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思维教育法.孩子是大人教笨的(全文).doc 熊春锦先生的讲座讲学资料

慧性教育（图文思维教育）与智能教育探讨 ——孩子是大人教笨的？（一） 熊春锦   同学们好： 今天讲课的内容，我们已经将题目发给大家了。这个题目，可以说起得是比较巧一点，这是为了迎合大人们的心理需求吧，也就是说“孩子是大人们教笨的？”不过，打了个问号，我并没有十分肯定“孩子就是大人教笨的” 就这个“图文思维教育与智能教育”的探讨，借这一堂课，我们做一些说明，共同探讨一下这个情况。 现行智能教育法的反思： 在正式讲课之前，我们先要提一个有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测试一下，测验一下，做一个小测验。说明一下：这是一道选择题，要求在A、B、C三个答案中，勾选一个，确定为自己个人的答案，发个A或者B或者C给管理员就行了。记住你自己的答案，等一会儿我们探讨讲课的有关内容以后，再回过头来自己判断、自己评分。当然，我不会公布每个人各自的成绩的，别害怕答错丢了面子、掉了底子，中国人是最讲面子、最袒护底子的人。所以，要把这个后顾之忧清理掉。 下面，公布一下测试题，很简单。测试题是：你是否被自己的父母和老师给教笨了？你将你自己的子女和别人是否曾经教笨过？三个答案，第一个：A、不可能教笨（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只有越教越聪明。所以，第一个答案是不可能教笨。）；第二个：B、确实教笨了（我们自己或者孩子，并没有达到慧智的状态。这是第二个答案，确实教笨了。）；第三个：C、暂时难以判断（所谓“暂时难以判断”，就是我曾经受过这样的教育，但是我现在是否比过去有点笨；或者说我过去曾经教育过别人，但是别人是否被教笨了，还难以判断）。就这么三个答案，我们要求每个人做一个尝试，自己往管理员那里发一个答案。你就发一个A或者B或者C，三个当中选一个就行了。想选哪个都可以，但要是选三个的话，那就自相矛盾了。注意这一点，先把它选出来，方便我们的管理员作一个民意调查统计，看一看我们在座的听众是否在教育的问题上把握住了孩子被我们教笨的可能性。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迅速填好，发给管理员。 要研究孩子们是不是可能会被大人教笨，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命题，这一命题涉及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果要想比较正确地解答好它，却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生命真相中比较多的领域和相关环节。然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其实是应当把它弄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无愧于是一个万物之灵的人，没有白白来人世间走一趟。因为教育是民族的灵魂，教学相长，教与学之间，如果教育失误，对所相随而学的人也就会贻害无穷，影响深远，可以贻误一代又一代人的品格素质、慧智状态以及他们的创造能力，关系到整个民族、国家、社会的前进和推动。 教育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研究，脱离对历史经验的全面回顾，丢弃对生命实相不同生理阶段的分析和认同，就必然难以诞生出最符合人类生命真相特征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家庭教育是如此，社会教育同样是如此，国家的教育更是如此。 我们在前一阶段研究了人类文明交替而具有文明承传特征的伏羲易道思想、黄帝法道思想、老子德道思想以后，并且剖析了人类的性慧、演绎、归纳、直觉、执一等五阶段的思维方式以后，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对智能文明期中的智能意识，从修身生理学中进行一番解析，也就不难归纳、总结出大人是否具有将孩子教笨的可能性，智能教育是否确实存在着愚智培养的误区性。 智能教育在我们的老子思想当中，也就是老子所预言和揭示的“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的历史发展必然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子的预言是否在历史中得到了验证？家庭教育、国家教育，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教育之路？是教育孩子们既具备慧性心灵的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前识”头脑？还是仅仅教育培养孩子们和我们自己的前识而形成愚智，而丧失了对性慧心灵的教育和培养？那么，答案也就会自然地产生于每个家长、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们自己的心中。 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分析了人类的几种思维模式：伏羲、黄老、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二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们，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们运用的是内求法诞生的慧性思维方式；而轴心时代后期，中国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智者，所引领社会而诞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是智能前识的教育方法。这种智能前识的教育方法，是演绎归纳的思维模式。这种外求法的智能思维模式，奠定了二千五百年以来人类的智能教育模式，根深蒂固，而且影响极为深远。所以，我们在回顾历史、回顾思维方法，要把这个关键点牢牢把握住。 在智能思维模式大行其道的这一人纪末期，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却诞生出自己的直觉法思维模式，也就是图像思维模式。他曾经尖锐地批评学校智能教育的局限性。他说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能忘掉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学到了其他的东西，才算是教育。”这段话非常地经典，要求能够忘掉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学到了其他东西，才算是教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个人的深切体会。那么，谈学到了什么样的“其他东西”呢？如果用智能教育和慧性教育来进行判断的话，那么这个“其他东西”就是慧性教育。慧性自我教育获得的真知，才算是教育。 他的批评，虽然并未能对西方智能教育的体制产生一种革命性影响。但是，由于他那非凡的科学成对人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他的思维模式才开始得以被世人重视和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智能演绎、归纳、推理、思维模式方法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误区性。