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老师最新专著：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

王向远老师最新专著：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序） （中文考研 远离尘嚣 QQ：1661732092） 本是我最近三年（2010-2012）间的作品自选集。按“新人文丛书”编委会的要求， 各书编选的时间范围是最近十年的“代作”。我统计了一下，最近十年（从 2002年算起）， 我发表了约一百多篇，字数有一百多万，研究领域和话也较为广泛。若要围绕一个中 心主题，编选出 25万至 30万字来，取舍之间，似易实难。至于是不是“代表作”，则主 要取决于论题，因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只要是用心写出来的文章，总能“代表” 自己。鉴于此，我决定在“新人文丛书”规定的范围内，进一步缩小编选的时间范围，以“日 本之文与日本之美”为中心主题，从 2010年至今（2012年）的三年间的作品中编选成书， 请读者检验和批评。 最近几年来，我的研究重心是日本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翻译了 200万字的日本原典 文献，出版了《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全四卷和《审美日本系列》全四卷（包括《日本物哀》、 《日本幽玄》、《日本风雅》、《日本意气》）。翻译的过程本身是对原典的最为有效的阅 读、体味和理解，对于古典文献而言，甚至翻译本身就是研究的一个环节。我将翻译作为研 究的基础，把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把文献学方法与理论建构法结合起来。在此翻译基础上， 运用我撰文提倡的“比较语义学”方法，从关键词（重要概念、范畴）入手，站在比较文学、 比较诗学的立场上，对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做了初步的、尝试性的探讨、辨析和阐发。为此 后研究和撰写《中日古典文论范畴渊源考论》、《中日比较诗学》和《日本四大美学范畴研 究》打下基础。本书所选的作品，就是我在这一领域的初步思考及其主要成果。 这些成果虽然还不很成熟，但它们也能够显示出我在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上的某些阶段 性的变化。回顾起来，简单地说，从以文学史体系建构、作家作品论为主的“文学史”、“翻 译史”、“学术研究史”及“中日比较论”，发展到以学科理论建构为主的“学科论”，再 发展到现在的文论与美学的纯理论研究。换言之，是由早先的偏重于史或史论结合的研究， 到学科原理为中心的学科论研究，再到美学与文论的纯理论研究。 这样的发展变化是自觉为之，顺理成章的。谁都知道，凡是做研究的人，从微观的、个 案的、具体的问题开始，才能落到实处。但另一方面，凡做研究的人，都能做具体的、个案 的、资料性的、史的研究，却不一定都有思想性的“论”和体系性的建构，不一定能提出新 概念、新观念、新观点。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努力，后者是可以做到的。应该把资 料性的考据性、实证性的研究与理论概括、思想阐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当实证性的个案研 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更多地从微观提升为宏观、从实证研究走向理论概括和思想阐发， 这应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也是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向。在二十多年的研究与写作中，我 做过不少的“史”的研究，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用最原始的方法、费尽体力东跑西颠查 找资料。但在今天，这样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要不要有所改变呢？做学问总是应该有所进步， 我也应该有所进步，究竟往哪方面进步呢？在跑腿查找资料方面，还能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相比吗？即便能比，也没有什么优势了吧。随着年龄增大，在跑腿耗体力方面势必会不断退 步。然而，另一方面，在思想、思辨能力、理论概括和阐发方面，却似乎又在不断地进步着。 如果说青年时代所做的更多的是“行而寻道”，今后要做的更多的恐怕应该是“坐而论道” 了。我想，这就是自己应该扬长避短的地方，也就是我今后努力进步的方向。 “坐而论道”就是思想建构和理论研究，是在实证研究、资料积累达到一定阶段的自然 选择。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有意识的作为，也依赖于信息化时代的赐予。如今信息科技的长足 进步，给“行而寻道”提供了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方便。