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_盗贼_简论

2009年2月 第30卷第l期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ZHANJlANGNORMALCOlLLEGE Feb．2009 V01．30No．1 五代“盗贼”简论 曾 国 富 (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摘要：五代是个多“盗贼”的时代。官府的压迫剥削、饥荒、军事活动、犯罪活动等．是引发“盗贼”的主要原 因。“盗贼”虽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一面．同时也有打击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一面。啸聚山林．借助宗教以发展力量 并且向官军转化．是五代“盗贼”活动的显著特点。严刑峻法、残酷杀戮、以“盗”攻“盗”、利用地方力量防“盗”治 “盗”及赦罪招抚．是五代时期封建统治者常用的治“盗贼”的对策，但收效甚微。 关键词：五代；“盗贼”；政治；军事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9)01一0103一06 唐末五代是战争连绵，社会动荡的时代，也是一 同，既有属于刑事犯罪的真正的“鸡呜狗盗”者，这是 个“盗贼”此起彼伏的时代。《新五代史》载：黄巢领 真正意义的盗贼，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行动目 导农民起义后，“所在盗起，往往据州县”[1H46。黄巢标；但更多的“盗贼”，则是民众在走投无路的窘境之 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唐朝官军的联合镇压之下归于失 下，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走上了反抗官府的斗争之 败，各地蜂起的“盗贼”多为各路军阀招致麾下，其中 路，属于农民起义性质，只是这些“盗贼”规模较小， 不少人以勇悍善战著称，并以此积累战功，由普通军 影响范围及力度都有限，并时见侵犯民众行为，常常 卒而裨将以致成为统治一方的大军阀。朱温(后梁 让人与真正盗贼等同而视。 王朝建立者)、杨行密(吴国建立者)、王建(前蜀国建 归纳而言，导致五代“盗贼”蜂起的原因，主要 立者)、王审知(闽国建立者)等五代史上叱咤风云的 有： 军事、政治名流都出身于“盗贼”。 《一)官迫民反，起而为“盗” 五代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盗贼”依然活跃，并对 五代时期战争不止，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然 社会治安和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然而， 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军队需要维持，民众的赋税负 对于五代史上的“盗贼”问题，学术界迄今未见研究 担相当苛重；频频进行的平叛战争，粮饷要输送，工 者关注；有关五代历史的著述中也极少有人提及，在 事要修筑，民众的徭役负担也极繁重。正是在这样 五代史研究中还是一个空白。笔者不揣浅陋，在广 的背景之下，许多地方的民众起而为“盗”。 泛搜集、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尝试对此问题略作 南汉在殇帝(刘玢)当政期间，“盗贼”群起，即是 考察和论述。 政治败坏的结果。南汉在高祖刘龚在位期间，大兴 一一⋯缘起 妻翥黧喜慧裟蒜鬻焉 在五代史记中，封建史家将所有反抗官府，对社 法，已使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刘龚死，子刘玢继立， 会治安造成了不良影响的人及武装力量，一概以“盗 “果不能任事。(刘)龚在殡，召伶人作乐。饮酒宫中， 贼”称之。实际上，五代时期，“盗贼”的性质不尽相 裸男女以为乐，或衣墨筱与倡(娼)女夜行，出入民 收穗日期：2008一06—21 作者简介：曾国富(1962一)，男。广东湛江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及岭南历史文化研究。 万方数据 104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第30卷 家”。最高统治者如此腐败，地方官吏必然胡作非 为，贪赃枉法，“由是山海间盗贼竞起”，以至“岭东皆 乱”[1]814。前蜀在后主王衍统治时期，君主沉湎声 色，政归臣下，大臣，地方官吏，将领为谋私利，纷纷 巧立名目刻剥民众。例如，王承休为秦州节度使，到 任后，“即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 教歌舞，图形遗韩昭，使言于蜀主⋯⋯”导致当地民 众逃离家园，聚而为“盗”。