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谈教育摸不着门

1是否身在此门中 2我现在怎样做老师(1) 5怎样对待异端(1) 7少爷小姐请读书(1) 8问还是不问(1) 12汉语的悲哀 13鲁迅是语文教学的灵丹妙药(1) 20泯灭人性的分数(1) 21温酒一杯话高考(1) 24蔡元培的矛盾(1) 26缅怀激情年代(1) 31北大的耻辱和光荣(1) 自序 是否身在此门中 为什么我把自己有关教育的论述统称为 摸不着门 ？是天太黑还是门太高？是我们身在此门中还是身在此门外？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好多做文学研究的，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移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上。我想这可能是学术的自然升华吧。 我在北大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我早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主要落后在中间层次上，落后在大众文化上，落后在教育上。我跟钱理群、曹文轩等老师说，咱们现在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有多少转化到中学了呢?几乎没有。 我1990年的时候到中学当老师，看到语文教参，有点吃惊，那上面的观点和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所谈论的相比，好像是在两个世界里。鲁迅在《拿来主义》里提到了尼采，可《拿来主义》的教参仍然把尼采说成是德国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脱节是如此之大，脱节至少10年以上啊!而当下的中学语文界采用的则是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说法，总是落后有10年左右，存在着巨大的对话空间。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学术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育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成了我们这些学者的自说自话，成了学者之间的对话。其实鲁迅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我们可能很久都赶不上，但就说他们自身吧，也没有很好地传播出去，只是一些大学的学生学者写文章互相给对方看，《新潮》、《每周评论》的那些人，也就是胡适、鲁迅他们之间在互相启蒙，可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与启蒙无关。 从1917年到1937年启蒙了有20年吧，可日本人来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去当汉奸，其中很多 底层汉奸 倒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绝大部分是因为愚昧，他们觉得人家日本人这么大老远地来到这里不容易，晚上找不着路，打个灯笼给人家带带路做做好事，打完灯笼我回家睡觉去，也不知道要钱。当时很多老百姓是无意识地做了汉奸的事，他们没有国家观念，鲁迅所说的什么国民性改造，改造民族灵魂之类，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救国救亡的意识。我认为救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教育。革命不能总搞，搞一回两回就行了，代价太大。归根结底还得靠教育。教育事业发展到今天，成就是巨大的，代价也不小。应试教育的弊端越来越凸现出来，教育最后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近年来独木桥多造了一些，但后面涌来了更多的千军万马。挤过去之后怎样？彼岸还有很多独木桥。教育的本质应该是让人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成为更完善的人，而不是千人一面，培养应试的机器。面对眼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的不仅是增加有限的就业岗位的问题，而且应该思考何谓教育，何谓育人之道。