在计算机及数字化到来之前，收集材 料全靠手工，要研究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皓首穷经，对资料信息要一页页地翻，一行 一行地找。找到了，梳理、解释出来，就是学问。而在今天，通过网络就可以查到至少六七 成的所需材料。再过若干年，当图书馆的藏书全都被数字化之后，大多数类型的资料查找恐 怕就成了足不出户的举手之劳。过去“行而寻道”时非“行”不可的，现在大部分能够以“坐” 代之了，这就使“坐而论道”成为可能，并显得更为重要了。钱钟书的“掉书袋”式的《管 锥编》曾因巨大的劳动含量和知识含量而令人赞叹，在他那个时代写出来很不容易，但在如 今的数字化时代，那样的书撰写起来就容易多了。假如今天仍有人要写这类书，其价值就会 大打折扣。若只靠罗列、排比书刊资料，而没有理论概括的高度和思想分析的深度，那么纵 使篇幅部头再大，也没有多大意义。诚然，即便到了今天，许多稀见的原始资料仍然没有被 数字化，收集入手往往是费时费钱费力，能够将那些被尘封、被淹没的事实发掘、呈现出来， 本身就很重要。这个工作、这个过程不能省略，以这类资料为基础写成的著作论文仍很是有 价值的。但无论如何，资料收集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归。 在现代科技为资料收集提供了便捷的手段和途径之后，做学问对思想的呼唤、对理论建构的 要求就更为殷切了。这是因为，在今天，不含有思想的纯知识太多了，而寄寓着思想的知识 建构又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做学问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虽然做学问条件方便了， 查找资料容易了，大多数知识和材料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不再是奇货可居的了；另一方面， 要对材料加以利用和阐发，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还要追问和解答“为什么”，要追求思 想理论上有所建树，从而将“搞学术”提高为“做学问”。 学问之道，重在学而有“问”—探问、疑问、发问、质问、诘问、追问、推问，考问， 也就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问而有道、问而得道，如此一来，学问 就表现为理论的形态，思想便含在学问之中。说起来，思想本来是人的高贵本性，但我们的 思想受着多重的束缚。假如没有成见、没有压迫、没有禁锢、没有畏惧、没有功利考量，靠 着我们与生俱来的高贵本性，我们就可能思想。换言之，要有思想，首先就有要解放思想， 就要发挥思想的自由。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思想又处在内在和外在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多重束 缚和限制中。在束缚和禁锢中时间太长，就与能够思想的外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甚至 隔绝。而一旦能够睁眼看世界，发现了这种差距，就有了学习、输入、研究外国新思想的渴 求，甚至为了实际的需要，而把某些外国人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外来理论作为自 己的理论基础，以填补长期形成的思想真空。在这种总体的大背景下，反映在学术研究方面， 只要把外国人的材料和观点加以编译、记述、评述，就算是学问了。在 19世纪末、20世纪 初的几十年间，还有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许多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实际上是从外国 学者的书上编译（甚至可以说是“抄”）来的，那样做也是学术研究从荒废已久到初步复苏 的必经阶段，对学术文化的复兴是有益的。而且那时我们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规范，故而 很难把那种“抄”与今天的学术道德中所禁忌的“抄袭”混为一谈。 然而，今天不同了，我们固然必须了解外国材料，固然可以参考外国人的观点，但不能 没有我们自己的立场，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视角，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观点。研究中国问题 是如此，研究外国问题更是如此。一般人可能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问题，其水平难以与对 象国的研究相比，因为人家具有天时地利，而我们则没有。但是，这种看法只反映了问题的 一个方面。研究外国问题当然比研究本国问题有着更多、更大的困难，不仅收集资料存在很 多不便和麻烦，而且还有着地理、语言、文化上的种种阻隔。但是，也恰恰因为是这样的阻 隔，外国问题研究者才有更多的跨文化优势。例如，因为跨了两种语言，你必须强化语言能 力，你通晓了外语，就有了理解外国的能力与便利；你可以做翻译，甚至你应该成为翻译家， 或者起码应具有翻译家那样的的素质；因为跨了两种文化，你就有了与外国文化对 话的必要和可能，就有了跨文化解读、跨文化阐释的广阔空间；因为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瞭望外国的，你就有了独特的立场、独特的视角，就能看出外国人自己看不出来、或者习焉 不察的东西；因为你立足于中国，涉足于外国，你就有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并且就 有可能发展提升为世界意识世界眼光，能够大大拓展思想空间，大大有利于学术理论的建构。 