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之一

☆～ 客家源流之一 ～☆  　◎客家之名始于周朝－客家名称由来探讨◎  长久以来，客家人都以原来是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活动范围约在今山西 、河南、湖北间，后来因为五胡乱华、黄巢之乱、北宋灭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继南迁福建、广东、江西等地。 近年来关于客家的研究备受各界重视，客家的由来除了上述传统已有的客户说外，又相继有外人说、客居说、夏家说、河洛说、客卿说、佃客说、 客萌说、外族说、给客说、夯家说、越人说等等十余种。 各种客家名称由来如下：客户说、给客说、客居说、客卿说、佃客说、夏家说、河洛说：名称虽异，都源与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所谓晋元帝诏书所定的“给客”相关所述，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华夏族从黄河洛水迁移岭南辗转南迁的时候，「暂居」或「客居」或为「客户」或「佃户」或为夏之音转「客」、河洛之音转「客家」为推论。 外人说、外族说：根据客家迁入后与土著发生「土客械斗」，土著对迁入族的称呼。夯家说：根据客家夯筑土楼为民居推论。客萌说：类似新兴民族，因时空环境原因造成由某多元化结合为一体的民族。越人说：根据现代医学 HLA血液检验比对的结果，客家人、闽南学老人、越南人最接近，都是古代越人的后裔。 ◎客家之名，始于周代◎ 根据清福州闽学专家蔡永兼《西山杂记》载：“福建周时有七闽，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户，剑州之高山，邰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南太武，汀赣之客家，此七族称七闽。”  关于七闽，何光岳的《南蛮源流史》载：《周礼•职方氏》载：“掌七闽八蛮”。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即闽乃蛮之别种。周朝所管辖的八蛮中，先后有华夏族的丹朱、祝融氏黎等所带的群众加入。 从以上史料记载看，周朝已确有客家种族，是七闽之一。上述史实说明：客家之名，始于周朝，现客家汀赣地居民周朝时已有客家种族之名。   ◎古楚越历史与客家关系◎   一、庄周「南游楚越，采访古风」的楚粤民风： （1）庄周游楚 春秋时宋国蒙邑人庄周「南游楚越，采访古风」让我们了解春秋时「楚越」历史背景与「中原」语言文化的差异情形：．．．楚国南郢沅湘一带，古代曾属“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九黎之地。．．．西周初期，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之地，始有楚国与楚民族。．．．。 中原人一直将楚人当蛮夷看待，有“蠢尔蛮荆、蛮荆来犯”之类的诗句。楚地的风俗，与中原大不相同，．．如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与火神的后裔，日、火色赤，所以楚人崇尚赤色，进而发展到喜爱所有鲜艳浓烈的色彩，他们的袍衣裙袖，丝锦织品和各种手工艺品，都用各种艳丽的色彩精心装饰，绚烂佳妙，美不胜收。．．．。 另外，由于日出东方，所以楚人以东向为尊，而不像中原人以南向为尊，中原以右为尊，楚人却以左为尊．．．。 庄周来楚之前，一直弄不清楚楚国人很崇拜的凤是什么神物；．．周人有龙而楚人有凤，楚地尊凤贬龙。．．青铜器皿和手工艺品上，凤翅高扬抽挞龙脊，痛得矫龙嗷嗷号叫。传说凤凰从南海出发飞向北海，一路上非梧桐树不栖，非竹子的果实不食，非味如甘醴的泉水不饮，因为它怕别的东西玷污了它高洁的身体。 楚国虽有楚言楚文字，但开始没有用母语创作的典籍。楚国的典章制度，多从华夏诸国取法仿效。中原礼治文化对楚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上层贵族社会，而于江湖草莱浸染甚微。尤其是沅湘一带，纯朴的楚人不知礼治为何物。 楚人崇巫，巫风特盛，．．．所祭祀的神灵比较驳杂。中原祭祀，多在固定的宗庙进行，而楚人却好在旷野。．．．。 （2）庄周游越 一年多来，庄周听惯了楚人那急促而绕口的楚语，．．．从陆路向越国进发。他们到浙江流域越国，．．．。 越国人，尤其是居住于深山老林中的下层人，都是短短的头发，身上刺着各种各样的花纹。他们的衣服，只是用兽皮在腰间围了一圈，稍事遮蔽而已。．．．中原男女之间交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越人的姑娘却可以自由地与情郎相会。．．．这里的人比楚人更加原始，更加自然朴实。没有文字，不用学习礼仪，不用读圣贤之书。．．．。 越人们不仅对生的看法与中原人不同，而且对死的看法也与中原人不同。中原是以哭泣为丧，而越人则以歌舞为丧。他们对待死亡，没有中原人那样恐惧。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在恬静平安中享受生的快乐。而对待死亡也是恬静平安。 中原人那么重视丧礼，其实反映了他们在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而对于越人来说，死亡只不过是回到所来的地方去，就像迷途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二、古越国历史： 越国不是西周的正封诸侯，而是以“圣王后裔”的名义，独自立“国”生存的部族。由于地处偏僻的东海沿岸，国境起初在今浙江境内，国都在会稽（今绍兴），西周王室鞭长莫及，便也在天下安定后渐渐认可了这个诸侯。 越国在春秋之前的历史，只有越人自己的传说，中原人没有一个说得清楚。越人在历史中出现得很早。春秋时代，列国争雄，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的长江流域先后有楚国、吴国和越国，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却一个比一个好勇斗狠，一个接一个北上称霸中原。文化发达的北方诸国虽然不得不屈从武力胁迫，骨子里却把他们视为野蛮人。 为了北上中原的正当性，越人自称是治水的大禹后代，姓驺。他们说，大禹巡行天下，死在会稽，他的庶子无余留在会稽守护禹冢，然后繁衍出越族人。整个谱系是这样的：伟大的大禹传子无余；无余二十传至允常，越王允常是越国的开国君主，传子勾践；进入春秋时期，公元前473年，因为勾践复仇灭了吴国，越国才一跃而起成为南方大国。越国在越王勾践会诸侯于徐州，才大规模拓边扩地，西到江西，北至山东。不过，越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尚不及于福建。 勾践之后，是一串生疏的名字，到了战国三强并立的时代，越国已经是勾践之后的第七代国君了。这个国君叫无疆，无疆是个一心想振兴祖上霸业的赳赳勇武之辈。他与几个谋臣商讨，一致认定：振兴霸业，就要讨伐战胜齐国！这是“南蛮三国”(楚吴越) 北上称霸的老路。 春秋时期，有实力阻挡江南三国北上的，只有中原的晋国与齐国。楚国称霸时，主要对头是晋国。而吴国、越国称霸，则都是战胜齐国而奠定霸主地位的。齐国是中原强国，越国战胜齐国，自然就威震天下！因此越国在灭吴后，已经成为“准战国”，而越国的北面直接与齐国接壤，用兵极为方便。 