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文化在当代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_凤启龙

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人民健康、社会 安定的大局，而目前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却 陷入了困境，医患关系高度紧张，医生职业群体道 德素质下滑。在这种现实境遇下，着重加强医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代医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及其问题 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之下，当代医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职业人素质教育，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和职业道德 教育两大部分。前者一般来说包括专业知识、职业 技能、职业综合素质、科学研究能力和职业发展能 力等内容；后者应该包括职业价值观、职业责任观 和职业忠诚等内容。二是社会公民素质教育，至少 包括人格健康教育、一般人文素质教育和公民思 想政治素质教育三大部分。人格健康教育具体包 括独立、自信、积极等健康人格的养成，以及个体 顺利实现社会化和道德化的这两重目标；一般人 文素质教育应包括基本人文知识的传授和人文精 神的养成两大任务；公民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则指 向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在政治、法律、思想品质以及 行为等方面所应该达到的目标。职业人素质教育 构成了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纵轴，社会公 民素质教育则在横向上予以扩展和充实，形成了 一个在纵向横向相结合，既针对不同层面、各有侧 重但又彼此关联、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 工程。 医学职业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具有很强的专业 指向性，我国普通高校的医学思想教育通常以“医 学伦理学”课程为主体，目前大多数医学伦理学教 材都沿袭了西方的医学伦理学思路。医学生思想 教育体系是一个典型的职业伦理教育体系，有以 下四个方面特点。 其一，医生职业责任指向的是职业活动服务 对象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并不直接相 同。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实现自己这一个病人的最 大利益，而何为最大利益应该以病人自己的判断 为依据。因为“既然俗世的情况下道德权威既无法 从上帝也无法从理性那里推导出来，那么它只能 源于个人”，[1]西方医学伦理学原则体系中，最核心 的义务就是尊重病人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意愿。[2]在 传统医学文化在当代医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价值 凤启龙 （东南大学 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当代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沿袭西方医学伦理学思路，存在职业人素质教育 与社会公民素质教育相互割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 参考价值。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个人—家庭—国家融会贯通的价值观体系，将履行职业责任与 履行公民责任相结合，将医学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素质教育融为一体，成为重构当代医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内在精神支柱的必要环节。 [关键词]传统医学文化；医学生；思想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5707（2011）09- 0096- 04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家庭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作用研究” （项目编号 09JD- SZ3037）阶段成果 思 想 教 育 研 究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实践与探索 2011年 09月 第 09期 总第 198期 96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医学伦理学不应当受某一 种道德观的支配，它应当教育医生对待他们同病 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职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 得更加谨慎并善于思考。 其二，职业人通过在具体的职业活动中完成 自己的职业功能来间接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是因为，既然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通过社会 中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实现的，那么职业 人在具体的职业活动中只要促进自己“客户”的具 体利益就可以了，只要所有的职业人都能够履行 自己的职业责任，社会整体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 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在其职业活动中的道德 责任是而且只是促进自己“客户”的具体利益，而 促进这种具体利益的实现需要遵循一系列的职业 伦理要求；医生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责任，则是在 社会有机构成的基础上通过每一个职业群体履行 自己的责任而最终实现。 其三，职业伦理比较强调职业群体内部的伦 理感，一旦加入某个职业群体，首先应该注重自身 对该职业群体的道德责任。正如涂尔干所说：职业 伦理是一种道德特殊主义，这种道德责任虽然也 接受普遍性道德的制约，但首先指向的是职业共 同体内部事务。[3]即职业群体虽然也承担一定的社 会责任，但群体内的个人不需要考虑这种普遍道 德要求，他只要履行好自己对这个群体的义务就 可以了；反言之，如果职业个人不能把职业忠诚放 在第一位，忽视了自己对职业群体自身利益的义 务，如一个医生为了保护某个具体患者的权益而 严重破坏整个医学职业规则体系，他将会因为妨 碍职业群体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而间接地妨碍了 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其四，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个人与职业的关系 主要是一种利益依赖关系。