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起源 关于围棋的起源，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其实不止是围棋，任何一项科目的起源，都是令人十分头痛的问题，比如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文字的起源……而围棋的起源又是如此的远古，文字记载非常稀缺，要追溯本源自然难度不小。 借助考古的力量更是遥不可及了，因为考古只能给予旁证，不能确定来源。 　　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必为这个问题来伤脑筋了，大可放松心情，知其大概即可，考证的问题，还是有待来者进行解决吧。 　　作为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之一的围棋，跟所有具备某些神秘特征的艺术一样，关于她的起源自然从神话版本开始。目前比较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是“尧造围棋”。关于“尧造围棋”的记载，能考证到的文字有战国时的文献《世本》：“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西晋张华《博物志》：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巧合的是，这里记载围棋起源的两本著作本身都存在着众多需要考证的因素在内，实在无从确定其可信度。从这里的文字记载来看围棋一开始便作为“教”的工具、具备开智功能为大家所接受。 还是来直接寻找古籍中有着围棋的确切记载的内容吧。据春秋时期的《左传》记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 ‘……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隅，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这里包含了众所周知的一个成语“举棋不定”。文中的“弈者”指的是下围棋的人，在古代“弈”专指围棋，许慎《说文解字》就有解释：“弈，围棋也，从丌，亦声。”。《左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48年，这里记载的发生在公元前559年。具体的故事内容，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左传》。可以说明的是，在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围棋已经为大家所相互熟悉的事物了。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有关围棋的记载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围棋的形成与发展再到为大众所熟知，必然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也就是说，围棋的起源要在这个时间点上溯若干年，也许是500年，也许是1000年，这正是需要有心人来考证的事情。同在春秋时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也为后人留下了有关围棋的记载，《论语》有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亦有博弈者乎？”“博弈”即围棋，圣人在授徒之时亦自然以棋入理，可见当时围棋已经在社会上是人所共知的事务了。这便是时至今日，我们所能追溯到的一个时间点，即在春秋时代，关于围棋的记载已经进入古代的史册、典籍。要再往前进行探测，则求助于文字外的考古了。 虽然不能找到确切的证据，但尧造围棋的传说，已为大家所接受，《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Iitannica)便根据这一传说认为围棋诞生于公元前2306年左右，《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Americana)则将围棋的诞生定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年代之准确令人吃惊，但起源时间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在“尧造围棋”外，关于围棋起源的传说，仍有不同的版本。如宋罗泌《路史·后记》载 “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骜狠、娟克。兄弟嚣张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如明《潜确类书》载：“乌曹作赌博、围棋。”等版本。但除此外似乎都无从考究，或语焉不详，或意有其他，均难以采信。另有唐人皮日休著作《原奔》认为：“奕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则是从个人所想出发，有妄加推断的嫌疑了。 　　另有日本松井明夫所著《围棋三百年史》提到：“围棋与象棋有它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一种‘盘戏’。它流传于西方成为国际象棋,流传于东方而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的影响,改良成为十六道的围棋。”这一观点亦不足以采信。首先，从围棋与国象的规则来看，二者根本思维方式不同；其次，从发源年代来看，围棋广为流传的春秋时代，尚未与亚细亚地区有何交往，流传一说便更是无从谈起了。 　　对于围棋的起源，既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也无详细的故事流传。而当今围棋泰斗吴清源先生的理解则颇为有趣，他曾经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先生谈到过这方面的内容，这位爱好围棋的文学家将吴先生的谈话内容录入了《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这里录其大概：“有一次，尧到地方上去视察政情，遇见了一位叫伊蒲子的老人。……他与伊蒲子商谈。