齐国为了防备这个临国，特意修筑了一道长约三百多里的夯土长城。无疆一道严令，短短两个月南北千里之遥，将都城从僻处南部山区的会稽，迁到了北方的琅邪。琅邪，本来只是老吴国的一座要塞边城，东临大海，北接齐国，距离齐国南长城仅仅只有二百里。 齐国派了一个伶牙俐嘴的使者游说无疆，说楚国才是越国的大患，应该乘这时楚国兵力分散时攻打楚国。这个天才的使者居然奇迹般说服了无疆，于是无疆转而攻伐楚国，却反被楚威王打得大败。公元前334年，楚威王杀无疆，越国在越王无疆手中，越国灭亡。楚灭越后，进入浙江，夺回吴国故地。挟灭越国余威，挥师北上，把齐国军队杀得落花流水。 三、古闽粤国历史与南海王国灭亡造成的越人第一次北迁 越国虽然亡国，越王族并没有被斩尽杀绝，甚至越国故都会稽也没被楚国纳入版图。大概楚国也不稀罕钱塘江以南的蛮荒之地。于是越王族残余子弟就在这残山剩水间争位，为君为王，做个地方土司，向楚国朝贡。北面是强大的楚国的地盘，东面是大海，只好向南向西南更荒芜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海边迁徙。 秦始皇兴起后灭六国，在秦始皇时代，来到福建的越王族成员无诸成了七闽人的王，避到武夷山创建闽粤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没有派军队入闽，大约他也觉得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毫无价值，所以只是夺去闽粤国无诸的王号，把他们降为君长，公元前221年设立了一个闽中郡。 闽中郡是虚设，秦王朝没有派人来，完全由闽人自治，不像广东的南海郡，中央有直接委派守尉令长管理。无诸不过换了一位新主人，降了名分而已，并没任何实际上的损失。这是第一次福建形式上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版图。 福建的早期历史，是一团迷雾，我们竟不知从何谈起。“福建”一词是很晚才出现的，唐以前，人们称呼今天福建的这块土地为闽，或者七闽；也叫越，东越，甚至粤；当然也可以合起来叫闽越。《山海经》说“闽在海中”，仿佛闽地是个海岛；《周官》提到  “七闽”，语焉不详，我们猜测它指的也许是“蛇种”的七个支系，七个部落。汉代博学的文字学家许慎拆字，穷究闽字的本义，门内一条虫，断定闽人是长虫的后裔——蛇种。唐潮陈元光开漳州时当时的原住民称“蛮獠”，“蛮獠”就是今天所称的“畬族”，“畬族”自称山哈，客家发音称“蛇族”，山哈连音正好是“蛇”。因此 “七闽”加唐朝开发的第八闽漳州，都是“蛇种”的七个支系，七个部落。只是汉化后剩今天一个“畬族”而已。 闽中郡的地盘比现在的福建省大，不但包括福建全境，还包括浙江南部的温、台、处三州，广东的潮梅一带，江西东部的铅山县等地。 在秦末当天下共伐暴秦在楚汉相争时，起义队伍中，有一支是闽军，由无诸和摇率领。他们是我们所知的福建最早的历史人物。他们统军随从鄱阳令吴芮参与推翻暴秦，功成，项羽分茅裂土，分封诸王。然而，封王虽然多至十八，却偏偏不封无诸。项羽的先祖项燕是楚国名将，项氏世代为楚将，封在项城，所以姓项。无诸是越王无疆的后裔，越国为楚国所灭，二者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项羽当然不肯分封一个潜在的仇敌。后来，楚汉相争之际，无诸自然投靠刘邦一方。侥幸刘邦正好是胜者，论功行赏，分封诸侯，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无诸为闽粤王，定都东冶。 也许是担心无诸势力坐大，尾大不掉，形成割据局面，不久后又有两次分封。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越王族另一成员织为南海王，统辖汀、潮一带；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立摇为东海王，定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这样，秦代的闽中郡在汉代就有三个王国：闽粤王国、南海王国和东瓯王国。汉王朝希望能够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然而汉王朝分而治之的愿望不久就落空，南海王国立国才十五六年就起兵造反。《庄助传》中引淮南王上书言：“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属王长)使将军间(一作简)忌将兵击之，处于上淦。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遣使者帛资五十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南海王织上书献壁帛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曰“忌病”。长所犯不轨，当弃市，臣请论如法。”南海王国造反，淮南王长领兵镇压，南海王国投降，汉王朝将南海王国居民迁徙一空，全部赶到上赣，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清江县九江一带，这是越人第一次北迁，南海王国留下的空地当然由闽粤国的臣民填补了。 四、汉王朝与南越及南越与长沙国领土的“犬牙相入” 岭南以前没有文字，古越语和汉语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均不相同。赵佗立国后，秦篆成为官方文字，中原通用语言和越族方言长期交融，渐渐形成今日的“粤语”。文字的使用，对岭南社会物质文明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南越国国都番禺，南越郡治所在地是河网交错的平原地区，人烟稠密，一片升平气象。但身为割据政权统治者的赵佗，心中仍有很大隐忧，因为北境有着长期不友好的长沙国，东面有剽悍好斗的闽越，西境有不羁汉法的西南夷，南越国境内又有总是不那么臣服的西瓯、骆越等。不过，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时时觊觎南越的大汉王朝。刘邦早在公元前202年无暇南顾时，就故意把岭南三郡“虚封”给长沙王吴芮，为赵佗树一劲敌。后来刘邦又封了“海阳侯徭无余”及“南海王织”，这一侯一王的所谓封地均在岭南，其用意不言而喻。除此外，刘邦还在汉越边界的越城岭至骑田岭一线布置了重兵，派遣两位将军率兵常驻长沙国，监视南越国的一举一动。 面对这种情形，赵佗不免心存猜疑，担忧刘邦不相容，边关“不足恃”。因此，赵佗借通商之机，倾其所能大量引进岭南开发所需的中原先进生产工具，但这样一来，又使南越对中原的依赖更深。 当时南越国与汉朝进行的贸易往来绝大部分都由官方控制，南越的官僚地主还掌握着岭南大量的土地和众多的生产数据，整个王国的经济命脉牢牢控制在赵氏王室的手中。 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刘盈遵循高祖之制，对南越“时有所赐”，赵佗也守约不定期入贡岭南特产。惠帝在位七年驾崩，吕后执政。开始时汉越关系依然维持原状，但到了公元前183年，吕后忽然颁布了“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关闭与南越贸易的“关市”，不准向南越国输出铁器农具，马牛羊只给雄的，不给雌的，等于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 吕后为什么要和南越过不去呢？