这自然有一个 教育之门 的问题。那么，咱是一直就在 此门中 呢，还是永远 摸不着门 ？孔庆东 2009年4月 我现在怎样做老师(1) 我现在怎样做老师 在电脑上一打出这个题目，就觉得自己道貌岸然，面目可憎。夫人从我身后经过，瞟了一眼，阴阳怪气地说： 哎哟，真伟大。这回天下当老师的可有了光辉榜样了。 一侧身，又俯在儿子的耳边说： 你爸又要祸害人了，快吃盖中盖去。 我听了虽然气愤，但又实在不能发作，因为这个题目的确让人觉得3张纸画个鼻子 脸太大了。我的老祖宗被尊为 至圣先师 ，也不曾写过这种吹牛文字。鲁迅先生够伟大的，也只写了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若不是编辑小弟弟小妹妹催逼得紧，我是打死也不敢摸这根高压线的。不过转念又想，这东西其实天天有人在写，那些 模范教师 ，那些 先进 ，不是都被强迫写过这东西吗?不但写，还要觍着脸上台去念，念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比劳改犯还遭罪。老子20多年前连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文章都写过，这点苦有啥吃不了的?写!大不了让孔庆东告我一个侵犯名誉罪呗。 我正式当老师的时间不太长。当过3年中学老师，4年大学老师。此外各种临时老师当了无数。如果说老师就是教给别人知识的人的话，那我从3岁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是在 诲人不倦 中度过的。我当老师的秘诀用一句话就可概括，叫作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 好为人师 ，两个基本点是 不求为人师表 和 人人是我师 。 我从小好为人师，见人有错误就指出，见人有疑惑就指点。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 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我错误地理解了伟大领袖的话，把 谁向我们指出都行 理解为 我们向谁指出都行 ，结果到处碰壁，吃尽苦头。小时候，我向父母指出，得到的是辱骂和毒打；我向老师指出，得到的是嘲笑和批判。长大后，我向领导指出，得到的是什么，中国人都知道。这些我都不在乎，最最笨蛋的是，我竟然胆敢向每一个女朋友指出。结果在我短暂的恋爱史上，有三个女朋友因为我指出她们的错别字而愤然离去。但是我本性难改，不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就浑身难受。所以要说 我现在怎样做老师 ，中心特点就是，天生酷爱本职工作，最见不得众生愚昧。敌人若把我抓去，不用严刑拷打问我的上级是谁，只要把我上级的名字写错，我立刻就会上去改成正确的，并让他们再默写一遍。 为了保证 好为人师 这个中心，首先要做到 不求为人师表 。有些老师的最高理想是 为人师表 ，这在我看来就是犯了 主题先行 之病。你怎么能保证自己配得上 师表 呢?韩愈说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他可没说 师者，做人之榜样，生活之楷模也 。把老师的道德定得过高，容易导致争相作伪， 师贼 丛生。《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当然，大多数老师的道德是在水准线之上的，但那是因为这一职业本身是 积德 的职业，有利于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当老师的人天然比别人高尚。我在道德上取与学生平等的态度，你勤奋刻苦，我给你好成绩；你敢扰乱课堂，我当场揍你丫的；你认真指出我的错误，我请你吃饭；你敢穿三点式来上课，我就告你性骚扰。总之，不当圣人，教和学两方面都会从道德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从而集中精力于知识的传与承。 既然不用为人师表了，那就可以真正地虚怀若谷， 人人是我师 。孔子说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这话太骄傲了，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学习机会。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他必然知道或者掌握另一个个体所不知不会的某些事物或本事，所以，从每一个人身上多少学点东西，是保证自己能够永远 好为人师 的无穷源泉。如果说当老师的应该具备什么道德的话，我认为就应该具备 人人是我师 这个道德。这个道德既符合老子 知雄守雌 的理论，又与毛主席所提倡的群众路线相一致。