衽”之形者少，且两者的比例相差较大。从《合集》第 24276 片到 28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第 47 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72 年版。 29 孙海波《甲骨文编》，燕京哈佛学社 1934 年石印本初版；今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30 金祥恒《续甲骨文编》，艺文印书馆 1959 年版。 31 沈建华、曹锦炎编著《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6 第 24334 片之间，共出现“止衣止 ”字 61 个，其中作“右衽”形者 56 个，作“左衽”形者 2 个，方向不明者 3 个。请看下表所示： 甲骨文中“衣”及从“衣”之字字形之左衽、右衽表现 甲骨文字书名称 字形总数 右衽形 左衽形 方向不明 右左比例 备注 《甲骨文编》 42 24 8 10 3∶1 一字多形 《续甲骨文编》 135 89 37 9 2∶1 一字多形 《新编殷墟甲骨文字形总表》 37 24 6 7 4∶1 一字一形 《甲骨文合集》抽样单字：止衣止 61 56 2 3 28∶1 一字多形 合计（尽管这种合计不精确） 275 193 53 29 4∶1 我们向来认为，甲骨文字字形的利用有一个原则，即不能用甲骨文字形来推测商代某一 事物的形状，不能以甲骨文字形如何来复原商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状况。因为甲骨文使用的 时代是商代晚期，而甲骨文字形所想的那个时代是文字初创时代，肯定要比甲骨文的使用时 代为早。两者之间有一个时代的差距，不能划等号。就商代的服饰制度而言，不能直接以甲 骨文中“衣”字有几种字形，就推测当是有几种服装的样式32。 但商代毕竟是文字使用的早期时代，离文字初创时代不远。甲骨文字形的情况，多少也 反映了商代人们对某一字形的偏好。他们所以较多的选择“右衽”之形作为“衣”字和从“衣” 之字的字形，应当说是与当时人们崇尚于“右衽”服饰，即与“右衽”服饰为吉为常的观念 分不开。如果商代时兴的是“左衽”服饰，那么在甲骨文中就极可能将“衣”和从“衣”之 字写作“左衽”的形状。这正如甲骨文中的“车”字一样，它只能以商代及其以前已有的和 常见的车子形状为形体而表现，而不可能出现春秋战国时代车子的式样。商代考古中发现车 马坑中的车子形状，与甲骨文所表现的车子字形大致相同。 四、商代考古资料中的“殷人尚右”观念之反映 甲骨文中所表现出的“殷人尚右”观念，也得到了考古实物资料的辅证。大量的考古资 料证明，“尚右”观念已经深入到殷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商代考古中玉石人俑服饰的“右衽”形态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甲骨文中“衣”字和从“衣”之字的“左衽”、“右衽”情况，再 证之以考古资料，这一问题几乎可以坐实而成定论。 交领右衽，这种衣饰在商代的中原地区普遍流行。这从考古中发现的商代玉石人俑所穿 着服饰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4、M1217 大墓中发现了一件对合的无头右半身石刻人像。据 梁思永先生观察，此像所著之衣“交领右衽，短衣……”33再如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 藏的一件殷墟出土的玉人俑像，虽经风化，细部不明，但“结发着冠，上衣右衽，则非常明 32 朱桢（笔者笔名）《读〈甲骨文所见商代服饰〉——与杜勇先生商榷》，《中原文物》1993 年第 3 期。 33 梁思永：《殷墟发掘展览目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1217 墓、1004 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8 年版。 7 显。”34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 13 件玉人像，其中标本 371，身着衣，交领右衽垂于胸，长袖 至腕，袖口较窄，衣下缘长及足踝，衣上饰云纹。35 据宋镇豪先生的总结，商代服饰至少有十种形态，其中前三种身份地位较高者所穿着的 服饰，都是交领右衽：“一是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 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第 1 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二是交领右衽素长衣， 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 巾帽（第 25 例）。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后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 三是交领右衽素小袍，衣长至膝，长袖。配以宽裤，腰带，软履（第 27 例）。是为中上层社 会阶层孩童衣装。”36 商代考古资料也表明，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相比 而言，以殷墟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中原地区殷人的服饰形式是“尚右”的“右衽”，而 以三星堆出土的考古资料则反映了西南地区古巴蜀人的服饰形式是“尚左”的“左衽”37。 如三星堆遗址二号坑青铜人立像，一般认为是一个极有身份和地位的大祭司或巴国君 主。其衣饰多套多层，纹饰繁缛，造型考究，其高贵华丽之处虽中原地区贵族服饰也不及此。 仅从铜像上观察就有三层。里衣两层，外加罩衣。最里层为长襟衣，袖稍长。其中第二层为 一短袖鸡心领左衽长襟衣，长达膝部。在此长襟衣的外面为一披肩，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 其形式与僧人袈裟类似，但长度略短。下摆约在膝部之上，披肩由一根法带由左肩转向右腋， 并在背后形成两个节可将其紧束身上38。实际上，这与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右衽” 衣式相比，可以视作是“左衽”衣式。除“左衽”衣式外，三星堆青铜人像上也有“对襟” 和“右衽”衣式。如一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上身所穿即为较领“右衽”窄长袖短衣， 腰间系带两周。不过此人像造型风格与其他的不同，再加其衣服素面没有纹饰，身份明显低 下。“右衽”服饰明显不是巴人中地位高级者所穿着的衣服。