祸因还是汉高祖刘邦埋下的。刘邦建立汉朝后，分封了一批异姓王，后来又施展手段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消灭掉了，长沙王吴芮因势弱而得以幸存。刘邦为了世世代代统治，在大杀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刘氏宗室为王，临死前不久还召集大臣立下“白马之誓”，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上台后势单力薄，因此必须依靠吕氏一族，这样就封了诸吕为王，因此违背了“白马之誓”。但吕氏一门并不是仅仅依靠裙带关系的外戚，而是还有随同刘邦起兵的开国功臣。如；吕后的大哥吕泽，在彭城之战刘邦全军覆没时，以自己惟一保存完整的军队支持刘邦渡过难关，立下特殊功劳。吕后的妹夫樊哙，不仅是著名的勇将，而且在鸿门宴上以勇气和口舌救下刘邦一命。吕后本人，不但支持刘邦打下江山，汉王朝建立后，又在消灭异姓诸王的战争中与刘邦密切配合，经常坐镇关中守后方，并策划处死了韩信、彭越，极有政治手腕。故有人说刘邦无皇帝之像，吕后有皇后之命，“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换句话说，刘邦是靠吕后得天下的，所以吕后敢违抗“白马之誓”。她所希望的，是建立起刘氏、吕氏和功臣集团的联合统治。然而封诸吕为王，还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众多矛盾，其政权不稳固。如此一来，吕后对异姓王吴芮自然大加笼络。赵佗虽然也是异姓王，但南越国对吕后来说太遥远了，她迫切需要解决燃眉之急，即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吕氏集团压制刘氏集团。 得宠的长沙王吴芮趁机大进谗言，要求攻打南越国，甚至希望夺回高祖初封长沙王时的岭南三郡，变“虚封”为实得。吕后她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无意发兵攻打南越国，但“别异蛮夷”的封锁倒可做个顺水人情，反正中原少了岭南的土特产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可是，对于南越国来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岭南许多地区都已推广使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对金铁田器的需求量日渐增大，靠南越本身那点冶铁业远远不够。至于马牛羊，除了可提供肉食和皮革纺织原料以外，其粪便也是农业生产所需的大好肥料。吕后禁止向岭南输出这些必需品，对南越国经济的打击实在太大。南越君臣和百姓非常气愤，赵佗分析：“今高后听谗言，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由于汉越实力悬殊，反汉未必能胜，再则反汉的理由也不足，赵佗希望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因此他先后派遣了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上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长沙王吴芮到处活动，竟使得三位南越高官都被扣在长安。这一来，激起了南越人对吕后政权的强烈不满。 吴芮一不做二不休，把南越人这股情绪添油加醋，在吕后面前告了一通御状。结果吕后一怒之下，派人诛杀赵佗在中原的族人，还捣毁了赵佗父母的坟墓。 祖坟被毁在当时是件不能容忍的大事，尤其越人非常崇拜祖先，祖冢、宗庙遭毁在他们看来比国破家亡、沦为异国奴隶还要可畏。君主赵佗的遭遇，令南越军民既愤怒又同情。 赵佗这时也已明白，汉越问题通过政治手段怕是无法解决了，加上南越立国二十余年，社会经济实力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强，于是赵佗决心诉诸武力。 公元前183年，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出入建制全部仿照中原天子的阵势，公开反汉。他恨长沙王吴芮挑拨离间，称帝后立即发兵北上攻打长沙国，在其南部边境数县劫掠了一番，发泄心中怨愤。 吕后没想到赵佗会抗汉称帝，本来相当被动的，这下子不发兵攻打南越都不行了。公元前181年9月，她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又派遣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率兵征讨南越。 但9月份正值南方暑天，炎热多雨，北方官兵不适应南方水土，军中疫病流行，战斗力大打折扣。 岭南瘴疠，是一种让岭北人谈虎色变的恶疾。岭南多雨林，满山遍野都是参天大树，荒草没膝，水气熏蒸。在苍郁的林木间，遇到大热天，会产生一种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气体，人若被其侵袭，就会病倒，这种气体便叫“瘴气”。瘴疠的可怕在于会传染，一个传两个，很快流行起来，并且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蔓延，势不可挡。瘴疠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就是恶性疟疾，严重的会致人死命。古代医疗技术有限，碰上这种病往往束手无策。瘴气并不难闻，尤其木樨花开的时节，会带着一阵桂花的香味，可是人一吸入体内，马上就会病倒，这便是有名的“香花瘴”，在当时是无法医治的。 越人自幼在雨林中生活，早已练就怎么判断、避开瘴气的本领，暑天在南方的崇山峻岭中交战，吃亏的自然是汉军。赵佗凭五岭天险占据战略要地，又有瘴气“相助”，成功地拒汉军于五岭之外。 汉越军队进入胶着状态，汉军始终没能翻过五岭。如此双方对峙了一年多时间，直到吕后病死，汉朝罢兵。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获胜，使南越国威望大为提高，周边邻国皆对之另眼相看。赵佗趁机以兵力威镇边界，又以财物笼络闽越、西瓯、骆越等，疆界拓展到“东西万余里”。 可是，在前后约四年的时间里，南越与中原经济上的往来基本中断，只能与周边小国做交易，所受打击也是非常沉重的。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南越开辟了一条风险重重的沿海航道，即从珠江口通向今福建福州，辗转与浙江等地做交易。这条航线经常出事故，南越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赵佗又很快臣服了。 公元前179年，刘氏众王与功臣集团连手，杀尽诸吕。但是皇位只有一个，给谁呢？权力平衡的结果，是风云人物都靠边站，远离权力角逐中心、国小力弱的代王刘恒得以继大统。刘恒就是以“仁厚”著称的汉文帝，他登基正处于刘氏集团与吕氏集团激烈地争斗了一场、需要休整和安抚人心之时，故刘恒很注意营造一种比较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内废除了一些沿自秦朝的酷刑，对外“使告诸侯四夷”，广施怀柔政策。 赵佗瞄准皇权更迭之机，通过驻扎在越城岭和南越国对峙的汉军将领周灶主动上书朝廷，“请罢长沙两将军兵，求还兄弟之在真定者，将与汉和”，还要求把长沙国位于岭南的疆土划归南越国。