继承自己的按说应是儿子丹朱，但丹朱不是治天下的大器，他一直为此而忧虑。伊蒲子给了尧一首诗：‘原诗已忘记了，大意是说如此这般的地方隐居着一位了不起的人。把你的两个女儿嫁给那个人吧！那个人是应当继承你的人。尧一回到都城，马上派人去找，找到了所说的那个农夫。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这个农夫，此人就是后来的圣君舜……尧不是把围棋这一游戏的工具给儿子，而是把围棋作为研究天文的工具授给他、告诉他。你研究天文吧!做易及祭祀的工作吧!这也是我的想像。围棋恐怕不是尧制作的，可能在那以前，便用作天文和易的工具，棋也写作弈，弈与易及医，发音相同，与‘历’的发音近似。远古，重要的大事都用易进行占卜。在日本、古代说是祭政一致。要去朝拜伊势神宫。一般认为、靠神论、神示来从事政治活动。中国的古代也是祭政一致。不论是易或天文。都与神示呀天命呀有深切的关系。易有各种各样方法。烧龟甲和兽骨观看形状，后来使用筮竹，我以为也会使用棋盘。是否使用黑白棋子示阴阳。我不太清楚……”这里的内容并非围棋起源的解释，引用部分内容只为大家能有所了解，在后来吴清源先生接受日本某记者的采访时，也谈到了类似的内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关于围棋起源，大抵有如上的几种说法，一一介绍在此，可以说明一个不需要说明的问题，即围棋的发源地在中国，此后相继传入朝鲜后日本。行事严谨的日本人曾于享保12年（1727）正月29日，日本围棋四大门派掌门人签署了一张书状，说明：“围棋创自尧舜，由吉备公传来”。 顺便再谈谈围棋文物的出土，这里主要列举一二以供参考。 　　1977年4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一座辽代古墓，墓内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围棋方桌。桌上涂白漆，中间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棋盘，棋盘纵横13道。 　　1971年湖南湘阴发现一座唐代的古墓，墓内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正方形，边长55厘米，纵横15道。 　　1954年，河北望都（东汉属中山国）东汉墓出土一具石质围棋盘纵横道线。 　　1975年，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一付围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计289子——这是17道围棋所用的子数。 　　还有新疆某地的唐墓出土了19道棋盘，只见棋盘不见棋子。江苏丹阳出土了黑白棋子83枚，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棋子50枚，却无棋盘。朱檀墓出土围棋实物，计有一副纵横各19道的棋盘，黑子175枚，白子181枚…… 　　2006年5月，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芬皇寺出土一块棋盘。出土时，砖质围棋盘碎成三块，另有一小块缺失。棋盘长43厘米，宽42厘米，厚7.8厘米，盘面纵横各刻有15条线。据初步考证，这个围棋盘是朝鲜半岛新罗时期(公元668年至935年)的文物。 　　另外，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出土的原始陶罐彩色图颇似现代的围棋盘。陶罐上绘有纵横各十至十三道类似围棋盘的图案。仰韶时期文化的彩陶上也有类似的图案。当然，图案只是关联推想，说明那个时代萌芽围棋的可能性。从文物发掘来看，围棋棋盘道数并非一开始就是19道，而是通过一段漫长的变迁由简入繁而来的，但道数自何时开始确定为15道，何时确定为17道，何时确定为19道，目前亦无详细记载。 　　关于围棋的起源，主要做了如上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关于围棋起源的一些专著。(作者：唐民) 　　附：关于“弈”的注释 　　“奕”和“弈”是两个同义的形声字，本义“下棋”。这个字在先秦古籍中多现，如：“视君不如弈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今夫弈之为数”（《孟子》）；“使弈秋海二人弈”（《孟子·告子上》）等。古今辞书都说它读“亦（yi）声”。如：《说文》曰：“围棋也，从廾，亦声。论语曰不有博弈者乎。” 　　事实上，人们说“下棋”是“著棋”，没有人说“亦棋”的；人们也只说“妙著”，不说“妙亦”的。但面对辞书造成既成局面，要辨证该字的正音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有证据说“弈”或“奕”，的确是读“著”的。……清咸丰帝“奕詝”，其八个兄弟名：“奕纬”、“奕纲”、“奕继”、“奕誴”、“奕訢”、“奕譞”、“奕诒”、“奕譓”。他的一些堂兄弟名如：“奕谆”、“奕謨”、“奕詳”、“奕勋”、“奕格”、“奕绘”、“奕劻”。这些“奕”字也惟读“著”或其近音，方能符合人名从部落名的习惯。（朱学渊：关于（《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若干问题的注记 ） 宋刻孤本《忘忧清乐集》 中国围棋的起源很早，围棋起源最早的传说是“尧舜以棋教子”的故事。晋朝人张华在他写的《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围棋就已盛行。孔子的《论语》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因之犹贤乎已。”孟子则说“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把溺于博弈与好饮酒相提并论，可见围棋已十分盛行。 　　秦统一六国以后，围棋曾经冷落。东汉后，迭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围棋更兴。 　　据史书记载，曹操、孙策、吕范、陆逊、诸葛瑾、费祎等都酷好围棋。南北朝时期，围棋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宋明帝刘彧还为棋家设置官署，授以俸禄。梁武帝萧衍亲自撰写《棋经》，围棋理论和围棋专著也陆续出现。遗憾的是，唐代以前的围棋著作，多数早已失传，现知仅一部北周时期的敦煌写本《棋经》，而现存最早的比较系统完整的刻本围棋著作，就是这部宋李逸民编撰的宋刻本《忘忧清乐集》了。 　　