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 8 3年第三期
韩 柳 友 谊 初 探
路 剑
柳宗元去世以后 , 韩愈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 。 这篇铭文是韩愈散文中的杰作 。 文章在盛
称柳宗元的文学和政绩之后 , 接着推崇他的道德 , 然后借题发挥 , 抒发 自己的感慨 : “呜
呼 ! 士穷乃见节义 。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 , 酒食游戏相征逐 , 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 , 握手出
肺肝相示 , 指天日涕泣 , 誓生死不相背负 , 真若可信 , 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 , 反眼若不
相识 , 落陷阱 , 不一引手救 , 反挤之 , 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 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 , 而其人
自视以为得计 , ‘ 闻子厚之风 , 亦可以少愧矣 ! ” ¹ 这里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势利小人的丑恶嘴
脸 , 反衬出柳宗元的高大形象。 韩愈这段话 , 是对柳宗元的衷心褒扬 , 更是对炎凉世态的无
情鞭挞 , 同时也反映了韩柳友谊的真挚 。
韩柳最早相识于何时? 目前没有确切的资料可征 。 但根据他们的年谱 , 参照有关史料 ,
大致可以推断 。 柳集中有 《先君石
阴先友记 》一文 , 记其父友人六十八人于其墓碑之阴 ,
其中有韩会韩愈兄弟 。 韩柳两世交谊 , 他们在少年时期就有过接触 , 当无疑问 。 韩愈 《与崔
群
》云 : “仆自少至今 , 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 。 ” 此书作于贞元十八年 , 则可知
韩愈正式取友夭下 , 是在贞元二年来京师应进士试之后 。 又刘禹锡 《祭韩吏部文 》云 : “昔
遇夫子 , 聪明勇奋 。 常操利刃 , 开我混沌 。 子长在笔 , 予长在论 。 持矛与盾 , 卒不能困 。 时
惟子厚 , 窜言其间 。 ” 按 , 柳宗元贞元年间基本上在京师º , 刘禹锡于贞元六年入京应试 ,
则以上所说 , 当是指贞元六年至十一年 ( 韩愈于这年冬去京归洛 ) 间的事情 , 时韩、 柳、 刘
三人皆在京师 。 贞元十八年 , 韩愈授四门博士 。 贞元十九年秋 , 韩柳先后入御史台 , 任监察
御史。 同年冬 , 韩贬连州阳山令 。 从此以后 , 一直到元和十四年冬柳宗元去世的整整十六年
当中 , 除元和十年春柳宗元曾匆匆回过一次京师外 , 韩柳二人天各一方 , 无从晤面 , 但他们
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衰落 。 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斗争中 , 在推进古文运动的斗争
中 , 他们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
元和四年 , 韩愈作 《毛颖传 》 , 庸夫俗子为之哗然 , 讥其 “以文为戏” 、 “讥戏不近人
情” » 。 当时 , 柳宗元远在永州。 元和五年 , 杨诲之持 《毛颖传 》来 永州 , 柳 宗 元 开卷细
读 , 不禁连声叫绝。 他恐世人非议 , 于是写了篇 《读韩愈所著 <毛 颖 传>后 题 》 , 先引 经据
典 , 说明 “善戏谑兮 , 不为虐兮” 的道理 , 再举太史公 《滑稽列传 》为例 , 然后从生活常识
论证 《毛颖传 》这类文章的存在价值 。 他说 : “韩子之为也 , 亦将弛焉而不为虐钦! 息焉游
焉而有所纵教 ! 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软 ! ” 全文立论正大 , 雄辩滔滔 。 柳宗元所主张的 ,
大概就是所谓文学题材的多样化 。 这在当时 , 确实是一个颇为大胆的创作主张 。 因为它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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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越出了 “文以明道” 的狭隘范围。 在举世大笑以为怪的情况下 , 韩愈终于得到了柳宗
元这个知音。
韩愈 “以文为戏” 问题引起的风波 , 不 自《毛颖传 》始 。 早在贞元十二 、 三年 , 张籍就
曾对此提出过批评 。 当时 , 韩愈在汁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 , 韩张之间还是初交 , 但张籍也
是狂热的儒家信徒 , 在维护儒学道统 , 排斥佛老这个大问题上 , 二人观点一致 , 颇为投契。