但是，我看了一下、浏览了一下，西方对爱因斯坦图像思维的直觉法研究，仍然跟他们以前的智能方式大同小异，还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型的研究、认知。比如说，对脑科学的研究，就将整个科学研究完全局限在人体这个几斤重的大脑里面，还是缺乏全局观和系统论。只有东方的道德根文化，那才能够真正窥破爱因斯坦图像思维直觉法的真谛，使智能教育有可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误区，使智能教育能够具备科学创造潜力的可培养性，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和运用。发现了，我们首先可以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幼儿园、学校、班级里面进行运用。 爱因斯坦的图像思维直觉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从来都没有断灭过，没有绝迹，只是长期被儒学智能教育的“独尊儒术”所排斥和限制，未能重新登上文化教育的前台。道学文化教育的承传中，在每一个修身修真学子实践的全过程中，由于是内求法的运用，几乎所有的内观过程，全部都是图文思维的运用、采用和直觉灵感的捕捉。所以，黄老思想的修身，如果离开了内观，离开了图文思维的运用，那么几乎是寸步难行。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古代的河图洛书、易象太极、三才四象、五行六甲、丹鼎炉火的全息图文情景，其实全都是诞生于“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这个“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取诸于身”，就是运用了内观的图像思维法而诞生出来的。因而，道学的承传教育，丝毫不能脱离在体内对它们运用图文思维和直觉灵感的慧观性捕捉。可以说，离开了图文思维法，就不会存在道学教育的承传和应用。 因此，当我们研究爱因斯的天才成因时，与其跟在西方学者身后，亦步亦趋地、鹦鹉学舌般地进行纯智能性研究，还不如研究几千年前自己祖先早已固有的道学根文化。其中的结论，将会更符合自然大道的客观规律性。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排斥西方的研究成果，相反更应该西为中用，但是我们应该站在中华传统根文化基础之上去进行洋为中用，用中解西，而不是用西解中。因为如果单纯停留在智能研究的框架之内，如果脱离了老子解析的“知其白，守其黑”的认识和最佳研究方式，也就不可能在我们双眼所能看到的白境中得出最真实而又正确的结论。 通过几次的探讨，我们已经明确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基本是三大类和五个形成阶段。我们只要掌握好性慧思维、慧智思维、智能思维这三大类思维模式的本质和形成过程，也就不难诞生出适应我们当代社会的最正确的教育模式。 但是，在儒学土壤当中成长而从未接触过道学文化熏陶的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存在着第四种“智慧思维模式”而被我们疏漏了呢？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黄老修身学说的实践者们千万不可以被改良儒学所创造的这个“智慧”一词所蒙蔽。你可以用它，但是你要看穿它，看穿“智慧”这一个词。我们民族的教育，其实已经被这个“智慧”一词蒙骗了几千年之久，而不应当再被继续蒙骗下去。要想以智驭慧，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也是一种智能独尊的鬼蜮伎俩。这种方式，比西方智能文化对慧性的压抑还要更为狡黠。西方的慧性思维（闲暇思维法）与智能思维（逻辑推理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分裂是一种决裂式地断开，看起来有点儿泾渭分明。至今，我们看这段历史，还是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感觉，西方人的心胸非常直接，不会转弯。要分裂就分裂，说到桌面上。但是，我们再看东方的慧性道学向智能儒学的转变，那却是一种经过乔装打扮、粉饰遮掩的转化，很不容易被人们所直接窥破其中的“天机”。 人类的慧，是与生俱来、先天具备的生理特征，只是每个人的慧性全都被后天的智能压抑而封闭。并且，每个人的压抑封闭程度并不相同，其实只要教育方法正确，并且尽早进行，就能充分展开慧性。后天智能是先天慧性的天然之敌，如果后天智能没有“善”、“正”、“德”这三大元素对智能意识进行“中气以为和”的调控，而放任我们每个人的后天智能对慧性的驾驭，那么人类的慧性只会成为智能所建立起来的“劳改营”中的被改造者。让智能充当“管教干部”，而且还是非常严肃的“管教干部”，而让慧性成为被劳教者。这样一来，人类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出慧性的作用力和功能。 如果承认具有“智慧思维模式”，无异于是在运用西医学说来解读中医学说，是所谓的“西中结合”。之所以，前段时间国内沸沸扬扬地展开那么热闹的反对中医学说的一股逆流，实际上，归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我们中国人在用自己的后天智能思维模式在解读我们祖先的慧性教育模式，是想用西方的智能医学取代中国的慧智结合的生命真相科学。如果那样做，就是很典型的一种“西中结合”的方式，不仅难以正确解读，相反只会将中医改造得体无完肤和面目全非，最终只会使中国丢失慧智结合型教育的一块领地。其实，保护好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医，也就是在恢复好中国道德根文化当中慧性教育的一块安全岛。 儒学对道学的解读，就是一种典型的以智解慧。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忘怀，还是在走这条错误的老路。以智解慧、以智驭慧的所谓“智慧”暗箱式操作，妄图把慧性剿灭在无形当中，这就是一批所谓的“科学斗士”所要达到的唯智为上、消灭慧性的目的。其实，只是历史的重演。我就想起小时候老师所说的，只要把中国的春秋读透了、读破了，世界历史的真相全部都在自己的心腹之中。的确是这样，实际上是一种重演。因为以儒解道，在历史上同样是产生过惨痛的巨大损失的。 例如一个“笔削春秋”，其实就是以儒解道的典型代表之作。“笔削”所削掉的是什么呢？是道德根文化中的大量后天智能不易真正解读的性慧人文经典，仅凭后天智能是无法解读的，是无法明晰的，都被“削”掉了，认为它们没用。“笔削”，同时也开创了汉代儒学的大肆“编修”。皇帝组织那么多的儒生，对前秦和六国时期经过战乱还幸存在民间和各国宫廷当中和周朝的典籍、经典，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式的编修，历时几十年之久。以儒编史（以智编史）、以儒取文（以智取文）、以儒删典（以智删典），也就公然抛弃了周秦六国遗篇中上古大量珍贵的性慧类史实典籍之风，开了历史先河，使社会历史几乎与道德根文化时期完全断绝了关系，只知道有孔学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文化，而只存留儒家独门智能之所需。 汉儒智能的独尊，就是人类慧性的一场大清洗，其实就是文化独裁，就是文化的专制。中华道德根文化在历史上遭遇的鲁地之笔削、秦朝之焚书、汉代之儒编，这是三次重大的人文历史创伤，是对道学慧性文化教育的全面阉割、彻底阉割。