其实用武侠小说里的话表达出来，就是 北溟神功 。一个人有了北溟神功，但是绝不想当武林盟主(为人师表)，而是只想当一个达摩堂长老(好为人师)，这对于我这种中等智力中等运气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语文老师孔庆东谈数学(1) 孔庆东老师曾经教过01级同学的大学语文，与数学系的同学有不少接触，所以我们找了孔老师聊聊。 孔老师对数院学生的印象非常不错。上个学期，他就在其500人的大课鲁迅研究上公然称赞： 数学系的学生文学素养非常好。 几个听课的数院师兄狂汗不已。这次，他仍然很肯定： 数学院学生的人文素质确实是非常高的。就大一学生来讲，他们的文学水平和写作水平甚至要强于中文系的学生。 他说了一个小事例。教 大学语文 的时候，他布置过一个作文题 遭遇数学 。孔老师对他出的这个题目好像很是满意： 到了未名湖畔，不是说要再做多少题，而是开始形成一个数学观了。所以，给一个空间，有数学，有遭遇，从你们的角度出题，大家都是愿意写而且有东西写的。 果然，交上来的作品，有不少他认为很不错。 至少，从文章中就看出，大家的高考作文肯定很好，文字功底好。 这时，旁边一个同学插话： 那您可以把他们好的作品结集出版啊。 本来一句玩笑，谁料孔老师很认真地说： 我倒真有这个想法，因为其中有一些很优秀的东西。 说得我对0lggjj们的文章倍感兴趣了。他因此觉得给数学系学生上课， 比给本系上课还好上 ，还鼓励其他中文系老师来教大学语文。这么看得起数院的同学，惭愧ing。 由此自然说到数学与文学的关系。数学与文学本是相通的。 从思维上他们都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的美的宇宙秩序，寻找，发现，突破。 就我自己而言，不可能还记得怎么做题，但数学的精神留在血液里，让我学会体会一种理性的美，这对于搞文学很有帮助。 因此，孔老师建议我们培养文学素质，不能只拘泥于大学四年中仅有的限选课大学语文，而要自己多看一些书，因为 理科生很容易打通文科这一块 。的确，数学人中有不少才子才女，甚至很多数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比如华罗庚、苏步青 回忆起读书生涯的时候，孔老师乐呵呵的。他说，那时候，大家对一些系的整体印象是这样的 中文系的学生目空一切；地质系的学生每人有一把地质锤，很会打架，所以不能惹；而如果跳舞，一定要找外语系的女孩(说到这儿，大家都乐了)；而数学系学生学问厉害，很有才华 。他印象深刻的是数院同学中有很多围棋高手，业余四段六段好几个。 我们看围棋盘很大，他们可以看得很小很简单。 我下得很烂，他们跟我下都是下指导棋，让好几个子。 原来如此，难怪记忆犹新。 对数院人的为人，孔老师也很是欣赏。他对所熟悉的某位数院博士生的评价是 为人好，自信，不张扬，不浮躁 。提到丁石孙先生的时候，孔老师说 那是历任北大校长中我最为敬佩的几个之一 。 他是学生的时候，丁老先生是北大校长。那个时候，北大学生常去游行，而丁先生 会拦在校门口不让大家去闹事。而真到了学生出事时，他又特别护着学生 。 的确，这才是真正爱护学生的校长。 或许，这个优点应该更多地归于丁先生本人的品性，与数学也许无多大关系。大约可以这样说：数学本身的光环已经足够耀眼，而一个个出色的数学人的个人魅力使之锦上添花。孔老师还说到，丁先生讲话有道理，有风度，言简意赅，不蔓不枝。 我想数学最后培养的是人的一种简捷的思维，这一点在丁校长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在说到数院的同学的时候，孔老师一直强调数院同学治学态度很好，很踏实。他也分析了可能的原因：从生源角度来讲，数学院的很多学生从小就喜欢自己的专业，因此有一种很安心的状态；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习对象对人的反作用。而后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孔老师是怎样理解数学本身的呢? 数学是美学。 孔老师谈起做学生时的感受， 题目做出来之后，不光是竞争的快感，更是美感，心里特别舒服，觉得宇宙这么一摆弄就好看了。 呵呵，孔老师虽不是数学人，但对数学的感悟可能比很多数学人都要深刻。 数学是宇宙间最根本的规律。 孔老师特地提到他学生时期的一位高一级的数院师兄，经常跑到他们宿舍侃哲学，如弗洛伊德等等，把他们这群文学系的哥儿们都侃得晕乎乎的。因此他得出结论：学数学让人站到比较高的平台上 根本东西学清楚了，对其他知识的吸收就会很快。进而，孔老师说： 学科看起来很繁杂，其实很简单，文史哲、数理化的基本理论弄清楚了，就是一个完整的人，能够充分享受人生，理解别人 而这是最重要的。 孔老师尤其谈到了 数学素质 和 数学精神 。 