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服饰衣饰主要特征即是交领“左衽”。这种衣饰在周代为华夏族之丧 礼祭祀用服，如《礼记·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而对少数民 族地区来说，“左衽”既是祭服，又是常服。这反映了中原华夏民族与边地少数民族在服饰 文化上的区别。据扬雄《蜀王本纪》称，蜀国直到开明时代，还是“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 字，未有礼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有云：“西南夷者，在蜀郡激外，……其人皆椎结 左衽，邑聚而居。”看来，巴蜀地区的“左衽”衣饰也是有其渊源的。可见，“左衽”、“右衽” 的华夷不同风尚至迟在商代已经形成了。而这种以衣服的“左衽”、“右衽”来区分中原部族 和边夷种族的做法，或者正是由“殷人尚右”的观念发展而来的。 （二）商代都城、宫殿、墓葬、祭祀坑等材料反映的“尚右”观念 不仅是考古发现的服饰资料如此，其他的考古发现遗迹中也常有反映“殷人尚右”观念 的现象出现。 在《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正》中，我们详细列举了一些商代考古资料，用来证明商代确 实存在重东北方位的这一观念39。其实这些材料也都可以作为“殷人尚右”这一观念存在的 证据。这些考古资料中，有都城或遗址形制的，有都城或遗址朝向的，有遗址早晚关系的， 34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日本东京 1941 年版；《支那古玉图录》，（日本东京）1953 年版。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36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 38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37 朱彦民《殷墟玉石人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四川文物》2004 年第 1 期。 38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5 期。 39 朱彦民《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证》，《中原文物》2003 年第 6 期。 8 有遗址布局顺序的，有宫城分布位置的，有墓葬排列方向的，有车马坑与墓葬、祭祀坑与宫 殿位置关系的，等等。从城建发展方向上来看，殷人的都城也好、宫殿也好，都是由东北向 西南发展的，而从东北向西南的方向，正是向右的方向；而从祭祀者朝向上来看，不管是车 马坑之于墓葬的关系，还是祭祀坑之于宗庙的关系，都是致祭者身在西南而面向东北方向的， 而这个身在西南而面向东北的方向，也正是向右的方向。 关于这些资料，在彼文中多有胪列，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多资料 集中说明这样一种现象，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我们认为它们反映了在殷人精神深处的一 种观念性的东西：“尚右”观念。 （三）殷墟小屯北组军车墓葬排列的重右现象 除上面所讲的考古资料外，殷墟小屯乙七基址前面北组墓葬的排列情况，似乎更能说明 “殷人尚右”的这一观念。 该墓葬群经过当年的发掘者石璋如先生三十多年的整理，其布局已非常清楚。现概括如 下：正中为五个车墓，即所谓中心车队。中心车队之前为三横墓，呈犄角之势。横墓南边为 五个五人墓，即所谓车前队。车墓的西部即右方，为二十七个馘墓，排列成四隅的方阵，每 隅均为双行排列，而接近车墓的东北、东南两隅则为每墓三人。另两隅则每墓人数不等。最 西单独一墓，为单仰墓，并有随葬器物，与众不同。以上统称车右队。车墓的东部即左方， 则为全躯葬，呈南北三行列，每列均为单行。接近车墓的南北的一列为跪葬，第二列则为童 葬，最后东边一列则为羊坑、单俯墓及随器葬40。 对于这个车队的排列情况，石先生这样说道：“这五个车墓的排列，不知为当是的偶然 策划，或者系代表当是车阵的情形。如果系前者，则这个策划颇富军事的意义，即这五个车 系代表着一个车队，车队的进攻，系呈锲状的前进。如果系后者，不但更富于军事的意义， 并呈现出当时军事的组织。在前面曾经说过全组的布局，系作向南前进的姿态。假设车以面 南为标准，则车的西面为车右，车的东面为车左。车右则为一二五条骨骼强健及年龄相似、 砍头的壮年。车左则为三十四位年龄不同、姿态不同的全躯葬。如果借用军事术语来解释这 个现象，则车右可说是威武的战斗部队，车左可说是文雅的军佐人员。南面的二十五个人， 也算是一种战斗部队。排列的情形恰似一根车衡。”不管从车阵布局的形状来看，还是从车 右、车左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军阵的“重右”现象。 同时，对于排列在车右的最右边的单仰墓 M51 的情况，石先生也作了分析。该墓墓主 不仅是具全躯身骨，而且还有豆、鬲、盂三间随葬器物，石称之为“本组墓葬中的一位特殊 人物”，其地位明显较高。不仅如此，石还将车右的这些墓葬，依地位高低分为四等，其中 西南隅、东北隅，尤其是最右边的西南隅分布的高级人员最多，如第一等一人在西南隅的 M86，第二等四人全在西南隅的 M88 等，“这里可以说是高级人员的集中区了”。这一现象 同样说明，车右固然是重要的方位，但右中之右则是分布中的最重要位置了。 另外，石璋如先生还从侯家庄 1001、1004、1217、1500、1400 大墓和小屯YM331、YM362 及后来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材料分析，出土物都是食器在东、礼器、乐器在西，认为商代 有“左食右乐”的观念41。 对于商代车马坑祭祀而言，甲骨卜辞有：“叀右车用，右……其祭兄辛？”（合集 27628） 似也可视为与考古资料比较吻合的祭车以右的另一佳证。 40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年版。 41 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四例——甲六基址与三报二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历史与考古组），第 15 页，中央研究院 1989 年版。 9 五、古文献“殷人尚右”记载的辨析与考证 在古典文献中，正式记载“殷人尚右”这一说法的并不多见。只有隋萧吉《五行大义》 卷第四第十五《论律吕》：“周以天统，服色尚赤者，阳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 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统，服色尚白者，阴道尚右，其行右转。