也正是因为智能儒学的这一番殚精竭虑的“努力”，才使得有别于智能文明的中国性慧文明历史完全堕入智能文明的时代。只是由于中国的慧性教育所诞生的文明成果远远比西方更深重，更厚实得多，所以到今天为止，西方人还仍然仰慕于中国的古文化。现在，我们中国人只知道历史上存在着儒学智能教育的千年史，却不知道还存在着道学慧性教育的绝代史。绝代于战国以后的秦汉时期，被灭绝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历史，中国教育的历史在二千五百年以前的那一片空白，是用什么进行教育，如何教育，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一种现状。 历史上，中国道德根文化系统的慧性教育比西方的“闲暇”式思维法强大得多。道德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完善的经典教材、成熟的学习培养技术、强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基础，并且还有无数经过这一教育系统而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作为世间的典范和表率。例如，最著名而影响深远的有：伏羲、广成子、黄帝、老子、庄子，而其他载于史册的人则更多。从黄帝时司音乐的伶（职务）伦（名字）起，史称洪崖先生的慧智型人才那可是历代不绝世。尧时有许由，禹时有皋陶、化益、真窥、横革，商朝时有傅悦，周朝时有姜尚，战国时有孙叔敖、鲁班、扁鹊等等大量杰出代表人物。这些历史的沉淀，汉代智能儒学根本无法撼动、也不可能全盘抹杀他们运用性慧的巨大创造力。他们在各个领域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和表现出修身成就的表率作用力，对当时社会和后世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慧性教育成果能够尚有所保留并且存在下来的原因。 但是，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成果，是通过什么教育方法获得的？那么，中国的智能儒学就加以曲解，加以边缘化，加以否定，把这个本来是最良好的教育方法非教育化，从来不把它称之为教育，而是把它技术化。这正是因为中国的智能儒学无法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创西方智能文明那样，公然去宣布“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剩下的一句话就是：Bye Bye，而与他跟随了将近二十年的老师——柏拉图分道扬镳，完全摆脱、丢弃老师的尚未形成完整教育系统性的内求法。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内求法——这个“闲暇思维法”的确是没有形成系统性，根本不能与中国古代的这个慧性教育法的完整性，进行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依据他的“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从而独立开创了智能演绎思维的外求法。 而智能型的儒学在中国所导演的慧性向智能的全面转换过程，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的确是显得既“仁义”，同时又合“礼仪”，其过程也相对隐蔽和机敏得多，以至于我们现代的文化研究者，也常常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陷入汉儒们给我们后代所构筑的“改造营”，从而对于秦代以前的历史难以建立起正确的认知，研究起来同样会顺着他们设置好的这个杆子往上爬，同样去以智释慧，以智能解析慧性，以儒解道，而难以对道德根文化的真面貌进行正确地研究和认同。现在国际上，国外的学者都能够大胆地承认，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同的，无法去解读。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却认为自己可以用智能的方法去解读老子、解读黄帝、解读古代的慧性教育法所诞生的一切，连外国人的这一点自知自明都不具备。这个文化差距，还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这是因为受到了儒学乔装打扮的影响，几千年的影响根深蒂固。 为了使大家更能明确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我在这里引述一个历史上曾经记载过一个真实的，对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道学慧性思维法教育与儒学智能思维法教育的差别，我觉得是比较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明朝时期，大概在成化五年的时候（有朝代、有时间），有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学士，是位举人，他名叫张升，他乘着一只船，北上京城去赶考（明朝的都城就在北京）。这位举子平时就学习十分刻苦，惜时如金，在旅途中坐在船上也始终手不释卷，不忘读书。有一天，他站在船头上，摇头晃脑、吟哦诵读的时候，有位同船北上道家服饰打扮的人就踱到了他的身边，开口问他：“你为什么每天总是同样看这一本书，而且手不释卷呢？” 张升见有人动问，就很恭敬地回答说：“这个读书，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和理解。”这个回答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无懈可击。 但是，这个道士听完张升的回答以后，就拿过书来，将这本书迅速地翻看了一遍。然后就随口背出书中的内容，只字不差，就好像这本书的内容早已经烂熟于胸一般。     张升当时惊愕不已，像道人这种超强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那是闻所未闻，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是难望其项背的。他也明白了自己今天遇到了一位异人，遇到了一位高人，其能力绝不止于强闻博记的能力，可能还有其他更厉害的本领。于是，就急忙很谦虚地叩问自己今后的运程、命运。这位进京赶考的举人，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考中，能不能金榜题名。     那位道家打扮的人士见他动问，就顺口说了一句：“你今后的命运中，会有三件大事情发生，那就是：中状元；买宅子；另外，会在滕王阁饮三天的酒。”讲完可能要发生的这三件事情，然后，这位道人打扮的人就不肯详细讲解了，默然不语其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张升果然如其所言，赴京考试就中了头名，当了状元。当了状元以后，众星捧月，就发财了，买了状元第的宅子，在京城住下来，做了几年的京官。但是，后来因为他敢于直言劝谏，而被皇帝贬于南京供职。南京是明朝的老都城，他在前去赴任的途中路过南昌，当地的官员因为敬佩他做人的人品和为官的官风，就在滕王阁里摆上酒席，邀其畅饮，果然连续款待了他三天。那位道家人士随口所言的三件事，无一没有应验。 在这一则历史故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并不是那位道学人士预测判断的准确性值得人们去击节赞叹，没法赞叹，不必去追求那个“玄之又玄”。