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与鲁迅

《钱理群：“鲁迅”的“现在价值”》 一、“鲁迅”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鲁迅当然就是中国的周树人，我们讲鲁迅，就是讲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他的实践。但读了韩国朋友的文章，我又有了新的思考：把“鲁迅”仅仅看作是鲁迅(周树人) 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视野。      20 世纪的思想与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世界性。其表现形态有两种，一是相互影响性，一是平行性。所谓“平行性”，就是说，由于面对着共同或相似的问题，就会有共同或相似的思考，“不约而同”地提出某种具有内通性的思想，产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所说的“鲁迅”，是指一批具有思想与文学相通性的20 世纪世界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柳中夏教授所说，他们是“相互照射的镜子”，他们的文本是可以作“互文解读”的。      另外还有些20 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一些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鲁迅影响，但又以自己的独立创造丰富、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者是鲁迅的研究者，却面对自己时代与民族的问题，阐释鲁迅，又接着鲁迅往下说，也同样丰富与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日本的竹内好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所创造的“竹内好鲁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视为“从鲁迅出发的竹内好思想”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我们讲的“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 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突出“二十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最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以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却恰恰忽略了‘现代(二十世纪) 和中国’，即使是讨论现代中国学术和文学，也是偏重于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学者与作家。这样，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之一再受到攻击，绝不是偶然的。”     　　     二、“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在一篇讲述鲁迅“远行以后”的命运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     八十年代末，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      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      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      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 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      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     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这样的情况，在21 世纪初仍在继续。     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鲁迅，言说鲁迅，传播鲁迅思想与文学，就具有某种“文化反抗，文化坚守”的意味。我读韩国朋友的鲁迅研究论著，也多少感觉到这样的意味。因为在这个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猖獗的世界，鲁迅所参与创造的20 世纪东亚思想文化遗产，同样显得不合时宜;“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这些年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普及鲁迅思想、文学，传扬鲁迅精神这一方面。正是要和这样的“否定鲁迅遗产”的社会思潮针锋相对，我提出了“把鲁迅精神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命题，并进行了相应的教学实践。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向青少年讲鲁迅，它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三、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看“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国际鲁迅研究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我要特别提出日本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是我所尊重的学术前辈丸山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2004 年12 期上的《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一个分析——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来讨论鲁迅的遗产的价值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与前提。他指出：“前世纪中，各式各样的‘希望’、‘理想’出现而消失了，……严重的是，这些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有往往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这样，二十一世纪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论’、‘理想’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醒：21 世纪初的中国、东方与世界，正面临着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面临着理想重建的任务。而“鲁迅”的“现在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新的挑战与新的历史要求下呈现出来。丸山升从思想与文学两个方面提出了三点。