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斗...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一、授课题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二、教学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清帝国再次受到外力之冲击，逐渐开始对中外力量的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战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应注重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政局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首先，应注意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蓄意使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结果。 其次，应注意分析太平天国天京变乱的原因及其严重后果。天京变乱的发生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天京变乱造成太平天国严重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危机，从此，太平天国从前期的胜利发展转入后期的防御败亡。 第三，应注意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特点。政治上的表现是昏暗腐败、宗教迷信观念盛行；军事上的表现是在战略防御中分散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严重。 第四，应注意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历史教训及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是单纯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太平天国以失败而告终，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可能找到解救中国的，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四、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 五、教学内容：本章共三节，分别是：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节 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政治格局 第三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以下为具体教学内容：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英、法蓄意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根源 19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本身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和扩大掠夺殖民地，阴谋发动侵华战争。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对华工业品输出总额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几年中，曾经一度上升较快。但从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出现下降之趋势，其原因如下： 第1，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制作用。 第2， 由于鸦片大量走私的存在，直接排挤了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 业品的购买力。 第3， 太平天国起义所导致的战乱的影响。 由于以上原因，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额未能得到迅速增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通商口岸开放得过少，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以获取更大的侵华权益。 二、“修约”讹诈及其失败 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从中国获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最初，西方列强企图通过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即所谓“修约”的方式，来实现其侵略目的。 所谓“修约”， 即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以扩充侵略内容，夺取更多的侵华权益。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使华代表包令联合法国代表布尔布隆和美国代表麦莲，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主要要求如下： 一、 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城，如这一点作不到，则 二、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人烟稠密的各大城。 …… 三、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四、规定不得在外国进口的货物上，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上，课征内地税或子口税。 五、规定对中国沿海海盗行为的有效取缔。 六、如果可能，制定中国劳工向外移民的办法。 七、争取英国国主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如果这一点争取不到，则 八、规定女王陛下的代表和中国政府枢要间的习常公文往来，并充分保证公文的传递不受地方官宪的阻截。 九、规定在女王陛下的代表与该代表临时驻在省份的巡抚之间，得应任何一方面的请求而随时会晤。 十、规定在行将缔结的条约的措辞中，一切疑点都应参照英文本解决，并且仅以英文本为准。 英、法、美三国代表就修约问题，首先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继而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举行会谈，均一无所获。于是，三国代表北上，在白河口与中方代表文谦和崇纶展开交涉，也没有结果。 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派驻中国代表巴驾联合英、法使华代表，开展第二次修约活动。 5月，巴驾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企图达到如下目的： 一、三国派遣使节驻留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 二、三国贸易无限制地扩展到帝国全国。 三、全中国臣民有信教自由。 四、改良中国法庭。 巴驾提出以上修约要求后，咸丰帝获悉内容，再次拒绝全面修约。 英、法两国见用和平修约的方式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发动侵略战争，以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权。 三、战争的爆发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已下，为此分别制造和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即所谓“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 ）。 1、“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蓄意制造了“亚罗号”事件，作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 10月8日，中国广东水师在泊于黄埔港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船主为中国人方亚明）上逮捕海盗和有海盗嫌疑12名中国水手，这纯属中国内政。