西方现代社会本质上 是一个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经济共同体。马克思 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活动和人类自身的 异化：个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对他来说是一种 异化的存在，只有通过价值交换才能够实现对生 产者自身的价值。[4]涂尔干通过探索西方职业群体 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职业人个体 对职业群体的道德感，源于个体对职业群体利益 的依附。虽然韦伯利用新教“天职”观为资本主义 世俗的职业活动赋予了道德辩护，指出职业活动 即“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 义务”是每个人的“天职”，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 存方式”。[5]但韦伯同样指出，这种职业观在促进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使工具理性获得了不恰当 的扩张，职业活动的宗教神圣性开始丧失，仅仅具 有谋生的价值。因此，现代职业人之所以选择自己 的职业生涯，更主要的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物 质和金钱才是职业活动所追求的直接目的。 因此，西方的医学伦理学思路下的职业人素 质教育体系的价值指向，与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自由个体、职业 人和社会公民三者相统一的全面发展目标，具有 一些精神气质上的分歧。 二、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提供的价值补充 与这种西方化的医学职业素质教育不同，中 国传统医学文化观中提供了一种个人、家庭、社 会、国家相统一的价值观体系，这对于目前我国医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中国传统 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的统一性，在本体 论的层面上解决了职业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之间的裂隙问题。 而医学之所以与儒家人文知识一致，是因为 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论渊源：中医学基本经典《黄 帝内经》的思想核心是“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理 论”。[6]中国传统医学强调医学活动对象的社会、灵 魂、身体的同一性，因此医学职业技能本身就包括 对患者身体、心灵和社会生活状态的了解；而且医 疗活动也必须在身体、心灵和社会生活关系体系 中综合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传统 中，作为专业技术知识的医学和作为人文政治知 识的儒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所以，学习医学的职 业技能，同时也就是从另一条道路上掌握伦理道 德知识，故元代医学大家朱震亨认为“医乃吾儒格 物致知一事”，[7]学习医学要以学习传统文化尤其 是古典道德哲学为基础，而不能以职业技能作为 唯一的内容。如明代李梃在“习医规格”一文中说， 想要学好医学，需要“每早对先天图静坐，玩读《孝 经》、《论语》、《》；大有资力者，次及全部四书 2011年 09月 第 09期 总第 198期 实践与探索 97 古易白文，及《书经》、《洪範》、《无逸》、《尧典》，理 会大意，不必强记。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 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8] 传统医学文化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 作用，还体现在医学职业活动的价值论证上。中国 传统医学文化观，强调医学是统摄治国、治民、治 身的大道。所以，对医生虽然也有“上医听声，中医 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 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等从技术能力角度进行 的划分，但更重要的是其在国家王政中的作用， 《国语·晋语八》中有记载：“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固医官也”，认为只有能够“医国”的医生才是真正 的良医。即，医学职业的价值论证，必须在这一职 业活动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统一的整体价值结 构中才能够获得论证。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自 序》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 身长世,以养其身”，具体技术活动在此以类似于儒 士“修、齐、治、平”之道的方式获得了道德论证。[9] 其次，医学活动本身就有助于社会伦理生活和伦 理关系的保存，唐王勃和金张子和均认为学习医 术是子孙辈事亲者尽孝之道，故读书人习医活人 是其履行忠臣孝子的道德责任的必修课———为儒 者不可不兼夫医，故曰医为儒者之一事。北宋儒臣 范仲淹更有“良相、良医”论———“能及小大生民 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 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 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命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 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10]由此可以看出， 习医并行医在中国古代是被看作知识分子履行道 德责任、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如果有机 会出将入相，在国家政治层面履行社会责任当然 最好，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隐于医道，救治黎民百 姓，也是履行道德责任的合适途径。[11]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将医生、医学和 医疗活动视为专业知识与政治伦理知识相统一、 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相统一的知行合一的道德领 域，而不是某种狭隘的职业群体和职业活动，更不 是用来谋取利益的工作。