殷以水 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统，服色尚黑者，人亦尚左。夏以金 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又云：帝王之兴，多从符瑞。周感赤雀，故 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锡元珪，故尚黑。”但是因为这一说法因为晚出，且语涉阴阳 谶纬之言与五行相胜之说，后人多持异议。 但是这一体系与《礼记》、《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所记非常一致。《礼记·檀弓上》：“夏 后氏尚黒，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 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又《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 白牡，周騂刚。”《吕氏春秋·应同篇》：“凡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样乎下民。黄帝之时， 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 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 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亦乌 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 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可见 记载“殷人尚右”这一说法的文献虽然晚出，但是并非空穴来风，仔细寻绎其渊源，正可溯 至上古，可谓其来有自。 关于这一体系的由来以及与此相关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是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 本文不拟深究。就商代人们的观念而论，我们在《“殷人尚白”问题试证》中，也已经从殷 墟卜辞和考古资料中论证了“殷人尚白”之习俗存在的可能性42。有些学者也从殷墟卜辞中 殷商时人重视白马的资料，讨论了“殷人尚白”这一体系的合理性43。也有学者从殷墟卜辞 考察，认为卜辞用牲与殷人的方位和宇宙观有关，对后来的五行说产生很有影响44。那么， 对这一体系中的“殷人尚右”说，自不能一概将其否定。况且“天道尚左”、“地道尚右”的 观念，并非晚出之物，如《逸周书·武顺篇》：“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 所以，“殷人尚右”的习尚观念果真存在与否，宜从多方面加以考论。 不过目前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明显是尚左的。如《老子》三十一章：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 河上公注解释说：“左，生位也；右，阴道也。”郭店楚简《老子》三本释文也作：“古（故） 吉事上（尚）左，丧事上（尚）右。”《老子》同章又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因此好兵贵右者在老子看来是“乐杀人者”也。又《孔丛子 》：“太师曰：将帅尚左，士卒尚右。”《礼记》：“军尚左。卒尚右。”总之，左是生位阳位， 右则是阴位死位。也因此，古人惟办丧礼时尚右。所以《礼记·檀弓上》记：“孔子与门人 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 子皆尚左。”郑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的 观念大体是，左主吉，右主凶。 42 朱桢（笔者别名）《“殷人尚白”问题试证》，《殷都学刊》1995 年第 3 期；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刊资料复 印中心全文复印在《中国古代史（一）》1995 年第十期。 43 裘锡圭《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44 汪涛《殷人的颜色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及发展》，载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 五行说探源》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版。 10 同时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情况表明，古代人们对于“尊左”与“尊右”，并没有一定之规。 《礼记》中对席位的排列有许多论述，不仅谈到席位的桌次，也谈到了坐位的左右上下，而 且十分具体、形象的分别了左右尊卑和上下等级。如《礼记·曲礼》：“奉席如桥衡，请席何 乡，请衽何趾。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朱熹曰：“奉席如桥 衡，所奉席头，令左昂、右低。左尊曰昂，右卑故垂也。舒席有首尾”，但是朱熹又说：“席 有南乡、北乡、东乡、西乡，南乡以西为右，北乡以西为左，东乡以南为右，西乡以南为左。 布席无常，以其顺之”，“东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类席皆尚左也。”是言尊 左尊右并无定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吉向尊位。正如汉学家葛兰言先生所言：“尚左还是尚 右总是取决于具体情况，取决于时间上和地点上的特定环境。”45 确乎其然，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中，尊左或尊右也各朝不一。流行的说法是，商代尚右， 西周尚左，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尚右，楚国、秦国尚左，汉初以右为尊，武帝后尚左，魏晋 隋唐宋辽金皆尚左，元代尚右，明清尚左46。这是言其大者，具体各朝到底如何，实有不同 意见的争论47。其实究竟是左好还是右好，古人没有一定的说法。《诗经·小雅》说得最好：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换言之，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可 无不可。