我觉得一个人考试数学可以考得不好，但如果没有数学素质，就干什么都干不好。 自然我们提到了钱钟书 数学不及格的文学大家 不少偏科者的挡箭牌。孔老师的看法是 他只是考试不好，不会做题，而做题是要经过训练，所以并不能说明他数学素质不行 。他还半开玩笑地说： 钱钟书是算得最精明的人了，同时代的人就他没倒霉，不可能数学不好。 至于 数学精神 ，观念里已经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哲学层面 与孔子的中庸之道结合理解，最根本的一点是讲究恰到好处 数学是在剥离种种具体事件以后，在最纯粹的领域里追求这个恰到好处的点 。 这么听起来，学数学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就现状来看，相对于大家对经济金融一类 经世致用 之学的趋之若鹜而言，数学门前略显冷清。这又是为何呢?孔老师对此的看法是： 现在分这么多学科，为什么大家散出去你干这个，我干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合起来解决人在宇宙中的根本问题 怎样生存，过得更好。有些人却忘了这个目的，迷途了，以为自己就是研究自行车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总是倡导人们去学习具体的学问，说数学不实用。这种观点会毁坏我们民族的前途，我们的民族确实需要一批人去学习最根本的学问 从北大来说更应该是这样的。 最后这一句话尤其让我感动 北大人对国家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慷慨激昂。 和孔老师只聊了不到半个小时，却窥见了文学大牛对数学的一些看法。数学人在其心中竟是这样全能的形象，心中自豪的同时又很惭愧。自豪是因为数学人确是一个很优秀的团体，而惭愧则是因为忝居其列。至于对数学的理解，本是见仁见智的。孔老师学生时期数学学得很棒，工作以后深钻文学若干年已成大家，他理解的角度与我们有所不同，而且有很多独到之处，值得我们数学人深思。 （摘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刊《心桥》） 怎样对待异端(1) 晚上给阿蛮备课，想起前天跟阿蛮一起讨论《论语?为政》，阿蛮对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体会得比较深刻。老师如果让班里学习最差的、品德也最差的学生当班长，同学们肯定不服，对班长和老师都不服。班级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不劳而获无德无才的王八蛋们都高官厚禄，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才干的劳动者都受压迫，谁能心服，早晚要出大事。我听了很欣慰。 又想起给阿蛮讲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一般都讲成 研究异端邪说是有害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按照注解讲的。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因为这似乎不像孔子的主张。孔子是什么都研究的，从上朝研究到出殡，从吃饭研究到赶车，不论左右高低，三人行必有我师，听说谁有学问就去请教，而不论其门户，他自己的思想就是左右互搏的，怎么会反对研究异端呢?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博大宽容的，到了宋明以后才僵化起来。所以这里的 攻 应该讲成 攻击 ，跟 小子鸣鼓而攻之 的 攻 一样的意思。翻了一下台湾大儒傅佩荣的《〈论语〉心得》，他也是这么讲的，而且讲得很有条理。所以，应该跟阿蛮讨论一下，还是这样理解比较正确。 所谓异端，是以 正统 的立场去判断的，如同金庸小说中的 正邪 之辨。人人如果都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不让 异端 说话，那就非天天打得头破血流不可。没有 他者 ，也就没有 我 ，不许异端存在，自己也无法存在。各种异端多元共生，才是真正的和谐。董仲舒当年罢黜百家，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大汉朝实际上是 杂王霸道而用之 ，儒道法墨啥合适就用啥，跟美国的实用主义异曲同工。欧美学者今天推崇孔子，也不是要尊孔子为正统，而是觉得孔子的学说对21世纪 有用 而已。如果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把孔子思想定为 国教 了，把其他视为 异端 加以压制了，那就恰好违背了孔子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 异端 也。