因为刘邦当年留下“伏笔”，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依照天然分界线来划分的，而是呈“犬牙相入”之状，把五岭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划分给了长沙国。 刘恒是个精明的天子，接到赵佗的求和书后立即做出反应，派人修整了赵佗父母的坟冢，又找到了赵氏一门没被杀尽的亲属，许以官禄，还将南越边界的两支汉军撤走博阳侯陈濞的那队人马，只留下周灶的军队。随后汉文帝重新起用年逾古稀的陆贾，封他为太中大夫，命其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礼物再次出使南越国。 于是老陆贾领了一名副使，带着汉文帝赐给赵佗的礼物“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怀藏诏书，踏上了通往岭南的道路。 赵佗预料这回来的汉使者很可能仍旧是陆贾，但没想到新即位的汉文帝会这么快就作出答复，心中既有所期望又有点惶恐。 刘恒的诏书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汉文帝言词恳切地承认汉越交恶，过在汉朝，告诉赵佗朝廷已经采取和解措施，希望赵佗“分弃前患”。但对赵佗伸手要土地一事，刘恒委婉地拒绝了，说南越国与长沙国一样，都是高祖所封，自己不好改变祖宗的做法。 赵佗深知只有几十年开拓史的南越，实力根本不可能与中原相比，汉越对抗无法持久，一旦中原“贤天子”出，完全可以趁势消灭南越国，还不如变逆为顺。汉文帝这道比较客观的诏书，又给了赵佗一个台阶下，事实上他除了全盘照收，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赵佗叩头谢恩，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下令国中去帝制，不再僭称皇帝了。 陆贾还朝时，赵佗上贡了大批岭南特产，史记“献文帝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这之后南越国与汉朝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关市”重开。景帝统治期间，赵佗仍奉臣职，不定期派使者到长安向皇帝请安进贡。 南越国二次归汉，有史学家认为此乃君臣之间“以至诚感应”的范例。这实在值得商榷。赵佗对汉称臣，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刘恒容忍南越国存在，又何尝不是出于无奈？他在特殊背景下登上帝位，有极大的可能被架空，甚至成为傀儡。刘恒当时最大的敌人，是把他拥上帝位的刘氏众王，远在岭南的赵佗，反而可以暂时相安无事。 汉承秦制，秦本为战国七雄之一，在吞并六国后统一中国。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又是源于周天子当初分封。西周灭商后，周天子把同姓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尧、舜、禹三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处为诸侯。诸侯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义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薄，到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东周王室再也不能对诸侯发号施令了。诸侯之间互相征伐争霸。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接受西周教训，一个王也没有封，而是推行郡县制。到秦亡时，刘邦大军进攻咸阳，也无人来救秦王朝。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又吸取嬴政不分封子弟以至孤立无援的教训，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九个宗室子弟为诸侯国国王，还分封了一批异姓王。后随外患渐轻，刘邦尚在世时，就把异姓王翦灭得差不多了，能对中央王朝构成威胁的也就只剩刘氏血肉至亲。 汉文帝的亲信贾谊曾指出，齐、梁等国已各传子孙两三代，与皇帝的亲戚关系日益疏远，这些半独立的王国同朝廷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相互猜忌，其叛乱只是时间问题。这正是汉文帝最担心的事，于是他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来削弱诸侯国的实力，也就是将诸王子弟尽可能多地封为王，使其大国变成多个小国，最后变得跟郡县差不多。齐王刘肥死后，刘恒就把刘肥的六个儿子一起封为王，齐国相应变成了六个小国。但这样做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反而会把刘氏众王逼反。为解燃眉之急，他又把太子的同母弟弟刘武封王，安在战略要地河南商丘。这一招，后来在七个诸侯国反叛时果然派上了大用场。刘恒终其一生，都在忙着用智谋对付他的至亲，同时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故天下人得享太平，南越国也过了一段安稳的岁月。 当时岭南与中原的商贸往来虽然频繁，但南越国的货币经济并不发达。赵佗立国后，没有铸南越钱币，而是沿用秦时的铜钱，俗称“半两”钱（只有半两重）。这种铜钱，也只在番禺等交通比较发达的首府县治使用，大多数地区还是以物易物，因为这是越人祖传的贸易方式，刚刚跨入封建社会门坎的南越民众，不容易接受“钱”的概念。南越国的征税方式也与中原不同，采取的是服劳役和交实物地租这一类初级赋税形式，即臣民们每年为王室无偿劳动一段时间，或将实物交给统治者。这种制度下，货币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太快。 不过，南越国的贸易活动却并未因此阻滞，相反很活跃，这与南越经济难以自给自足关系很大。西江是当时南越同外地交往的主要内河干线，穿过灵渠可达长江水系；溯源而行则抵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长沙国和南越国郡界犬牙交错，今广东连平县属汉长沙国，既是汉朝防范南越的桥头堡，又是长沙国与南越国商贸往来的“关市”地点之一。长沙国所辖的湘、赣等地，也是南越和中原进行贸易的地区。中原农具和牲畜有不少都是通过西江和关市输入岭南的。 南越与夜郎的商贸主要利用（丬羊）（丬可）江道（今红水河）。蜀地商人常将四川特产私贩到夜郎，夜郎国再将货物顺江运到番禺。西江、北江、东江和流溪河诸水构成的珠江水系贯穿两广入南海，番禺为海河枢纽地，一些中原产品由此流向海外。当时印度人已使用蜀布，而从四川经滇、缅到印度的陆地商路，直至公元１世纪才开通。 前面提到，早在四五千年前，越人先祖的足迹便抵达了太平洋群岛。考古学家曾在菲律宾、玻利尼西亚岛、苏拉威西岛一带发现过越族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有段石。春秋战国时期，到海上捕捞的越人还在海湾石壁上凿刻岩画，人、船、蛇、鸟、波浪纹十分生动。