相反，值得分析和把握的应当是他那过目不忘的慧智能力，这才是最重要、最关健的，也正是我们国家现代教育所最急需的东西，是每个家庭、每个人最需要的东西。我们看一看，分析一下，这一段简短的故事所透露的现象中，两位主人公，张升这一方那可以说是智能儒学思维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是应试教育培养而即将被皇帝钦点的头名状元郎，卫冕的状元郎。他的智能思维学习模式，就是手不释卷，学而常习之。这种教育是一种后天智能独运，“读书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和理解”的方式。张升的智能思维模式，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智能文明时代儒学的巅峰状态，他完全无愧于是整个儒学智能思维模式的成功代表人物。我想，这个帽子大家不会反对这样给他加冕，是位博士级的人物。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那他就显得可怜了，是一位不见经传史载的普通道家人士，连在张升自己亲笔的中都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字，那真是典型的草根一族，那是典型的山寨派，是山林师徒式教育培养结果的人物。他所代表的正是道学中经过慧性和图文思维模式教育培养、并且具备较强慧性图文思维能力的普通人士，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也没有炫耀的志趣。他的阅读方式，那的确是一种“迅速翻看，随口背诵”，是一种“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以慧统智”、“以慧导智”、“慧智同运”的阅读学习方法。 状元郎张升与道家人士的偶遇，他们教育学习方法的交流碰撞，就如同西方的“试验证伪”一般，揭示了人类慧性图文思维记忆模式与智能逻辑推理、归纳演绎思维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和层次区别性。所揭示的，是不同的思维教育模式，必然会结出品质完全不同果实。其中的优劣性，大家听完了这个故事，再分析一下，相信明眼人一看即知。 历史上在儒学独尊的文化专制独裁时期，道学的慧性思维法与儒学的智能思维法的这种不间断的碰撞，并非仅仅只此一例。翻开历史记载，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其中比较典型的，还有我们曾经引述过的儒学泰斗朱熹与道学南宗祖师白玉蟾。当年，朱熹曾经南下，到武夷山开办学堂，讲解他的理学。我们曾经讲述过他们两人在武夷山相逢而发生的“偶中尔”的故事，那个故事同样也是一种慧性思维方法与智能思维方法而发生碰撞的必然结果。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人类最优秀的教育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其实就保存在道学之中，但是由于智能儒学长期在文化领域进行独裁专制，将道学和佛学视为非正统和异端，暂时还没有把它们说成是邪说，“异”就是路不同；“端”，就是终点。“要想读书做官，就不能学习异端”，这就作为一条戒律一样，成了智能儒学理学的律条。智能儒学对道学千方百计地加以丑化和扭曲，进行文化教育的边缘化，使得人类最优秀的教育方法、思维方法长期与社会教育主流文化相隔绝，所以只能隐藏于山林和民间。就像现代人所提到的那样，只能当草根，当山寨游民。 其实，智能儒学中理学的泰斗朱熹的心中，十分明白道学慧性思维方式的优胜性，也明白道学慧性教育法的强大生命力，但是为了维护智能儒学已经取得的绝对独裁地位，他必须全力公开地反对道学和佛学。但是在私底下，他却又去悄悄地在研究道学教育学习方法。朱熹就曾经亲自到过四川，去干什么呢？去淘宝，想研究《参同契》。朱熹就曾经研究过道学的名著——《参同契》，他还化名为空峒道人邹诉，写过《周易参同契考异》这本书。他运用自己的智能思维方法，研究《参同契》，那也是很多年，下了很大的功夫，可是就是不能通透其中的真义。你说他聪明不聪明？你说他的智能发达不发达？那就聪明，就发达，就是人的聪明、人的发达。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创造他的理学呢？理学这个学派，就是他创造的。但是，站在慧性教育的角度来看，他是聪明还是愚呢？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前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并不是真的聪明，并不是慧智型的人才。他研究了很多年，他手不释卷，学而时习之，一直钻研到晚年，也还是参不进去，与这一部《参同契》，既不能“同”，也不能“契”，最后也只能丢弃。 当然，采用纯粹的智能思维方法，每个人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现代人——特别是我们当父母的、当教育者的，在中国这么完善的古文化和现代文化面前，要掌握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就是，纯粹的智能思维方法，是钻不进慧智同运而诞生的经典宝库之内的，钻不进去，花的力气越大，就与之相隔越远；运用的智能越强，被反弹的作用力也就越大。想以智能驾驭自己的慧性，只会更加严重地封闭心中本身就具有的那么一丁点儿性慧。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慧智文章只能慧智读，否则只是无缘两相隔。归结起来，这两句话就可以了。如何看待中国道学文化中丰富的需要通过慧性教育才能正确解读的经典，因此儒学理学的学究们也就只能利用掌握皇权资源的优势，全力维护智能孔门朱氏理学的权威性而不遗余力地封杀道家学说和佛家学说，预防人类最优秀的教育学习方法对自己的取而代之。那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那句话：自己吃不到葡萄，就要说葡萄会酸掉牙，让人们可千万别吃。而且，不仅仅是劝导人们不吃，当然作为儒学和理学它们说教导人们不吃，而且还限制人们去吃，怎么限制呢？那就是还要设下篱笆围起来，防止人们去接近它，这就是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所干的绝活。深入历史去研究一下，就知道他们干这种绝活非常拿手，经验老到。这种拿手绝活，其实迄今还仍然被一些人十分滚瓜烂熟地运用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只是由于现代的人普遍缺乏感恩心，采用、运用了朱夫子他们的绝技取得了利益，却没有一个人对朱夫子烧高香酬谢而已，我想朱夫子可能会感到遗憾的。 人类最优秀教育方法的探讨（——慧性教育法与智能教育法对照）： 分析了以上的情况，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人类最优秀的教育方法如何去探求，有没有存在？实质上，的确在我国的历史中就存在着这种人类最优秀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就被冷宫式、阉割式地隐藏在道学修身的慧性教育方法当中，那就是老子的益损教育法。什么是“益损教育法”呢？那就是老子五千言当中大家都熟悉的“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很简单，但是里面都内涵却非常深远。它能使人开慧益智，慧智同运，从而产生出学习阅读中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能力，将人类天然具备的慧性潜能发挥到最高的程度，是人类最殊胜的教育学习方法之一。 