做人不免要分你我他，但在上帝眼里看来，其实都是一家。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文化前辈都做得很模范。不用举太伟大的人，就举一个我不大佩服的胡适吧。胡适当驻美大使期间，言行站在国民党一边，政客的表现有时压倒了学者的良知。1941年1月，国内明明发生了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胡适瞪着眼睛不承认，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没有记载。斯诺在《先驱论坛报》向世界披露此事后，胡适居然说纯属捏造，说中国根本没有共产党的军队，还要求报纸道歉，做得比国民党政府还过分。国民党倒是10天后就承认了此事，只是说新四军抗拒命令，予以取消而已。但胡适毕竟良心有愧，不久后在日记里附录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诗词，并称朱德为 朱德将军 。倘共产党没有军队，哪里来的 朱德将军 呢?胡适在毛泽东诗词后写了 可看 二字，这表明胡适对待 异端 并不是一笔抹杀。他肯定不喜欢朱毛，但他读朱毛的诗词却很认真，在毛泽东的《六盘山》后标注了词牌是 清平乐 ，在 望渐南飞雁 的 渐 字旁画了个问号，后来知道，这是海外传抄错了，应该是 望断 。在七律《长征》的 金沙浪泊悬崖暖 的 浪泊 后面，胡适也画了问号，后来毛泽东把此句改为 金沙水拍云崖暖 。(参见2005年2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李传玺的《毛泽东、朱德诗词最早传入美国》一文)这里可以看出胡适作为一个大学者的严肃的 怀疑 精神和不轻易下结论的谨慎态度。作为一个留学美国的海归派，一个国民党派遣的驻美大使，胡适把共产党朱毛视为 异端 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 异端 的文字没有偏见，如同对待其他学术对象那样冷静思考，这是共产党国民党两方面的多数文人所难以做到的。胡适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以研究者心态对待毛泽东诗词的读者。 大前天去钱理群老师家，我们钱门弟子聚会。钱老师退休后如鱼得水，现在处于思想力的旺盛时期，几乎每次见面都能继续给我以启发，真是厉害。我们探讨了毛泽东研究的问题，钱老师将有毛泽东研究的大作问世，他说，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互动，是20世纪最大的精神资源，其他中层知识分子的思想 论著 ，几乎都是废品。这话让我回味了很久。 今天上午学校团拜会，闵书记主持，许校长等讲话。北航校长李未院士在贺辞中提到本科生的核心课程问题，我觉得很有见地。我认为不论文理科，都应该学好数学语文英语计算机这四门基础课，而数学语文是核心课程，如同太极中的两仪。对于大学生来说，必须学好高等数学、高等语文、程序设计、英语这四门课。理工科要加上普通物理和数学分析，文科生要加上历史和哲学。这样才能不论学什么专业都游刃有余。现在很多半瓶子醋的学者，大抵是数学语文基础都不好，趁国家体制混乱而混进文化界的，又心虚又自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都以为自己独得了真理，视他人为 异端 ，真是 斯害也已 。 要做到宽容异端，首先要博览群书，不能只看自己喜欢的和自己熟悉的。对于自己认为存在缺点错误的言论，也要努力发现和肯定其优点，这也是孔子开创的 扬善隐恶 的虚怀若谷的伟大精神。 少爷小姐请读书(1) 客居韩国二载，觉得韩国大学生最普遍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尽管韩国的官方媒体用图书的销售总量来证明韩国学生读书很多，据说达到每年一百本以上，但我对这个数字只能发出一声冷笑。我几乎在每个教学班都问过学生，你们每年除了教科书以外，到底真正能够读几本书，结果最多的说十本，一般是四五本，少数只有一两本。还有的学生讨价还价，问卡通漫画书、时装美容书算不算，如果算的话，每年能读二十本以上。我所任教的梨花女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在韩国地位显赫，声誉高雅，是韩国青年女性的 梦之谷 。然而校园内外，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当我遗憾地向学生指出这一点时，学生很不高兴，说：老师，您没看见我们门口有一家书店吗?我说那不叫书店，那叫杂志屋。