后主王衍不听群臣的谏 诤劝阻，坚持要出游秦州时，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 表二千言，其中言及“蜀都强盛，雄视邻邦，边庭无烽 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 行,,Eel8937q∞8。由此可见，南汉国及前蜀国的“盗贼 竞起”、“盗贼公行”都是政治败坏的结果，“盗贼”的 成分都是普通民众，是面临绝境的勇敢抗争。 (二)军事活动引发的“盗贼”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纪律不严明的军队对 民众造成严重的骚扰，导致民众的逃亡反抗；二是逃 亡、被遣散或反叛的军队转而为“盗”。 后梁朝，“是时，梁、晋兵争山东，群盗充斥道路， 行者必以兵卫”【1]524。后唐灭前蜀时，就一度“盗贼 群起，布满山林-[218952。后董璋、孟知祥分别据东 川、西川反。后唐发兵征讨。由于道路险狭，进军不 易，运输更难，“关右之人疲于转饷，往往窜匿山谷， 聚为盗贼”[2]9054。契丹灭后晋之后，“纵胡骑打草 谷”，四出抢掠，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 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 民”[2]9342_9343。后周出师征南唐，南唐民众本来“争 奉牛酒迎劳”，然而，部分后周军队“将帅不之恤，专 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 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 军’。”Ez]9558这些“白甲军”对后周朝廷而言，当然是 “盗贼”。陆游《南唐》亦谓：“(后)周侵淮南，中外 震骇，盗投罅(裂缝，喻机遇)多窃发”[3]卷8“朱匡业传'。 另外，逃亡、反叛、溃败或被遣散之军队(人)转 变为“盗”者也为数不少。 五代时期，一些军阀、将帅治军纪律甚严，或对 待士卒苛酷，使士卒产生离心而逃亡。按军法，逃亡 者当斩，因而不敢回乡，只能聚集山林川泽为“盗”。 如朱温“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殁者，所部兵悉斩 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 (朱温，907年建后梁称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 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 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 大为州县之患。”[z]8687后梁贞明三年(917)，晋军攻 陷杨刘城，掳获后梁守将安彦之。后梁军反攻杨刘 城，“安彦之散卒多聚于兖、郓山谷为群盗，以观二国 成败。晋王招募之，多降于晋”[2]8824。 不论出自何种原因，反叛朝廷的军人都被封建 统治者视为“盗贼”。如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戍 卒据邺都反叛。后唐调兵征讨，其将史彦琼“戟手大 骂日：‘群死贼，城破万段!’’’封建史家在记述此事时 亦云：后唐诸道兵攻邺都，“贼知不赦，坚守无降 意”[2]8962_8963。在统治者看来，这些手执锐利兵器， 占据坚城，且训练有素的“盗贼”，比其他各类“盗贼” 对封建统治的威胁性都更大，因而及时而且坚决镇 压乃当务之急，在平叛后，常常还要对参与者施以族 诛酷刑，以残酷杀戮儆戒效尤。其实，对待此类“盗 贼”，招安往往比残杀更有效。 另外，朝廷在形势危急之时，感觉到正规军队不 敷所需，临时抱佛脚，将乡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并 给予一定优待，冀望成为正规军的后备力量；而一旦 发现这些乡兵不堪所用，或危急形势解除，为了节省 财政开支，朝廷常常采取遣散乡兵的办法。乡兵迷 恋于由朝廷供养的生活方式，不愿归农，对遣散不 满，便群聚为“盗贼”，攻击官府，掳掠乡间。 (三)饥荒发生．流民转而为“盗” 唐末五代时期，自然灾害频生，水、早、蝗灾接连 不断。社会经济本已凋敝，民众生活本已艰难，天灾 来临，官府无力救灾，饥荒随之而来，民众不得不离 乡别井四处“就食”，成为流民。流民汇聚在一起，常 常执起器械为“盗”。后唐同光三年(925)，“是岁大 饥，民多流亡，租赋不充，道路涂潦⋯⋯军士乏食，有 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于野，百十为群”，转而为 “盗”[2]8950。后晋开运三年(946)夏六月，“河决渔 池。大饥，群盗起”F1]96。后晋末年，中原政权与北 方强盛的契丹族矛盾激化，战争连绵，民众负担已 重，加之“时河北大饥，民饥死者所在万数，兖、郓、 沧、贝之间，盗贼蜂起，吏不能禁,,[219304。 (四)受胁迫而为“盗” “盗贼”在流窜过程中，为了增强与官府、官军斗 争的力量，需要扩充队伍，常常以暴力胁迫一些人随 之为“盗”。这些人既上了“贼”船，就不得不与之同 流合污，共进共退。如唐末，“贼”帅、寿州人王绪率 众攻陷固始(今安徽临泉县)，闻知王潮、王审知兄弟 以“材勇”著名，于是将其兄弟招致队伍中，以王潮为 军校。王氏兄弟并非自愿应召，而是被胁迫的，不从 有生命之虞。王潮军次南安(今福建南安县)，曾对 其前锋将说：“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王)绪 万方数据 第1期 曾国富：五代“盗贼”简论 105 所胁尔，岂其本心哉!”[1]8“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王审知正是依靠这支队伍在闽地站稳了脚跟，建立 起闽国的。从封建统治者招抚诏书中常常提到胁从 者不予追究来看，此类“盗贼”当不在少数。 (五)无赖、犯罪为盗 在封建时代，太平时世，一般按部就班，上下有 序，处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几乎没有改变自己贫贱 地位的机会；反之，时处乱世，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高 高在上者一落千丈；而最底层的一些不能安分守己、 敢想敢为者(这些人常常被视为“无赖”)，往往可以 乘时际会，平步青云。因此，在唐末五代这一动荡时 世，不少不甘贫贱寂寞的社会底层人物攘臂而起，希 望藉此跻身社会上层。史载，“唐末，群盗起南方， (谭)全播谓(卢)光稠日：‘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时， 无徒守此贫贱为也!’乃相与聚兵为盗”[1]4们。谭全 播一席话，形象地勾画了当时许多“无赖”者的心 态。唐末五代，许多著名军阀、将帅都是由“无赖” 为“盗”而得以崛起的。如李罕之，“为人骁勇，力兼 数人。少学，读书不成，去为僧，以其无赖，所至皆不 容，乃乞食酸枣市中，市中人皆不与，罕之掷器于地， 裂其衣，又去为盗，，[1]835。前蜀国的创立者王建，“少 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 八’’’[1”83吴越国的创立者钱缪，“及壮，无赖，不喜事 生业，以贩盐为盗”[1]835。这些人往往是不学无术， 又不愿安分守己，对于各行各业高不成低不就，唯有 勇力和胆气，而这正适合为“盗”。五代军阀多出自 “盗贼”，正如马令《南唐书》所言：“有唐失御，方镇之 帅或浸长于健士，或崛起于群盗”[4]考3“‘世裔谱第二十八’。 此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信奉“乱世用重典”，因 此，五代时期，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周边割据政权， 都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民众摇手触禁。既已违法犯 禁，为了免遭严刑处罚，犯罪者只得抛妻弃子，逃离 家园，转而为“盗”。如后来成为后梁、后唐朝大将的 朱友谦，“初名简，以卒隶渑池镇，有罪亡去，为盗石 濠、三乡之闻，商旅行路皆苦之。,,D349z这些犯罪为盗 者虽然以个体为主，但因为是“亡命之徒”，无所顾 忌，为图生存，不得不打家劫舍，抢掠行旅，成了社会 秩序的危害因素，民众都期望官府严厉惩处这类害 民之盗。 二、“盗贼”的活动及其特点 “盗贼”是被逼上梁山者。他们既然不能回乡， 一旦被官府捕捉，将难免处以酷刑。为求生存，他们 便肆无忌惮地掳掠财物，甚至盗掘陵墓。如后梁时， “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 陵发之殆遍o))C218705从这方面来说，“盗贼”对民众生 活、生产的骚扰，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 然而，“盗贼”的活动并非全是负面的、破坏性 的。除了冲击了封建腐朽统治外，在契丹人犯，官军 抵御不力的背景下，“盗贼”团聚力量，与进犯的契丹 军展开英勇的斗争，有效地阻挡了契丹进军的步伐， 使其君临中原的政治野心无法得逞，在保家卫国斗 争中立下了显赫的功勋。 据《资治通鉴》卷285记载，后晋末年，“会(后) 晋与契丹绝好，北边赋役烦重，寇盗充斥，民不安其 业。(孙)方简、(孙)行友因帅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 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帅众邀击，颇获其甲兵、牛 马、军资，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众。久之，至千余家， 遂为群盗。惧为吏所讨，乃归款朝廷。