所以张籍敢于单刀直入 , 提出批评 : “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 , 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 ,
此有累于令德 。 ” ¼ 所谓 “驳杂无实之说” , 现存韩集无从核实 , 大概也就是 类似 后 来 的
《毛颖传 》 。 据李肇 《唐国史补 》卷上载 :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 , 韩愈为巡官 ’
同在使幕 。 或讥其年辈相辽 。 愈闻而答日 : ‘大虫老鼠 , 俱为十二相属 , 何怪之有? ’旬日传
布于长安 。 ” 妙语解颐 , 而又十分得体 , 一句笑话 , 旬日间传布于长安 , 其传播之速 , 影响
之大 , 也就可想而知了 。 然而 , 这在 “贪常嗜琐者” 看来 , 不音 “驳杂无实之说” , 其大笑
固宜 。 张籍同此见解 , 予以批评 , 未免书呆气十足了 。 韩愈对张籍的这个批 评始终不 以为
然, 并且据理力辩 。 他说 : “此吾所以为戏耳 , 比之酒色 , 不有间乎 ? 吾子讥之 , 似同浴而
讥裸程也 。 ” ½ 又说 : “驳杂之讥 , 前书尽之 , 吾子其复之 。 昔者夫子犹 有所戏 。 诗不 云
乎 ? ‘善戏谑兮 , 不为虐兮 。 ’记曰 : ‘张而不弛 , 文武不能也 。 ’恶害于道哉? ” ¾ 值得注意
的是 , 韩愈两次答张籍书 , 均在写 《毛颖传 》之前十来年。 柳宗元 《读韩愈所著 <毛颖传>后
题 》的立论 , 几乎全同于韩愈的观点。 这说明韩柳二人在所谓 “以文为 戏” 问题 上 观点一
致 , 主张相同 。 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 , 对此应该大书一笔 。
为了推进古文运动 , 韩愈有意识地广招门徒 , 建立师弟子关系 。 他 高 唱师 说 , 抗颜为
师 , 遭致士大夫之流的 “群怪聚骂” , “以是得狂名” 。 在师道问题上 , 跟 “以文为戏” 问
题一样 , 柳宗元也是坚决支持韩愈的 。
有人说 : “柳与韩不同 , 他不仅不敢为人师 , 而且公开反对韩愈 ‘抗颜而为师 ’ 。 ” ¹ 这
显然是皮相之见 。 实际上 , 柳宗元对韩愈 “抗颜而为师” 不仅没有公开反对 , 相反的 , 他对
韩愈是充满深切同情的。 他在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里把韩愈比作 “蜀之 日” , 又把自己比
作 “越之雪妙 , 进而以反谙 口吻说 : “然雪与日岂有过哉! 顾吠者犬 耳 ! ” 他 引韩 愈为 同
调 , 斥流俗为吠犬 , 爱谁恨谁 , 一目了然 。 所谓 “公开反对” , 不知从何谈起 ! 清人黄式三
说 : “然韩日柳雪 , 蜀越之犬自吠 , 日雪何过 ? 则韩柳之意同也 。 ” À 此论甚确 。 如果说韩
愈在 《师说 》里 , 对士大夫之流鄙视师道的现象只是作了正面规劝的话 , 那么柳宗元在 《答
韦中立论师道书 》里 , 则是极尽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之能事了 。 可以说 , 柳宗元对师道不存的
现实的嫉视 , 甚至超过韩愈 , 他怎么会 “公开反对” 韩愈抗颜为师呢 ? 柳宗元说 : t’{ 卜才能
勇敢不如韩退之 , 故又不为人师 。 人之所见有同异 , 吾子无以韩责我 。 ” Á 所谓才能不如韩
退之 , 固然是 自谦 ; 而在师道问题上勇敢不如韩退之 , 应该说是事实 , 柳宗元也诚恳地承认
了这一点 。 至于 “所见有同异” , 是指挂师名与避师名而言。 在这一点上 , 韩 柳是 有 差异
的 , 但这差异与公开反对毫无共通之处 。 韩愈为师的目的 , 是 “传道 、 授业 、 解惑” , 柳
宗元所乐为的 , 是 “言道 、 讲古 、 穷文辞” @ 。 可见 , 在师道的实质问题 上 , 他们 是 一致
的 。 总之 , 柳宗元避师名 , 实在是不得已 , 关键原因是他的处境与韩愈 有 所不 同 : 负罪 永
州 , 已是众谤交集 , 如果再抗颜为师 , 就要冰上加霜 。 因此 , 他惧而不为 , 要避师名 , 是可
以理解的 。 他希望严厚典 “无以韩责我” , 同样地 , 他也会希望人家 “无以我责韩” , 这应
该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柳宗元虽说不敢为人师 , 而实际上始终在为人师 。 为了推进古文运动 , 他和韩愈一样 ,
积极指导后学之士 。 他说 : “往在京师 , 后学之士到仆门 , 日或数十人 , 仆不敢虚其来意 ,
有长必出之 , 有不至必甚之 。 ” @ 这里说的是他在长安时的情况 , 贬官以后 , 又何尝不是如
此呢 ? 现存柳集中有十几篇与后学之士论文书 , 都是贬官后写的。 对后学之士 , 柳宗元是那
样言之谆谆 , 以诚相待 。 他曾对严厚舆说 : “幸而巫来 , 终 日与吾子言 , 不敢倦 , 不敢爱 ,
不敢肆。 ” 又是终 日言 , 又是三不敢 , 这是柳宗元作为后学之士的 良师益友的生动写照 。 韩
愈在 《柳子厚墓志铭 》里有这样一段评述 :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 , 皆以子厚为师 , 其经承子
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 , 悉有法度可观 。 ” 看来 , 柳宗元以他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精神 , 给了
