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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信任问的调查报告 关于社会信任问题的调查报告 信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自从人类脱离了他与自然及动物的那种植根关系，实现了族类的提升并开始社会交往以来，就始终存在着社会信任问题。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种天性合群的动物，唯如此才能组成社会。其实在许多群居性的动物那里，就可以看到信任的萌芽，比如植根于血缘关系并以之维系的动物种群或群落，对外群的动物表现出相当的疑惧和戒备，而在本群内则能够相互照应，其间就存在着信任和依赖的问题。当然这种信任的自然血缘成分大于其社会成分，最多只是人类信任的自然前提。人类构成了社会之后，一方面生存和生产中相互合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群落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都对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原来源于自然血缘性的依赖关系发展为社会性的信任关系。换句话说，没有基本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社会组织就无法形成，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也说过这样的话：“被人尊重和信任的欲望是人类天性最深刻的冲动。”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如同空气和水分对人体生命般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如果每一项交易中，在社会的共同活动中，都缺乏或不存在信任，那么社会共同体就会瓦解，共同活动就无法组织和实现。实际上，从人类学的我们可知，原始人对部落领导如酋长、长老的信任和尊重，远远高于现代人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和尊重。正是这种信任，保障了原始氏族和部落之间的内部团结。在当今结构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中，社会信任的作用不仅没有衰减，而是变得更为重要了。社会规模越是扩大，交往活动越是多样，社会结构越是复杂，就越是需要各个环节之阿间保持相应的合理衔接和配合，而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这是很难实现的。可以说，信任渗透于一切社会交往活动中，是社会团结的道德基石、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和社会中最重要的整合力量之一。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信任既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文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文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会信任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二是对维持社会信任机制的信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完全的。“莞户担保”的现象既显示了人与人之间互信的缺失，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信任机制的缺位。 社会秩序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探讨“社会秩序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上，信任进入了社会学家的视线。信任作为一种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可以使社会个体增加其行为的确定性。信任正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才成为建立社会团结、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总是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相联系，作为社会关系交往的润滑剂，它渗透于社会交往之中，折射出社会个体对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信任的存在，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囚徒困境”的现象，促进社会高效率的交易与合作；信任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团结，整合社会资源。 社会是无数人们交往活动的产物,而信任则渗透于一切社会交往活动中,是社会团结的基石、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及社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重要因素。人作为社会的细胞,一方面作为个体性存在,需要维护自己的身体、财产、家庭、名誉等的安全,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性存在,则必须与他人建立交往和合作的关系,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帮助。合作和交往有利于克服个人在能力、信息等方面的局限性,但同时在社会性活动中也给个人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就构成了信任和不信任之间的矛盾:不信任他人就无法与之交往,而信任又必然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构成了人类生存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性问题。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弱化,国家和地区间的隔离状态被打破,全方位的联系、沟通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从而对信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社会成员之间、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基本的必要的信任。然而事与愿违,大量事实表明,社会信任资源短缺造成了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交往成本提高、效率损失严重,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 所以信任对于我们不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而且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个充满信任的社会,那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想想我们现代社会因不信任而衍生出的各种新的事物，以及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现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悲。也许你已经不知不觉的使适应了种生活，适应了每天和你不信任的人打交道，但是，你回头想想，那是有多累，你又因此而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里，也许我们会轻松很多呢？所以信任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不管在任何时代。 信任资源严重匮乏已成为时下全球社会面临的最无奈最痛心的客观现实，也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我国理论界近年来一直比较关注和讨论社会信任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信任的缺失造成了很大损失，引起了很多麻烦。几年前就有人作过不完全统计，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有4亿份左右，而合同履约率却只有50%，也就是说有一半合同不能如期兑现。我国企业每年由于失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855亿元，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达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和造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达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为2000亿元。仅看经济损失，合起来就超过一万亿，其实还有大量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比如中国每年因为公司高层相互不信任而散伙、破产而造成的损失，由于企业间相互不信任丧失了多少原本可以合作的机会而造成的损失，由于对政策对前景缺乏信任而形成的各种短期行为造成的损失，由于上报的虚假数字导致的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等等。