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空气污染给孕妇带来的危害

【收稿日期】2003 - 12 - 18 【作者简介】陈友康 (1963 - ) , 男 , 云南宾川人 ,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 教授。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论“国家不幸诗家幸” 陈友康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 许多文学高潮和文学名家的创作高峰都出现于国家的衰败、灭亡 时期及其以后一定的时段 , 赵翼将其总结为“国家不幸诗家幸”。本文指出只有将国家不幸的苦难转化为艺术珍品的 诗人才是幸运的 , 并探讨了实现这种转化的原因及此类文本的特点 , 揭示其“工”在何处。 关键词 : 清代文学 ; 赵翼 ; 国家不幸诗家幸 ; 现象 ; 原因 ; 文本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7X (2004) 03 - 0104 - 06 　　笔者在《中国古典接受理论的独特范畴 :亲证》 一文中说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有自己鲜明的风格 , 这种风格是由一系列独特的范畴、原理构成的。20 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这 些范畴和原理不断得到归纳、揭示、阐述和运用 ,从 而基本建立起一个东方化的文论体系。这应视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个体系 的呈示和建构 ,还应该被视为古典文学理论向现代 转换的成功标志。而中国古典文论积累深厚 ,它所 蕴涵的思想智慧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1 ]这段话有 意回应前几年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文论是否“失 语”的问题 ,同时也指出了进一步开展古代文论研究 的必要性和思路。本着这一想法 ,本文再讨论古代 文论中一个独特的诗学命题 :“国家不幸诗家幸”。 这是清人赵翼提出的诗学观点 ,它深刻揭示了中国 古代文学史上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对这一命 题 ,学界虽早已注意及之 ,但迄今未进行专门研讨 , 本文试论析之。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现象和类型 赵翼是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不止创作成就 高 ,在文学思想上也有一些精到的见解。其《瓯北诗 话》是清诗话中的名著 ,《论诗》绝句“江山代有才人 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因为强调了文学的变革规律和 中国诗坛英才辈出而脍炙人口。“国家不幸诗家幸” 命题的提出 ,同样显示了他深邃的文学眼光。该命 题见于《瓯北集·卷三十三〈题元遗山集〉》: 　　身阅兴亡浩劫空 ,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 粟 ,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 ,故都乔木泣秋 风。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元好问 (遗山)由金入元 ,亲历沧海桑田的时代巨变 , 目睹这一过程中国家和民众遭受的灾难 ,心有郁结 而发为慷慨悲歌 ,写下奠定他文学史地位的“丧乱 诗”。诗作从元好问遭遇金元异代而创作精进 ,成为 两朝文章大师的个案 ,推出“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普 遍结论 ,并指出原因在于“赋到沧桑”。《瓯北诗话· 卷八》:“(好问)盖生长云、朔 ,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 之气 ;又值金源亡国 ,以宗社丘墟之感 ,发为慷慨悲 歌 ,有不求而自工者 :此固地为之也 ,时为之也。”这 从地理环境和时代境遇两方面探讨遗山诗“不求而 自工”的原因 ,可作上引诗的注脚。赵翼在《瓯北诗 话》中讨论较多的同类诗人还有明末清初的吴伟业。 吴伟业诗以七言歌行最享盛誉 ,袁枚称为“千古高 唱”,李慈铭叹其“古今独绝”。他的歌行代作多成 于明亡后十年之间。《四库提要·卷一七二〈梅村 集〉》提要指出了他的诗歌成就与国家灭亡的关系 : “及乎遭逢世乱 ,阅历兴亡 ,激楚苍凉 ,风骨弥为遒 上。其中歌行一体 ,尤所擅长。”