朝廷亦资其 御寇，署东北招收指挥使。))[239304后汉入主中原，契 丹北归后，孙方简“帅其党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 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几，遣使请降，(后汉)帝 复其旧官(按，指义武节度使)，以扦契丹。”孙方简又 奏请以其弟行友为易州刺史，方遇为泰州刺史，“每 契丹人寇，兄弟奔命，契丹颇畏之。于是(后)晋末州 县陷契丹者，皆复为(后)汉有矣。”[2]9389 除了孙方简兄弟统率的这支“盗贼”队伍之外， 其他各路“盗贼”对于入犯契丹军队的打击也是得力 的。契丹灭后晋后，曾企图直接入主中原，任命其贵 族为地方节度使、刺史，但遭到官军及“盗贼”的袭 击，不少契丹贵族、士卒被杀。其中，“盗贼”的攻击 更令契丹军恐惧，成为其放弃入主中原政治野心而 急急北撤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滏阳“贼帅”梁晖率众 数百人夜袭相州，“杀契丹数百，其守将突围走”。契 丹主任命其贵族耶律郎五为镇宁节度使，耶律郎五 “性残虐，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徒千余人，夜 袭据南城，北度浮航(浮桥)，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 城。契丹主闻之甚惧，始遣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 节度使杜重威还镇，由是无久留河南之意。”契丹攻 入后晋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担心后晋降将李守 贞、杜重威反叛，故羁留于大梁；但地方“盗贼”蜂起， 契丹贵族及其军队根本无法维持地方秩序，只得将 二将遣还，冀望他们的肩负起镇压“盗贼”之重任。 其后，“盗贼”越来越多。史载“东方群盗大起，陷宋、 毫、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日：‘我不知中国之人难 制如此!’亟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 卿等归镇”[2]93“-9346。这些“盗贼”实质上是北方民 众自发组织的反抗契丹入寇、统治的武装力量，正是 万方数据 106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第30卷 因为这股力量的强大。使契丹虽灭后晋而无法在中 原地区建立政权实行统治。 总观这时期的“盗贼”活动，概括而言，其特点有 以下几点： 一是利用宗教(神)吸附徒众，凝聚力量，开展活 动，并试图建立政权 活动于南汉与南唐两国之间的“盗贼”，是此时 期势力及影响都较大的一股。史载，“是时，南海(南 汉)刘龚死，子(刘)玢初立，岭南盗贼起，群盗千余 人，未有所统，问神当为主者，神言遇贤，遂共推为 帅。遇贤自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官属，群贼 盗皆绛衣。攻剽岭外，问神所向，神日：‘当过岭取虔 州。’遂袭南康，节度使贾浩不能御。遇贤据白云洞， 造官室，有众十余万，连陷诸县”。这支实质上是一 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盗贼”队伍，从领导人的确 定到进军方向，都打出“神”的旗号。旨在增强首领的 威望及号召力；当队伍发展到数以十万计之时，起义 者改元、置官属，造宫室，试图建立农民政权，以更有 力地打击南汉腐败的封建统治。 后梁时期，陈州母乙、董乙“妖贼”起事，实际上 也是一支酝酿发展中的农民起义队伍。后梁立国前 后，由于与晋连年战争，民众赋役负担沉重，怨声载 道。这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这支被封建官 府蔑称为“盗贼”的起义队伍就是通过改造佛教而吸 引民众力量的。《旧五代史》卷十记载： 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 自立一宗，号日‘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 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至滋蔓。时 刺使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故奸慝之 徒，望风影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 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甚盛，南通淮夷。朝 廷累发州兵讨捕，反为贼所败，陈、颍、蔡三州大 被其毒。群贼乃立毋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 树置l-纠144。 