到南越国时代，造船业飞跃发展，有了船上建重楼的大楼船。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和桂林郡的合浦两大港口同时兴起，南越陶器、漆器、纺织品等源源销往东南亚一带。 公元前156年，汉文帝患重病归西，皇太子刘启继位。汉景帝刘启奉行其父整套政策，“削藩”，休养生息。如果景帝的行动进展顺利，南越国存在的时间会短得多。但刘启年轻，操之过急，结果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叛乱之首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拥有江东3郡53县富饶的封地。吴国东南临大海，境内又有铜矿，吴王自己以铜铸钱，经营渔业盐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吴国遂成为诸侯国中的强国。文帝在世时，刘濞有一次派太子刘贤去长安朝觐，文帝派皇太子刘启陪吴太子玩，谁知两个年轻人在下棋时为一步棋吵起来，谁也不肯相让，刘启一怒抄起棋盘砸吴太子，正巧砸在刘贤太阳穴上，把他给打死了。文帝正想给各诸侯国一点颜色看，便没有处罚刘启，但又厚殓了刘贤。吴王刘濞无可奈何，却种下心病。刘启继位后，提拔自己的老师晁错担任御史大夫，两人一起制订了“削藩”行动。第一步是通过找楚王、赵王、胶西王的错处，从这三个诸侯国夺回了2郡6县。吴王刘濞明白，景帝下一步就要对付他了，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刘姓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发动叛乱。刘濞亲率吴楚联军20万西征，其它各国则围攻仍忠于汉王朝的齐国。 西征前，刘濞曾遣使联络闽越国、东瓯国和南越国。由于吴国强盛，各诸侯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又有一致之处，闽越、东瓯一口答应作刘濞的后援。赵佗却留了个心眼，说自己是异姓王，不便参与其事，但必要的时候，南越还是可以调动几十万军队防卫国土。赵佗这样表态，无非想两边都不得罪，静观事态变化，同时显示一下实力，让刘氏集团不要小觑南越。南越是南方三小国中实力最强的一国，闽越在名义上还是南越的藩属，刘濞得到赵佗模棱两可的答复，虽不很满意，但认为大可当张牌打，他在给各诸侯王的文书中宣称：“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 吴楚七国西征速度迅猛，声势汹汹。汉景帝慌了，令人斩杀晁错及其家小，又退还削地以求和平。但刘濞以“我已为东帝”拒绝收兵。景帝无奈，只好与叛军决一死战。刘濞打到刘启之弟刘武镇守的河南商丘时，受到猛烈抵抗，因为这两兄弟关系不错，景帝和太后都有将来把帝位传给刘武的意图。 这一仗令吴楚联军消耗了不少实力，接着刘濞又败于太尉周亚夫统领的汉军。刘濞只好退兵，一直退到东瓯。没想到在景帝的重赏引诱下，原来信誓旦旦的东瓯王竟将刘濞杀了，向汉王朝请赏。其它六国的国王也都被杀或自杀，只有刘濞的儿子刘驹逃到闽越。后来刘驹为报杀父之仇挑起越人之间的战争，导致闽越、东瓯、南越全部瓦解，让朝廷捡了大便宜。  五、东瓯王国灭亡造成的越人第二次北迁 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吴楚七国反汉失败，吴王濞率残军万余人逃到东瓯王国。起初，吴王濞鼓动闽粤王国和东瓯王国一同反汉，闽粤王国不从，东瓯王国倒是参与了。这时，汉王朝就要求东瓯杀吴王濞，将功赎罪，否则便派兵灭东瓯王国。东瓯王国于是杀吴王濞于丹徒，吴王太子驹侥幸逃脱，归附闽粤王国。驹和东瓯王国有杀父之仇，经常挑动闽越王攻击东瓯。 汉武帝的时代，此时闽粤王国由无诸传郢，郢正想向外扩张，刘驹的说辞颇中下怀。 公元前140年景帝亡，因为众大臣不愿皇帝太强，景帝尚在世时，便联合阻止了刘武被立为继位者。这样，景帝幼子刘彻便成了太子。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闽粤王郢欺刘彻是个少年天子，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粤王国终于从海陆两路发兵围攻东瓯。东瓯拒守，粮食不足，坚持不住，眼看就要粮尽城破，忙派人黑夜突围，入长安见武帝刘彻，请求汉朝发兵救东瓯。 东瓯很小，汉武帝本不欲去救，想让这些好攻斗的越人互相消耗。太尉田酚说：“越人就是这德性，相互间打来打去，不值得我们去操心。从秦朝起，朝廷就抛弃他们。”主张置之不理。 中大夫严助反驳说：“我们担心的是力量不足以拯救他们，恩德不足以施及他们，如果有可能，为什么抛弃他们？大汉怎么能和秦朝去比？秦朝连咸阳都抛弃了，何况越呢？如今小国困穷，向天子求救，如果天子不理睬，他们要到哪里去诉苦？天子怎么统治万国呢？” 汉朝曾规定各诸侯藩国不得互相攻击，如果小国来求不救，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影响其它国家臣服。汉武帝刘彻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干预，但仍不欲大动干戈地发虎符调兵，只让一个中大夫严助持节杖调兵马去救东瓯。 严助拿着信节到会稽调遣军队。会稽太守抗命不出兵，严助当即斩杀一位司马，太守屈服，给他军队渡海救东瓯。闽粤国没有想到汉王朝会不远万里插手，得到消息，闽越王不敢跟汉军交战，赶紧带着掠得的东瓯财物、俘虏收兵回国，汉军也不追赶。东瓯王国有这样一位不友善的强邻很头痛，害怕闽越再次来攻，他们不能一直指望远在天边的大汉救驾，就向汉武帝请求内迁归汉，刘彻同意了。于是东瓯王率领4万多族人，在江淮之间定居下来，后来同当地人完全融合了。东瓯王国立国共55年，就此结束。这是越人第二次北迁。不消说，这块空地，自然变成邻居闽 粤王国的了。 闽粤国已经恢复了秦闽中郡的旧地，国势强大，野心勃勃。严助担心地说越人“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的确，勾践的后裔是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他们妄想再一次恢复先辈的光荣。 然而当时还不是与强大的汉王朝正面抗衡的时候。因为闽粤国在南方扩展势力受到另一个邻国南越的遏制。 早在秦朝，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越过五岭，征讨百越。尉屠睢战死，秦始皇不断增派援兵，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完全征服了百越之地，建置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和象郡（越南北部）三郡，并由中央政权派遣官吏治理。秦末动乱，南海尉任嚣死前将权力移交赵佗，要他封锁五岭险隘，断绝和中原的交通。赵佗同时还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帝刚刚平定天下，不愿再劳师远征，赵佗又肯臣服朝廷，就派陆贾去册立赵佗为南越王。但南越在赵佗死后，闽粤国与南越就有了争战。 六、古闽粤国与南越争战 汉王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汉王朝的威望大为提高。