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却以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登记为由，借题发挥，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交涉，以期挑起事端。 2、“马神甫”事件：法国寻找的侵华战争之借口。 185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传教，因包庇教徒、作恶多端，于1856年2月，被西林知县张鸣凤依法处死。当时的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三世皇帝以“保卫圣教而战”为旗号，与英国联合发动侵略战争。 3、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少将西马縻格里率军舰3艘侵入广州内河，进攻广州城外各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军一度于10月29日攻入广州城，因兵力不足而在当晚退出，又于1857年1月撤出珠江，退据虎门，等待援军。 英军炮击广州城 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之消息传到伦敦，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海陆军来华，并建议法国采取共同行动。法国遂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与英国联合发功侵华战争。 1857年7月和10月，额尔金与葛罗先后率军到达香港。双方约定组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与俄国则为英、法侵华出谋划策，并同时以“调停人”的面目，压迫清政府接受侵略军提出的全部要求。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次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囚居于海边之镇海楼，于1859年4月10日病死于囚所，遗体由英人送回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事敌。 英法联军成立了由巴夏礼、哈罗威上校（英）及修莱海军大佐（法）三人组成之“联军委员会”，操纵以柏贵为首的广东地方傀儡政权，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 1857年英军侵犯广州 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 法军在广州城门设立的岗哨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决定北上，进攻大沽，迫使清政府屈服。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舰队陆续抵达大沽口，分别向清政府提出侵略条款。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大沽口。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于5月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派大学士、正白旗满洲都统桂良和吏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4、《天津条约》：1858年6月2日，桂良和花沙纳抵达天津，分别于6月4日与额尔金，6月5日与葛罗、俄使普提雅廷，6月7日与美使列卫廉会晤。 在谈判过程中，英、法代表态度蛮横，额尔金的翻译李泰国尤为如此，并对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耆英进行侮辱。俄、美公使则以“调停人” 的身份从中渔利，并表示对清政府的伪善。 1858年6月13日、6月18日、6月26日和6月27日，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12款）之主要内容是： 俄国“如有任何特殊理由，得派遣使节来北京，并于达到后，应受适当的礼遇；俄国商人得在五口通商，并另增福摩萨的台湾府和海南的琼州两处口岸；基督教弛禁；应在北京与恰克图之间设立驿站；以及俄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等”。 中美《天津条约》（30款）之主要内容是： 公使驻京，“遇有必要事务得派遣使节到北京暂住，使节应当在平等基础上被接见，并以礼相待”（第5款），“如果嗣后无论何时允准任何其他国家以驻扎使节的权利，则对于这项权益，美国代表应立即均沾” （第6款）； 基督教弛禁 （第29款）；强调最惠国待遇（第30款）；等。 中英《天津条约》（56款，附约1款）、中法《天津条约》（42款，附约6款）之主要内容是： 一、准允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二、开放十处通商口岸：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 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 三、英、法等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四、外国军舰、商船可自由航行于长江各口岸； 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 中英签订《天津条约》 1858年11月，桂良、花沙纳及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与英、法两国，在上海分别签订了《通商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各10款）， 主要规定如下： 一、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改名“洋药”， 每担缴纳进口税银30两，相当于平均价值的7﹪或8﹪； 二、除鸦片、茶和丝的进出口税外，一般进出口货物抽时价5﹪的关税。鸦片税率已如上述，茶每担缴纳出口税银2.5两，达到当时价值15﹪至 20﹪之间，丝的出口关税为每担税银10两，远在平均价值5﹪以下。此外，“凡认作专为外国侨民消费之用的品目，则完全免税”， 如此烟、酒、 香水、 肥皂、 面粉、 黄油和干酪等生活日用品均被列入免税名单， 由于此后“四十四年之久没有税则的修订，所以这项让步使中国国库受到重大的损失”。 另外还规定，洋货运销内地或土货经由内地出口，除一律征收时价2.5﹪的子口税 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三、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通商各口收税，应“划一办理”。 《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 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四、战争的再起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1、英法联军扩大侵华战争：《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南撤，但战争双方对已签订的条约均不满意，战争并没有结束。 1859年6月25日，英、法两国借换约之机肆意挑衅，导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清军奋战一昼夜，英法舰队遭到惨败。英、法两国策划进行报复性的战争。 僧格林沁 （1811—1865年） 蒙古博尔济吉特氏。1825年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多罗郡王爵位，历任御前大臣、 领侍内卫大臣、都统等职。因攻灭太平天国北伐军而晋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法联军多次交战。后受命镇压捻军起义，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今荷泽）高楼寨战役中被击毙，赐谥曰“忠”。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60年2月，英、法两国再度任命额尔金与葛罗为全权代表，组成更大规模的侵略联军，来华扩大战争。美、俄公使赶到上海, 仍然扮演假调停真帮凶的角色。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二次占领大沽口。8月24日，联军占领天津。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大沽口炮台 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清政府急派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谈判求和。