后来我听说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在文章里也批评了这一点，结果引起了梨花小姐们的愤怒抗议。幸亏学生们没有把我看作帝国主义教授，不然我的善意又可能成为她们罢课游行的理由了。 学生们理解我的善意，是因为我告诉她们，作为一所名校的大学生，怎么能够不知道韩国国旗的含义呢?怎么能够说不出韩国的行政区划呢?怎么能够搞不清杨贵妃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呢?然后我告诉她们中国大学生的读书情况。我到其他大学也专门讲过中国大学生的读书生活。我说看到韩国每所大学里都有高大漂亮的图书馆，里面一排排空荡荡的桌椅和电脑没人用，我真是百感交集。我讲到北大图书馆里为了争抢一个座位而经常打架时，韩国的大学生们如同在听遥远的神话。 我希望韩国学生多读书，但并不因为他们读书少而格外看不起他们。我知道这是资本主义异化教育的必然结局。在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是被当作打工的工具培养，学生是交钱买文凭，教授是收钱卖知识。时间就是金钱，与考试和文凭无关的书，当然罕人问津。美国教授虽然批评韩国，其实美国学生的知识面更可怜，他们连印度在非洲还是在美洲都搞不清，连《独立宣言》的作者是麦当娜还是麦当劳也说不清。大学生涯，就是虚拟的少爷小姐时代，玩耍是最重要的，秉烛夜游还嫌不够，哪有时间读那些劳什子?我因此对中国的大学生颇有几分自豪。 可是回到中国，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几年来我们在教育界大力 与国际接轨 ，连不读书这根轨也接上了。许多大学生连四大古典名著都未读过，中文系的学生甚至连《子夜》、《雷雨》、《骆驼祥子》都没有读全。我问几个学生，你们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学生必读丛书》吗?答曰：一百本，太多了，只读过十来本。我又问，那你们读过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必读书吗?答案也是十来本。我向他们推荐我和其他学者编的一套《新语文读本》，他们说，90％的课文都没见过。 目前，我参加研究生考试阅卷，许多答案之荒唐离奇，简直令老师们哭笑不得。许多考生都说《艺概》就是 艺术概论 的简称。一个考生说《虬髯客传》是陈子昂为了改革古文，自称 虬髯客 ，震慑天下。一个考生说《追忆逝水年华》是萧红的回忆散文佳作，萧红在文章里深情地回忆了她对萧军刻骨铭心的爱和对端木蕻良的恋恋不舍的恨 更有离奇者，把五十年代的 丁陈反党集团 中的 丁陈 说成是 丁玲和陈平原 ，陈平原老师就在阅卷现场，我们全体当即向他表示祝贺。 苦笑之余，我仿佛看见我们的大学生都变成了少爷小姐。其实少爷小姐也不可怕，鲁迅也曾是少爷，冰心也曾是小姐。郁达夫四年大学仅外国小说就读了一千多部。至于我们这些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在那 科学的春天 里每年读多少书就不说了吧，别吓着孩子们。我希望今后把 必读书 改为 请读书 ，请少爷小姐们嬉戏宴乐之余，多少读些则个也么哥。我们不敢说读书救国之类的大话，只说一句贴己的悄悄话：不读书，恐怕连少爷小姐也做不成了耶!要知道教室的窗外，有多少个高玉宝正准备发出那嘹亮的一喊： 我要读书! 问还是不问(1) 本人才疏德浅，不学无术，故此采纳荀况县长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之说，遇事每每要请教于人。幼问父母，长问老师，上班问同事，下课问学生，出门问老生青衣大花脸，回家问老婆孩子小花猫。特别是拙荆，学识渊博，大智若愚，孔和尚便经常向她请教 今天黄瓜多少钱一斤 、 你们女人常说的夕照杯是什么意思 、 周杰伦小时候是聋哑人么 等专业问题。每当此时，拙荆便要将愚昧的孔和尚斥责一番： 还北大博士呢，啥子也不懂，啥子也不会，啥子也不知道！你那博士是怎么考上的？说，是不是抄的？ 孔和尚便立马承认： 是，抄的。 跟哪个抄的？ 是跟俺前妻抄的。 哼，怪不得人家把你抛弃了，人家看不起你，是不是？ 您判断得一点不错，贱内真是料事如神！ 呸，哪有当面叫贱内的？你别糊弄我们学工科的，以为骂我我听不出来。 是的，应该说拙荆料事如神。 你说，北大是不是不如清华？ 是的，北大不如清华，博士不如硕士，文科不如工科，男的不如女的，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北方人不如南方人，行了吧？ 嗯，这还差不多。以后不懂的就要不耻下问，别啥子也不晓得，到处给我丢人。 拙荆得了胜利，心旷神怡，便横披了围裙，到厨房做饭去了。 