李逸民是南宋御书院棋待诏，书因宋徽宗“忘忧清乐在枰棋”诗句得名。收有北宋仁宗赵祯皇祐中翰林学士张拟撰《棋经》十三篇，宋徽宗赵佶御制诗一首，南宋初年刘仲甫撰的《棋诀》四篇，张靖撰《论棋诀要杂说》一篇，以及《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面》、《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和开局棋势诸图谱。李逸民把有关围棋的前人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局、弈谱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较系统的著作。 　　宋本《忘忧清乐集》一卷，实际不分卷，卷内分上、中、下。书用皮纸印造，刊刻刀法娴熟，墨色青纯，行格疏朗，古朴大方，为宋代浙江杭州地区刻书风貌。 　　此书在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有著录。清朝初年，此书藏钱曾手中，钱在《读书敏求记》中也有记述，钱的记述引起了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兴趣，他在得到宋刻《梅花喜神谱》后，想进一步得到宋刻《忘忧清乐集》。在跋文中自称“居平结想古籍，往往得陇望蜀”。清嘉庆七年黄丕烈终于在华阳桥顾氏试饮堂得到此书，试饮堂为顾珊斋名。顾珊，号听玉，其祖父顾若霖，字雨时，喜藏异书，亲自校勘。黄丕烈从其家得书甚多。黄得此书后，先请人重修，装成黄丕烈式的蝴蝶装。在黄丕烈亲笔长跋中叙述得书始末和版本源流。 　　此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围棋史研究者过去普遍认为南北朝以前，中国围棋的棋艺水平只有十七道。但宋本《忘忧清乐集》中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却是十九道。这个重要的记载给围棋史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此书从黄丕烈处散出后，为汪士钟所得，成为艺芸精舍插架之物，以后又由汪氏，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此书钤有士礼居、荛翁、士钟、阆源父、汪印振勋、铁琴铜剑楼、绍基秘籍、恬裕斋镜之氏珍藏、瞿印秉冲、良士眼福等印，可见其递藏渊源。铁琴铜剑楼书散时，丁福保先生曾出资购买6种珍贵古籍，并以他的名义捐给北京图书馆，此即为其中之一。当时陈毅元帅曾委托北京图书馆把此书复制一部，由装订室的师傅做成宋版蝴蝶装的样子，送给日本友人。这部书及其入藏国家图书馆前前后后，在当时都非常轰动。 从《世说新语》看围棋的文化内涵变异 　　世人皆知，中国古代素以“琴棋书画”来代表形容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但翻检史籍可以看到，“琴棋书画”一词，始见于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1]（卷三引）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中有大量关于这四种形式的记载。可见这四种艺术和体育项目形式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春秋战国。这就不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从它们的出现到这四者融为一体，成为文人文化修养的标志，中间竟然相距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通过对围棋的产生演变到《世说新语》中魏晋文人围棋活动的研究，我们发现，围棋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道德教化工具发展演变成为个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现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个人文化精神修养的形式，跻身于“琴棋书画”四大修养形式之中。 一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其产生时间虽然已难确考，但春秋时期的典籍已有关于围棋的记载。说明它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不过将现存早期有关围棋的材料记载与《世说新语》等六朝时期有关围棋活动的材料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到，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距甚远。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主要局限在它的教化作用；而从魏晋时期起，士族文人逐渐开始从哲学意味、娱乐功能以至人生态度，也就是广义的精神修养的高度来体会和认识围棋的作用和意义。 　　因围棋的棋子只有黑白之分，没有等级之别，各子地位平等。刘向《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2]（卷五二韦曜《博弈论》李善注引）桓谭《新论》：“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2]（卷五二韦曜《博弈论》李善注引）所以有人认为围棋起源于原始部落会议共同商讨对敌作战的需要，就地画图，用两种不同的小石子代替敌我的兵卒，就双方作战部署进行讨论。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实物根据，但比较符合围棋的基本原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谓：“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3]（p1986）马融《围棋赋》上也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4]（《全后汉文》卷十八）也是从军事角度理解围棋的功用。不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围棋的就被赋予了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在早期的文字记载当中，围棋相传为尧或舜所造。