这样看来，要提高研究能力、活跃思维、开阔视野，就必须有跨文化的研究体验，就必须通 过研究外国问题而获得。正因为如此，从中外学术史上看，第一流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不关 注外国问题的。不管懂不懂外语，懂多少外语，都不减他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热情。不管是 近代的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还是当代的钱钟书、季羡林、朱光 潜、王元化、饶宗颐、徐复观等等，他们其实都不仅仅是所谓的“国学家”，而且是“外国 学家”，甚至主要是一个“外国学家”。事实是，一个好的“国学家”绝大多数是一个“外 国学家”，他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绝不是对外国人鹦鹉学舌，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用中国 人的思想去烛照外国，由此而理解外国，也由此返观本国，并更好地了解本国。所谓的“国 学家”中的“国学”，通常是指狭义上的“中国之学”，实际上，“国学”应该理解为“中 国人之学”，因为凡是中国人做的学问，不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外国问题的，都属于中国 之学即“国学”。在这个意义上，本国优秀的“外国学家”，就是优秀的“国学家”，因为 这样的“外国学家”归根到底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学术史的。 今天，我们研究外国问题，要保持好中国人的姿态，中国人的文化立场，就要继承和借 鉴前辈学者的经验。首先必须尊重、必须弄懂外国的原典，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 做出我们的解读和我们的判断，为此就不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圭臬，不能以获得某些外国 人一时的认同夸赞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不能以“国际化”、“国际交流”等交际性的理 由，对外国人随声附和；否则，就会将学术文化的交流等同于急功近利的政治交易或商业交 换。倘若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足够的独立精神，就不必急于求得外国人的“承认”。事实 已经证明，那种依靠政治与金钱的手段，罔顾外国人的感受与接受条件，性急地将自己的东 西“推广”出去的做法，是不奏效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在学术上，我们对外国学者应该 不苟同、而存异。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与学术才能独立，才能在世界思想和学术中发出自 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地位。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国外的汉学家与我们中国人的立场、观点、 方法是一样的，我们会真正尊重、真正重视国外的汉学吗？我们有必要像今天这样兴师动众 地来研究“国外汉学”吗？同样地，假若我们研究外国学问而与外国人趋同，例如研究美国 问题便附和美国人，研究日本问题便以日本学者的观点为规矩绳墨，研究德国问题就不敢越 德国学者雷池之一步，那情形将会怎么样呢？那样做，可能会很快就会得到一些外国人廉价 的赞赏，因为一些外国人也会因为我们乐于模仿他而感到洋洋自得。然而，低首下眉的模仿 者可以取悦于人，但绝不会真正受到重视和尊敬。相反，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合于事实、又合 于逻辑的看法和观点，可能会使一些有民族尊大感的外国人感到不适和不爽，但是最终他们 可以不“心悦”，却不能不“诚服”。一句话：今天我们研究学问，特别是研究外国问题， 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能满足于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我们要向 19世纪西方国家 的那些东方学家们学习，又要向现代的那些外国汉学家们学习，要努力放出自己的眼光、发 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自身的要求。 从中外思想史上看，思想与学术从来都应该是相伴相生、互为依存的。必须将研究者的 “思想”寄寓于学术研究中，没有思想的学术是干枯的，没有学术的思想则是架空的。而独 立的思想，在某些时候，可能会产生危险，对极少数人可能会有害处；在更多的时候，对很 多人而言，思想也是无关紧要的，是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无用的东西。