深受“左道”影响的陈州民众改造“浮屠氏之教，自立 一宗号日‘上乘”’，利用宗教发展力量，并立毋乙为 “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建立了政权的雏形。 其他“盗贼”队伍，立首领为“天子”并借助神的力量 以号召徒众的事例还有。正如《新五代史》所谓：“自 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衮冕峨巍”[1]7””。 二是多利用山林川泽为据点与官军展开持久斗 争 五代的“盗贼”，规模一般都较小，力量分散，如 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不能像力量强大的唐末 “盗贼”那样采取流动作战方式，攻城略地，所至克 捷，对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只能占据易守难 攻或偏僻的山林川泽，作为斗争的据点，积蓄力量。 这给官军的征讨、镇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五代“盗 贼”普遍存在且延绵不断，这是其中原因之一。 三是“盗贼”队伍大多向官军转化 在通常情况下，“盗贼”处于无政府状态，各自为 政，虽有抢掠民众资财现象，主要的斗争目标及对象 则是封建官府。但在特殊情况下，只要符合一定的 条件，他们也愿意放弃既定斗争目标，愿意被纳入封 建统治体系，听命于封建王朝的调遣。这时候，“贼 帅”被朝廷授予官职，“盗贼”便转化为地方官军。这 是因为，唐末五代，战争连连，封建王朝常常需要扩 充军队；而“盗贼”具有勇悍无畏精神，富有战斗力， 正适合统治者的需要。通过转化为官军，由不合法 转而为合法，也是许多“盗贼”的愿望。后梁贞明二 年(916)，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忠毅王王檀就“多募 群盗，置帐下为亲兵”[218806。募“盗”为兵，既可解除 后顾之状，又可扩充势力，可谓一举两得。又如前述 在北方抗击契丹入犯的“盗贼”，其首领孙方简、孙行 友、孙方遇都先后接受了后晋、后汉朝的军事委任， 成为一方将帅。契丹灭后晋后，后晋将帅刘知远在 晋阳称帝(后迁都汴京)。“滏阳贼帅梁晖，有众数 百，送款晋阳求效用，帝许之。，，[2p343淮北地区的“盗 贼”也大多请命于南唐，向南唐官军转化。 三、五代王朝的“盗贼”对策 “盗贼”不仅掠夺民众资财，劫杀行旅，冲击官 府，破坏社会治安，而且，在异族入犯时，“盗贼”一方 面抗击之，另一方面又勾结之，以要挟官府，达到既 定目标。如史记“(孙)方简时入契丹境钞(抄)掠，多 所杀获，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则举寨降 于契丹，请为乡道(向导)以入寇”[2]93¨。可见，“盗 贼”既有爱国卫国的一面，同时又有危害封建统治的 一面。另外，“盗贼”为军事反叛者所利用，对封建统 治的危害更大。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始终将“盗 贼”视为心腹大患。北宋封建史家欧阳修曾说：“夷 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 忧。”[6]卷98·‘再论王伦¨：扎子’为镇压“盗贼”，稳定社会治 安，巩固封建统治，唐末五代统治者采取了以下对 策： (一)更定刑律，以重典治“盗” 乱世用重典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信奉的一条治世 原则。五代统治者多次修订刑律，严厉打击“盗贼”。 万方数据 第l期 曾国富：五代“盗贼”简论 107 后唐清泰二年(935)六月诏：“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 火强盗，并行极法”[2]9”2。纵火、窃盗者。无条件地 格杀勿论，大约是历史上对“盗贼”所施的最重之刑 典，反映了当时“盗贼”问题形势的严峻。后晋天福 年间，对之前所定的“赃满三匹已上决杀”稍加放宽， 加至五匹。后汉朝，随着大规模平叛战争的开展， “盗贼”形势又趋于严峻，于是更定法律：“应天下凡 关强盗捉获，不计赃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后 周建国，规定：“其盗贼，若强盗，并准向来格条断遣； 其犯窃盗者，计赃绢满三匹者，并准众决杀。”不仅是 “盗贼”要受诛戮，还要籍没财产[7]153．155。五代之 中，对“盗贼”的法律虽屡有变更，但总的来说还是 极严酷的。只要为“盗”，几乎即可处死! (二)残酷杀戮 统治者对“盗贼”有着刻骨之恨，杀戮是他们自 然而且常用的对策之一。朝廷在“盗贼”多发之地设 有“捕贼使”、“捕贼将”、“捕贼兵”，专司捕“盗”，对捕 得之“盗”通常是“悉诛之”，未必都严格按刑律规定 执行。 对“盗贼”采取杀戮政策最残酷的当属后汉朝。 