元好问、吴伟业不是 特例 ,认真考察中国文学史 ,我们会发现许多文学高 潮和文学名家的创作高峰都产生于国家的衰败危亡 时期及其以后 ,“国家不幸诗家幸”出奇地多 ,成为一 种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诗经》的部分作品 ,屈 原、曹操、蔡琰、建安七子、庾信 ,安史之乱与杜甫的 创作 ,李煜词、宋南渡词人以及在国家分裂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南宋文学特别是陆游、文天祥 ,明末清初遗 民诗人等等 ,都是如此。叶燮《原诗·内篇上》云 :“时 变而失正 ,诗变而仍不失其正 ,故有盛无衰。”他的本 —401— 2004 年 5 月 第 21 卷第 3 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Vol121 , No13 May12004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意是从正变论阐述诗与时代的关系 ,实际上也指出 了“时衰而诗盛”的现象。黄宗羲也注意到这种现 象 :“唐自天宝而后 ,李杜始出。宋之亡也 ,其诗又 盛。”[2 ]如果再往前追溯 ,那么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 并明确加以揭示的是朱熹 ,他在《朱子语类·卷三九 〈论文上〉》中说 :“大率文章盛 ,国家却衰。”举的例子 也是唐朝。 “国家不幸”有两种情形 ,一是遭到外来侵略 ,二 是国家内部的无序或战乱。这两种情况 ,最后都可 能造成国家的覆灭而导致政权更迭。在新旧政权交 替时期 ,“诗家幸”的现象最为突出。 外来入侵往往导致宗国的破败或倾覆 ,对国家 和个人的损害极其巨大 ,引起诗人强烈的情感震荡 , 写出的作品也有超出常规的情感深度和强度。中国 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女诗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 的 ,她便是《诗经·　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此 诗的写作缘起及宗旨 ,《毛诗序》有可信的解释 :“《载 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 ,自伤不能救也。 卫懿公为狄人所灭 ,国人分散 ,露于漕邑。许穆夫人 闵卫之亡 ,伤许之小 ,力不能救 ,思归唁其兄 ,又义不 得 ,故赋是诗也。”生养自己的祖国受到外来侵略 ,这 无疑是国家的最大不幸。许穆夫人为拯救宗国 ,力 不胜任 ,又为礼教所阻挠 ,忧心如焚 ,虽无意为诗人 , 但胸中激情喷涌而出 ,便成为好诗 ,使她成为名垂青 史的第一个女诗人。不独如此 ,国家不幸还造就了 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 ,她的创作在南渡以后于国 破家亡之际达到顶峰。宋末诗人汪元量本宫廷琴 师 ,南宋亡后 ,他随宋三宫北行到大都 ,将所见所闻 用七绝联章的形式写成《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 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等 ,表现“亡国之戚 ,去国之 痛 ,艰关愁叹之状”,忧愤深广 ,长歌当哭 ,被誉为“宋 亡之诗史”[3 ] ,作者因此也成为“幸运”的文学名家。 无序状态的典型表现是政治腐败。在这种情况 下 ,由于君主的昏愦颟顸或懦弱无能 ,保持官场正常 运作的基本准则被漠视和践踏 ,公共权利的分配出 现严重不公 ,奸邪者飞扬跋扈 ,贤能者抑郁难伸 ,这 一切导致了统治资源的流失并造成政治秩序紊乱。 紊乱到极点 ,继之而起的便是内战。这种情形包含 了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都能使正直文人受到强烈刺 激而在创作上获得进展。如屈原《离骚》的创作就在 第一阶段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嫉王听之不 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 ,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曹操和建安七子的“梗概 多气 ,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以及古代最杰出的女 诗人蔡琰的《悲愤诗》诞生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 中。