许多人由于受历史上智能教育的一些影响，长期接受其对道学慧性教育的边缘化、异端化，基本处于一种洗脑式的认同。一提到老子“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就用虚渺不着边际、架空道学慧性源头和载体的心态去解读这个“为道日损”。其实，老子的益损方法中的这个“学”和“道”，就是“智”和“慧”、“左脑”与“右脑”的异名，也可以说是“识神”与“丹元”的异名。从“心为神宅，脑为神府”的心脑整体学而言之。“为道日益”，就是要制约、克服、清除识神对心阳丹元进入大脑右侧办公室开展正常和深度工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连这一步都无法真实地实现，阳我丹元的慧性工作都无法展开，这一对阴阳的相互制约都未能用德一去化解和超越，还想去高谈阔论什么大道，那岂不是对大道的边缘化、异端化吗？ 其实，在中国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人类最优秀的教育学习方法，能够真正培养、诞生出合善同德的贤人和圣人的教育方法，全都一直默默无闻地保存在道学修身修真教育的领域之中。但是，由于智能儒学的专制独裁，将这种培养教学方法异端化、神秘化、边缘化（就是缺一个现代化），而驱除在所谓正统教育的大门之外，没有人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开发应用。甚至，道家内部也无人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和体系进行现代型的分析、总结、升华，所以道学的这一慧性教育方法长期处于一种日用而不知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 人类的思维模式，客观地存在着性慧思维退化成为慧智思维，这几个思维阶段讲过，这里还是再提一下，客观地存在着从性慧思维方式退化到慧智思维方式，从智增慧隐的状态，然后就全面转化成为智能思维的历史演化过程。在本世纪的2012年以后，也必将因为天体宇宙大气运转化的影响，自然的作用力、教育作用是最强大的，我们要相信它将会促使深陷于智能文明的人类重新觉醒，从而逐步转化成为老子在五千言中早已揭示的和预言到的，通过慧性的益损教育而进入执一思维模式之中，重新达到大慧大智、慧智圆融的正确思维模式之内，从而全面复兴道德根文化，共创“守中执一”的新文明历史时期。 我们现代的人类，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以至于社会，已经全部深陷在智能文明的窠臼之中而不自知。在教育领域中，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就更是一种极其典型的“前识”型的纯智能教育方法。什么是老子所指出的“前识”呢？“前识”，就是指的动脑不动心的、前端六根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大识。“背性离心，去心从脑，扬智抑慧，只重六根”，这就是智能前识教育最重要的特征。老子指出，这种教育方式是一种“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式的教育模式，在这一句话中，大家可能读不出味道来，这里我就点拨一下，其实这句话非常精妙，它既从整个句子的句意上整体性地预言揭示了人类教育在它之后必然出现的总趋势，这是一个解释；同时，在每一个文义和字义中，揭示了生命真相中人类产生智能意识的生理秘密。 “前”，是指生命的前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识”，则是人类的阴我心之“名”，称之为“识神”，也就是一个肉眼不可见但是慧观内视却能察的心神生命之一。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体元“非恒名”。而“首”，则是前面提到的阴我心的“字”，是它字的一个浓缩，要把它解开来，全称则是“首焱”。今天的课听完了，就要知道自己的识神是个名，而“首焱”是它的字，经常呼唤它，让它老实一点，别让它干扰自己的慧性，那么也就可能在坚持诵读老子《德道经》的同时，能够达到开慧益智的作用。所以说，人类的阴我智能之心，还有一个号。古代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把隐态的东西搬到显态来，一个人生下来要起名字，要取字，要具备号。老子在他的五千言当中，就将识神的号隐藏在另一章节之中。下节课，我们在讲解心神合一方法的时候还要谈到，这里就不讲了。 我们只要坚持诵读老子五千言，实际仅仅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解读出一个奥秘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只要坚持诵读老子的五千言，它就会无所遁形而被无为而治地再造，最终归善回正合德。而如果只是单纯地重视前识六根的教育，不认知人类识神的本质，盲目顺应前识的需求进行教育，那么，人们产生违背自然法则的愚笨头脑，也就是远离慧性教育、拒绝益损教育的必然结果。 聆听老子的揭示和预言，结合我们上面的解析，就不难看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孩童时代，就被大人们给教愚了、教笨了，只有一颗外表看似聪明，实质上却是违背自然客观规律，不明生命真相而愚笨的大脑（“首”），是放任阴我心首焱通过纯粹的后天意识，运用我们的前六根而管理自己生命。人们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说二千多年以来都是一种“活得不明不白的累，死得恶果增的糊涂”。实质上，连为什么来到人间，有这一场活的过程，都是不明不白，过得很累很累，而到死的时候却犯下了大量的错误。因为我们几千年以来，整个社会主流都是接受的这种“前识智能教育”方法，从来都未曾主动放弃和校正过这一方法。相反，智能教育却是愈演愈烈，甚至登峰造极，以至于现代的孩子们起早贪黑都学不完，加班加点赶作业，连书包都装填得背不动，孩子们只有哭的份儿、喊累的份儿、喊不想活的份儿。一个孩子都知道活不下去了，我们的教育到底走了一条什么路？孩子们失去了童年、少年时代的欢乐和自由，天真与纯朴与他们无缘。我们大人毫不顾忌童心的真切感受和那个年代的生理需求，而是以愚智的头脑剥夺孩子们的自由，扼杀慧性的出现，破坏少年儿童的心身。这一切，在当前比西方教育界还做得更为残酷，更为无情，令人心痛、心酸。惯性运动，刹不住车，好像要把中国所有的儿童都碾碎才罢休似的。所以说，特别地令人心痛、心酸。我们每个成人、每个大人，实际都是从孩童时代过来的，其实自己回忆一下自己的成长，把那一段欢乐的美好时光赠与给我们现代的孩子们，并不费时。可是，由于我们受利益的驱使，由于相互之间的比攀，逐步向悬崖的边缘在“勇敢”地迈出，所以令人心痛。 我们东方与西方虽然遥隔千山万水，东方虽然拥有和广泛存在过人类最佳的慧智型的益损教育方法，但却与西方一样难以抵御人类智能欲望的疯长，从而相继丢失人类曾经拥有的最佳教育学习方法。这一迷失，也就长达二千多年而难以醒悟，简直就像森林里昏睡的公主一样，白马王子始终没有出现，她就睡个不醒。而只有极少数人仍然默默地担负着承传的责任和义务，使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这个人类最优秀的教育方法不至于真正被消灭掉，就静静地以待时至缘生而可能到来的复兴。当前，这一机缘已经成熟，前有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范例，历史上也保存着大量慧性思维优胜于智能思维的鲜活例证。