张华《博物志》：“尧造围棋，丹朱善棋。”[1]《广韵》引作：“舜造围棋，丹朱善之。”[5]（卷一上平声“棋”字下引《博物志》）按丹朱为尧之子，“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6]（《五帝本纪》p30）。《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博物志》此文正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7]( 卷八0《晋纪二》p2558)丹朱不得为舜之子，故《广韵》所引有误。但舜造围棋或为另一传说。胡注又云：“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这两种传说尽管主人公不同，但对于围棋功用的介绍却是一样的，即都明确地说出围棋产生于教化的需要[2]。 　　先秦时期典籍中有关围棋的记载完全可以证实早期围棋的这一道德教化功能。《论语》：“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于己。”[8]（《阳货》）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为其无所据乐，善生淫欲。”邢昺疏：“《正义》曰：此章疾人之不学也。……言人饱食终日，于善道无所用心，则难以为处矣哉。……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8]（p2526）可见孔子是用下围棋的办法来占领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的时间，以免他们产生淫欲邪念。孟子也曾以围棋为喻教育学生：“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9] （《告子上》） 　　对于围棋的这种教化功能的认识直到魏晋时期不仅为正统的儒家人士所继承，而且还有人变本加厉，从礼教角度主张取缔围棋。三国东吴韦曜受太子之令所写下的《博弈论》对围棋发出了严厉的声讨：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2]（卷五二） 　　文中韦曜可谓软硬兼施，或威逼，或诱导，千方百计要使博弈者回心转意，弃旧图新。《晋中兴书》云：“（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奕，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3]看来韦曜和陶侃的观点比孔子还要过激。孔子尚还能允许人们以下围棋的办法来杜绝滋生淫欲之心，而韦曜和陶侃则干脆要取缔围棋等游戏活动。不过毕竟韦曜在文章中还承认了下围棋所应当具有的智力，承认了凭此智力去猎取功名是不在话下的。而且他们这种观点在当时已经属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偏狭认识。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失势，人们对于围棋的功能也开始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班固在其《奕旨》中说：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或虚设豫置，以自卫护，盖象庖牺网罟之制；提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赏，苏张之姿。参分有胜而不诛，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4]（《全后汉文》卷二六） 　　这段文字是历史上最早的对围棋棋理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与孔、孟等儒家人物仅限于对围棋的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相比，东汉人对于围棋的认识显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和较深的程度。从韦曜和陶侃于班固等人对围棋看法的分歧中似乎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围棋态度的不同，实际上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上是抱残守旧，固守儒家思想不放，还是扬弃传统，追求新的思想人生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分水岭和试验剂。 　　如果说东汉班固等人对于围棋的这种全新认识主要是体现在文字状态的话，那么魏晋文人则更加广泛地将这种对于围棋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的认识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围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世说新语·巧艺》：“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可见是否会围棋，是评价一位名士的修养的重要参照。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是伴随着高雅神秘的围棋活动而进行的。他们对于围棋的贪恋已经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10]（《排调》） 　　因大人与初学围棋的儿童棋艺差距很大，可儿童又往往不甘心认输，所以就以不讲理的办法阻止大人行棋。文中“按指不听”四字，维妙维肖地刻划出王导之子王悦的这一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态。而夫子二人迷恋围棋之深，也就跃然纸上了。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所以“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10]（《巧艺》）。坐在棋桌前的隐居和用手指的清谈可以说是他们对围棋价值魅力的最好理解。