后学之士以深刻的影响。 所以说在古文运动中 , “韩柳基本上可以说是 双轮 两 翼 , 不 可偏
废 ” @ 。
元和八年 , 韩愈任史馆修撰 。 当时他有所顾虑 , 在 《答刘秀才论史书 》里说 : “夫为史
者 , 不有人祸 , 则有天刑 , 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且传闻不同 , 喜恶随人所见 , 甚者
附党 , 憎恶不同 , 巧造语言 , 凿空构立善恶事迹 , 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 而可草草作传记 , 令
传万世乎 ? ” 韩愈这些话 , 必有所指 。 我们知道 , 韩愈入史馆 ,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 《顺宗
实录 》 , 这就要涉及永贞革新的问题 , 涉及对二王八司马的评价 。 而在当时 , 二王八司马的
政敌盘踞在朝廷 , 他们 “巧造语言 , 凿空构立善恶事迹” , 向史馆提供歪曲历史 , 攻击永贞
革新的假材料 , 韩愈要秉笔直书 , 不虚美 , 不隐恶 , 谈何容易 ! 且政敌 们 深知 韩与柳 、 刘
等人的友谊 , 因而众目睽 睽 , 韩愈 随时都有以 “附党” 的 罪名遭 贬斥的 危险。 《答刘
秀才论史书 》就是在这 种复杂 的政 治 背景下 写 的。 针对 韩 愈所谓 为史者必 有人祸天
刑的看 法 , 柳宗元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 》一文加以批评 , 措词比较尖锐 。 此 文 虽然 立论
正大 , 但读后难免给人一种虚浮的感觉 。 王壬秋说 : “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天刑 , 柳子厚驳
之 , 固快 , 徒大言耳 ! 子厚当之 , 岂能直笔耶 ? ” À 此论颇中肯萦 。 其实 , 韩愈所谓人祸天
刑 , 不过是不测之祸的同义语 , 而且在封建专制时代 , 因秉笔直书横遭不测的史官是屡见不
鲜的。 当然 , 柳宗元的本意是在鼓励韩愈 , 他说 : “退之宜守中道 , 不忘其直 , 无以他事自
恐 。 ” 所谓中道 , 就是公正立场 。 看来 , 柳宗元在韩愈身上寄托了多么 殷切 的 期望 ! 他 深
信 , 只有韩愈有资格担当史馆修撰的工作 , 也只有韩愈能替永贞革新派主持中道 。 柳宗元的
希望并没有落空 , 韩愈所撰的五卷 《顺宗实录 》基本上忠实于历史 , 对永贞善政给了充分的
肯定和赞扬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实录” 为永贞革新运动树立了一 座 丰碑 。 正 因如
此 , 这五卷实录曾引起不法宦官和宰臣的不满 。 韩愈在政治压力之下 , 不得 不作 了一 些 修
改 。 此后 , 五卷实录 “累朝有诏修改” , 到文宗朝 , 又被修改 了一 次 。 据 《旧唐 书 · 路随
传》载 : “初 , 韩愈撰 《顺宗实录 》 , 说禁中事颇切直 , 内官恶之 , 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 ,
累朝有诏修改 。 及随进 《宪宗实录 》后 , 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 。 ⋯⋯诏日 : ‘其实录中所书
德宗、 顺宗禁中事 , 寻访根底 , 盖起谬传 , 谅非信史。 宜令史官详正刊去 , 其他不要更修 ,
余依所奏 ’ 。 ” 由此看来 , 现存韩集中的五卷实录是被篡改了的 , 具体地方不可详考 , 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 , 被篡改了的必然是有利于永贞革新派而不利于宦官保守派的内容 。
韩柳在史官问题上的这次 “争论” , 是他们伟大友谊中的一支插曲 , 本来不值得大惊小
怪 。 然而 , 有人却借此大做文章 , 说什么这是 “中唐时期的一场著名的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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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 , 是 “革新派和保守派政治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等等 , 纯属耸人听闻 。 且不说韩愈
的天刑人祸说只是不测之祸的同义语 , 就算是天命论思想吧 , 难道柳宗元就 没 有吗 ? 实 际
上 , 和韩愈一样 , 柳宗元思想是复杂的 , 矛盾的 , 有唯物主义的一面 , 也有唯 心 主义 的 一
面 。 其唯心主义 , 不仅表现在按佛间题上 , 而且表现在大量祭神文和贺祥瑞表里边 , 这只要
翻翻 《柳宗元集 》就可以一目了然 。 韩柳思想中唯物论与唯心论并存 , 这是韩柳哲学思想的
全貌。 如果单取一面 , 或者单取一篇 , 再加抑扬 , 势必失实。 扬柳抑韩论者喜欢拚命夸大柳
宗元思想中唯物主义的一面和韩愈思想中唯心主义的一面 , 以迁就己说 , 这是掩耳盗铃 !