个人从事医学活动，首先 是因为学习医学可以促进个人心智的成长和对天 道的体认，其次是可以通过医学活动履行为人子 女的孝道，再次是可以通过救治君上和百姓履行 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并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最终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完成，通过行医活动获 得经济报酬在这一价值体系中仅仅具有非常次要 的地位。 三、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在医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价值 无论是作为自由个体、理性职业人还是国家 公民，其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都不能仅仅依靠学 校教育来完成。有国外学者曾经指出，塑造医生个 性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取决于正规的课程，而是取 决于较敏感的“隐性课程”。[12]医学职业道德和职业 精神的教育必须融入整体的文化背景之中，才能 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如果在学生成长的整体环境 中，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将个人、职业和国家联系在 一起的文化精神氛围，就很难真正实现我国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是， 由于我们目前的医学专业教育体系和医学人文素 质教育体系都来自于西方，其中都隐含着个人与 职业人、职业人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裂隙，所以并不 能够为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足够的“隐性 课程”。 与此相对应，中国传统医学教育提供了另外 一条道路，在教育形式上，将医学专业知识教育和 思想素质教育融为一个整体。学界认为，中国传统 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不同，是一种默会知识，以个 人经验、印象、感悟、团队的默契、技术诀窍、组织 文化、风俗等形式存在，是在整体的生活和职业活 动中把握经验并重组经验并实现对它的理解控 制。[13]中国传统医学教育与医疗实践都在持续地以 “默会”的方式，将社会道德与职业技能融会在一 起并渗入个体的思想之中。在这样一种职业素质 教育中成长出来的医生，能够自然地将个人价值、 家庭价值和国家社会价值的要求统一起来并内化 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当然，在今天的医学高等教 育模式下，想要重现中国传统医学的教育方式并 不现实，所以，我们更要注重的是，中国传统医学 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对当前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价值。 2011年 09月 第 09期 总第 198期实践与探索 98 中国文化传统对医生的道德要求，以孙思邈 所说苍生大医为标志：“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 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 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 幼妍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 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 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枪，勿避险峨，昼夜寒暑， 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 为苍生大医。”这样一种高尚的道德要求，想要在 今日的经济社会获得共鸣，必须存在一种普遍性 的道德精神作为支撑。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所倡导 的是一种贯通个人、家庭、国家价值的职业价值 观，它在内在精神气质上解决了职业人与社会公 民之间的角色冲突问题，将履行职业责任直接与 履行公民责任相结合，并且将这两者都统一在个 人道德修养之中。 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庭一直都是私人生活的 领域，与公共政治生活相对立，古希腊人认为，家 庭事务的目的就是要让公民能够解放出来从事 “公民的自由活动”。[14]因此，个人对家庭与民族国 家的义务是相互对立的。相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 中家国一体的思想，则能够将个人自身的价值通 过家庭这个环节，直接转化为对整个民族国家的 价值，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修、齐”是“治、平” 的个人素质前提，还因为家庭与国家之间存在历 史和逻辑结构上的共同性———家庭是个体理解和 接受共同体价值的基础，自然家庭以及发生在其 中的“爱”和婚姻是伦理生活的逻辑基础和历史始 点。[15]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思想，是中国人理 解自己与他人和国家关系的核心环节。但是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西方文化的传播，当代中国 人打破了传统的个人—家庭—国家三位一体的思 想结构，将个人—家庭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家庭 异化成独立的经济单位，今天的个人职业活动，仅 仅是对家庭之经济功能的必要补充。这一切不仅 使家庭丧失了帮助个人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国 家公民意识的功能，还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变成了 社会公民思想形成的障碍。 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目的“人的全面 成长”出发，家庭教育以及传统的家庭伦理生活， 还是构成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精 神支柱的必要环节。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可 以通过“天职”观为职业人与社会公民的统一提供 价值基础，那么当今中国如何重建一种合理的个 人—家庭—国家融会贯通的价值观，则是我们的 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美]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M].范瑞平,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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