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

外交政策不能被“民意”左右 当代lT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覆盖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空前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全过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成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成了现代人才能享受的生活质量。它还改变着个人、群体、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了个人的知情权和影响力，加速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这一切都是社会信息化主要的、积极的意义。 　　信息化时代，政府决策的社会环境与以前也大不相同。政府可以在充分掌握民意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并与民众实行互动，大大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功效。但像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决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助推民粹主义在全球泛滥。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是使一些争端容易升温，通过悄悄的外交缓和矛盾解决争端的空间缩小。 　　究其原因应该是这样的：设想任何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一般民众与政府决策部门往往在同一时间获悉。作为一般民众，他(她)可以马上将自己的第一感受达出来并发到网上。而政府的决策是一个过程，必然需要更多时间。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政府还在决策过程中，而互联网上己充斥着民众第一时间的反应。作为任何一个个人对任何一个事件的第一时间反应，一般来说往往是感性而不是理性的，是就事论事的，而不是全面考虑方方面面之后才得出的。在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如何看待这个“民意”，决策是否会受其影响？外交决策是否要受其影响，如何兼顾两个大局？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决策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上述这个设想是否合情合理，最近得到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实证。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剧中涉及西安事变有这样一段故事：毛泽东在获知张学良和杨虎诚扣押了蒋介石后高兴得光着脚走出房门，直呼拿酒来。第二天中央开会研究对策时毛泽东说他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杀蒋，但后来仔细考虑认为此举不妥，杀蒋会引起天下大乱，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是毛泽东提议逼蒋抗日，这才迎来举国抗战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尚且是非理性的，我们怎么能要求一般民众不能有情绪化、也许过激的反应呢。 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的决策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反映民意的特点，最终决策不要为一时的“民意”左右。外交决策尤其不要追随“民意”，既要关注网上反映出来的“民意”，也要重视互联网反映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兼顾两个大局，更要以外交大局为重。 (作者是前联合国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