沈约曾在《棋品序》中围棋的深奥意蕴和汉晋时期人们喜好之状云：“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舍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4]（《全梁文》卷三0）所以，他们便在忘我的围棋活动中，去体会围棋所蕴含的深奥哲理和文化精神。如：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10]（《雅量》） 　　“暗当”一词，未见诸书复用。余嘉锡笺疏引陈仅《扪烛脞谈》十二云：“‘暗当’似云默受，当读为抵当之‘当’，去声。”余嘉锡谓：“陈说亦想当然耳。未便可从。”余氏此说虽意在求据，但陈说亦非一家之言，故未必不可从。王世懋对此评曰：“‘暗当’之解，似云默受。”[4]与陈说不谋而合，今人《汉语大辞典》已取其默受之说[5]。默受之意，正与“举止如常，颜色不变”相吻合。这种遇事不露声色的气量不仅是当时名士所崇尚的风度雅量，而且也是围棋所倡导的“有胜不诛”，“虽败不亡”的人生态度的表现。梁武帝的《围棋赋》将其形容为“失不为悴，得不为荣”[4]（《全梁文》卷一），也正是悟出了这种道理。人所共知的谢安闻淝水大战捷报，不动声色，继续与人对弈[6]；顾邵下围棋时得知儿子夭折，“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 [10]（《雅量》）；甚至孔融的两个儿子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时，仍然“弈棋端坐不起”[7]等等，都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既然围棋具有“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人们又如此酷爱围棋，所以这个时期的围棋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围棋的棋盘在这个时期由十七道增为十九道[8]。棋道的增加使围棋增加了难度，也给围棋带来了更大的魅力和刺激。其二是由于人们竞相切磋提高棋艺，并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开始对棋手的棋艺高低进行分级定品[9]。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围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跃跃欲试，争取在这咫尺的棋局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以至证明自己的人格尊严：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刘注引范汪《棋品》：“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10]（《方正》） 　　从范汪《棋品》可知按照当时的品位划定，王导和江虨有四品之差；而且四品之差的正常差距应当是下让二子棋。但这个故事给予今人的内容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其单纯的史料价值。江虨拒绝和王导下不让子的平子棋（敌道戏），说明他对自己和王导之间的棋艺差距十分清楚，并引以为自豪。在他看来，下了平子棋就等于抹煞了二人的棋艺差距，这不仅是一种乏味的游戏，而且也近乎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而王导对他的赞叹，也正是指这种自强自尊的人格精神。 　　然而更为动人心弦的，还是他们在围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礼教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阮籍母亲临终时，他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对方见状，便起身告辞。可阮籍却拖住对方不放，“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号一声，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这才踉踉跄跄地跑回家去[10]。王坦之在守丧期间，也不顾礼教限制，公然与客人下起围棋[11]。从表面上看，这或许就是韦曜所批驳的“废事弃业，忘寝与食”，“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但如果明白了当时司马氏政权以推行礼教为名，行党同伐异之实的现实背景的话，就会清楚他们的真实动机并非要亵渎礼教，而是要亵渎那些利用礼教来装扮自己屠刀的人。围棋也就成为一种政治观念角逐的工具了。 　　综上可见，围棋从原始时代的作战演示，到先秦时期的教化工具，再到魏晋时期的文人人格和才能的展现，无论是操作规则，还是其文化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变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它成就和完善了一种代表中华文化的体育文化竞技项目，至今仍风靡世界，而且还在于它对于士族文人的精神文化修养所起到的营造锤炼和积累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巨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文人文化精神修养的重要形式，走进“琴棋书画”之中，走进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走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中。 　　【参考文献】 　　[1] 张彦远.法书要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2]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3]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5] 广韵[M].