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何越来越大

政府为何越来越大 政府为何越来越大 ●布坎南认为，为了让好的变化出现，社会需要两点共识，一是“政治”是相对无效的，消除对政治作用的盲目崇拜；二是相信“市场”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既是对上述芝加哥学派“设计”的批评，同时也是对“自主治理”的强调。 朱海就 经济理论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往往对应于什么样的政治。明显的，古典经济学对应于“小政府”的治理模式，或者说，古典经济学为小政府治理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基础。 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小政府”理念或“一个守夜人的国家”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成功，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所言，20世纪的历史已证明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布坎南也意识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在脆弱性。 古典自由主义的两个内在缺陷 一种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失败，必然有其内在原因。布坎南认为古典经济学有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有关“正义”的理论，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价值决定”这两大主题，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交换”意义上的正义还是“资源配置”意义上的正义都不是它关心的。 二是古典经济学没有区分“对制度的”与“给定制度下的行为的分析”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古典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把“规则”视为给定的，因此也就忽视了对规则的分析。 这两个缺陷是相关的。“正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制度的，因为正是制度给什么行为是正义的、什么行为不是正义的提供了参照，缺少对第一个层面的制度问题的分析，也就意味着有关正义的理论的缺失，反过来，缺少有关正义的理论，也必然导致第一个层面的制度分析的缺失。这两个缺陷导致了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潜力和局限的“误诊”，以及不能有效地约束政治行为。 芝加哥学派“小政府”理论的失败 令人担忧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两个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理念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体现在这一理论的两大研究主题中，一是研究“给定的”制度安排下的效率，认为既有的制度已经是约束条件下最优的，假如还有好的制度，那一定已经被人发现，假如不是最好的，那它一定不会延存下去，这样，就把制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外了，这与上文“忽视第一个层面的制度分析”是吻合的。二是进行“制度设计”或“机制设计”，根据研究者所认定的约束条件，设计某个“最优的”或“更优的”制度，供政治家参考，典型的如“机制设计理论”、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 芝加哥学派的这两大研究主题中，无论哪一项研究对改善社会治理都没有太大帮助。这些研究，要么对既有制度中那些不合理的方面视而不见（因为不是它关注的对象），要么是做“无用功”，设计一些不可能被采用的制度，即便被采用了，其效果很可能是对社会的“折腾”，因为政府不会采纳减少其权力的制度，结果，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芝加哥学派及其政治理论尽管强调小政府，但它的流行，并没有减少政府规模，相反，使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大。 一个也许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受这个学派的经济学的教导及其政治理论的影响，人们普遍丧失了对制度正当性的关注，只考虑当下利益最大化。 没有人会否认，社会需要进步，我们现在的治理需要改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好的“变化”出现？经济学家怎么才能为这种变化的出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弥补古典经济学的两个缺陷 布坎南认为，为了让好的变化出现，社会需要两点共识，一是“政治”是相对无效的，消除对政治作用的盲目崇拜；二是相信“市场”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既是对上述芝加哥学派“制度设计”的批评，同时也是对“自主治理”的强调。不难发现，从逻辑上讲，这两点共识可以从他对古典经济学两个缺陷的认识中“推导”出来：因为正义以及第一个层面的制度的缺失，所以要借助于政治，而不是市场的力量。 忽视正义以及第一个层面的制度的问题，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一般均衡模式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假设下，经济人会自动地对给定的或经济学家设计的制度做出最优的反应，经济学家所要做的，自然就是研究这个给定制度下的效率或为他们设计一个最优制度，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正义问题至多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问题，而非当事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正义一定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与当事人的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经济学家设计的抽象制度所赋予的。 相应的，事关正义的制度，也是与当事人的历史情境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个框架中，当事人已经被假定为自动地选择（经济学家设计出的）最优制度的人，也就是一个不会“思考”何为正义的人，而是被动地接受经济学家给定的正义的人。 尽管经济学家不能代替当事人思考何为正义，但经济学家应该知道对当事人来说普遍的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显然，不断地扩大当事人的行动空间，也就是德索托教授所说的有助于“不断地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制度才具有普遍的正义性，而这种制度的内容，主要有长期演化形成的规则和自然法则两个方面。 人类长期演进的历史已证明，这两个方面的制度是扩大当事人行动空间的保障。指出何为普遍正义的制度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缺陷，也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忽视第一个层面的制度分析的问题，从而使古典经济学的两个缺陷都得以弥补。 从价值范式到交易范式 古典经济学（及芝加哥学派）属于“价值范式”，追求某个最优的制度（“最大价值”），如激励兼容的制度。而强调遵循长期演化形成的规则和自然法则的政治理论，是一种“交换范式”，追求的是“不断展开的学习过程”，即人们不断地习得好的制度的过程，这也是不断地扩大人的行动空间的过程。 沿着“交换范式”的思想进路，政治没有朝好的方向改善的原因，不是人们“不知道”第一层面的制度正义是什么，而缺少朝向那个好的制度的“行动”，导致各种能够体现第一层面的制度正义性的具体制度不能出现。和第一层面那些具有“抽象性”的制度不同，这些具体的制度不是事先可以预知或设计的，而更多的是那些朝向第一个层面的行动的结果。因此，“交换范式”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行动范式”。 根据“交换范式”，经济学家不是去分析给定制度下的效率，也不是去设计他眼中的最优制度，而是考察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们习得并采取那些有助于正义制度实现的“行动”。人不能马上就对设计好的制度做出最优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文化观念、机会主义、人为的强制及其所导致的自治能力的缺乏等等都有可能成为阻碍这些“行动”的因素。 政治经济研究的转向 这也意味着政治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转向。如前所述，我们怀疑芝加哥学派研究的社会价值，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证据证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的经济学研究对改善政治起到了什么助益，其原因，如上所述，是因为它继承的是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范式”。 芝加哥学派及其政治理论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了那些“无意识的”、追求最大产出和效用的努力的重要，而忽视了“有意识的”制度建设的行动的重要性，如忽视这方面的努力，市场将整个地陷入“公地的悲剧”，而不是仅仅在某些所谓“公共领域”陷入这一悲剧。恰恰相反，根据交换范式，目前对“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的划分是人为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整个市场都可以视为公共产品，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公益物品”。 这样，我们也可以重新对“公共”的含义进行定义：“公共”不是“政府”及“政府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指的是“每个人”、“每个人的行动”，通过关系每个人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制度建设，点点滴滴地改善治理，这样，市场才能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