汉景帝乘势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规定各诸侯王国的官员由皇帝任命，借此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诸侯国内部。当刘启感到差不多可以控制局面时，又规定诸王不得治理国事，仅能“衣食租税”，也就是把诸侯王们变成了大地主。 汉景帝和汉文帝一样，一辈子都在忙着对付刘姓众王，地处偏远、势力弱小的异姓王因而得以苟全。“七国之乱”平定之初，赵佗和收留了刘驹的闽越王紧张了一阵，见景帝无意南征，才暂时放宽心。不过，赵佗自此特别谨慎，克尽臣职，不时派使者到长安向汉景帝进贡，表示自己绝无异心。 赵佗活到100多岁，在公元前137年，即武帝建元四年去世。因为赵佗高寿，其太子已经先他归西，于是由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号南武文王。 南越新王赵胡身体不太好，在位时间只有十几年，一般事务大多交由丞相吕嘉处理。据考，越人大首领吕嘉为今广东顺德人，赵佗立国后为“和集百越”任用他当丞相。吕嘉有感先王重用，对赵氏王室死心塌地，忠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随赵佗南下的秦军部众。新君赵胡对吕嘉非常信任。可是这样一来，多病不爱问事的赵胡声望就成问题了，从而引起了南粤国名义上的藩属闽越王郢的觊觎。 郢是个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此之前曾入侵东瓯。闽粤为诸越中较强大的一支，秦末时的首领无诸是越王勾践的后裔，曾起兵与诸侯一起反秦。刘邦登基后，便封无诸为闽粤王。吕后执政时，汉越交恶，赵佗对抗汉军获得胜利，声威大振，他乘机在以兵力威边的同时，对闽粤、夜郎等国施以财物笼络。这些小国一方面畏惧南越，另一方面也想借南越国的力量免受汉王朝的控制，于是便和南越建立了一种松散的“役属之”的关系。也就是说，自那时起，闽粤国开始了对汉王朝、南越国的双重依附关系，历文、景二帝不变。 闽粤王郢出兵东瓯，捞了一把，又见汉王朝没有追究，郢的胆子更大了，宣称要恢复其祖先勾践的霸业。恰好赵佗辞世，病恹恹的赵胡被立为王，郢认为机会来了，便于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发兵攻打南越国的边邑。 有东瓯的例子在前，赵胡有样学样，不跟闽粤国打仗，一面调集军队加强防守，一面火速上书告状到汉武帝那里，说：“南越和闽粤都是朝廷的藩臣，不该擅自派军队攻击。现在，闽粤国派军队侵略臣，臣却不敢派军队攻击他们。臣请求天子下诏处理。” 这一次汉武帝的反应和东瓯求助时大不相同。此时刘彻已21岁，正想大展拳脚，而且南越和东瓯不同，南越乃南方诸国中最强大的一国，控制南越，其它小国就可不战而下，又可得到南部出海口。因此刘彻对赵胡的举动高兴地表示赞赏，赞许南越王忠心耿耿，决定出兵讨伐闽粤国，立即用虎符发了两路大军去夹攻闽粤国：一路遣太行王恢从豫章（今南昌）出兵，一路命大司农韩安国从会稽出兵。 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说：“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他们相互攻击，不可胜数，中央政府历来都是不管的。我听说越人住在溪谷间，深山密林，我们不懂地形，百不当一；就算占领其地，无法建立城郡，也是枉然。现在我们发兵千里，携衣带粮，深入山间。那地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又有瘴疬霍乱相随，还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就已大半。……我听说闽越甲卒不下数十万，起码要五倍的兵力投入才有胜算。可是大军压境，越人就会全部逃入山林险阻；一旦军队撤出，他们又复相群聚；留下屯守，历岁经年，则士卒疲倦，粮食困绝。我听说秦代尉屠睢攻击百越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越人等到他的士卒劳倦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大破秦军，尉屠睢就这样战死。我担心大汉军队的命运好不到哪里去。” 不管怎样，大军已经出发，闽粤王郢严阵以待。可是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汉军尚未入闽，闽粤王国内部发生政变。闽粤王郢的弟弟余善和宰相、宗族们密议：“我们的王擅自攻打南越，现在汉天子派大军来讨伐。就算我们眼下侥幸赢了，汉军还会不断增援，越来越多，最终会灭了我们国家。我们最好还是杀了王，向天子谢罪，天子接受了，撤回大军，我们的国家就保全了；万一天子不接受，我们就血战到底，最后还可以逃到海上。”大家都同意他的想法，于是余善杀郢，派使者把郢的头颅交给大行王恢。 大行说：“我们就是来诛杀郢的，现在郢的头颅已经送来，又向汉天子谢罪，可谓不战而胜。”一面上报朝廷，一面通知大农的军队。汉武帝有了面子，也就罢休，让将军回师。汉武帝觉得余善这人太阴险，于是乘机将闽粤国一分为二，立余善为东越王，派郎中将立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从而把闽粤直接控制在朝廷手中。 可是余善有实力，有威望，国人都归附他，他就自立为王。越繇王也无可奈何，汉武帝不想为这点小事劳动大军，想一想，余善杀郢总还是一件功劳，就封他为东越王，和越繇王共处。闽粤国虽然一分为二，但实权在余善手中，他才是真正的闽粤王。 闽粤国发兵攻南越，向南方拓展疆土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余善统治闽粤王国，有22年的时间与汉王朝相安无事。这期间，南越王由赵胡传婴齐，再传兴。兴的母亲是中原人，她说服儿子要南越国归附汉王朝，宰相吕嘉不同意，他想保留一个独立的南越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政变，吕嘉杀死南越王兴和太后，立婴齐另一个南越妻子所生的儿子建德为王。汉武帝大为光火，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大军征讨南越。 余善觉得机会来了，跃跃欲试。他上书朝廷，请求允许他率领闽军八千人协助楼船将军攻击南越，武帝同意了。可是余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兵至揭阳，推托海上风浪太大，不听号令，坐以观望，还同南越国互通密使。第二年，汉军意外顺利地攻灭了南越，南越存国93 年亡。楼船将军杨仆气愤闽粤王的无信，想出这口恶气，派使者上奏武帝说，不如让他带了军队顺便再解决反复无常的闽粤国。汉武帝批示说：“士卒过于劳倦，所请不准。军队回豫章郡的梅岭待命。”这个梅岭在今江西宁都县，在闽粤国的西北国境外。 本来事情也就了结了，谁知余善消息灵通，知道了杨仆请诛闽粤国的密奏。可惜他只得了半份情报，不知汉武帝“所请不准”的批复，误以为汉军驻扎梅岭是要从西北进攻闽粤国，余善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兵攻汉，挑起了同汉王朝的战争。 七、古闽粤国称帝与灭亡造成的越人第三次北迁 余善封驺力等为吞汉将军，连占白沙、武林、梅岭三要隘，击杀汉军三校尉。另外两位汉军将领张成和刘齿，畏缩不前，后来被朝廷处死。余善刻了“武帝”之号的玉玺，自立为帝。 余善筑六城拒汉。一为乌阪城，在今邵武市东15公里；二为大潭城，在建阳县治西南隅；三为汉阳城，在今浦城县北；四为今浦城县城；五为临江镇，在浦城县南。