英、法并无停战谈判之意，于1860年9月初单方面中断谈判，开始自天津侵犯北京。咸丰帝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 赶赴通州议和。英方代表巴夏礼一再节外生枝，导致谈判再次破裂。 僧格林沁所部于9月18日扣留了巴夏礼一行， 包括25名英国人和13名法国人。巴夏礼本人于10月8日获释，有些人质则被处死。 2、北京沦陷和《北京条约》的签订：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9月21日，英法联军通过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通州城西的八里桥一战，歼灭了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所属蒙古精锐骑兵之主力，导致清军全线崩溃。 1860年9月22日，咸丰帝携后妃和一批亲信官员逃往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以其六弟、恭亲王奕訢留京负责议和事宜。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大肆劫掠之后付之一炬。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 焚毁前的北京圆明园景致之一 劫后之圆明园 圆明园残迹 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在安定门外摆开攻城之架势，随军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沃格曼以现场速写的形式，直接记录了安定门瓮城的画面 另一位跟随英法联军的意大利摄影师费利斯·贝阿托所拍摄的安定门瓮城照片 贝阿托从安定门城楼上向西拍摄的自安定门到德胜门这段城墙的照片（旗杆处为英法联军在北京城头之营地） 贝阿托从安定门城楼向东拍摄的城墙顶部的情景，以及北城墙内不远处可以看到的雍和宫建筑群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瓮城的城墙并不完全是正方形的，虽有棱角，但却呈圆弧形。英军占领安定门城楼之后，贝阿托登上了城楼，进行拍摄：从城楼向西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厚实的城墙笔直地向前伸展，近处有五根高大的旗杆，旗杆下有几个零星的帐篷，那是驻扎在城墙上，试图建立临时炮台的英国皇家工兵；城墙中间有几个呈正方形向外突出的墩台；远处依稀可见的两个城楼就是德胜门的瓮城。而从城楼向东眺望，则可以看到城楼上的清军大炮，但此时炮口已经调转了方向，直指北京城内，两门大炮之间，还坐着一个沮丧的清兵；不远处便是雍和宫巍峨建筑群的轮廓；从近处看，城墙顶上确实十分宽阔，颇有点像大马路的感觉，只可惜在清军手里，这么坚固的城墙仍然无法抵抗外来侵略。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后，在城内张贴告示，对清政府下最后通牒（沃格曼绘制） 1860年法军在北京街头 1860年10月24日和10月25日，奕訢先后与额尔金及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之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除确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 又规定了以下侵华内容： 一、开放天津为商埠（中英《北京条约》第4款，中法《北京条约》第7款）； 二、割让九龙司（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归英属香港界内（中英《北京条约》第6款）； 三、赔偿英、法之军费，各增至银800万两（中英《北京条约》第3款，中法《北京条约》第4、5款） ； 四、归还以前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财产。参与谈判的法国使团主要译员德拉马神甫擅自在条约的中文本中私自增加了下列字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五、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中英《北京条约》第5款，中法《北京条约》第9款） ； 六、英、法军队立即撤出舟山，当赔款交清后，英、法军队从天津、大沽、 山东和广东等地撤出，并规定了日期（中英《北京条约》第9款，中法《北京条约》第8款）。 奕訢 （1833—1898年） 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弟。1850年以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1860年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1861年咸丰帝崩，奕訢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被授予议政王之头衔。 从1861年到1884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身处权力中心。1884年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1894年再度被起用，任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但毫无作为。 1898年病故。奕訢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之名王重臣、洋务运动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近代教育进步作出了贡献。 1860年10月24日清晨，英国专使额尔金进入北京城，前往与恭亲王奕訢签署英中和约（沃格曼绘制）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11月上旬，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主要表现为： 第一，中国领土被大片割占，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践踏。 第二，西方列强取得增开通商口岸、内河航行权、海关行政权等特权，中国内地税自主权丧失，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第三，外国公使驻京，可以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控制清政府。 第四，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 第五，鸦片贸易合法化，使烟毒危害更加深刻。 第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 SHAPE \* MERGEFORMAT 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五、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在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之领土。但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长时期的封禁政策，导致东北边疆人烟稀少、土地荒废，给俄国以可乘之机，采用先实施武装移民以占据所谓“无主之地”，后逼签不平等条约的手段，大肆侵吞中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 184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殖民主义者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积极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1850年，俄国占领黑龙江口的庙街。1853年，俄国占领库页岛。1854年，穆拉维约夫提出了“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1854—1856年，穆拉维约夫率领哥萨克武装移民强行航行于中国内河黑龙江，其目的在于造成占领真空地带的既成事实，俄国鼓吹侵华的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依就认为在正式实施占领之前，“必须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布满军人村屯（镇），以此，如我所说，在事实上向中国指出：俄国从来就认为这一地区是属于它自己的。” 经过如此移民渗透之后，“阿穆尔就变成一条俄国的河了。现在这条河上游下游可以往来通行。河的沿岸，在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的俄国村庄、粮食和国家物资仓库。” 