唐代安史之乱成就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同样 ,唐王朝在大乱之前也有一个无序时期 ,就是天 宝后期 ,玄宗宠信杨氏兄妹 ,朝政昏暗 ,国家危机四 伏 ,杜甫划时代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就真实地表现了当时“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 社会不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迫局势和他的深 深忧虑。安史之乱爆发后 ,杜甫更切身感受了战争 的残酷 ,用诗笔写下他的见闻和思考 ,本儒家悲悯情 怀 ,发出救世哀音 ,创作了“诗史”的经典文本。孟　 《本事诗·高逸》:“杜逢禄山之难 ,流离陇蜀 ,毕陈于 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不只杜 甫 ,在胡适之看来 ,整个盛唐文学都可作如是观。胡 适认为 ,所谓“盛唐”其实只是政治上而非文学上的 盛唐 ,唐代文学的成熟是在“天宝末年大乱以后”,他 在《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云 :“八世纪下半叶以后 , 伟大作家的文学更能表现人生 ,不是那想象的人生 , 是那实在的人生 :民间的实在痛苦 ,社会的实在问 题 ,国家的实在的状况 ,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这 个时期“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 期”,把盛唐文学的光辉全部算在安史之乱后当然不 够科学 ,但经历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在乱中和乱后 风格改变并取得新的成就则是不争的事实。 政治无序、内乱与外来入侵有时又是紧密联系 的 ,三者接踵而至 ,最后将国家推向灭亡。庾信经历 了整个过程。先是侯景之乱 ,造成“千里绝烟 ,人迹 罕见 ,白骨成聚 ,如丘陇焉”(《南史·卷八十〈侯景 传〉》)的惨状。庾信的三个子女死于战乱 ,他的父 亲、著名宫廷诗人庾肩吾也卒于乱中。侯景之乱平 定后两年 ,西魏大军攻破江陵 ,梁元帝萧绎被俘遇害 死 ,魏人大肆杀戮 ,并将俘虏的十万梁人带至长安为 奴 ,其中有庾信的老母和妻子。此时庾信正出使西 魏 ,因国破而滞留北方 ,后来出仕北朝 ,并登显位。 北周代魏 ,庾信仍地位显赫 ,养尊处优。两次巨变使 庾信蒙受国破家亡的灾难 ,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也使 他的创作发生剧变。入北后的诗赋如《哀江南赋》、 《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拟咏怀》等 ,记载战 乱过程 ,反思梁朝历史 ,抒发自己违背传统政治节操 身仕敌国的负罪感和故国之思 ,风格苍劲悲凉 ,达到 创作峰巅。这种变化就是杜甫所说“庾信文章老更 成 ,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和“庾信平生 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揭示了 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他说 :“关于艺 —501— 第 3 期 　　　　　　　　　　　　　　　　　陈友康 :论“国家不幸诗家幸”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术 ,大家知道 ,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 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 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国家 不幸诗家幸”就是这种不平衡关系的特殊形态。政 治无序会使物质生产陷入停滞 ,战乱更会对物质生 产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这些时候的艺术生产即文学 创作却往往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成为文学史上耀眼 的篇章 ,并以其思想艺术的卓越而被后世奉为典范。 如建安风骨、杜甫的诗史文本在古代就始终被作为 衡量诗歌精神质量的重要尺度。 二、“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原因 国家不幸与诗人的关系实际上具有两重性。在 生存境遇上两者是一致的 , 国家不幸把诗人抛入困 境 , 他们要遭受仕进无路之悲、颠沛流离之苦、家 破人亡之痛 , 有的还会转死沟壑 , 即他们必须承受 生活的不幸。只有当他们把这种痛苦的生活经历转 化为出色的文学作品因而名垂青史的时候 , 诗人才 是幸运的。