即(一)“在未来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不容易信仰现成的‘理论’、‘反抗绝望’的‘韧性’”； (二)      “对本国、本民族之负面的传统的彻底的批判精神”; (三)“‘杂感’尤其是他自己叫过‘杂文’的比较长的评论的意义”。     　　     四、“信仰”、“革命”与“实践”          (一)“信仰”问题     如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说，理想与信仰的缺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信仰危机是特别严重与典型的。成年人社会“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的猖獗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造成了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包括中学生) 中“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主义“， 一切都无所谓”的玩世态度，以至“生活没有目标”的空虚与淡漠。面对青少年的精神危机，有人试图回到“虚假的信仰主义”那里，实际是要制造大大小小的新“伪士”，这是既无效也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式的“信仰主义”就有它的特殊的借鉴意义。      这涉及对鲁迅的理解。我理解鲁迅的“虚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他对“本味”的追问，形而上的思考所形成的研究者所说的“本体性的黑暗感”;另一则是现实层面的他自己所说的“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与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彻底的怀疑精神、否定批判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敢于正视现实的血淋淋的真实的求真精神;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说的“在未来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不容易信仰现成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清醒。这其实就是对“伪信”的拒绝。而唯有拒绝了伪信，才不会成为“伪士”，才有可能超越虚无，成为真正的信仰者。什么是鲁迅的信仰，这是需要深入研究与讨论的。在我看来，这些年经常提到的鲁迅的“立人”思想，至少是可以看作是鲁迅的理想与追求的。或许更重要的是，是他由此焕发出来的对现实世界一切剥夺“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与丸山升特别强调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我以为正是这样反虚伪、反虚假的求真精神，与为“理想之光”所照耀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构成了鲁迅式的信仰的基本特点，这正是当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所需要的。     (二)“革命”问题     在鲁迅的概念里“， 革命”是与“改革”、“不满足现状”、“批判”、“反抗”、争取“沉默”的国民的基本权利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却都成了问题。在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国际“反恐”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义”。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但在现实的中国，却只见“太平”，没有“战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是知识分子自己放弃了“战士”的选择。他们中的“先觉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别革命”。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永远的革命者”的呼唤，就正是切中时弊。在我的理解里，鲁迅说的“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内涵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平民一边。这是能够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的。      我还想强调为毛泽东所盛赞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而如毛泽东所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记得40 年前我写的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里，曾将这种“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两者的结合称为“东方风格”，这个观点今天好像也还有意义。在我看来，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的独立自主性与主体性，这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实践”问题     回顾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鲁迅的实践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贬斥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我们知道，正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的实践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他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另一面又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际革命运动相配合，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运动。但在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都成了鲁迅的“罪状”，至少也是鲁迅的“局限性”：鲁迅的杂文战斗被看作是“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革命运动的结合竟被诬为“与极权合谋”。这同样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他们真的如鲁迅在《伤逝》里所描写的那样，被关在金丝笼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甚至是失去了行动的欲望与要求。正是这样的精神萎靡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现实中国社会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动中也将同样无所作为。在我看来，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钱理群 鲁迅是我珍贵的神 2006-12-01 《人物周刊》 真实的鲁迅是沉默的鲁迅。 