俄国人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他们不打自招地承认，这样就会迫使中国“承认哥萨克屯驻阿穆尔的既成事实”，并得意地认为“此目的已顺利达到。中国人在着手进行边界谈判时，就会面对哥萨克已屯驻阿穆尔的事实。” 同时还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些事实在政治上将被确认，问题被认为是解决了。” 之后，俄国通过逼签1858年5月28日之《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接着，俄国决定要以占领黑龙江以北的方式占领乌苏里江一带地区：“为使乌苏里江和乌苏里地区永归俄国，必须在乌苏里江采取占领阿穆尔时所使用过的手法，即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为此，用于在长达三千俄里的阿穆尔沿岸安置移民的行政经费和物资中，势必要分出一部分，以便同时开始另一项类似的工作，即占据长达八百俄里的乌苏里江以及直到与朝鲜毗连的我国东南各港之间的整个地区，并向那里移民。” 同样经过移民占领之后，通过1860年11月14日之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又鲸吞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至此，清帝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其根源何在？以往多归结为这是俄国利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趁火打劫而导致的结果。不可否认，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确实非常不利，对俄国的侵略行径无力抵抗。但是，俄国在分割中国领土的时候几乎不费一枪、不发一弹，仅仅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就轻而易举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这不能不引人深思。究其根源，就在于清廷长时期所执行的封禁东北的政策。 俄国在侵吞中国东北边疆领土时所采取的手法其实很简单，即首先完成武装移民、造成强行占领的既成事实，下一步就开始实施外交讹诈，逼签条约，从法律上使其占领行为“合法化”，而俄国在谈判中的借口就在于强调东北边疆地区中国人口稀少的实际情况。清方谈判者、黑龙江将军奕山在与穆拉维约夫谈判时曾竭力辩驳说，中国“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乌苏里沿岸地区拥有主权”，因为清廷对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征收贡赋”。 奕山所言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一直都归清廷管辖，年年向清廷纳贡。这实际上是清廷对当地少数民族所征收的一种赋税，而按照国际惯例，征收赋税就是拥有主权的标志之一。清末治东北边疆史地学的著名学者曹廷杰经过实地考察后，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曾明确指出：“咸丰以前，伯力东北黑斤 、费雅喀、俄伦春、济勒弥、奇勒尔、库叶、奇雅咯喇贡貂诸部”，每年都向清廷“贡貂，由三姓派员往收，赏以乌绫 。” 同时，他还指出这些“贡貂诸部落”都活动于“吉江二省旧界”。 根据曹廷杰经过实地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咸丰以前”、“伯力东北”以及“吉江二省旧界”，都说明在俄国强占之前，这些地区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实际上俄国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中国政府对居住于阿穆尔河两岸的所有异族人的管辖，一般表现在向他们征收毛皮贡赋。” 但他们为了达到分割中国领土之目的，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不仅如此，为歪曲事实真相，俄国人早已散布过如下的谬论，说什么当地的少数民族“根本不知道满人，他们自由自在，没有任何人管辖他们。” 这和当地人烟稀少以及清政府行政管理松弛有关，遂使沙俄有机可乘。在《瑷珲条约》签订以前，俄国使臣普提雅廷在致清政府军机处的照会中，也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什么“俄罗斯已有人民在黑龙江左岸居住，应以黑龙江左岸为俄罗斯边界。”至于“乌苏里江下游，并无满汉人等居住，亦无赴彼船只，应以乌苏里江右岸为界”，他还特别提醒清政府，乌苏里江一带“海岸空地，俄罗斯已有人民设卡筑城”， 以此为借口逼迫清政府“让地”。俄国侵吞中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是恃强凌弱的举动，但强盗在巧取豪夺的时候也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俄国人的借口就是百般强调他们所占据之地是所谓空旷无主之地，并为此在谈判中还作了一些让步。《瑷珲条约》规定，在黑龙江北岸的定居中国人可以照常居住，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不得扰害。俄国之所以让步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对中国人所提出来的有说服力的请求也不得不加以同意，即他们现在左岸的居民得以无限期地留居下去；这对我们不仅没有任何害处，而且预期还可以从中得益。” 因为这些“村落所占的地区不超过五十俄里”，并且“他们的田地耕作得很好，我们的居民则还需要他们的粮食”。 这说明：只要有定居而从事农耕的常住居民，俄国要想随意加以占领也不是那么非常容易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都有一个无形的原则：人、地分别处理。俄国在侵吞中国领土时也不能无视中国定居民的存在，即使在不平等条约中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居住权利。这更加能够从反面证明封禁政策的恶果，试想如果清廷允许甚至鼓励向东北边疆移民，充实边疆，中国岂会轻易丧失大片国土？ 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东北边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永远离开了祖国的怀抱，而这一切却是在中俄两国之间并未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尤为使人痛惜。民国初年出版的《东三省纪略》的作者徐曦在论及这一点时曾说：“观于清初治满政策，未尝不太息也。当尼布楚订约后，东至海、北至外兴安岭，皆我属地。诚择一二形胜处所建为重镇，驻兵移民以扼俄人东下之路”，那么东北边疆的情况或许就不会如此。可惜，这只是一种设想，由于清廷的错误政策，使“龙江左岸数千里视如瓯脱”，于是“割地之举乃一见而再见矣”。 清代学者徐宗亮也认为，如果清政府早有远见卓识，能够在边疆“广事屯垦，则生聚教训，宜臻富强，又何有空旷之地，生彼觊觎之心？” 徐曦与徐宗亮所言颇能发人深省。而现代学者陈芳芝的分析更是一针见血：“尼布楚条约将东北之北方边界确定于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缔约以后，中国在东北殖民，条件之有利前所未有。清廷对外蒙古及内蒙古之控制已巩固建立，中原全境亦已实现和平与统一。自康熙朝，长城以内之剩余人口一直涌向塞外，尤其热河与察哈尔一带。此一趋势如听其自然发展，则东北政治经济之进展，至少可达内蒙古诸省之程度。”但清廷计不出此，长时期执行封禁政策，结果当“俄人19世纪重返黑龙江时，该地区不致与一个半世纪前几无差别——一片人烟稀少、半开化之游牧狩猎之地。” 诚如斯言，清廷的封禁政策至少是限制了汉人移民关外，使边疆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社会进步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的170多年间，几乎无任何进步可言，终于使沙俄有机可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在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东段边界中，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一段因有天然大河，界限比较分明，而从兴凯湖到图们江江口一段为陆路交界部分，因山河交错，形势比较复杂，稍有不慎，就会给俄国蚕食中国领土以可乘之机。因此，清政府以仓场侍郎成琦会同吉林将军景淳，与俄国全权代表、滨海省省长卡扎凯维奇及副代表布多戈斯基在兴凯湖附近举行勘界会议。这是中俄双方就东段边界的第一次勘界。 1861年6月，双方代表会晤开议。