永贞革新失败以后 , 柳宗元在荒凉的永 、 柳二州呆了整整十四年 。 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和
恶劣的生活环境 , 并没有使他颓废消沉 , 在处理政事之余 , 他把全部精力贯 注到 文 学创 作
中 , 虽然他的按佛倾向有所发展 , 努力表现出与世无争的姿态 , 甚至不敢为人师 。 可是 , 政
敌们依然对他怀恨在心 , 而势利小人更是趁人之危 , 落井下石 , 他们 “低诃 万端 , 旁 午 交
扇 , 尽为敌仇 , 协心同攻” ¾ 。 当时 , 柳宗元精神上的压力无疑是十分沉重的 。 韩愈对柳宗
元的困难处境是满腔同情的 。 在永贞革新期间 , 韩愈远离朝廷 , 没有介入这场运动。 运动失
败以后 , 柳、 刘等人被贬斥远方 , 韩愈对他们深致同情 。 永贞元年九月 , 韩愈由阳山量移江
陵 , 任江陵府法曹参军 , 刘禹锡贬连州 , 路过江陵 , 与韩愈邂逅相遇 。 韩愈因此写了 《永贞
行 》一诗 , 字里行间 , 表达了对柳宗元 、 刘禹锡等 “同僚” 的关心和同情 。 在他看来 , 二王
一韦是弄权误国的小人 , 而柳刘等人则是无辜的 , 他们的被贬是 “磋可矜” 的 。 之后 , 韩愈
又敦促刘禹锡向 “有力者” 上书伸冤 , 以取得他们的援救。 他说 : “子宜呼于有力而呻于有
术 , 如何以籍口自绝为智 , 以甘心受诬为贤 ? ⋯⋯若可诉 而 不 言 , 则陷于畏 ; 可 言而 不
辩 , 则邻于怨 。 畏与怨 , 君子所不处 , 子其处之哉?’, 这种意见和心情 , 与他后来对柳宗元
因 “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 , 故卒死于穷裔” 的深沉惋惜是一致的 。 韩愈这种为朋友的
不幸而焦虑 、 抱不平的心情 , 对柳刘来说 , 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 他跟柳宗元所痛心疾
首的那种幸灾乐祸 、 落井下石的小人 , 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有人说韩愈对柳宗元落井下石 ,
“踩着倒在地上的失败者 , 个人爬上去了” 。实在是厚诬古人 。 赵翼 说 : “及柳 刘得罪 南
窜 , 昌黎忧其水土恶劣 , 作《永贞行 》云 : ‘吾尝同僚情可胜 , 具书目见非妄征 。 ’则更 t卷倦
于旧日交情 , 无幸灾乐祸之语 。 迫昌黎贬潮州 , 柳尚在柳州 , 昌黎赠元协律诗谓 : ‘吾友柳子
厚 , 其人艺且贤。 ’且有答柳柳州食虾蟆等诗 ; 既死犹为之作罗池庙碑 , 是昌黎与宗元 ,始终
无嫌隙 , 亦可见笃于故旧矣 。 ” 事实正是如此 。
韩愈从元和元年由江陵法曹参军召回为国子博士 , 一直到元和十四年因谏佛 骨事 贬 潮
州 , 仕途还较顺利 , 但他并没有登上执政宰臣 ( 即所谓 “有气力得位者” ) 的地位 , 柳宗元
也深知这一点 , 因而没有向韩愈求援。 章士钊说 : “韩不援柳 , 并非时之不及 , 而实由事之
不便 。 何以言之 ? 夫柳 , 八司马之一也 。 援柳不能不涉及八司马 , 涉及八司马即等于推翻永
贞旧案 。 ” 章士钊先生的逻辑 , 与唐人并不合契。 元和元年八月 , 朝廷颁发 了对 八 司马
“纵逢恩赦 , 不在量移之限” 的诏书À , 元和四年初 , 八司马之一的程异即因大臣李龚的推
挽而被重用 , 后来身居相位 。 看来 , 援用程异 , 并不意味着推翻永贞旧案 , 倘若援柳 , 何尝
不是如此 。 要之 , 韩不能援柳 , 并非 “事之不便” , 而是力之不足 。 这和贞元十九年韩柳同
在御史台 , 韩因上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 , 子厚无力援救的情形是一 样 的 。 实际上 , 韩愈在
《柳子厚墓志铭 》里已经流露了自己因无力援助柳宗元的痛苦心情 , 并对那些不肯推挽柳宗