第六城考据就是武夷山的闽粤王城。闽粤国的都城，《史记》说是“东冶”，《汉书》说“冶”，学术界大多认为，二者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然而，冶在哪里？却争论不休。有人说是福州，有人说在浦城，还有人说在浙江南部。民国《建阳县志》说：“城村，古名粤城。”又说：“古粤城，古代属建阳，民国划归崇安。”崇安县，现在改名为武夷山市。随着闽越王城的发掘，认为闽越王城就是闽粤国的都城。 汉武帝因此派出四路大军征讨闽粤国。第一路：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武林在江西鄱阳县，由此前行入崇安县分水岭，二千年来，为入闽要道。第二路：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句章在今浙江慈溪市，韩说由此出发搭海船赴闽粤。第三路：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由今江西宁都县入闽西。第四路：戈船、下濑两位将军出若耶、白沙，由浙江乐清县进攻闽粤东北。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天，各路汉军都进入了闽粤国。闽粤的徇北将军防守武林，打败了杨仆手下的几位校尉，杀了长吏，不过徇北将军最后还是为杨仆所杀。起初，汉朝还另外派了一个久居汉地的越人粤衍侯吴阳入闽，劝说余善投降，余善不听。等到韩说的军队登陆，吴阳就率领他的七百个邑人反叛，在汉阳城攻打闽粤军队。余善正在浦城泉山指挥作战，前后受敌，支持不住，只好退回国都东冶。然而冶都又有阴谋在等着他。建成侯敖和越繇王居股（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居股大概是越繇王丑的儿子）密议说：“余善是罪魁祸首。眼看汉军越来越多，我们打不过。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杀了余善，投降，或许还能开脱我们的罪行。”他们设计杀了余善，把他的头颅交给横海将军韩说，举国归降。 战后论功行赏。越繇王居股封东城侯；吴阳封北石侯；原越建成侯敖封开陵侯；还有一位降汉的越将多军（姓多名军）封无锡侯。其实，汉军入闽并没有打过什么激烈的战役，闽粤国更多还是亡于内讧。 当初淮南王刘安反对和闽越国开战时曾经为如何善后担忧，他说：汉军一走，闽越人又会群聚反复；如果屯军驻守，旷日持久，则士卒疲倦。汉武帝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把闽粤人集体迁徙到江淮之间。这是越人第三次北迁。 闽粤国亡，存国92年。越繇王居股受封为东城侯，为朝廷的藩臣。闽粤国灭，闽粤城毁。除了迁徙到江淮之间闽粤人外其它闽粤人四散。一部汉化，一部遁入南岭深山，一部转向日本及越南等地。 城村（原名古粤城） 闽粤王城遗址（武夷山市城村） 东城门 宫殿台阶 八、南越国的偏安与汉族之始   刘彻灭了闽粤之后，接着要顺势控制南越，刘彻先后派了鄱阳令唐蒙和中大夫庄助“谕南越”，要赵胡亲自入朝谢恩。 唐蒙到南越后，赵胡磨磨蹭蹭没有明确表态。跟着庄助又下番禺，赵胡觉得挨不过去了，只好顿首叩谢：“天子为臣兴兵诛闽越，臣死无以报德！”表示愿从速入朝见天子。 但是一转身，以吕嘉为首的一班大臣马上力谏赵胡万万不可去长安，认为汉兵诛郢是杀鸡给猴看，而且先王有言，侍奉天子不失礼数就行了。吕嘉还担心赵胡入朝会被软禁，那南越不是要亡国了？ 赵胡更怕入朝不安全，于是在庄助返朝时，推说自己有病，遣太子赵婴齐跟着去长安，作为人质当“皇宫侍卫”。这以后赵胡一直称病，始终没有入朝见汉天子。可是，南越国并没有因此就逃脱被灭亡的命运。 汉武帝时的中原和汉初已大不相同，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强盛。刘邦当年分封，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除了防外患，还因为汉王朝刚建立时，由于连年征战，举国萧条，国库空空，朝廷根本无力管理广阔的国土和发给百官薪俸，只能分封。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汉王朝已积累起丰厚的财富，《汉书》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钱多得数不清，粮食多得无处放，足以养活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官吏，全面推行郡县制也就成为可能。刘彻第一步是大力建设中央常备军，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保障。中央常备军由武帝直接控制，兵丁都经过严格选拔，精心训练，是汉军中的精锐。中央常备军兵力10余万，地方郡国兵力总共约60万，但地方军队分散各地，相当一部分被派去守边疆，很难在短时间内集结起来连手对抗中央。刘彻第二步是施行“推恩令”，此乃汉景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翻版。刘彻继位时诸侯封国还有26个，他规定在诸侯国内，嫡长子继承王位，但须将土地分封给其它各子，由汉廷册定封号，作为侯国。否则“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封侯最盛是在元朔年间，有一次竟同时将24位刘氏后裔封为侯，可谓“皇恩浩荡”。 刘彻施行“推恩令”，也激起过有些实力的诸侯王的反叛，例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曾连手打算起事，但刚有动作就被武帝密探告发，两王只好自杀，受此案牵连被诛杀的人达数万。借此机会，武帝又颁发了“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进一步控制刘氏诸王诸侯；接着武帝又制定“酎金律”，规定每年8月举行宗庙大祭时，各王侯须献黄金助祭，若“酎金”斤两不足、成色不好，则“王削县，侯免国”。武帝以此为理由，有回一次性削夺了106人的爵位。一手推恩衍生侯国，一手威法夷灭王侯，刘氏众王的问题，历文帝、景帝至武帝，总算彻底解决。武帝有精力对付那些地处边陲的小国了。 对于开边，刘彻有着浓厚的兴趣。闽越和南越对峙时，他就想一举解决这两股割据势力。闽越直接受制于汉王朝后，南越国东南门户大开。鄱阳令唐蒙出使南越时，在番禺无意间吃到蜀产枸酱，一打听，获知南越国和夜郎国之间有条水道相连。返回长安，唐蒙便上书汉武帝，建议利用这条水道出奇兵制越。汉武帝大喜，封唐蒙为中郎将，令他带着1000名士兵和许多汉帛丝绸财物出使夜郎国。 夜郎国是和闽越国同时成为南越国藩属的，接受过南越的财物。唐蒙手笔比南越大得多，一番恩威并施，夜郎及其附近的小部落纷纷归汉。南越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接着汉武帝又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建造楼船训练水军，准备好攻打南越国的兵力。但这时北方匈奴累犯边关，给汉王朝造成很大威胁，于是刘彻决定先对付匈奴。如此一来，南越国又得以偏安一隅。 匈奴是汉王朝的宿敌，从刘邦建立西汉时起就经常出兵南下侵扰，汉朝廷只得以和亲政策委曲求全，每年奉献大量财物。如今汉王朝国力强盛，武帝更是一代雄主，岂甘受制于人？因此汉王朝下定决心与匈奴一决高低。