《四部丛刊》本 　　[6]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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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HI SHUO XIN YU》; Wiqi; cultural content; variation （原载《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二期） 　　[1] 今本《博物志》无此文，见引于《艺文类聚》卷七四。今人范宁据以辑入《博物志校证·佚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但范氏辑文自“孔子曰”至“无不中者”一段文字则为《艺文类聚》原文所无。系从《论语·阳货》和《世说新语·巧艺》篇阑入。 　　[2] 也有人将围棋起源的原始作战说于尧造说混为一谈，得出以尧之仁义，不可能教子以兵伐人之国。如唐代皮日休《原弈》言：“以尧之仁，……有苗之慢尚不加兵，岂以害诈之心，争伪之智用于战法，教其子以伐国哉？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载《全唐文》卷七九九第37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原刊本。至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所说：“帝尧陶唐氏……为制弈棋以闲其情。”虽然谈到其消遣功能，但这已经是宋代的事情了。 　　[3] 《晋中兴书》，刘宋何法盛撰，原书已佚，清人汤球等有辑本。此据《世说新语·政事》“陶公性简厉”条刘孝标注引。 　　[4] 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八卷本《世说新语》。 　　[5] 至于王叔岷《世说新语补正》谓“暗当”犹云“暗会”、“暗合”，则殊不可解。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版。 　　[6] 《世说新语·雅量》。 　　[7] 《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条刘注引《魏氏春秋》。 　　[8] 关于围棋棋道从十七道改变为十九道的时间，过去人们一直存有疑惑。邯郸淳《艺经》上明确记载：“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说明三国时还是十七道。但何时变为十九道史籍却不甚明了。宋代李逸民在其《忘忧清乐集》中提到孙策诏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棋盘，皆十九道。但此说与邯郸淳的记载明显矛盾，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棋局》疑为后人假托。沈括在《梦溪笔谈》却说：“今世棋局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考《孙子算经》中有一道以围棋道数为内容的算题：“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孙子算经》撰人无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推算其成书时间大约在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说明最晚至东晋时围棋棋道已经普遍改为十九道了。这一变化从建国后出土的文物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1952年在河北望都县一号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石质棋盘为十七道（见北京历史博物馆《望都汉墓壁画》插图十六、十七）。195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张盛墓中有青瓷围棋盘，为十九道（见邱百明《从安阳隋墓中出土的围棋盘谈围棋》图二。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三期）；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206号墓（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木质围棋盘也是十九道（见文物出版社《新疆出土文物》图189）。墓主张雄为高昌左卫大将军，卒于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另外据傅芸子先生《日本正仓院考古记》，日本正仓院所藏围棋盘，为唐代皇帝赠送给日本天皇的御物，也是十九道。可知南北朝以前已经普遍采用十九道棋盘了。 　　[9] 邯郸淳《艺经》上将围棋分为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但这种分法比较抽象。到东晋时就将其改为与当代棋坛给棋手定段类似的对每一位棋手的棋艺高下进行分级定位的品位划分了（详后）。 　　[10]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当丧母”条刘注引邓粲《晋纪》。 　　[11] 《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条刘注引《语林》。  中国本土围棋文化起源 围棋的发展是随着人们的智力的发展而发展，也是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最主要的表现在棋盘的道数上。棋盘的道数少，变化就少，下起来就简单，棋盘道数多，变化就多，就复杂，下起来就难，就不好掌握。 　　我们现在的棋盘是19 X 19道，而在早些年，我们的祖先在发明围棋时，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而那时是比这个规格要小。我们现在通过这些年的考古，已经一点一点的知道了以前的事。在考古中，我们国家发现的最小的棋盘是13 X 13道，这是在1977年4月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一座辽代古墓，墓内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围棋方桌。