元的 “有气力得位者” 深致不满。 这一切说明 , 在当时 , 韩愈不是不肯出力 , 而是心有余力
不足 。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 日 , 柳宗元卒于柳州 。 死前 曾托孤于韩愈 。 死后刘禹锡又请韩愈为
柳撰墓志铭 , 见出韩柳友谊非同寻常 。 有人说 : “请韩 ( 愈 ) 为柳写墓志铭 , 是希望正在飞
黄腾达的韩 , 为亡友说些公道话 , 对柳的身后及其后嗣作为政治上的掩护。 ” 又说 : “柳宗
元遗书韩愈 , 托以照顾其子女 , 也是从政治上考虑 , 使 ‘罪人 ’后裔得到保护 。 ” @ 此论似是
而非。 因为柳宗元去世时 , 韩愈仍贬滴在外 , 未回京师 , 其 “飞黄腾达” 是 在 穆 宗长 庆 年
间 。 其次 , 柳刘并非趋炎附势的小人 , 所谓 “政治上的考虑” , 是强加给柳刘的臆测之词 。
对于柳宗元的遗嘱 , 韩愈是牢记在心的 , 他表示决不辜负亡友的重托 : “磋暖子厚 , 今也则
亡 。 临绝之音 , 一何琅琅 ! 遍告诸友 , 以寄厥子 , 不鄙谓余 , 亦托以死 。 凡今之交 , 观势厚
薄 。 余岂可保 , 能承子托? ” @ 韩柳友谊 , 不是那种 “观势厚薄” 的势利之交 , 而是建立在
共同的政治立场和道义信念的基础上 。 这种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 是经得起时 间和 风 浪考验
的 。 柳宗元去世以后 , 韩愈呕心沥血 , 倾注了满腔激情 , 接连为他写了三篇传诵古今的纪念
文章 : 《柳子厚墓志铭 》、 《祭柳子厚文 》、 《柳州罗池庙碑 》。 这三篇文章 , 不仅是柳宗
元光荣一生的纪念碑 , 也是韩柳伟大友谊的纪念碑 。 只要这个纪念碑存在 , 一切想把韩柳对
立起来的企图和努力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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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¹ 《柳子厚墓志铭 》 。
º 柳宗元 《送贾山人南游序 》说 : “吾长京师三十三年 。 ” 从大历八年柳宗元出生 , 下移三十三
年 , 为贞元二十一年 。 这年十月柳贬永州 , 离开长安 。 又据年谱 , 贞元二十一年前 , 在柳宗元十二 、 三
岁时 , 曾随父到过南方 , 但时间不长 。 总的说来 , 柳在贬官之前一直在京师 。
» 《旧唐书 · 韩愈传 》 。
¼ 《与韩愈书 》。
À 《答张籍书 》 。
¾ 《重答张籍书 》 。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一文编者 “说明” , 载《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二册 。
@ 《读柳宗元集 》。
Á @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 。
《师说》 。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
黄云眉 《韩愈文学的评价 》 。
转引自章士钊 《柳文指要 》 。
柳宗元 《寄许京兆孟容书》 。
转引自刘禹锡 《上杜司徒书 》 。
王芸生 《论柳宗元 》 , 载19 6 3年 9 月12日 《文汇报 》 。
《贩 北诗话 》。
《柳文指要 》。
Á 《旧唐书 · 宪宗纪上 》 。
骨 《祭柳子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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