然而正因为如此， 独立的、新颖的思想成果是有审美价值的，或者可以它本身就是“美”的，特别是像哲学、 美学、宗教学、文艺理论这样的学科领域，高高地悬浮在社会基层之上，脱去了群众性，其 理论很超俗、很超越、很精致，也很漂亮、很美。越是精致和纯粹，也越是利于人的抽象思 辨力的发挥，也越能体现人的思维与思想的美与魅力。这样的纯理论，其本身是一种作品， 是科学与艺术统一的“美”的作品。从事这样的理论思维、言说与写作，其过程常常会伴随 着充分的美感运动。也就是说，思想与思辨，本身也是一种审美创造。因为崭新的思想论点、 精确的语言表述、严谨的逻辑构造，既有着科学的精确，又有着艺术品那样的完美。当一个 读者不仅读懂了理论著作，而且从中读出美感享受的时候，这个读者才算真正达到了审美修 养的最高境界。在声色之乐中感受美，在一般自然美和艺术美中感受美，其实常常只是对美 的简单的“反映”或“反应”，只有在貌似不美的对象中见出美来，才是真正的“审美”。 审美活动的最终指向就是用人的情感和智慧去美化这个世界，就是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真正有见地的、有价值的理论作品不只是为启迪思想而生产，也是为了审美而生产，不只是 为了求知益智而阅读，也可以为了审美而阅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村上春树在早期 小说中，常写道主人公在优哉游哉的寂寞中，捧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其实那不是在用 功学习，而是在审美享受。这或许是今后的学问产品、思想理论成果生产与消费的基本走向。 本书所选的文章，作为纯理论性的文章，虽然读懂不太容易，但我希望读者能以上述的审美 阅读的姿态去读，况且这些文章都是谈“文”论“美”的，说的都是文学艺术与美学方面的 东西。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不仅运用了理论思辨，同时也是带上了自己的审美体验。如果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调动和激发出自己的审美体验，那是最好不过了。而且，谈日本之“文” 的时候，我很注意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谈日本之“美”的时候，除了与中国比较，我还注意 到了日本之美的普遍的美学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文和日本的美也与我们中国之文、 中国之美息息相关，与世界文学与人类普遍的审美诉求息息相关。因而，关注日本的文，日 本的美，归根到底就是借日本之镜反观我们的文、反刍我们的美。 当然，以上所期望的写作与阅读的境界，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是理 想化的。对我本人而言，思想、理论、审美，都是追求的目标，然心向往之，却未能及。对 这个目标的接近，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过程罢了。不过，我可以向读者保证的是，从状态和过 程上说，我的文章都是认真、用心地写出来的。不是为了应付业绩考核，不是为了评职称、 不是为了得到奖赏、不是为了获得虚名实利，而只是为了想写而写，因为写着愉快，所以写 着、写了。多年来，我几乎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为学问而学问，著书撰文，自得其乐。写出 来，发表出去，公之于众就行了，交给读者，交给时间，慢慢去评判就行了。只要是严肃的、 我认同的学术期刊，谁向我约稿，我就把文章给谁。至于什么“中央级”、“地方级”或“核 心”之类的行政化、商业化的期刊等级规定，实与学问无涉，更与我的选择不相干。 本书正文有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我在各家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十三篇文章，后 一部分是我翻译的两篇译文。一是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1888-1959）的长文—《“物 哀”论》（1940）。大西克礼从美学的角度，曾对日本的三大审美范畴做了研究，撰写了 《“幽玄”论》、《风雅论—“寂”的研究》和《“物哀”论》三书。其中前两者已由我翻 译出来并已出版发行，这篇《“物哀”论》我刚刚译出，在此第一次公开发表；另一篇是著 名学者、思想家和辻哲郎（1889-1960）的《关于物哀》（1923），这是一篇短文，是现代 “物哀”论史上的名篇，影响很大，在此也是初次翻译发表，以飨读者。 另外，“新人文丛书”本来要求作者选编近十年的代表作，因篇幅和论题所限，我只从 近三年的作品中编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在书后附录了一份近十年的作品目录清单，聊 供读者查阅和参考。最后，感谢著名学者史仲文教授的友情约稿，感谢史先生及他所领导的 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张轶、王鸿博两位博士及本书策划统筹陈卓先生为本书 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