看，要想通过提问获得知识，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热狗狗也。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是对我教育非常大的一篇古文：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说白了，知识和信息都是一种财富，提问就是向人讨要免费的财富，被问者没有义务一定要提供这个财富，即使提供了，也可以在质量上、精度上存在一百个层次的差别。除了菩萨和圣贤，没有人受了侮辱和蔑视，还会给你提供正确有效的答案，这就是 师道尊严 的奥秘。 师道尊严，最后受益的是学生，正如顾客至上，最后受益的是商家。而今到处鼓吹无原则的师生伪平等，甚至把教师看作花钱雇来的打工者，想问就问，想骂就骂，就差像文革中那样给老师戴高帽游街批斗了。行，当老师的不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顺应形势的，放下 灵魂工程师 的重担，当一个迎合学生、轻松赚钱的打工者，何乐不为？但最后倒霉的是谁呢？陈平原老师说： 师道不能合一，这是个大趋势。 还有 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 ，以陈平原老师的身份竭力说出这般 和缓 的话来，可以体会到他的 深忧隐痛 也。 悬殊 二字里，包含了几多小杂碎的挑衅！陈老师不愿意说出来就是了，他这样的高人，只会还报以微笑后面的彻底蔑视。 平等是个好东西，但却不是先天摆在那里免费享用的，而是要通过实力和奋斗来获取的。塞拉利昂要跟美国平等，孔乙己要跟孔仲尼平等，杨丽娟要跟刘德华平等，后者都没意见，都会非常大度，因为那不就是一句空话么？二战胜利后，中国是 四大战胜国 之一，按理应该跟苏美英三家平等吧？但苏联割走了外蒙，美国占领了琉球，英国还霸着香港，蒋介石挣扎了两下，还是没辙。不是蒋介石不爱国，中国就这份实力，把东北和台湾拿回来了，就算胜利啦。 话扯远了，咱还说提问这事儿。就比如问路吧，最日常的行为，却包含着相当大的学问。首先，要选择问什么人。择人不对，连问几个都摇头，必然更加焦躁烦闷，可能卧轨的心都有了。择人对了，称呼不敬，或问得乱七八糟，也得不到正确的答案。在北京街头，我多次听到类似这样的问路： 哎，先生，您知道那哪儿怎么走吗？就是北大体育系，有个李洪志教授，就等于说是个班吧，他让我们3点到他那儿，说就在圆明园边儿上，就是说可能就这附近吧，等于海淀这一带，您知道吗？ 碰到这种问路的，首先得通过一系列反问弄清楚其具体目的地，三两分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倘遇见孔和尚这等坏人，又刚被拙荆训斥过的，没准儿就顺口答曰： 哦，穿过北大，出北门，往南一直走就是了。 那么孔和尚自己是如何提问的呢？我跟鲁迅一样，给别人出的主意往往跟自己所持的原则是不同的，后来又发现孔子给别人出的主意也各不相同，乃悟出这正是对生命个体的真情关爱也。我自己的原则没什么保密的，说出来也无妨，只是并不希望胡乱效仿而已。 第一原则是，尽量不问。凡是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知识和解决的问题，一概不问，绝不轻易占有他人的劳动。试向孔和尚的所有同学老师打听一下，孔某人可曾问过某字怎么念、某词是什么意思、某年发生了某事、某国的面积人口是多少、某道数理化题怎么做吗？没有。所有的字词和史地知识都可以通过查阅工具书来解决，所有的数理化习题都可以自己做出来 假如我做不出来，那一定是老师出错题了！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气概，毛主席说：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论联合政府》）动不动就借兵救灾的国家，早晚必亡。 俺出门也是尽量不问路 哪怕是荒郊约会、旷野探险，也不过事先查好路线，身上带着地图，一路记好路标，利用各种地理知识和野外生存本领，务求胜利到达目标。不到山穷水尽，绝不问路。北京周边的卢沟桥、戒台寺、十三陵，当年俺就是骑自行车愣闯去的；韩国的大部分景点，也是这样跑遍的。这样做有时候会多吃苦、多麻烦，但坚持下来，你的个人本领就会日益提高，苦就转化成乐。养成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的良好素质，人生的大多数沟坎，都可以独力跨越了。到了确实需要外援之际，你会发现，你越有本事，人家才越乐意帮助你，上帝就是个扶强不扶弱的混蛋，有啥子办法哩？ 第二原则是，不耻下问。《论语?八佾》中记载：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 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 是礼也。 