我们接触到的鲁迅其实是很有限的 “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次的周氏兄弟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他那么感情投入的。太激动了，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特别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闪亮的泪光。每当这个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学生昵称的这位“老钱”，正是钱理群。 “你看我像不像这尊弥勒佛？”鹤发秃顶的钱理群，正笑嘻嘻、小心翼翼地托起他家供奉的“四神”之一，对着镜头摆起了pose。 接着，老顽童般要求摄影记者拍下他与其他三神的合影，“喏，左边墙上是钟馗，还有，还有，那件大衣柜侧面挂的关老爷，再就是——” 再就是——他的眼神定格在了书屋的正壁上，那是一幅鲁迅的肖像，“这是我家珍贵的神。” “神”凝视远方，任重道远；钱理群凝视着“神”，近在咫尺。 适才，他还在电话里申明：“对不起，我个人不接受采访，关于鲁迅实无可说……”喉咙沙哑，声音低沉，听不出半点浙江乡音。 良久，他嗫嚅道：“我现在每天时间排得好满……实在抽不出空来。” “可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还是有的？”记者紧追不舍。 电话那边爆发出一阵突兀的爽朗笑声，爆笑过后，慨然应允。 时值鲁迅逝世70周年，各家媒体都在试图重新打量鲁迅。对于曾在北大讲堂上讲了17年鲁迅，而且“不管讲多少回，每次都有新鲜感，每次都冲动地期待与鲁迅相遇”的钱理群而言，岂能无话可说？ 也许正因满腹话语不胜负荷，故而，他在枫丹丽舍的家对记者敞开了，心里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倒并不那么“畅”所欲言了。 嗬嗬，过去每次纪念鲁迅逝世，都好像在做政治活动。我原想，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少不得又要“热闹”一番了，我就不要凑这个热闹吧。可没想到，这次纪念活动，没有官方主导，民间自发，媒体仍然热闹非常，这让我产生兴趣了。 我曾说过，当一个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他与鲁迅是无缘的。当一个人对生命充满了困惑，在生命中去苦苦寻求……去寻求一种精神支援时，就是他读鲁迅，与鲁迅产生心灵碰撞的最佳时刻。这是一种意识上的流动，也是他与鲁迅的结缘。我将这种缘分，这种流动，形容为“相遇”。 我与鲁迅的初次相遇，始于他的杂文《腊叶》。 那时，我上五年级。一次，我很偶然地在哥哥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文集，书皮上赫然印着：鲁迅。 鲁迅是谁？我懵懂无知。我翻开书，读到了《腊叶》里的一段话，“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哎呀，我的心倏地一阵发紧，暗暗地还有点恐惧，就觉得那双眼睛正盯着我，但又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之美。就是这瞬间的感觉，直逼我的心坎，日后成为记忆深处不可随意触摸的一部分，乃至直到1985年，已经在北大开独立课，为学生讲鲁迅作品了，我都很少讲到《腊叶》。 我是生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充满了民族、国家、家庭与个人的苦难，正是这“苦难体验与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基础。而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在外在的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背叛，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压我在心上，像一座座“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咬噬着我的灵魂，只有倾诉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 故而，我与鲁迅的相遇，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历程，也包含了我的圆梦，以及我的还债，一种精神上自赎的历程。 圆什么梦呢？我虽然生在战火纷飞的1939年，但我很幸运地拥有过一个金色童年，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怀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好奇去不断发现新大陆的梦想。 我想当老师，我喜欢话剧，喜欢诗歌，日后都一一得以实现：在北大教书，除了研究周氏兄弟的文章，还研究艾青、曹禺。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回到北大去，给青年人谈谈我的鲁迅观。 在北大，我最得意的事，就是我讲了17年的鲁迅，我成了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 谈到“还债”。我不得不说起至今都痛悔不已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我在“文革”时期烧掉了家父留给我的惟一的纪念物：他的照片；第二件就是在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扛不过一次次批斗的冲击，违心地说过假话，以致让我的朋友受到牵连和伤害。最让我痛心不已的是，“文革”初期，我的一名学生为了维护我，为我说了一句话，被打成反动分子，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40多年来，往事如同磐石，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有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我从不曾向外人道，这是我应背负起的红字。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可他深知说真话何其之难，于是他主张“说比较真的话”。但什么是比较真的话？我确立了我的三个原则：第一必须认识说假话是错的；第二如果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第三绝对不能伤害他人。 鲁迅先生说过他只为三种人写作：一是“孤独而疾驰的斗士”，二是“还在做美梦的青年”，三是他的敌人。回首往事，敌人，我是没有的；可是为青年而写，那个死去的女生的影子总是萦绕在眼前，使得我一方面渴望与青年人靠近，同时又害怕与青年人靠近。 我曾就读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生平最大爱好就是读书。就因为太爱了，所以在学校里，我成了典型的“白专人物”。为此，我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无人理睬，日后更是给我贯上“企图混入党内，被我党警觉其险恶动机”的罪名；我申请过继续读研的志向，校方依然严辞拒绝。理由嘛，现在说来颇为可笑，那个年代可是义正辞严：全国一片“读书越多越愚蠢”的呼声中，你这个书呆子，还想继续求学？还是早点改造思想吧。 就这样我被分至贵州地区任中学教师。我在那里一呆就是18年，青葱岁月，而立之年……在那里，我曾因为家父是国民党高官，1949年带着两个哥哥去了台湾，而被打成反动官僚出身的黑子弟，屋子被抄得狼藉一片，父亲的照片就在那里被他们抄走了；在那里，我刚刚摘下“走反动路线”的帽子，父亲的照片被送回来了，而我却不敢留下来，在夜里，我哆哆嗦嗦烧掉了它；在那里，我违心地“坦白交待”、胡说一气时，我深爱过的学生，我关心备至的学生也在疏离我，他们甚至在一个黑夜将一件我送给他们的衣服还了回来，在上面狠狠戳了几个大洞，写着：钱理群，我们要戳穿你的假面具…… 假面具？