因此 , 所谓“诗家幸”实际上只是“不 幸之幸”,“幸”的也只是那些把苦难的梦魇转化为 艺术珍品的诗人。这种两重性 , 清人归庄在《吴余 常诗稿序》中有所揭示 : 　　自古诗人之传者 , 率多逐臣骚客 , 不遇于世之士。 吾以为一身之遭遇 , 其小者也 , 盖亦视国家之运焉。 诗家前称七子 , 后称杜陵 , 后世无其伦比。使七子不 当建安之多难 , 杜陵不遇天宝后之乱 , 盗贼群起 , 攘 窃割据 , 宗社颠危 , 民生涂炭 , 即有慨乎中 , 未必能 其寄托遥深 , 感动人心 , 使读者流连不已如此也。然 则士虽才 , 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 , 大不幸而际危乱之 世 , 然后其诗乃工也。 在此 , 归庄将诗人“际危乱之世”视为“大不幸” 即指前者 , 诗人因此而写出“寄托遥深 , 感动人 心 , 使读者流连不已”的文本才是赵翼命题中的 “幸”。归庄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境遇 , 个人境遇和文 学创作联系起来考虑 , 并以“诗穷而后工”的传统 诗学思想打通探求“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原因 , 十 分精到。“诗穷而后工”问题 , 钱钟先生的杰出 论文《诗可以怨》[4 ]和童庆炳先生的《苦心危虑而 极于精思 ──“诗穷而后工”的心理学内涵》[5 ]已 经做了深入研究 , 这里将“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 “穷而后工”的特殊情况讨论 , 在看到共性的同时 , 结合其特殊性 , 为什么国家不幸中的苦难经历 容易转化为艺术珍品 , 转化为精神成果。 首先 , 古代中国人强烈的国家观念 , 使诗人在 遇到国家不幸时也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 , 这种情 感凝结为诗 , 每成佳作。国家在古人心目中地位神 圣 , 一方面是因为个体生存依赖于国家 , 另方面是 国家还成为一种精神性需要。这个层面上的国家是 文化国家 , 它维系着一个精神、观念、价值体系。 当国家不幸时 , 前者使诗人陷入物质困境 , 后者让 他产生严重的精神空悬和危机感。较早写出这种感 受的是《诗经·黍离》: “知我者谓我心忧 , 不知我 者谓我何求 ! 悠悠苍天 , 此何人哉 !”杜甫《北征》 在赞颂陈玄礼发动马嵬之变而挽救唐王朝免于灭亡 的功绩时说 : “桓桓陈将军 , 仗钺奋忠烈。微尔人 尽非 , 于今国犹活。”在他看来 , 政权的更迭会导 致人变为“非人”。当然 , 这种“非人”感其实只 是由于在观念上无法认同新朝而造成的精神焦虑。 但问题既然提到如此高度 , 诗人必然会对国家不幸 作出强烈反应 , 文学作品就是这种反应的载体。 其次 , 从个人角度看 , 国家不幸打破了安定有 序的生活和正常的人生发展轨迹 , 造成生活的强震 荡和人生道路的顿挫 , 诗人在剧烈变幻的时代流离 转徙 , 接触的社会面和受到的精神刺激远远超过正 常年代 , 这种生活境遇能够“逼出性灵”, 使文本 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达到极高程度。“逼出性灵” 之说出于清人贺贻孙 , 其《水田居集·示儿》云 : “时值国变 , 三灾并起 , 百忧咸集 , 饥寒流离 , 逼 出性灵 , 方能自立堂奥。”另外 , 诗人在这一过程 中产生的体验主要是缺失性体验。在此种情况下 , 人的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和 自我实现需要都不能满足 , 造成严重的缺失。从创 作心理分析 , 缺失性体验是内敛性的 , 会造成心理 能量的严重郁积 , 为了加以疏解而达到平衡 , 减轻 压力 , 主体往往要通过各种方式宣泄。文人的最佳 宣泄方式是写作 , 这就是创作的内在驱力 , 即陆游 所谓 : “人之情 , 悲愤积于中而无言 , 始发为诗。 不然 , 无诗矣。” (《渭南文集·卷十五〈澹斋居士诗 集序〉》) 这样 , 在外在境遇和内在需求两者共同作 用下 , 诗人的写作就呈现量高质精的情况。徐钅九 《词苑丛谈》引黄梨庄语 :“辛稼轩当弱宋末造 , 负 管、乐之才 , 不能尽展其用 , 一腔忠愤 , 无处发 泄 , 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而谈 , 是何等人物 ? 故其悲 歌慷慨 , 抑郁无聊之气 , 一寄之于词。”南宋朝廷 苟且偷安、不思进取 , 使辛弃疾“平生志愿百无一 酬”, 自我实现需要无从满足 , 为疏解忧愤使心理 得到平衡和补偿 , 他写了大量“悲壮激烈” (《宋 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传〉》语) 的词。补偿心理是 古代中国文人一种很有民族特性的创作动机。