其实，我们只要剥去其中人为性地蒙在外层的神秘面纱和边缘化的阴影，那么一套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益损教育之法——德慧智教育方法，就会生动活泼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教育领域中开慧益智、慧智共运、培贤育圣，让孩子们真正实现在快乐中学习，在愉悦中成长，在慧性确立和指导之下，个性方向有的放矢地去发展，而完全有别于智能教育模式的全新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可以诞生的。 要想摆脱智能文明时代“前识”教育一枝独秀而百花凋零的这一现象，让孩子们和我们每个成人自己，都能优先站在即将到来的人类思维模式改变的起跑线上，迈出高效而迅速的步伐，当前正是 “其未兆也，易謀也”的最佳时机。孩子早期的正确教育是把握人生的起跑线，而实践老子的“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的益损教育、德慧智教育，培养慧性图文执一思维方式则是抢占智能文明转向慧性道德文明的起跑线，是开慧益智、慧智同运而培贤育圣的起跑线，所以特别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尽快实施。希望我们可以首先在自己身上首先去实施，在我们自己孩子身上去实施，这一点，我们可以优先去做到。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己知彼，要分析智能教育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动能，在历史上能够把慧性教育挤到历史的角落中去，如何才能破除它？什么是慧智图文思维方式教育的教材？人类的慧性潜能图文思维法又如何培养？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的能力如何去充分开发应用？这几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急待需要解决的课题。这几个问题，其实也同样既是各自独立但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智能文明之所以能在我们这一人纪时期大行其道，势不可挡地发展到它的尽头，原因虽然是多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私心和欲望的不断增强，并且未能主动依照道法进行扼制和规范，从而出现离道失德，弃正从旁，失善生恶，逐步愈滑愈远，最终发展到不能自拔，以待“寿终正寝”。 黄老修身学说的大成者们，像伏羲、黄帝、老子、庄子他们，由于性慧的深度观察，能够达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眼不看窗外能知天道规律的崇高境界。，所以对人类社会逐步地下滑，他们早已经洞若观火，心知肚明，但他们却并不会人为地去干扰这种规律性，阻扼这种总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同样早就预见到了“反也者，道之动也”的必然性，物极必反，所以留下了可供后人使用的慧智经典。道学因为具备超强的预见性和顺应性，所以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种“若逢其时在京城，未逢其时隐山林”的状态。老子当年所亲自撰写的《德道经》五千言，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最杰出的慧智经典。它对人类而言，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同时在慧性教育中也是一部无出其右的慧性图文、执一思维的教科书，是最佳的一本教材。 老子的五千言，在历史上基本就是两种版本。一种是在汉代经过后人编修，具有较强的道德理论性和方法性，专业理论性极强的《道德经》通行版本。另一种版本，是1973年湖南出土的汉墓帛书版本，也就是经我们整理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老子《德道经》版本。 这一版本，被时间胶囊封在里面，封存了二千年之久，被时间胶囊封存了二千年之久的帛书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一经打开这个时间胶囊，我们就不难以采用慧智同运的思维观去发现，大道自然的力量无比神奇，一切变化看似无序却有序。时间胶囊，为我们人类完整地保存着一部人间最好的愚转智、智转慧、慧转性的教科书，保存着人间硕果仅存的一部“执一”思维法培养、慧性图文思维法恢复的最佳教材课本。 帛书版老子《德道经》，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与通行本《道德经》截然不同。这两个通行本已经丢失了的鲜明特点，那正是慧智同运教育中教科书和教材必需要存在的重要内容。 中国在周朝前早已经创造和长期应用着慧智型文化教育，而诵读是其中的灵魄，像道学的观诵、佛学的念诵，儒学虽然滑入了纯智能教育范畴，却仍然离不开吟诵。这是因为儒学和引进溶入到中国的佛学，它们全都无法摆脱中国道德根文化所创建的文化基因的天然制约，无法抗拒而必需遵循和适应的规律所形成。关于文化基因的内容，已经讲过，在此就不再重复它们，想研究可以再去看。 为什么说《德道经》是慧智教育的教材和课本？答案是：只要比较一下《道德经》通行本，我们就不难发现帛书本的五千言，其中的“之乎者也”四个字比通行本多出数倍甚至十几倍之多。那么，为什么通行本会将那么多的“之乎者也”全都删除掉呢？回答只一个原因：因为只有删掉它们，才能抽掉老子五千言作为教材和课本提供给学生诵读的作用力！这是编修的用心之所在，首先让学生没教材用，这个招儿非常高。后来，智能儒学又认为，“之、乎、者、也”都是文言虚词，并无实用价值。这种定论，就是纯粹用智能否定慧性所创造的工具，正是因为智能儒学有了文言虚词的定论，那么现代的智能思维，就继续加以发挥，更不知其所以然，将“之乎者也”用来形容咬文嚼字与迂腐的书呆子气。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文理基因的瑰宝，反而成了糟粕。 智能儒学并不真正了解和知道，祖先们说怎样创造图、画、符、文的，他们不知道图、画、符、文是“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是通过这个途径诞生的。相反，智能儒学通过智能分析是外求的，他们所相信的是“远取诸于物，近取诸于身”，而丢掉和忽视了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祖先个个都能够反观内视，是取之于身内。在汉代以后，都是以己之智而度古圣之慧，那又怎么能准确解读慧智经典呢？其实，“内外远近”这四个字的差别，就是道学与儒学的分水岭和鉴别器。智能儒学不能涉及自己生命的体内环境而研究文化，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局限性。历史上无数杰出的儒生、儒士，想在儒学的框架之内突破这一点，然而全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都只能是玩文字游戏的结果。所以，他们就诞生了一句“名言”，叫做：“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八个大字，实际上是聪明的智能儒学者，给自己界定的一个底线，这些具有自知之明的儒士们还算是具备清醒、理智的表现。 所以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看见曹操、杜牧注解人类智能可以解读的《孙武子》，而像必须具备慧智双运能力才能注解的黄帝《阴符经》，五千年以来惟有张良与诸葛亮这两个人进行了尝试。