至于像假药、假酒、毒奶粉事件那样的因造假而引致的人们健康和生命的损失，大量的学术造假引致的学术声誉乃至国家形象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还应指出的是，全国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固然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政府缺乏基本信任而引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不信任情绪已经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扩散。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包括商业信用危机、公共物品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能否将现在的社会信任情况判定为“危机”，确实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和看法，但当前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很低，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止社会不信任情绪的扩展势头，不仅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一旦出现某种特殊事件，就很可能爆发为全社会性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乃至崩溃，中断持续发展的过程。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面对社会信任普遍而严重缺失的严峻形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和讨论，形成了解释和解决问题的不同进路。大致说来，一种是注重道德教化思想教育的理路，一种是更侧重制度建设的理路。对于第一种，社会信任缺失是“道德滑坡”的一种具体表现，根子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诚信观念出现了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长期偏软、思想道德教育没有跟上没有抓紧的结果。长远点说则是自“五四”以来主要致力于批判传统文化造成文化传统教育断裂的结果。还有一些人或隐蔽或直露地将社会信任缺失归因于市场经济，认为是市场体制、私有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重利轻义的必然结果。与此联系，药方就是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以端正人心而达到匡正世风，以精神文明纠正市场经济之弊。对于第二种，我国从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半径和交往频率，从而解放和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社会活力，在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为个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转变，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然，一方面社会被搞活了，可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国家管理和整合这些活力的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尤其是作为制度化的整合能力没有得到强化，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失信性失范性行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建设落后对失信行为未能有效惩治以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因此，首要应对之策是加强制度建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观念是建立在交往不发达的乡土熟人社会基础上的观念，在理论上以人性本善、重义轻利为基本原则，以以诚取信为基本实现途径。尽管陈义甚高，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始终无法逾越熟人生人的界限和差序格局的限制，因为对于生人谁都抱着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切断了以诚取信的路径。在当今交往普遍化的条件下，还试图沿着传统道德教化的路子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维持机制是对信任的保障和维护，它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风险和成本，使其增加或减少，来确保市场交易的秩序不受到损害。在这个意义上，以旧有机制被破坏，新的机制尚未确立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恰恰是使以往的两种主要社会机制——人际关系约束和组织（单位）约束的效力正在下降，因此，确立制度约束作为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应该是改善和提升社会信任的基础任务，其核心是将各类经济行动者放置在相互（权利）监督的关系中以督促共同的提升。 与此同时，必须稳定社会制度提高人的行为的可预期性，使人因能够把握生活而信任。其次是加强信任教育，树立信任责任意识，使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信仰，因尊重价值观念而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要把握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在文化产品中塑造社会成员信任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信任。 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角度，也各有自己的局限，对于社会信任问题，伦理学研究者与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会出现不同的思路和分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认为，社会信任问题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也只有综合各方面的成果，才能形成合理的综合应对之策。关于诚实守信的教育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抓紧抓好的一项工作。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必须因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将道德品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适度分离开来，将个人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理衔接起来。这里所说的社会教育，就是一种实际生活的教育，不仅包含对说假话不守信行为的舆论谴责，更是指对那些失信行为违约行为的有效惩治。必须认识到，随着交往普遍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已经从传统“熟人社会”转为“生人社会”，传统的那种人格信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交往活动的要求，必然要转变为以系统信任为主导的模式。后者与前者的最大也是最本质的差别，就是交往者不再依赖于对彼此人格品质的识别或熟悉与否而是依赖于一种制度性保证，一种以法律和国家政府信誉为支撑的保护公民权益的庄严承诺和基本责任。这是公民的安全感，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和前途安全预期等的最为切近的来源，也是公民的社会信任感的直接来源。换句话说，对于当前社会信任缺失造成的损失和麻烦，首先要问责或承担责任的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部门，而不是公民个人。最紧迫最有效的措施是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并保持其应有的尊严和信誉，使那些违法行为失信行为得到应有的惩治，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尽快改变社会信任问题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不是一般性地诉诸提高个人的道德诚信水平来提高社会信任度。 很显然，对于社会信任缺失问题的诊断以及疗治，对于各种分歧意见的合理融合，不单是超越学科分野的问题，还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社会公正和社会信任为基础的良法美俗的社会，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合理协商或公正裁决的途径获得解决或缓和而不至于演变为刚性碰撞和冲突的社会。我们只有把这个基础打好夯实，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才会有切实而非虚假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