按中 —601—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古代的文化传统 , 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总是受人 尊崇的。所以 , 那些因为国家不幸而导致仕路不畅 的作家 , 便会把文学业绩和声望当做谋取生存尊严 和身后荣名的重要方式。换言之 , 政治上的失意可 以从文学上得到补偿 , 这就促使他们越是不幸越要 萃集其生命精华顽强写作。 此外 , 赵翼《题元遗山集》中“无官未害餐周 粟 , 有史深愁失楚弓”还蕴涵一个值得注意之点 : 诗人操守是“句便工”的主体条件。“失楚弓”典 出刘向《说苑·至公》, 此处比喻亡国。元好问“无 官未害餐周粟”, 按照传统观念 , 他“餐周粟”不 会受到指责 , 也就勿需有太多的精神包袱 , 但他却 以给历史一个清白交代要求自己 , 信守对故国的忠 诚。“行殿幽兰悲夜火 , 故都乔木泣秋风”是说元 好问为故国灭亡而暗自悲伤并用诗表达他的忧伤 , 这些诗就是赵翼所称“工”的诗。对封建社会的这 类政治节操 , 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看 , 也不得以迂 腐视之。对历史的畏惧就是对人生基本准则的持 守 , 没有坚定的人生立场和价值准则 , 便会随势流 转 ; 若视国家的兴亡为身外之事 , 便不会对诗人心 灵产生太大影响 , 自然不会产生创作上的爆发。清 人汪森在论及汪元量时也谈到这一点 : “不幸而家国 沦丧 , 委之天运莫回 , 一旦以荣禄动其心 , 则殷都 《麦秀》、周室《黍离》不足系行役之感 , 其为反身 事仇 , 亦复何恨 , 安有富贵类浮云、忠节贯金石如 先生者哉 ?”[6 ]那些“幸”的文人大多是心性高洁、 意志坚强、勇于担当的杰出之士。即使是性格软弱 而屈节出仕的新朝者 , 他们也会从对自身行为的忏 悔中肯定操守的必要和重要 , 如庾信、吴伟业。 三、文本特点 “赋到沧桑”的诗“工”在何处 ?“国家不幸” 过程中产生的作品无疑具有一般好诗的基本特点 : 一个崭新的观念 , 一份至诚的感情 , 一次独到的审 美发现 , 一种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 , 即具有思想的 独创和表达的新颖。把这些问题具体化 , 相较而 言 , 此类文本又有的忧患意识、反思意识、命运意 识、忏悔意识等特征。本文着重从反映现实、思考 人生、情感表达的层面来考察其特点。 首先 , 取材较为重大 , 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超过常规文本。国家不幸时都会发生许多重大历史 事件 , 这些事件影响全局 , 关涉到每一个个体的生 存 , 因而迫使诗人关注这些事件 , 并在作品中加以 反映。所以 , 这种时期的作品很多是表现重大题材 的。《瓯北诗话·卷九》:“梅村身阅鼎革 , 其所咏多 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永和宫词》、 《雒阳行》、《松山哀》、《高丽行》、《楚两生行》、 《圆圆曲》、《思陵长公主挽词》等作 , 皆极有关系。 事本易传 , 则诗亦易传。梅村一眼觑定 , 遂用全力 结撰此数十篇 , 此诗人慧眼 , 善于取题处。”曹操 的《薤露行》、《蒿里行》直接以汉末大战乱为题 材 , 从汉灵帝任人不良、董卓入洛、杀帝鸠后、焚 掠京城、强迫迁都 , 到群雄兴兵讨袁、各怀势利、 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 , 写出了汉末十余年间的重大 历史事件和社会的风云变幻 , 被誉为汉末实录、诗 史。杜甫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也多是如此 , 如《奉先 咏怀》、《悲陈陶》、《哀江头》、《北征》、“三吏三 别”等。 题材与作品的质量和价值并不是正比关系 , 但 题材重大使文本蕴涵的思想具备较强的社会意义 , 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 , 此类诗当然被视为表现 沧桑巨变的最“工”的诗。“诗史”是中国古代诗 学中用来指称那些反映时事真实、广泛、深刻的文 本的范畴 , 论者以“诗史”相许 , 便意味着所论诗 人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杜甫自不待言 , 曹 操上述诗作也被明人钟惺《古诗归》评为“汉末实 录 , 真诗史也”。汪元量诗生前就被马廷鸾、周方、 谢枋得、李珏等称为“诗史”, 后来钱谦益、汪森、 潘耒、吴之振等一再申述其说 , 成为不易之论。[7 ] 郑方坤《梅村诗钞小传》同样说吴伟业“《永和宫 词》、《松山哀》、《思陵公主挽诗》诸什 , 可备一代 诗史 , 令人掩卷而三叹”。此外 , 如赵翼所说 ,“事 本易传 , 则诗亦易传”, 读者因为关注事件而及于 诗 , 于是诗在接受过程中就被反复言说而使其价值 和地位得到彰显 , 具有更大影响力。 