桌上涂白漆，中间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棋盘，棋盘纵横13道。 　　这种13道的棋盘是目前能见到的道数最少的棋盘。1971年，我们又发现了15道的围棋盘。1971年湖南湘阴发现一座唐代的古墓，墓内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正方形，边长55厘米，纵横15道。可以断定，这种15道棋盘是13道棋盘的后继者。 　　无论是辽代出土的13道棋盘，还是唐代出土的15道棋盘，都不是当时通行的棋盘，也不是东汉以后的人所创造，因为唐宋时期全国范围内，早已使用了19道棋盘了，所以这些13道棋盘和15道棋盘，只能是西汉以前的通行制式，甚至于是春秋战国以前的通行制式的孑（音杰）遗。它们之所以出现在唐辽时期，一种是无意识地保存和出于崇古慕古或为了简便易学的目的而有意识地保留了古代的围棋制式。 　　另外，当一种多的取代少的棋盘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他是经过了多少代人，几百年的演变进化才实现的，所以，在社会上同时出现几种式样的棋盘，是应该有的事。 　　1954年，河北望都（东汉属中山国）东汉墓出土一具石质围棋盘，这时已是17道的棋盘了：17 X 17道线。在以后的1975年，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一付围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计289子——这是17道围棋所用的子数。刘宝官至侍中，安北大将军，卒于永康二年——公元301年。从棋子数目上看，西晋上大夫中也流行十七道的围棋。 　　从15道围棋发展到17道围棋，这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创新与发展，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光，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从历史上看，17道围棋流行的时间很长。至少在东汉三国时期，已经通行17道的围棋。 在17道围棋发展到高峰后，我们的祖先又把它发展到更高一级的水平，一个变化莫测的高级阶段——19道围棋。所以，17道围棋和19道围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共在一起，共处一世。有的人还在下17道的围棋，而有的人已经下19道的围棋了。 　　17道围棋从什么时代开始出现的，现在还没有证据，不得而知。但是，流行于世，大家通行的时代在东汉和三国，这是有据可考的。直至衰落消亡于唐朝。在17道围棋发展到高峰后，我们的祖先又把它发展到更高一级的水平，一个变化莫测的高级阶段——19道围棋。从那时起到现在，虽然经过了1800年，我们还没把它搞明白！有据可查的就有1800年！ 三国时期——大概1800年前，19道围棋可能开始流行了。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还未有三国时期19道围棋的出土文物作证，这是一个缺陷和遗憾，但已有诸多文字记载，可以看清19道围棋的发展之路。北宋棋待招李逸民所著《忘忧清乐集》，所记三国东吴的棋谱和北方西晋武帝的棋谱，就已经是19道围棋了。 　　从三国（220——265）开始，17道和19道围棋两棋并行，北方流行17道而南方流行19道。途经西东两晋南北朝，直至隋，而止于唐朝（618——907）。前后大约有600年左右。南北朝（420——589）时，19道围棋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开始通行。北周写的《棋经》中已记围棋“棋有三百六十一道”了，到隋唐就已经完全取代了17道围棋。河南安阳张盛墓曾出土一具19道的瓷棋局。 　　围棋里面，还有两个重大的事件（制式及规则）就是座子制和黑白双方先后手的行棋次序。“座子”也叫“势子”。它是在下棋时，先在四角的对角上各摆两枚棋子。以确定黑白双方各占两个角。但是，不是放在“三三”，而是放在“四四”。 　　有关座子制，它起源于何时很难考证，但东汉时期（25——220）肯定是盛行了，这是现在有证可考的。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行棋次序是白先黑后。和现在正好相反。这些是通过文字的记载，得以使我们今人而了解的。最有名的是《忘忧清乐集》，在上边清楚地记录着黑白双方在棋局四角的对角上各摆两枚棋子，行棋次序是白先黑后。 　　古代这种座子和白先黑后的规则一直沿袭到清末，前后实行了近一千八、九百年。后因受日本围棋的影响，才取消了座子，并改为黑先白后的行棋次序。 　　我们现在围棋标准和等级分为九段，一段最低，九段最高，依次排定。 可是在古代，我们的先人他们是怎么评定标准，排出等级的呢？可能是受我国从三国时就推行的“九品官人法”的影响，三国时代所著的《艺经》中将围棋分为九品： 1守拙，2若愚，3斗力，4小巧，5用智，6通幽，7具体，8坐照，9入神。 　　现在我国的台湾省，还实行着“九品围棋”制。我们现在实行的“九段”制，是从日本那里普及起来的，我国在1962年第一次评定了段位，当时评定的最高段位是五段，共四人：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吴凇笙。20年后，1982年我国正式实行围棋段位制，当时被授予最高的九段棋手共有三人，他们是：陈祖德，吴淞笙，聂卫平。我国围棋普及发展很快，已历经建国后“四龙”为代表的四个围棋时代——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常昊。现在连第四代棋手都已经有好几个九段了。 4、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围棋盘，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19道围棋盘。 围棋古代叫作“奕”。《说文解字》：“奕，围棋也。”围棋在古代还有“坐隐”、“手谈”等别称。刘义庆《世语新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左传》是世界上最早讲到围棋的书籍，书中提到的围棋时间是公元前５４８年。围棋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很难说，中国的古籍书中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记载。尧是原始社会的人了。 