谈判刚一开始，双方就在白棱河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本来，“关于中俄边界在兴凯湖上的走向，根据条约规定，系从松阿察河河源越兴凯湖至白棱河河口，再由该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只有确定白棱河及其河口的方位，才能划定兴凯湖和瑚布图河以北这两段中俄边界线。” 但在中俄两国的地图上，均无白棱河之名称。俄国代表为达到蚕食中国领土之目的，“混指一处，欲由松阿察河掘通穆棱河以行舟楫，而窥宁古塔、珲春、三姓等处，遂称九年立约时，写在约中有云土尔必拉亦须割与”， 一口咬定位于兴凯湖西北、已被俄国非法占领的土尔河口就是白棱河口，执意在松阿察河河源与土尔河口之间划一道直线，以此作为两国界限，如此就把兴凯湖的大半部分划入俄国版图。成琦虽然力争，但俄国代表蛮不讲理，最终还是按照俄国的意愿划定此段的中俄界限，签订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并在从乌苏里江江口到图们江江口1000多里长的边界上竖立了8个木制界牌，中国名称为耶、亦、喀、拉、那、倭、帕、土。需要指出的是，在竖立界牌时，除喀字牌和耶字牌由中俄双方共同设立之外，由于中方监牌官员吉勒图堪畏惧路途险阻，竟然玩忽职守，将设置界牌事宜交由俄方一手包办，俄方趁机为所欲为。例如，俄国将本应设置在距图们江口二十华里之处的土字界牌，卑鄙地“设置在距图们江口二十二俄里（约合四十六华里）的朝鲜城镇边梁子村对面”， 从而又蚕食了一块中国领土。清政府派员与俄国勘界，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因界限不清而使国土再受损失，但由于俄国的卑鄙无耻，中国领土又遭到蚕食。 不仅如此，8个界牌的设立并没有阻遏俄国的贪婪侵渔之心。俄国竟然使用私移界牌的卑鄙手法，“暗窃潜移，界线遂半非其旧，俗谚故有马驮界碑之语”， 对中国边疆领土进行蚕食，中国东北边患依然严重。 1864年10月7日，中俄两国又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强行割占了中国西部喀尔巴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总之，沙俄通过以上一系列外交文件，总共侵占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继续对中国边疆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第二节 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政治格局 一、辛酉政变 咸丰年间，清王朝的统治遭遇严重危机。一方面是内忧外患不断，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咸丰朝后期，咸丰帝重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端华之弟肃顺等人。 肃顺为人精明、勤于治事，主张力除积弊、重用汉人，但专横跋扈，屡兴大狱以树立其权威。1858和1859年，肃顺接连利用“戊午科场案”和“官银号案”打击异己，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对外关系上，肃顺以态度强硬著称。而以奕訢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上层统治集团则主张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因此，肃顺等人在对外政策上与奕訢等人存在分歧，双方矛盾很大。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前，清政府的统治中枢随咸丰帝逃至热河，大部分王公大臣随驾扈从，实权由载垣、端华及时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肃顺所把持；而留京大员如桂良、大学士周祖培等人以奕訢为中心组成了另一个政治集团，对肃顺不满的官员多归附之。 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之后，奕訢等留京官员一再请求咸丰帝回銮，以安定人心， 但咸丰帝对西方列强仍存有疑惧心理，肃顺等人也从中作梗，阻挠咸丰帝回銮北京。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诏以其年仅6岁的长子载淳（1856—1875年）继位，同时诏令以载垣、端华、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御前大臣额附景寿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新君、总摄朝政，并决定从明年起改用年号“祺祥”。 清穆宗同治皇帝载淳 （1856—1875年） 清朝入关后第八代皇帝，1861—1875年在位。文宗咸丰帝之长子（咸丰帝共有二子，而次子不满3岁而夭折），在清朝诸帝中是取得继承皇位资格最为得天独厚者。在位期间，依靠汉臣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并开展洋务运动，号称“同治中兴”，但实际上由其生母慈禧皇太后擅权，为不折不扣的傀儡皇帝。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崩于养心殿，终年19岁，为清朝诸帝中寿命最短者。 载淳继位后，其生母满州镶黄旗人（初为镶蓝旗人，后抬入镶黄旗）叶赫那拉氏（1835—1908年）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后加“慈禧”之徽号；咸丰帝之皇后满州镶黄旗人钮祜禄氏 （1837—1881年）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后加“慈安”之徽号。 叶赫那拉氏 （1835—1908年） 那拉氏擅长权术，一心想夺取实际最高统治权力，与肃顺等人势不两立。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那拉氏联合奕訢发动宫廷政变，以幼帝之名义发布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使，派奕訢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宜，将载垣、端华及肃顺等人革职拿问。次日，又接连发布上谕，授予奕訢以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奕訢集团之重要成员如桂良、宝鋆、文祥等多授要职。随后，载垣、端华及肃顺被捕杀，其余五大臣或革职或充军。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载淳在太和殿正式即帝位，改年号“祺祥”为“同治”。于是，那拉氏实际上夺取了最高统治权。1861年12月2日，两宫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这就是“辛酉政变”（1861年为农历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是典型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并非是西方列强扶植傀儡的结果。当然，由于奕訢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政变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开始逐渐密切，初步奠定了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政治基础。 二、政变后的政治格局 通过辛酉政变，慈禧太后上台，并联合奕訢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慈禧、奕訢等人调整内外政策，决定对内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僚地主，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外则借助于外力以镇压国内农民起义，正式宣布了“借师助剿”的政策。 1、满汉统治阶级关系的协调：1861年11月，慈禧太后掌权伊始，就完全改变了咸丰朝对曾国藩集团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洲贵族集团与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关系，放手曾国藩倾注全力扑灭太平天国。 2、“借师助剿”方针的形成：在咸丰朝，清朝某些地方当局已经开始与西方列强勾结，对抗太平天国。慈禧太后大权在握后，于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以同治帝之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布了借用外国武力以“借师助剿”的方略。西方列强也放弃“中立”，帮助官军镇压太平军。