国家不幸时诗人对人生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国 家不幸把诗人抛入逆境甚至绝境 , 使诗人得以体验 生命的各种可能状态 , 直面人生本质 , 从而领悟人 生中一些深隐的问题并通过文本加以表现。这些深 隐问题 , 主要是指人生的可能与限度问题。《古诗 十九首》以忧生叹逝为基本主题 , 它使中国文学的 人生思考达到充分的自觉和一个历史性高度 , 其作 者和作年 , 今人一般认为是东汉末年的中下层士 人。当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 , 官僚集团垄断仕路 , 上层士流结党营私 , 政治腐败混乱 , 堵塞了下层士 子的仕进之路 , 他们在“亲戚隔绝 , 闺门分离 , 无 罪无辜 , 而亡命是效” (徐干《中论·遣交》) 中 , 饱受辛劳和屈辱而一事无成以后 , 产生了深深的人 —701— 第 3 期 　　　　　　　　　　　　　　　　　陈友康 :论“国家不幸诗家幸”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迷惘和苦闷。其中“人生寄一世 , 奄忽若飙尘”、 “人生天地间 , 忽如远行客”、“人生非金石 , 岂能 长寿考”、“生年不满百 , 长怀千岁忧”、“不惜歌者 苦 , 但伤知音稀”等关于人生苦短、人生如寄、人 生飘泊、人生孤独的悲苦吟唱 , 深刻地切入人生的 局限问题 , 揭示出生命的短促易逝和动荡不安。这 种局限造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 此处不予讨论。只 是要指出 , 正是文本中表现的生命意识拨动了读者 的心弦 , 使之“惊心动魄 , 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钟嵘《诗品》上) , 并成为“五言之冠冕” (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 。李煜后期词表现的是亡国后的 深悲巨痛和因为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而产生的对于人 的生命价值的怀疑、对于人的生命悲剧性的体悟 : “林花谢了春红 , 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相见欢》) “人生长恨水长东”揭示了人生的残缺 性 , 它变动不居 , 难以依恃 ; “人生愁恨何能免” (《子夜歌》) 则指出了人生悲愁的必然性。此类对 生命缺陷的思考有助于人类全面地认识自我 , 确立 起人生不可能完美无缺的理念 , 以便在苦难来临时 坦然应对。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帕斯卡指出 : “人类之伟大在于人类知道自己的悲惨。一棵树不 知道自己的悲惨。知道自己悲惨是不幸的 , 但知道 自己悲惨是了不起的。”[8 ]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思考人的命运和价值 , 也是“赋到沧桑”文本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不幸 使个体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动荡不安 , 使个体生命 显得格外脆弱 , 从而促使诗人追问国家、社会、人 生的根本问题 , 并在个体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中思索 人的命运和意义。这样的文本往往具有深邃的思 想、厚重的情感和形式上的自然天成、文势浩荡 , 因而臻于诗歌极诣。杜甫“三吏三别”写的是底层 百姓的命运 , 其中就涉及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问 题 : 一方面 , 他对统治当局为补充兵源滥行征兵感 到愤怒 , 指责“天地终无情” (《新安吏》) ; 另一方 面他清醒地认识到非如此不足以打败叛军 , 恢复和 平生活 , 所以又鼓励应征者“努力事戎行” (《新婚 别》) 。在杜甫看来 , 既使当权者没有尽到保障国民 的责任 , 但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 , 任何人都应该有 所承担甚至作出牺牲。在这里 , 他就把个体生命的 存在价值放在了社会关系中衡量。这种用理性把持 激情的写法 , 这种炽热感情和冷静思考统一的文 本 , 其思想内涵和社会效用均臻佳境。文天祥的 《正气歌》倡导以死来捍卫人间浩然正气 , 而对正 气的持守反过来又彰显了他的生命意义 , 文天祥理 解的正气包含着浓厚的国家伦理观念。 由亡国苦难转化而来的文本还有一种中国古代 文学中十分缺乏的忏悔意识。政权更迭以后 , 旧朝 的臣僚大致分化为三部分 : 一部分忠于前朝 , 守节 不仕 ; 一部分主动投靠 , 屈节逢迎新主 ; 另一部分 介于二者之间 , 主观上虽也想按照正统的政治节操 不事二主 , 但由于各种外在原因和性格的软弱 , 最 后无奈出仕 , 成为二臣。