这个现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当然，历史上由于名利的驱策，或者在皇权威逼之下，仍然还是存在着少数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愚智编修道学经典的事例不断发生。好笑而又可笑的是，近代经过智能儒学前识教育余绪熏染而又接受并不完整的西化式教育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纯用智能前识，正在全面白话化道学慧性经典，以满足人们的“看得懂”，以满足大人教育儿童。 经过上面的讨论，请问，大家这样纯粹用后天的智能，这样白话翻译然后用做教材，真的能将我们的孩子教育成大慧大智的人才吗？真的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吗？这值得深思。古代慧智性的经典，如果没有限制地像现在这样将其白话化，其实必将是中国慧性文化的自杀式终结。这话不好听，但的确是这样的性质。曾经有很多好心人，劝我用白话文多解析一些道家的经典，但是我没有那个胆儿，就像东北人说的那样：“胆肥了”，没那个肥胆。那都是非常随意的东西，用白话解那简直是太随意了，那是一种造业，岂是能够随意而为的造业之为。要坦然地承认，我们的慧性全然远远不及古圣人，我们只有谦虚地站在他们的双肩之上，我们才能将事物看得透彻一点儿，我们自己没那么高的个子就别充长子。慧性经典白话化，应当慎之又慎。这里面有一个可行的范围，那就是用白话讲解是可以的，但是绝不可以将原著也白话化而作为教材，不再诵读原著。这是应当尽量避免的，不能为了满足我们后天愚笨的智能需求、为了满足后天的智能教育，而用慧性的经典反过来帮助我们的智能达到封闭慧性的目的。 其实，孩子们都比大人的纯粹型智能前识聪明得多，只要他们会背诵，并且背诵得熟练了，并且坚持复诵，他们的心里都懂，比大人懂的多百倍千倍。因为六合之外的学识，不是依靠识神在头脑中的皮层上弄明白的，而是必须通过心阳丹元在大脑质层里边去启动的。而且，启动的能量来源，我们就是可以通过经典诵读获得这一能量，促使我们的心阳尽早尽快地进入我们大脑右侧的办公室里去，透过皮层而达到质层而启动。 道德根文化中的慧性道学，全都是通过“内取诸于身”而创造出“之乎者也”这几个最重要的、最有利于内观、最有利于同步激活自己慧性的图文（我们专篇讲过、介绍了这几个字），通过高频率地使用它，念诵它，特别是观与诵的高度配合在一起诵读经典，就能无为而治地产生“修之身”的效应。大家就是不相信，古代古文撰写那是一字一金，非常金贵，古人从来绝不会枉用一字，这就是文言文的特点。任何一个字，若舍掉它都不能成句，必须要每个一个字都能够独立地解析，而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说的废话连篇不值钱。古人是一字一金，用字如用金，绝不会妄添一字在经典之中而浪费甲骨、竹简等当时的稀有资源。为什么甲骨和竹简是当时的稀有资源呢？现在中国没有保存，但是在印度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还有保存“泥板文”，最早期，我们的祖先没有书写材料，把自己的智慧，觉得非常重要必须传递给后代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写在泥巴做成的板上面，写在泥板上面，然后晒干、烘干、烤干，保存下来。中国顺利通过了泥板文这个书写阶段，发现了可以在甲骨、竹简、木板、木片上面写，离开了在石板、泥板上面刻写等笨拙的方法。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是否会把那么多毫无作用的“之乎者也”，写在非常费力才撰写出来的文章之中吗？如果它们没有作用，早就被我们的祖先丢弃，弃而不用了，绝不会是因为语气使用的需要才保留它们。之所以高频率地使用它们，正是因为这几个字它们的开慧作用力胜似黄金，必须在诵读和内观时加以高频率地使用。比较一下《德道经》和《道德经》的道篇第一章，它们使用的频率该多丰富，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特别适合诵读，琅琅上口。一股股的能量，震荡在自己的上、中、下三腔之中。这几个图文的形，在历史上，用图和文的这个结构方式，可以说，在慧性教育中一直使用、运用至在秦汉时代，然后才被汉代的字和秦朝的字取代，以后才逐步弱化它们的同步内观的高效价值，但是其作用还是存在着。 比如说，这个“也”字，汉代时期的“也”字，在我们的内观当中已经不再是我们整个生殖器的全息缩影了，也反映不出前列腺的全息缩影了。其字形，只是一个四脚八叉的“也”。但是，小篆当中的“也”却还保留着这个特点。只要在诵读中，观想一下这个“也”字就是自己的前列腺、自己的阴跷，就是自己的内生殖器。那就是很容易激活它，激活它里面的生理分泌。用“分泌”描述也好，用“精气”描述也好，都是一个道。它具有这个作用。人就活在精气神里面，有了精气，思维就活跃，慧性思维可能就会诞生。 在内观同步诵读的过程中，高频率地去使用这几个紧密对应于人体内相应部位的文字，通过音和文理图像的双重作用力，就是在进行“无为而为”的变化，默行于“不言之教”的慧性激活。道学的经典诵读，离不开内观同步而诵读，因此而必须具备“恭”、“熟”、“忘”、“合”、“灵”的五个阶段。“熟”，我们的智能熟记，才能同步内观于文或字；“忘”，“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水”，这个“忘”是指的智能退位。只有它退位了，才能没有后天智能的明显制约而使心阳透发出慧性；“合”，就是诵读者与经典相合，慧与智相合，心与身相合，天与人相合，一步步地深化，由量变到质变；“灵”，就是与圣人居，与圣人谋，慧性充分展开，图文思维、直觉灵感思维出现。然后，再稍加引导和定向性培养，那么人们称奇道怪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阅读能力也就会形成。不要把它神秘化、神奇化，认为常人达不到。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只要教育方法正确，开始实践得早，而且坚持训练，都能达到。 老子在五千言中，曾经指出：“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在这里所揭示的“知行合一”的慧性教育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在五千言中所倡导的“益损教育法”、“双可教育法”，就是内观结合的经典诵读法。这个“可”，就是诵读。可（诵读）非恒道的经典，可（诵读）非恒名的形名、呼唤非恒名的形名，就是“甚易行”之法。我看，再没有比老子提到的这个“甚易行”方法更简单的慧性教育法可以推行出来。我们现代人不能超越他的智慧，去发明一个比这个最简单的诵读方法、观诵方法更好的方法，而只会越搞越糟，越弄越复杂。所以，不必要再去搞发明创造新的慧性教育法，把握住老子的这个“双可教育法”、这个知行合一的“益损教育法”，就足够了。就足够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六大阶段中去用一生，不要离开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有所成就，有所收获，有所改变。 慧性教育必须重视形名教育 我们在研究慧性教育方法的时候，要注意慧性教育法里面非常重视这个形名教育。 如果将帛书老子五千言同步内验慧观于体内，进行一番认真的实证研究以后，我们不难发现：帛书版的老子《德道经》，同时就是一部生命真相的“形名学大全”。我之所以把它称为“形名学大全”，那的确是因为它里面的非恒名太多了。