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陶成章《孙文罪状》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 陶成章 图为孙中山拿革命经费嫖娼玩双飞图，与本文无关，编者所加 1909年 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 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 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 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 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 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 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仲仙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 一是河口起事，孙仲仙在槟榔屿报销了 30万，在新加坡则说是 8万，“盖因地制宜而说 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 8万 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 2万，还被胡汉人 取走五千。（注：孙文等贪污 30万 5000元经费） 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 200多人 签名。（注：有 200人为陶成章作证） 曾参与孙仲仙在惠州发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仲仙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 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 孙仲仙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 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注：孙落井下石杀人灭口）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 仲仙商量，共同设法，孙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 孙仲仙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仲仙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 仲仙。当他到新加坡，孙仲仙“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 梁，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注：孙杀人灭口）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冈起义他得到孙仲仙给的三千元经费， 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暹罗筹款，孙仲仙“恶之，尽力诋毁”， 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仲仙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 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仲仙“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说是筹款困 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 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 1908年以来孙仲仙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 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向他们 要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 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 孙仲仙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 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 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全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 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仲仙说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 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 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 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 这有孙仲仙的亲笔书信。 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 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仲仙，未说分 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暹罗运动，孙仲仙竟写信给有关人说此人是“棍骗”。 三是 1908年 9月孙仲仙在南洋成立支部，凡入会的都要收会底金三元，主盟人分给半 元，介绍人分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 四是借内地革命军名目发行军债票，还有保护票，在南洋各地发行，有多至数百金一张， 也有五六元一张，发售之时有八九折的，也有六七折、五六折的，代派发行的人也有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