史载：后汉立国之初，“朝廷患诸处盗贼，(宰相苏)逢 吉自草诏意云：‘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 仰所在全族处斩。’或谓逢吉日：‘为盗者族诛，犹非 王法，邻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坚以为是，竟去‘全 族’二字-[5J1424。由于最高统治者对“盗贼”残杀的 政策取向，地方官吏便有恃无恐，对“盗贼”大事杀 戮。甚至有些残忍成性的官吏随意把无辜的平民诬 陷成“盗”而加以残杀，惨不可言，如《新五代史》卷 30载：“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 数百人。卫州刺史叶仁鲁闻部有盗，自帅兵捕之。 时村民十数共逐盗，入于山中，盗皆散走。仁鲁从后 至，见民捕盗者，以为贼，悉擒之，断其脚筋，暴之山 麓，宛转号呼，累日而死。闻者不胜其冤，而逢吉以 仁鲁为能，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1]328。建立后蜀 政权的后唐将帅孟知祥人蜀之时，“蜀中群盗犹未 息”，孟知祥遣左厢都指挥使赵适隐、右厢都指挥使 张业将兵分讨群盗，悉诛之，，[2]8粥6。五代时期，官 吏、将领中，不少人因为残杀“盗贼”得力而由普通小 吏或军校而不断升迁，以至位至节度使的。 (三)收买利用。以“盗”治“盗”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利用剽悍难驯的“盗 贼”打人“盗贼”营垒之中．，与官府配合，内外夹击，是 官府常用的平“盗贼”策略之一。如后来成为南唐将 领的刘茂忠，他起初剽掠旁县，颇为民患，后被县吏 捕获，械送本郡，会赦减死论。“时上江群盗赵晟、萧 荣等聚徒数百，郡县捕之弥年不获。茂忠于是自陈 擒晟等以赎余罪。郡将释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愤， 因亡人贼中，与捕吏为内应，讨平之”[6]卷22，刘茂忠传。 一些出身于“盗”的将领也成为官府用以治“盗” 的倚靠。后周朝，中书舍人窦俨上疏，对政治提出了 一系列主张，其中有关于治“盗”的设想：“令盗贼自 相纠告，以其所告赀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自 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通过利益引诱，使 “盗贼”内部发生分化，让“盗贼”的堡垒从内部被攻 破。“如此，则盗不能聚矣”C2]9572。后周朝廷将建雄 节度使王晏徙为武宁节度使，让他去治理家乡的“群 盗”，因为王晏曾经为“盗”，史谓：“(王)晏少时尝为 群盗，至镇，悉召故党。赠之金帛、鞍马，谓日：‘吾乡 素名多盗，昔吾与诸君皆尝为之，想后来者无能居诸 君之右。诸君幸为我语之，使勿复为，为者吾必族 之。’于是一境清肃。”【2]9518 (四)利用地方力量防“盗”治“盗” 五代初期，割据东南一隅的吴国，面对盗贼益 繁，御史主簿京兆卢枢“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 自卫乡里”，被吴国统治者接受[2]8853。后周朝，新郑 在治“盗贼”方面取得良好绩效，其作法是：令“乡村 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 盗，罪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 少民多，无能脱者”。这是利用地方组织和力量以防 盗治盗。由于举措得当，“由是(盗贼)邻县充斥而 (新郑)一境独清”。有官员建议将新郑的“止盗之一 术”推广开去，“令他县皆效之”[2]9572。后周朝原来 是循旧例派遣使者分赴各地去督促捕“盗”，受此启 发，将各路使者召回，将防“盗”治“盗”责任委托地 方，“责其清肃”。 (五)赦罪招抚 残杀使“盗贼”顽抗到底，而招抚则是以柔克刚， 能更有效地分化瓦解“盗贼”队伍。朱温在征战中， 对军士要求极严，军士多有逃亡为“盗”者，大为地方 之患。后梁建国后，开平元年(907)，朱温即下诏“赦 其罪，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结果“盗减什七 八”【2]8聃7。后唐军队灭前蜀后，对于蜀中的“盗贼”， 先是以武力征剿，无效后改用招抚手段。后周攻克 南唐寿春城后，对南唐境内的“盗贼”进行赦免，诏 云：“州民受南唐文书聚山林者，并召令复业，勿问 罪；有尝为其杀伤者，毋得雠讼”[2Ⅲ67。在招抚中， 封建官府常用官职作为诱弭，并且将“贼帅”与“贼 众”加以区别对待，宣布：对于“盗贼”中的胁从之辈， 万方数据 ．108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第30卷 如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当与加恩，必不问罪；如能 齐心合力，枭斩“贼帅”，或举镇寨归化，则除厚加赏 赐外，还将奖以官爵，同时诏令地方官切加招谕。