可以说，几乎把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吸系统、心脏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各个阳性系统、阴性系统、寄生的以及尘封的所有形名，都非常巧妙地糅合在其中，就像一位创造宇宙行星的高妙大师一样，摆放得非常有序，没有人能够知道他是如何那么巧妙地把那么多非恒名的名字，都安排在他的帛书五千言当中，然后让我们去诵读呼唤，读他的五千言，就在唤这些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不得不叹为观止。如果你能够内观的话，人体内大量关键性的非恒名，全都被极其巧妙地安排在五千言之中。你就会叹为观止。只要长期坚持诵读帛书版的五千言《德道经》，也就是在同步反复“可”他们，呼唤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内环境中觉醒，去修善，归正，合德，从而净化我们的智能，恢复我们的慧性。我们不能不赞叹老子的慧智，他的大慧大智没有人能赶得上，不得不感叹帛书《德道经》就是人类最巧妙的一部“无为而治”人类生命的教材书，它就是课本，是一部有别于任何智能儒学经典书籍的慧性教育奇书。你只要坚持诵读它，无为而治心身的工程也就在默默地展开之中。智能的悄然归善、回正、合德，慧性的无为启迪、激活、运行，慧智双运的逐步形成，全都在坚持诵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实现。 然而，通行本《道德经》中，则将原来书中的许多异构字、稀用字都加以删除和修编清理。这样一清理和置换，恰巧也就删除、修改了许多重要的非恒名，使经典中形名学的内涵出现重大损失和破坏。甚至，在深度的内观当中还可以发现，有些非恒名的字形在五千言当中，要通过老子五千言中的一些特殊的字，才能将后面的那个字、那个形、那个文也解读出来。少了这把钥匙，后面的字不出来，它是一环套一环的，是由浅入深的。这些内容，以后我们在讲课当中都要谈到的，老子在五千言当中到底都讲了生命系统中的哪些非恒名。当然，《道医学》当中已经告诉大家不少，但是还有很多与直接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相关的大量非恒名，大家都还不知道。掌握了他们，去重点诵读有关章节，甚至可以直接调整某一个脏腑、某一个内脏里面被破坏掉的状况，提高这个修复能力，生命的自我再造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所以说，“可非恒名”当中一旦被删除了以后，这个经典中的形名学的内容就出现了损失和破坏，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在诵读过程中，我不能否定诵读经典的效果，但是你难以完全发挥出完整的形名呼唤功效，也就难以产生悟性，我想，这一点大家不会否认。 以上这两点鲜明的区别性，是德慧智教育理念推荐人们选取我们校订的帛书老子《德道经》作为教材课本的根本原因。借今天讲课的机会，针对有的学生家长和老师还有点疑惑的这个问题，我们把原因告诉大家。人贵多知，现在的人都希望多知，而不知道老子所说的“多则惑，少则得。”都想知道得越多越好，实际上，知道得越多，对自己产生的障碍就更多。但是，这个“多”千万别给孩子，因为在慧性教育中，想孩子“多得”的话，那你孩子将来肯定是“少得”。 孔子教育与老子教育的区别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孔子教育与老子教育的区别。中国人被智能儒学忽悠了几千年，只知有智能儒学教育而不知有慧性道学教育。一提到老子五千言，大家对此可能都有体会，社会上不明历史的人还以为那是道教，是宗教内容。有的智能思维者，则强行将老子与五斗米道等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问一下，在中国汉代末年才诞生的道教，采用东周末年诞生的老子五千言，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成了道教吗？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我们家里的祖父就是这样变成自己的孙子的么？我看，如果你在自己家里将爷爷叫一声乖孙子，我看当父亲的是肯定要扇你耳光的，怎么能如此界定老子的五千言是道教呢？连道学、道家、道教都弄不懂，怎么称得上是一个中国人呢？这三个范畴是不同的，可见我们现在的教育失落的内容太多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汉代的五斗米道教当时是用五斗的大米来作为入其教的凭信，要是依照我们现代很多人的这种智能逻辑推理经验而言，哦，道教是用的大米，那么大米也是道教，从此就应当不再吃米饭以示拒绝它。不可能因其用过哪个东西，然后你就再不使用它。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宗教，其实只是这一个人纪智能文明时期自然大道必须诞生出来的对人类引邪归正、对狂妄发展的智能进行一定制约的一种显道教育规范形式而已。在中国文化史中，由于道德根文化的深厚底蕴存在，中国的宗教并不雷同于西方宗教，我们不应当将两者扯在一起，混为一团，以西解中。近代中国的教育全盘西化，属于没有宗教的洋腔洋调，的确存在众多的问题。我们对自己国家历史中的文、史、哲全都不甚了了；反过来，对西方文化也是一知半解。就这样，糊里糊涂装了一脑袋，老子说“虚心实腹”，我们肚子里却没有东西，人家苏东坡当年，梅雨天时还跑到外面在躺椅上晒肚皮，人们问他晒肚皮干什么，他说：你们晒书怕发霉了，我的知识全部装在肚子里面，所以我要晒晒肚皮。你看现代人，谁知道自己的学识装在自己的腹中，是满腹经纶呢？现在的人都会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自己聪明，而不知道真正的学识，是要通过“虚心实腹”来实现、来完成的。可以说，学校所学无用，自学又杂而不精，也就开始像老虎一样耀武扬威，坚持己见，对一切进行怀疑指责。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责任，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现代人由于历史导向的原因，在教育领域，只知道存在着由皇帝赐封的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既被封为“圣人”，还被封为“至人”，“至圣先师”嘛，“至”和“圣”他一个人全部得了。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封号是否名符其实，但是对于“万世师表”，我们则必须厘清一种现象。孔子，他只是中国智能儒学文化教育的师表。而在智能儒学文化教育之上，在中国二千五百年以上的漫长文化历史中，长期客观地存在着慧性道学教育。慧性道学教育的万世师表代表人物，当仁不让是伏羲、黄帝、老子。这其中，在慧智转换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师表，则是老子。老子的五千言，就是慧智转换这个历史时期拨乱反正的指路明灯，也是人类智能文明结束时期指引重新由智转慧的最佳教科书。 智能儒学教育领域，由于长期将老子的教育思想边缘化、异端化，而人们也听之信之，未能确立老子是一位最伟大教育家的地位。虽然儒学难以抹杀孔子问道于老子的历史事实，但是却始终不容许确立老子是教育家的地位，教育家的地位不确定，其教材就可以否定。并且，大造老子思想是出世思想而不是入世思想的谬论，通过这些手段以期巩固智能儒学在国家教育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完全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