公元前133年夏，刘彻兴兵征讨匈奴。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仅元狩四年那一仗，汉军就出动了10万精骑，数十万步兵。汉匈战争一直打了20余年，匈奴军队损失了20多万兵力，超过其总人口的一半。终于，匈奴大败远遁，汉朝在西域取代了匈奴的地位，势力扩充西达葱岭。自此汉王朝威名远扬，南方越人“汉化”成“泛汉族”，连同华夏族形成人口最多数并开始自称为“汉族”。 ◎江淮官话、长沙方言与客家话的关系◎ 闽粤人贵族等曾经集体一次北迁江西，二次迁徙到江淮之间，南越国与长沙国领土的“犬牙相入”都涉及到客家话的渊源。今天江淮官话以安徽的合肥话为代表，包括怀远县和江淮之间的21个县市，以及沿江安庆市、贵池市、青阳县、铜陵市、芜湖市、南陵县、宣州市、郎溪县、广德县、当涂县和马鞍山市。其语音特点：n和l不分，en和eng不分，in和ing不分，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5个声调。语法上普通话的选择疑问名如“你去不去？”在境内说成“你可去？” 合肥方言不仅“鸡”、“资”不分，连“地”和“自”、“题”和“瓷”、“洗”和“死”也读音相似。由于语音不清，往往会发生误会。以前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两位合肥人出差外地，住进一家旅社的同一房间。晚间在洗脸时相互谦让：“老兄先洗”，“阁下先洗”，“你先洗，你洗了我才洗”，几句话中“洗”字都说成“死”字。恰被茶房在屋外听见，以为他俩在寻短见，慌得破门而入，方才发现是听错了话音。因此，过去每逢春节，合肥人为了忌讳，便改称“洗脸”为“净面”，或叫“抹脸”。否则，大年期间，全家老少“你死”、“我死”地叫个不休，实在太不吉利。 在合肥方言中，还有许多词汇的含义与众不同。例如，指人“说谎”叫“屁磨”，说人“胡闹”称“搞脏”，赞人“能干”为“停当”，讥人“肮脏”曰“拾弄”；以及称“有趣”为“得味”，谓“闲谈”为“呱淡”，说“接吻”为“疼嘴”，讲“稀罕”为“缺井”，“开玩笑”为“逗猴”，“脾气怪”为“精味”，“是谁”为“哈个”，“什么东西”为“哄东西”，不在乎、无所谓、大包大揽多种意思都说成“好大事”，等等。至于口称“乖乖”则表示惊讶之词，“小捣姊姊”、“弄妈的”皆为民间的口头禅，并无骂人之意。 我们从江淮官话的代表合肥话中，没有找到和客家话及闽南学佬话有太多的关联。不过湖南长沙方言倒有不少。 湖南为古三苗、百濮与扬越之地。春秋、战国属楚。秦朝设黔中、长沙两郡。西汉时属荆州，辖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和长沙国。三国时属吴国荆州。西晋时期分属荆州和广州；东晋时分属荆州、湖州、江州。南朝宋、齐、梁时分属荆州、郢州、湘州，南朝陈时分属荆州、沅州。隋统一全国后，在湖南设有长沙、武陵、沅陵、澧阳、巴陵、衡山、桂阳、零陵等八郡。唐代分属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黔州都督府。五代十国时期，马殷据湖南，建立楚国，国都为长沙府。 今天的长沙，既是古三苗国分布与活动的重要地域。《战国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兹之波，右洞庭之水”。司马迁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唐朝的杜佑更明确地指出：“潭州，古三苗之地。”传说，以尧舜为首的华夏部落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的战争，多次打败三苗。因此，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迁徒，成为后来“荆蛮”、“长沙蛮”和湖南境内以及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 长沙方言除了全浊塞音、塞擦音全部清化这一主要特点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长沙方言的鼻尾韵有前移的趋势，如[n]变为[-n]，[-n]变为鼻化。不过，鼻化韵如山、摄、开、口、四等先韵，听起来有点像弱鼻化，又有点像弱鼻尾，表明这种前移变化还未完成。 二是长沙方言还保留入声，自成一调，但无塞尾。 三是长沙方言与其它湘方言一样，只有子尾，没有儿尾，而且子尾非常丰富。普通话的儿尾，长沙话往往省略或用子尾，普通话和其它汉语方言不带儿尾、子尾的，长沙话也往往加上子尾。这也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如，禾线子(稻穗子)、凌杠子(冰锥儿)、纸条子(纸条)、麻雀子、蚂蚁子、桌子、椅子等等。 四是长沙方言表完成态不用“了”，也不用“啦”，而用“哒”。如：吃哒(吃啦)、走哒(走啦)、好哒(好了)等等。 五是长沙方言表肯定不用“是”，而用语气词“嗯喽”。如：“这是你家？”“嗯喽!”“你去过？”“嗯喽!” 六是长沙方言因仍在受普通话的影响，至今还在变化，如，以前的长沙话有尖团之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之分，现在这些差别基本消失了。 七是长沙方言中一些词的读音保留了古音的读法。如，长沙话念 “蚊子”的“蚊”和“浮起”的“浮”及“甫”宇，是念重唇音，“蚊” 字念成(mëng)；“浮起”念成( báo)；“甫”念成(bü)。这些都是古代的读法，是古音。古代设有轻唇音，“蚊”、“律”、“甫”三宇都念重唇音，长沙话在汉语后来的演变中，一直保留了重唇音的读法，因此保留了这三个宇的古音。 另外，长沙方言有19个辅音声母(普通话有21个)，外加一个零声母，有韵母38个(普通话39个)。它的声调有四声六调：即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6个调类(普通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 长沙方言以上的这些特点，使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语法和音韵特点，相对于普通话来说，自有一番风味。 例如，长沙话的副词，其数量和表现力要比普通话的副词丰富得多。像： 冰(pìn)冷的　 刮(guà)白的　桕(jiù)酸的　嫩(nèn)白的　墨(mò)黑的 喷(pën)臭的　浸(jìn)甜的　  劲(jìn)咸的　贡(gèn)绿的　绷(pën)硬的等等，表现的都是普通话“很”的意思，但上列长沙话表现的就显得比“很”的程度更深，深到一种夸张的程度。又如，长沙话中有许多有音无字的词： 　　pâ(把) [~是]：特意　　　kä(咖)[~死他]：掐死他 　　lâo(老)[~药]：毒药　　　cè(册)[~菜]：择菜 　　wò(卧)[~人]：烫人　　　miè(灭)[~黑]：很黑 　　wä(哇)[~苦]：很苦　　　gë(给)[~起]：藏起等等，这些词是长沙话中特有的，既增强了长沙话的表现力，又形成了长沙话的地域色彩。 　　又如长沙的一些民歌民谣，如童谣《牵羊卖羊》：“牵羊卖羊，一卖卖到侯家塘。‘老板呃！买羊啵(bo)？’‘买头羊’。‘头羊冒( mâo没有)得角( gë各)’‘买二羊。’‘二羊冒得脚(jo)’‘买三羊。’‘三羊四羊随你捉’。”都集中地表现了长沙方言的特色。 　　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