目前出土文物中，历史年代最远的围棋棋盘是汉代的，那时的围棋棋盘是纵横１７道线的。而出土的隋朝围棋棋盘就是１９道线的了。 北周时期（在公元六世纪）成书的《棋经》是最早的一部围棋棋经。 围棋实在是太简单了，只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则也很简单。但是它的玄妙却是任何其他棋类所不能比超的。 围棋只有３６１个棋点，但是其变幻是无穷的，真有计算一下的话，假设我们一秒钟数过一种棋形变幻，要把全部的棋形数完，大约要数亿年的时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围棋，说到围棋的变幻数量时，说“大约连书万字四十三，即是局之大数。”这里的四十三个万可不是指的４３万。 围棋的一大可爱之处就是没有和棋，是一个真正争胜负的严酷世界。 围棋的棋子呈黑白两色，古代文人对此曾有一番别出心裁的比喻。“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黑白子被喻为鹊鸟、鸿雁。五代时，有位年仅十岁的孩童名叫廖凝，他随长者一起观棋，且赋诗一首以记其事，其中形容白棋优势“满汀沤不散，一局黑全输”一句，尤使闻者叹服。 王之道有《蝶恋花》词：“玉子纹楸频较路。胜负等闲，休冶黄金注。黑白斑斑乌间鹭，明窗净几谁知处。(音fu)剥声中人不语，见可知难，步武来还去，何日挂冠宫一亩，相从识取棋中趣。” “乌鹭”目前在国内用得不多，但在日本的《碁》周刊上每期可见。法，喜剧性的人物形象及时反映日本围棋新闻大赛的最新战况，其作品专栏名就叫“乌鹭戏评”。 弈者对垒，“三尺之局兮作战场”，投子于枰，布阵列势，宛若将帅在调动兵马，布置攻防。然而棋子毕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物，所以竟有称棋为“鬼阵”者。 其实我们的语言中有不少是从围棋而来的：星罗棋布，举棋不定，旁观者清，琴棋书画，棋盘街，棋盘坨……… 三国时孙策和吕范对局的棋谱，是目前可找到的最早的棋谱记录。记录在公元十二世纪成书的《忘忧清乐集》中。 大约是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围棋传入朝鲜和日本的。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流传 围棋在欧美的传播，主要还是从日本传播的，这也是围棋在欧美各国被成为"GO"的原因，是由日文的『碁』音译而来。尽管围棋起源于中国，但是后期日本围棋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围棋古谱    中国古代的围棋著作。    《 （棋）经》（敦煌石室古写本）  这是现存最早的围棋专门论著， 现存伦敦博物院， 卷首已经残缺，卷尾题“ 经一卷”及古藏文签名。内容包括：①“ 经”七篇。②“棋病法”。③梁武帝《棋评要略》。著者除第 3部分为梁武帝外，其余均未写明。但据文中将黑子称为乌子，避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小字“黑獭”的讳，可知作者为北周时人,因而3个部分大约均是南北朝时作品。本卷是手抄本,从卷尾古藏文签名（藏文在7世纪初始创），文中用“安稳”一词（少陵以前都作安隐）以及“炮”、“ ”混写等情况看,估计抄手是晚唐人,甚至五代人。从书法看，也是如此。    《忘忧清乐集》（宋本）  宋李逸民辑,共3册、取宋徽宗诗“忘忧清乐在枰棋”之意。卷首为宋皇 中学士张拟所撰 棋经十三篇 (模拟《孙子兵法》格式)，被历代弈家推为经典著作 稍后为刘仲甫撰《棋诀》,亦颇精彩,至今尚有实用价值。接着是历朝国手对局,最古的是“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就是世传的“吴图”,但真伪莫辨。不过无论真伪，均是现存最早的棋谱。第 2册是定式,第3册是棋势，即角上死活。亦均为现存的最早围棋作品。本书为极珍贵文物，现藏北京图书馆(见图[] )。    《玄玄棋经》（明本）  元晏天章、严德甫撰，原名《玄玄集》。因卷首冠以张拟的《棋经十三篇》，所以后人习惯称它为《玄玄棋经》。现存的为明朝坐隐斋自订本（“坐隐”是围棋别名之一），共 4卷。本书虽有起手法、古遗局等，但重点放在 100个死活题上。这些棋势不仅起名生动，如“野猿过水势”、“入穴取鱼势”等，而且质量极高。本书颇受日本棋界重视，曾多次翻印出版，广为流传。    《仙机武库》、《石室仙机》、《万汇仙机》  明代弈谱爱用“仙机”两字，其中名声最著、价值最高的是《仙机武库》，明陆元宇辑，张怀玉刊，共 8卷，明版。这是一部综合性棋书，集前人之大成，与《玄玄棋经》齐名。内容亦以死活题为主，有许多在角上寥寥几子未定形的死活题，实用价值更高。《石室仙机》，明许 辑，明版，共 5卷。《万汇仙机》，潞王纂，明崇祯甲戌刻本，分10册，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善本。    明代还有林应龙撰《适情录》,明嘉靖木刻本;《秋仙遗谱》手抄本，苏贝瞻撰《弈 》。    《四子谱》  明过百龄撰，清版，几经翻刻，流传很广， 影响亦大。 本书以角上起手法即“定式”为主。标志着当时棋手已着重在起手方面下功夫，是一大进步。所录“定势”着法精劲，实用价值极高。    《官子谱》  清陶式玉辑，以死活题为主，内容丰富，可与《玄玄集》媲美。日本棋界亦曾翻刻流传。    众多的清代著作  清代是围棋全盛时期，名手辈出，著述更多，著名的有：《弈府阳秋》，盛大有辑；《不古编》，吴瑞征辑。以上两书均为编录当时高手对局的，刻本不多，已不易见。《兼山堂弈谱》，徐星友辑，因录有与黄龙士的10局“血泪篇”而流传。该书解说精良，是极好的对局评注集，屡有翻刻。《弈括》、《黄龙士全图》，黄龙士著。《桃花泉》，范西屏辑。《弈理指归》与《弈理指归续编》，施定庵辑，钱长泽绘图。施定庵、范西屏的著作为清代的经典著作。    施、范并称海昌二妙，有《海昌二妙集》，屡有翻刻，广为流传。《寄青霞馆弈选》，王存善辑，共 8卷，编辑年代较晚，几乎全录了清代名手的重要对局。上海市棋社存有徐润周等人捐赠的古谱两千余册，其中著名的清代著作还有：《围棋近谱》，金 志辑。《弈妙》，吴峻辑。《残局类选》，钱长泽辑。《居易堂围棋谱》，沈赋辑。《弈程》,张稚博辑。《弈隅通会》,汪似圆辑。《绘声园弈谱》,金春亭辑。《稼书楼手谈》,员履亨辑。《潘景斋弈谱约选》，楚桐隐、章芝楣合评。《皖游弈萃》、《餐菊斋棋评》，周鼎辑。《晚香亭弈谱》，高岱辑。《周 予先生围棋谱》 《听秋轩弈谱》，刘子通选。《清朝弈汇》，徐德焕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