至此，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公开勾结起来，太平天国起义面临非常不利的形势。 3、中央政局：慈禧太后与奕訢合作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共同的政敌，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在政变之后，二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也逐渐显露出来。但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前，矛盾尚未公开化。 第三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1、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1、领导集团的腐化：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开始追求权力名位和奢侈生活，而进取精神和艰苦作风则日益减退。另外，太平天国因袭了封建君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异常森严，达到极端繁琐的程度。 《太平礼制》详细规定了对天王子女及其他诸王子女的不同称呼：天王长子称“幼主万岁”，第三子称“王三殿下千岁”，天王长女称“天长金”，次女称“天二金”；东王长子称“东嗣君千岁”，第二子称“东二殿下万福”，东王之女称“东长金”、“东二金”，等。对王以下各级官员及其子女的称呼，亦有规定：丞相至军帅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丞相子至军帅子称“公子”，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将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雪”。在公子、将子、玉及雪中，又有等级区别，如丞相子称“丞相公子”，军帅子称“军帅公子”，等。又规定：天王轿夫64人，东王轿夫48人，两司马亦有轿夫4人。诸王、 高级官员出行坐轿时，下级官员和兵士、群众都要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要遭受严厉责罚。 领导集团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政治上的封建化，使太平天国所倡导的平等思想遭到了破坏。 太平天国天王府 太平天国王冠 太平天国王袍 2、领导集团的分裂：随着追求生活享乐和等级而来的，是对权力名位的追求，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诸王形成各个宗派集团，逐渐形成了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以及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矛盾。 3、天京变乱：1856年9月初至11月初，天京变乱发生，韦昌辉除掉杨秀清，洪秀全又诛杀了韦昌辉。 诸王之间的争权夺利导致两万多太平天国骨干力量毫无意义地消耗于内讧之中。 4、石达开出走与败亡：石达开是天京变乱的受害者，深得人心，引起洪秀全对他的疑忌。 1857年6月，石达开被迫逃出天京，在安庆驻留4个月之后，率领十多万太平军精锐部队开始独立作战，决定占领四川自立一国，走上了分裂主义的道路。 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陷入清军重围之中，6月，石达开受骗被执，遭到酷刑处死。 5、领导集团分裂的严重影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不是政见上的分歧，而是彼此争权夺利的斗争，终于导致仇杀和分裂之悲剧。这种现象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是屡见不鲜的，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是农民政权封建化的必然结果。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败亡事件，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是太平天国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的标志，其严重影响如下： 首先，太平天国的实力受到极大的摧残。 其次，太平天国的朝政从此趋于紊乱。 第3， 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从此破产，导致人心离散。 第4， 造成了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困守的被动局面。 二、挽救危机的与《资政新篇》的提出 1、挽救危机的军政措施：首先，洪秀全重新建立新的领导核心。洪秀全亲自主掌军政，同时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与李秀成主持军事，以老臣蒙得恩主持政务，初步重建了新的领导核心。1859年4月，洪秀全之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继蒙得恩之后总理朝政。 陈玉成与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洪仁玕则总理朝政。洪仁玕受封为干王，陈玉成受封为英王，李秀成受封为忠王，为太平天国后期之三杰。 李秀成 （1823—1864年） 广西藤县人。1848至1849年间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由圣兵逐渐成长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统帅之一，1859年12月受封为忠王。 其次，为了扭转军事上的危局，太平天国组织了一系列战略防御中的攻势作战，初步改变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1858年9月，太平军发动浦口战役，第二次摧毁江北大营，设立天浦省。1858年11月，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打击了湘军的嚣张气焰。 浦口和三河两大战役，成为太平天国暂时转危为安的重大胜利, 遏制了湘军长驱直入的全面进攻，稳定了天京上游战局，暂时扭转了天京变乱以来军事失败和政治涣散的危局，为太平天国后期坚持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资政新篇》的提出：1859年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经洪秀全审阅批准后，以干王之名义予以发布。 《资政新篇》及天王玉玺、玉玺印文 《资政新篇》共分为“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及“刑刑类”四个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各方面。提出“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 认为取资的关键在于根据本国国情,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制度与事物, 以实行改革。其内容主要如下： 在政治方面，针对太平天国后期存在的“事权不一”和“朋党之弊”，主张集中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建议设立不受一般官员节制的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新闻纸”、“暗柜”，以听取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此外，洪仁玕还强调，立政的关键在于“设法”与“用人”。 在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仿制铁路、公路、修浚河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财政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业等；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鼓励民间兴办工厂、开发矿藏等；另外，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奖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制度。 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主张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废除庙宇寺观；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改革文风，提倡“文以纪实”的浅明文体。 