这类人的作品当中 , 就有 浓厚的负罪感和忏悔意识。这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 十分独特的内容 , 这类作品往往又是该类作家创作 中最有价值并决定其身价的部分。如庾信的晚年诗 赋 ,“不无危苦之辞 , 惟以悲哀为主” (《哀江南赋 序》) , 道德上的愧疚和自责是其代表作《拟咏怀》 二十七首的基本主题之一。更为典型的是吴伟业。 伟业系崇祯七年进士 , 曾任明翰林院编修、左庶子 等官 , 入清后 , 作为深受儒家传统观念熏陶的文 人 , 他对前朝抱有忠诚 , 而性格的软弱又使他不能 持守传统节操 , 在被多次征召后出仕 , 任秘书侍 讲、国子监祭酒。对于隐忍偷生成为“二臣”, 吴 伟业心中充满悔恨和自责 ,《贺新郎·病中有感》是 剖白其心迹的名作。这首词的内容 , 一是追悔自己 软弱偷生 , 二是指责自己居节招辱 , 三是强调心中 因此而受到的煎熬无法消释 , 最后归结于世事的艰 难。全词自怨自艾 , 悲慨万端 , 满腔热血喷薄而 出 , 感人至深。这种把自己的心肝挖出给世人看的 至诚忏悔 , 是一般文本中见不到的 , 深刻表现了传 统社会条件下政权变易时文化人生存的艰难和精神 受到的折磨 , 具有普遍意义 , 因此该词在清初曾广 泛流传。[9 ]此类作品 , 梅村诗中更多。《瓯北诗话· 卷九》:“梅村出处之际 , 固不无可议 ; 然其顾惜身 名 , 自惭自悔 , 究是本心不昧。以视夫身仕兴朝 , 弹冠相庆者 , 固不同 ; 比之自讳失节 , 反托于遗民 故老者 , 更不可同年语矣。如《遣闷》云 : ‘故人 往日燔妻子 , 我因亲在何敢死 ? 憔悴而今至于此 , 欲往从之愧青史。’至今读者犹为凄怆伤怀。”又 : “此数语俯仰身世 , 悲痛最深 , 实足千载不朽。”又 如其绝命词 :“忍死偷生廿载余 , 而今罪孽怎消除 ? 受恩欠债须填补 , 纵比鸿毛也不如 !”因为有这种 真诚忏悔 , 赵翼认为 , 吴伟业“心与迹尚皆可谅”。 在这里 , 赵氏将吴伟业与属于第二种人的钱谦益等 进行了比较 , 加以评判时 , 他依然坚持把人格操守 作为前提。在李煜的后期词中 , 因为自己昏庸无能 而导致家国灭亡的自责和愧悔也是十分明显的 , 所 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后主俨有释迦、基 —801—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这决定了他的词作的思想 深度和情感厚度。只不过李煜身为君王 , 属于另一 种类型的忏悔者 , 忏悔是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了人生 应持守的基本伦理原则。 在表现人的命运时 , “赋到沧桑”文本的一个 突出特点是 : 将人的命运放到极端化的冲突中表 现 , 以感性的形式凸显生命的毁灭 , 从而产生震撼 人心的力量。以战乱为描述内容或背景的文本常常 具有这一特征 , 建安时期的几篇名作如曹操《蒿里 行》、蔡琰《悲愤诗》、王粲《七哀诗》就是如此。 这些诗都是写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对社会造成的巨大 灾难。其中突现的是生命的无保障和被毁灭 , 既有 面上的触目惊心的展示 , 也有特殊个案的生动描 写 ; 既有死者的累累白骨 , 也有生者的命如悬丝。 “欲死不能得 , 欲生无一可” (《悲愤诗》) ,“未知生 死处 , 何能两相完” (《七哀诗》) 强调在无序社会 中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作者从战乱这种最激烈 的社会震荡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冲突中来思考人的命 运 , 看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卑贱和脆弱 , 然后以感 性化的形式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并予以否定 , 对平凡 生命则寄予人道主义关怀。无辜生命的被蹂躏被毁 灭 , 生命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 是社会最大的不公 正 , 这些作品控诉了这种不公正 , 表现了对生命的 尊重和关怀 , 永远震撼人的心灵。 国家不幸背景下产生的文本 , 情调悲壮苍凉 , 但有一种由浓烈感情凝聚而成的思想力度 , 风骨遒 劲。不难发现 , 使诗人“幸”的文本表达的内容多 为“不幸”, 即多为悲剧性内容 , 其惨痛淋漓 , 悲 歌慷慨 , 最易撼动人心。赵翼在谈到元好问的丧乱 诗时说 : “此等感时触事 , 声泪俱下 , 千载后犹使 读者低徊不能置 , 盖事关家国 , 尤易感人。” (《瓯 北诗话》卷八) 所谓“事关家国”即“赋到沧桑” 之意 , 前引评吴伟业之语 , 也是强调其“悲痛最 深”。