鲁迅先生说过，人在白天都是要戴着假面具的，惟有当夜深人静，闭门独处时，他才能卸下伪装，赤裸裸面对自己。 也就在那时，我曾一度与他夜谈，并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与鲁迅》。以后，我每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后面，都会写下一篇长长的后记，它们，就是我的墓志铭。 1978年，我像个老童生一样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而“还债”远未结束。我记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地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为什么不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父亲离世的消息从台湾传来了，哥哥又逝于美国，母亲最终葬在了南京。生不团圆，死各一方。一个大家族，十多个人，居然没有一张全家福！ 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百感交集。我在寻问，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未名湖畔，我常常独自徘徊深思；深夜，我伏案向鲁迅先生裸裎心迹，寻求解答。 我痛苦地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如此多的错，我们长时间放弃了独立思考，长时间陷入了一种盲目崇拜。 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思考方式，也必然导致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和不那么讨人喜欢。 1999年是我的本命年。就在那一年，为北大学生讲鲁迅时，我选的第一课正是记忆中不可触及的《腊叶》。 腊叶，原是指生命的死亡；在生命的起点，我邂逅了《腊叶》，与鲁迅初次相会；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我再次翻开了《腊叶》，再次站在了鲁迅面前。 鲁迅是谁？ ——钱理群和中学生谈鲁迅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鲁迅是谁？”其实，同学们从知道“鲁迅”这个名字的时候开始，就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就好像问“我是谁”一样。老师可能会告诉你，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有革命家，这都不错。不过，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看看鲁迅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一头白象  这里我要请同学们先来看鲁迅写给他夫人许广平的两封信的复印件，那是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看望老母亲时，写给留在上海的许广平的。信的开头把许广平称作“乖姑”——这好理解：是夫妻之间的爱称，就好像小时候爸爸妈妈叫你“乖娃”一样；但同时又叫她“小刺猬”——这是什么意思呢？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在署自己名字的地方，却画了一头大象；而且你注意，在两封信里，大象的神态不一样；长鼻子忽而高耸，忽而低垂，这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心里高兴，就得意的大笑起来；心里不痛快，就哀哀的哭了。——这显然是在讲鲁迅自己写信时的心情；那么，鲁迅就是这头“象”了。  你们看，夫妻两人，一个叫“小刺猬”，一个叫“象”：这多好玩，多有意思！  而且这背后有故事。  先说“小刺猬”。同学们大概有去过北京阜内大街鲁迅故居的，就在那个小院子里，有一天，不知从哪里跑来两只小刺猬，鲁迅的母亲看了很喜欢，就把它们养起来了。这个院子里的另外两个“小朋友”鲁迅和许广平就常常和它们一起玩：“两只手一去碰它，缩成一团了，大大的毛栗子，那么圆滚滚的可爱相！走起来，那么细手细脚的……”不知怎么一来，它逃脱了，找不见了。有一天，落雨了，许广平撑着伞来到院子，没有见到小刺猬，就回去了。第二天，她却收到鲁迅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幅画：一只小刺猬拿着伞走，真神气！——可惜这幅画后来找不到了。但从此以后，许广平就被叫做“小刺猬”了。  鲁迅为什么会成为一头象呢？许广平说，这是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给他取的绰号：他说鲁迅是头“另人担忧的白象”。许广平解释说，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头白色的象，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又让人感到“特别”，特别就不放心，“令人担忧”。  后来，海婴要出世了。鲁迅就和许广平商量：管他叫什么呢？干脆把父亲的绰号送给儿子，就叫它“小白象”吧。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住在上海的里弄里，地方那么狭窄，到哪里去寻找“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呢？到海婴真的生下来了，鲁迅“五十得子”，高兴极了。许广平回忆说，当鲁迅第一次尽父亲的职责，将孩子抱在怀里时，只见他把海婴横在他的两只弯起来的手臂上，在小房间里从门口走到窗前，再来回的走着，只听见他一边走着，一边唱着：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不知怎么的，“小白象”变成“小红象”了——大概是看到新生婴儿红润的皮肤而引起的联想吧。  许广平静静的在一旁观察着这父子俩：“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的，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摇篮里，安静的睡熟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在许广平的眼里，鲁迅与海婴变成了“雄鸽”和“小雏”：多么可爱，多么动人！ 胡羊尾巴 你知道吗？鲁迅小时候还有个绰号，叫做“胡羊尾巴”。“胡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绵羊”。想想看，绵羊的尾巴，短短的，圆滚滚的，摇来晃去，多好玩。这是因为小“树人”（鲁迅的本名叫“周树人”）长得矮小灵活，动作敏捷利落，所以大家叫他“胡羊尾巴”。少年鲁迅俏皮而活泼，大家从他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早就知道他喜欢捉蟋蟀，掘蚯蚓，摘覆盆子，可能不知道他还会骑马。当年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还和民国初年流落在南京的旗人（满族人）子弟比试过。我们知道，旗人的祖先是很擅骑马的，这位旗人后代骑术大概也不错，就想暗算鲁迅，故意挨近过来，使两匹马擦腹飞奔，自己把脚蜷起来提到马颈上，却用马的鞍子去刮鲁迅的腿，鲁迅猝不及防，险些摔下马来，但还是巧妙的避开了。倘不是驾驭得法，人又机灵的话，腿骨早就刮断了。——你看，鲁迅从小就是这么一个好动的、活泼的、机灵的人，就和我们中的许多同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