在外交方面，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国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另外，在对外交往中禁止使用“鬼子”、“夷”等诬蔑性的称呼。 《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实行相应的政治制度的某些改革，企图用比较朦胧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理想来代替农民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洪仁玕超出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对当时和以后勇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和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很有启发性。 但是，《资政新篇》 在当时缺乏实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它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能触及农民阶级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此，它与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代表农民阶级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得不到广大农民阶级和太平军将士的拥护。 另外，太平天国后期主要进行艰苦的军事斗争以挽救危局，没有进行重大社会改革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结果无法付诸实施。 三、保卫安庆和经略苏浙 1、二破江南大营：从1859年下半年开始，湘军再次进攻安徽，太平军驻防池州守将韦俊叛降清方，江南大营也加紧围攻天京，一度有所缓和的军事局面又重新趋于紧张。1860年8月，湘军包围了安庆。 为彻底粉碎江南大营，1860年初，李秀成等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用洪仁玕提出的“围魏救赵”、各军联合作战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江南大营。 1860年5月，太平军二次摧毁江南大营。从此，江南大营无力再建，太平军则为进取苏浙而厉兵秣马。 2、进军苏浙：1860年5月11日，洪秀全在天京主持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决定东征苏南， 然后举行第二次西征以救援安庆，即第二次西征计划。 之后，太平军攻占江苏南部大部分地区，建立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又攻占浙江大部分地区，建立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开辟了浙江根据地，并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苏南和浙江两个根据地的开辟，对清王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成为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对支撑太平天国最后三四年的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二次西征及其失败：1860年5月，太平天国制定了以解救安庆之围为目的之二次西征计划，预定分江南、江北两路沿长江西上夹攻武汉，引诱湘军回援，以解除安庆之围。结果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安庆失守已在所难免。 4、安庆失守：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太平军控制达9年之久的长江上游之重要军事重镇安庆，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的军事据点完全丧失，处于长江下游的天京失去了西部屏障。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处境困难。1862年6月4日，陈玉成被清方杀害，时年26岁。 安庆的失守和陈玉成的牺牲，导致太平天国西部战场全部溃败。湘军乘势东下，天京已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四、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几经努力，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太平天国后期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农民政权封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中央，洪秀全之封建思想与宗教迷信观念恶性发展，洪氏集团专权，政治昏暗；洪秀全为巩固自身之地位，不惜滥封王爵，加剧了分裂倾向，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在地方，地方政权与基层政权也呈现出相当严重的危机。 太平天国后期收租执照 五、太平天国的失败 1、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1861年11月，曾国藩受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分遣三路大军进攻太平军：一路由其胞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二是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即“楚军”，又称“老湘营”）由江西进攻浙江；三是以李鸿章率淮军从上海进攻苏南。 曾国荃 （1824—1890年） 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九弟。1852年举优贡。1856年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授浙江按察使，旋迁江苏布政使， 1863年4月升任巡抚。1864年7月攻陷天京，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旋为掩盖吞没财宝等劣迹，从曾国藩命称病开缺回籍。次年夏授山西巡抚，不就。1866年春调湖北巡抚，8月奉命帮办军务，镇压捻军。次年5月复称病退职。1875年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翌年调山西巡抚。1881年授陕甘总督，旋乞病开缺。1882年5月调署两广总督。1884年2月署礼部尚书，8月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中法战争起，受命督南洋水师赴援闽、台，敷衍搪塞，11月被革职留任。翌年开复。1889年加太子太保衔。1890年11月逝于任上，谥“忠襄”。 左宗棠 （1812—1885年）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举人。1860年特旨委任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招募楚勇5000人赴江西、浙江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2月任浙江巡抚，之后出任闽浙总督。1867年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陕甘回民起义。1875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1878年1月率军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一力主战、反对妥协。除从事军事活动外，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综其一生，功大于过，忠君爱国，是在近代中国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 李鸿章 （1823—1901年） 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曾师从曾国藩习经世之学，并充当其幕僚。1862年春组建淮军，赴沪镇压太平天国。同年授江苏巡抚。1864年受封一等肃毅伯。1865年署两江总督，率淮军镇压捻军。1867年授湖广总督。