正由于此，《朱子语类》卷九一：问：“左右必竟孰为尊？”曰：“汉初右丞相居左 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无出其右者’，则是右为尊也。到后来又却以左为尊。而老子 有曰：‘上将军处右，而偏将军处左。’丧事尚左，兵凶器也，故以丧礼处之。如此，则吉事 尚右矣。汉初岂习于战国与暴秦之所为乎！”所以《元史》载博士刘致语曰：“古人所尚，或 左或右，初无定制。” 不过就某一朝代而论，该朝代的左右崇尚倾向应当是比较明显的，或尊左，或尚右，有 这一时代的明显特征。所以我们不必因为先秦时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尊左尊右的倾向， 而一概论之。对于商代的方位观念来说，应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而不同于其他时代和地区， 那就是“殷人尚右”。 六、“殷人尚右”观念产生原因的推测 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地球本身拥有的皮卡洛现象也就是科里奥利力，使起源于北半球的 人类有一种“逆时针”性质，而这种“逆时针”性质逐渐形成了人类的遗传基因，使得左脑 发育发达而右肢粗壮有力，渐渐地人类就成了右利者，即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劳动中，天生 地习惯于使用右手、使用右脚48。 也就是说，惯用右脚和右手是整个人类的生理习惯，并非殷商时人的专利。那么何以殷 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把这个就已习惯的“右”方位当作尊位吉向呢？是先天 习惯于使用右手而不自觉地以右为尊，还是有其宗教方面的特殊缘由？其中的原因目前尚不 明白，有待于将来更多的材料的解释。 在这一切尚不完全明了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供一种可能研究的思路和线索。那就是 殷人尚右的原因，是否也与殷人起源于东北方向的燕山以南京津地区渤海湾一带有关。我们 知道，殷人以东北方位为吉向尊位，在殷人北面祭祀祖先之时，东北方向正在右上方。所以 45 葛兰言《中国的尚右与尚左》，《国际汉学》第 3 集，大象出版社 1999 年版。 46 晁中辰《尚左尚右辨》，《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47 可参看姚国旺《西汉官制尊右尊左考》，《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谈魏晋时期官制的尚左》，《光明 日报》1985 年 12 月 11 日；张焯《秦汉魏晋官制尚左尚右问题——兼与姚国旺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 1988 年第 2 期；杨琳《左右尊卑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6 年夏之卷；阎步克《西魏北周官 制的尚左尚右问题》，《北大史学》第五集，北大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 48 未具名《探索人类发源地的新思路》，《自然杂志》2002 年第 5期 11 殷人以右为尊，以右为上。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究竟如何，尚不能自专。 不过，因为有了自殷商以来古人就有的“尚右”习尚，所以自古至今保留下来的一些词 语，这些词语足以能够说明这一观念对于后世人们的诸多影响。如古人对“右”有崇尚之意， 以“右”为尊，故“右”字于古文献中多褒义，如“国家恢儒右文”的“右文”即是崇尚文 治的意思；“世为郡右族”的“右族”应指豪门望族，以“无出其右”赞誉才学登峰造极者。 相对而言，古代的“左”字多有贬意，如称“旁门左道”即不为正统所接受者，贬官降爵称 为“左迁”。如此等等。 Argument of “Yin Ren Shang You” (people in the Yin Dynasty attach more importance on right side) Reexamined on 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Carved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ZHU Yanmin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o prove the argument of “Yin Ren Shang You” (people in the Yin Dynasty attach more importance on right sid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not only oracle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discovered in Yin ruins and characters of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but also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and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t is proved that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with right hand shape than left hand shape in those with hand shape in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statistically. It also reveals that Yin people value the right hand side as a superior and lucky one that many common idioms of praying for blessings in oracle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have characters of right hand shape. Formations of characters of dresses in the 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