庾信《哀江南赋序》: “呜呼 ! 山岳崩颓 , 既 履危亡之运 ; 春秋迭代 , 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 ,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故谓其赋“惟以悲哀为主”;杜 甫自诩“沉郁顿挫”,这种特点也是在安史之乱后的 作品中臻于极境。但这类作品并不让人颓丧绝望 , 原因在于它蕴藏着强健的风骨。这种风骨由作者的 道德信念、坚强意志和社会生活感发而形成。刘勰 《文心雕龙·风骨》云 :“缀虑裁篇 ,务盈守气。刚健既 实 ,辉光乃新。”被他推崇的建安风骨就有着一股梗 概郁勃之气 ,在对苦难的感应和描写中表现主体的 坚强。绝大多数“赋到沧桑”的文本都是这样 ,一方 面是表现生命的苦难 ,另一方面是对苦难的承担和 抗拒。文天祥在“岂料国破家亦亡”(《六歌》)的苦难 面前 ,在“惶恐”和“零丁”之中 ,义无反顾地走向刑 场 ,用死亡来彰显生命的庄严和光华 ,他的诗作就是 这种生命庄严和光华的形象再现。这类文本在让人 感动的同时 ,更给人超拔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 陈友康. 中国古典接受理论的独特范畴 : 亲证 [J ] . 东方论坛 , 2002 , (1) . [2 ] 黄宗羲. 陈苇庵年伯诗序 [A] . 四部丛刊本南雷文定 : 附撰杖集 [ Z] . [3 ] 李珏. 书汪水云诗后 [A ] . 孔凡礼辑校本、增订湖山 类稿 [ C]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4. [4 ] 钱钟书. 七缀集 [M]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5. [5 ] 童庆炳. “诗穷而后工”的心理学内涵 [J ] . 文史知 识 , 1991 , (1) . [6 ] 汪森. 湖山类稿后序 [A ] . 孔凡礼辑校本. 增订湖山 类稿 [ Z] . [7 ] 附录一诸家序跋 [A ] . 孔凡礼辑校本. 增订湖山类稿 [ Z] . [8 ] 帕斯卡尔. 思想录 [M]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6. [9 ] 陈友康. 清词中兴论 [J ] . 社会科学辑刊 , 1999 , (5) . On“The Misery of the State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Great Poets” CHEN You - k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Transmission ,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31 ,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such a regular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at many great literary pieces were created when the state was on the decline or was dying or after its collapse , which Mr. Zhao Yi summarized as“The misery of the state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great poet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 having pointed out that only when the poets could turn the misery of the state into art treasures could they be regarded as“fortunate”, traces the causes and analyzes the traits of such texts.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 Zhao Yi ; The misery of the state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great poets ; phenomenon ; cause ; tex2 tual trait (责任编辑 　丁立平) —901— 第 3 期 　　　　　　　　　　　　　　　　　陈友康 :论“国家不幸诗家幸”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