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社会需求需要克服社会信任不足

拉动社会需求需要克服社会信任不足 欧阳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的方针，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这几年，扩内需、促增长一直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筹划中扩大这一成效，更好地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一种瓶颈不容忽视，这就是社会信任普遍不足。现实越来越充分地说明，增强社会信任在既有投资力度条件下能够大幅扩大社会内需。     社会交易的安全预期是社会需求实现的首要前提。人们交易的目的是实现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而对交易的担忧之一是安全能否得到保证。这种担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自己能否信任对方。应该说经过长期的治理，目前市场经济的秩序有了明显改观，人们的社会信任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现在的社会信任还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而且社会信任不足又现出某种新的倾向，除了在市场领域由于市场行为不诸如实体交易中的兜售假冒伪劣、虚拟交易中的直销购物等引发的一些老的社会信任问题外，当前尤其突出的是，在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由于公共事件信息披露不真实，而引发的民众对政府信任不足，比如海口农夫山泉砷超标、番禺垃圾焚烧、上海“钓鱼执法”案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肇事案、上海“楼垮垮”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华南虎事件等。而由这些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信任不足。     社会信任不足在市场经济初期是个普遍现象，各国都经历过这样的阵痛。据史料记载，美国内战前国内的金融系统州立银行遍地开花，数量大增，纸币发行迅速膨胀，民间借贷剧增，但社会信任却严重不足。不仅借方与贷方相互提防赖账，就是很多银行间也没多少信誉可言，今天开张，很快又关张，有些银行压根儿就没向储户支付硬币的打算，史上被戏称为“野猫”银行。为此，社会上甚至专门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信息行当——银行券报告者（bank note reporter)，专司甄别银行券之真伪。民众与政府银行间缺乏信任直接导致了1836年第二合众国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永久关闭，美国政府不得不分别于1863年和1864年出台“通货法”（the Currency Act of 1863)和“国许银行法”（the National Banking Act of 1964)对社会信任不足进行干预。英国历史上社会信任不足的一个重要事件始自于虚假信息盛行。随着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的出现，一大批财经报刊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The Course of Exchange》和《Lloyd’s List》相继面世，它们除了刊登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与价格外，还大量刊登股票以及其它证券价格信息，特别是登载许多纯粹的商业性广告。但是这些信息的发布极不负责任，往往夸大其辞，毫无诚信可言，催生并加重了人们相互间的不信任心理，不久便酿成了英国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1720年的南海股票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将股市的社会诚信纳入议会的监控之下。而1880年后的日本社会信任不足则突出体现在其工业化进程中。1882年在日本第一家纺织企业——大阪纺织公司的刺激下，20多家纺织公司先后成立，5年间，纺纱设备增加了5倍，产量扩大了9倍，并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和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舶业的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信任，信息严重不对称，农村不敢也不愿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原料，消费者产生惜购行为，大大削弱了国内购买力，使得1890年国产棉纱量刚刚超过输入量，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棉纱供过于求，大批失业工人涌现，日本的棉纺织业一度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困境。     克服社会信任不足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干预。然而经济领域社会信任不足正向政府与民众关系领域蔓延的苗头，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克服非经济领域的社会信任不足已成了重建社会信任的当务之急。当前，在构建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的信任关系上，有两个角度要考虑。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尤其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以下行为。第一，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刻意遮掩，发布虚假信息。这种做法已被许多经验事实无异于弄巧成拙，给公共事件的处理帮了倒忙，最终是以动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换回事件的平息。第二，在地方项目的建设开发上与民争利。政治学理论认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成本是低廉的，同时公信力也是值得称道的，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予民以利甚至让利于民。地方政府越是淡化自利情结，不计成本地为民办实事、好事，就越容易博得民众的信任。第三，热衷于搞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危害性还不止于劳民伤财、损害政府自身形象，它的深层危害还在于民众在感觉“被增长”、“被提高”时所带来的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而由信任危机又将引发政策执行力疲软等诸多问题。第四，以“程序正义”将部门利益合法化。掌握着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天然地有着实行“程序正义”的便利和优势，在运用这种便利和优势的过程中是否包裹着部门利益，将成为政府得民信抑或失民信的试金石。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当前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民众在社会关注和政治参与由热情向理性递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应继续保持那份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质疑，同时勿将科学的质疑精神蜕变为“怀疑一切”的偏执。质疑止于事实，一个勇于质疑、也乐于接受事实的民族，才是能够站在时代巅峰的民族。地方政府与民众保持这样的良性互动，就有望为重建社会信任开个好头，最终为拉动社会需求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