南 唐朝廷对于横行于淮北的“群盗”也是采用“招纳”的 办法。 治安问题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密切的相关。 一般而言，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们安居 乐业，社会秩序稳定，治安问题便不突出。历史上的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国家府库充实，民人 给家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盗贼不起。然而，国家 分裂，战争连绵，众多胸无点墨，唯以勇悍著称的军 阀、将帅登上政治舞台，胡作非为，欲壑难填，造成政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陆游．南唐书[M]．四库全书本． [4]马令．南唐书[M]．四库全书本． 治的极端黑暗。民众备受压迫、剥削，无以为生，被 迫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以农器为兵，与官府、官军展 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可以说，五代时期“盗贼” 公行，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以至五代封建王朝都以 重典残酷对待“盗贼”，而“盗贼”问题却难以得到根 治，这完全是当时的时势造成的，是国家分裂，社会 动荡，经济凋敝，政治败坏的必然结果。单靠“重典” 不可能根治“盗贼”问题；只有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国 家统一，发展经济，改良政治，让民众安居乐业，“盗 贼”问题才可迎刃而解。这是我们研究五代时期“盗 贼”问题所获得的启迪。 [5]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7]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SomeCommentsontheBanditsoftheFiveDynasties ZENGGuo—fu (SchoolofLawandPoliticalScience，ZhanjiangNormalCollege，Zhanjiang，Guangdong524048，China) Abstract：TheFiveDynastieswasaperiodofmultitudinousbanditscausedbytheoppressionandex- ploitationofthefeudalgovernment，thefamine，militaryactivities，criminalactivities，andSOon．A1一 thoughtheywoulddestroythesocialorder，thebanditsalsostrokethefeudalregimeanddefendedthena— tionandthehome．ThemarkedcharacteristicofthebanditsactivityWasthattheyfirstgatheredin mountainsandwoods，strengthenedthemselvesbymeansofreligion，andthentransformedtOofficial troops．Theruler#policytOthemwasharshpunishmentandcruelkillings，makingthemattackeachoth— er，usinglocalforcestocontainthem，orpardoningthemandhelpingthemsettledown．Buttheeffectwas a little． Keywords：FiveDynasties；the”bandits”；thepolitics；themilitary 万方数据 五代"盗贼"简论 作者： 曾国富， ZENG Guo-fu 作者单位： 湛江师范学院法跛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刊名：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009,30(1) 参考文献(7条) 1.欧阳修 新五代史 1974 2.司马光 资治通鉴 1956 3.陆游 南唐书.四库全书本 4.马令 南唐书.四库全书本 5.薛居正 旧五代史 1976 6.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7.王溥 五代会要 1978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sfxyxb20090102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