1870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任职达25年，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积极从事洋务运动，为洋务派著名首领之一。1895年甲午战争后声望骤减。1900年庚子之乱中受命收拾残局。1901年11月7日病逝，谥“文忠”。 淮军士兵 在曾国藩布置对太平天国进攻的同时，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以上海为据点，加紧布防。1862年2月，中外反动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 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太平军奋起抗争。 1860年夏，李秀成率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遭到以美国人华尔为首的雇佣军“洋枪队”的抵抗。由于西方列强的干涉，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失败。 华尔 （1831—1862年） 1831年11月29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船主和水手世家出身，富于冒险精神。1847、1851年以船员身份航海到中国，之后返回美国。曾加入法国军队，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仍以船员身份来华，很快回国。1860年再次来华经商，同年春开始组织“洋枪队”。 1862年9月22日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 华尔麾下之洋枪队 1862年1月初，李秀成率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中立。3月，清政府将洋枪队正式命名为“常胜军”。英、法及俄国之政府军队也参与干涉。4—5月，李鸿章淮军陆续抵达上海，中外反动势力完全正式勾结起来。6月，李秀成率军回援天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 1862年10月13日至11月26日，李秀成率太平军主力与围攻天京之湘军大战于天京外围之雨花台达46天，谋解京围，最终未能击破湘军营垒，被迫撤军，天京解围战未能获得战果。之后，李秀成又受命执行“进北攻南”之计划，亦未成功。从此，天京坐困之势已无可挽回，太平天国之处境非常不利。 在太平军倾主力投入天京解围战之时，1862年年底以后，苏浙根据地在中外反动军队的联合进攻下瓦解了。 在苏南战场，李鸿章淮军联合“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2年9月，华尔在浙江慈溪毙命。1863年3月，英国军官戈登 接任“常胜军”统领。1863年12月苏州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战场的瓦解。之后，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完全丧失，李鸿章解散了“常胜军”。 中外官吏公祭华尔仪式 在浙江战场，左宗棠湘军联合外国侵略者进攻太平军。1862年5月， 中英混合武装“常安军”（也称“绿头勇”、“定胜军”，以英国海军军官丢乐德克为首）与中法混合武装“常捷军”（也称“花头勇”，以法国军官勒伯勒东为首）分别组建。1864年3月，太平天国浙江根据地中心杭州失陷，浙江根据地基本瓦解。 太平军苏浙战场瓦解后，天京岌岌可危。1864年春，天京被湘军完全合围。6月3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扶16岁的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即位，是为幼天王。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陷。 天京失陷后，李秀成掩护幼天王突围成功，自己于7月22日被湘军俘获，于8月7日遇害。 李秀成自述 洪天贵福突围后与外出征粮调援之洪仁玕会合，于1864年9月底转入江西，后均被俘遇害。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尽管其余部仍然坚持斗争数年，但已属于余波和尾声。 太平天国后期形势图 2、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1）性质：从总体而言，太平天国是一场单纯的农民战争，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同时因为发生在近代中国，又揭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2）失败原因：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在于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使太平天国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最后归于失败。而主观原因居于主导地位，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太平天国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不具备科学的世界观，无法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他们用以指导行动的是农民阶级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和先进的革命纲领作为指导，农民起义无法取得成功。 第二，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存在严重的宗派思想，破坏了内部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早在起义酝酿阶段，领导集团内部就已经有宗派的苗头。随着战事的胜利发展特别在定都天京之后，宗派斗争恶性发展，终于爆发了天京内讧和石达开出走败亡两大事变，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洪秀全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在太平天国后期结成洪氏集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滥封王爵、离间将士，高级将领拥兵自重、不顾大局。宗派斗争的持续发展削弱了战斗力、涣散了士气，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领导集团的享乐腐化，是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没有能力改变封建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突破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定都天京后，封建特权思想和封建等级制度恶性膨胀，领导集团养尊处优，享乐腐化，背弃了广大群众要求平等的愿望，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群众基础。到后期，洪氏集团把持朝政，政局更加昏暗腐败，已经丧失了领导群众继续进行斗争的作用。 第四，宗教迷信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太平天国依靠拜上帝会以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在起义初期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太平军冲出广西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太平天国阵营，而独尊上帝、不拜祖先神佛的拜上帝会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及风俗习惯大相径庭，广大群众不易接受，不能再起到动员广大群众的积极作用。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更是利用宗教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终于酿成一场相互残杀的内讧，更加动摇了广大群众对神天上帝的信仰。到后期，洪秀全失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越发沉溺于宗教迷信之中。因此，宗教在太平天国前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后期则成为严重的破坏因素。 第五，太平天国一度实行消灭家庭和私有财产，取消商业，摧毁儒家典籍，以及严刑峻法等极端的政策与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