《公冶长》中又载孔子的话说：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 文 也。 孔子遇到自己确实不懂的事情，就 不知羞耻 地去问，况且那时候也没什么工具书，只能亲自去 搜狐搜狗 也。他反对 不懂装懂 ，到哪里都入境问俗，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一定要跟 尽量不问 结合起来。用 尽量不问 的精神建造起一艘自己的航空母舰，然后再用 不耻下问 的精神去积累一些驱逐舰、扫雷艇、冲锋舟什么的，这样就构成了一支庞大而立体的知识舰队。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 下 字，要注意向那些表面上似乎不如自己的人多请教。你看那些大企业是怎么发财的，他们的财富并不是从其他大企业那里弄来的，主要还是 不耻下弄 ，主要还是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挣来的。高尔基的学问不是跟普希金学的，王朔的才华也不是从王蒙那儿批发的，他们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搜刮 来的。说哈三中培养了我，北大培养了我，我都承认，但更加无法统计的，是我天天都在向各行各业的人士学习也。比如我读一本清朝的笔记，里面讲到当时海淀地区黄瓜的价格，我想跟今天对比一下，这是咱自己再有才华也想不出来的，咱不去请教人家清华工科硕士行吗？受点屈辱就屈辱呗，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第三原则是，问其所长。如果你总是向清华工科硕士请教黄瓜价格问题，天长日久，人家还能跟你过吗？你那不是用千里马拉煤球、用李洪志耍马猴、用爱因斯坦修炮楼吗？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定各有所长，只是我们要善于在较短时间内意识到人家的所长而已。一般来说，人的专业是其所长。虽然混蛋透顶的现代教育往往毁了某些专业应该具有的特长，比如中文系的不一定认字多、作文好，新闻系的可能最会撒谎，法律系的犯罪率最高，数学系的不会算账，心理系的三天两头跟人干仗 但是大体说来，他们对本专业还是熟悉的，给外行人讲讲基本知识还是基本可信的。故此，问其所长首先要看专业或者职业。 其次，每个人在专业职业之外可能还另有兴趣和特长，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专业人士。北大中文系有几位语言学家，是超级球迷，看完球赛后，用笔名撰写专业球评，水平比张路张斌等人高多了。更有人身怀七八项专业之外的绝活，孔和尚甚至一度都怀疑他们是苏联美国特务也！所以看人又不能单纯看专业， 人不可貌相 的道理尽人皆知，孔老师再教你一句： 人不可业相 啊。你看鲁迅没学过文学，毛泽东没学过军事，乔冠华没学过外交，从周恩来到温家宝，谁学过 总理专业 啊？而现在有多少年轻朋友在网上动不动就教训鲁迅 多读点文学 ，教训毛泽东 多读点军事 啊。与人交往的要领之一，是迅速发现对方到底有哪些真兴趣真本事，这样才能问到人家最爱回答也回答得最好的题目上。为什么本人总是躲避某些媒体，一向不接记者电话呢？大多不是记者礼数欠缺或存心陷害，而是他们老问些跟我风男女不相及的问题。比如上海女巡警上街巡逻该不该穿超短裙啦、如何看待莫桑比克发现食人魔啦、世界杯的尺寸究竟有多大啦等，我连世界杯跟夕照杯都搞不清楚，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彼此活受罪外加误人子弟么？ 第四原则是，问出水平。轻易不问，但一问就要问出高度，问出深度，问出难度，问出要害，最好还能问出情趣。首先要问经过深思熟虑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能够引起对方的认真思考。北大老师出的考研，有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可能是老师自己正在攻克的前沿课题。学术界的某些前沿课题，正是在高水平的提问中形成的。其次要问可能引起一系列相关子问题的 母问题 ，这叫问得精练，人家回答了之后，你就能够举一反三。过去满清的问安礼俗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从父母兄弟一直问到隔壁三婶儿和二大爷，你一个加强排问过来，我再一个加强排问过去，活活把个大清国给问垮了。 本人读书二十多年，发言很多，提问很少，老师问我要远远多于我问老师。但我问老师一次，就力求问出个高深难也。比如哲学课上讲物质与意识的辨证关系时，我问过： 他人的意识对我来说，是不是物质？ 从哈三中到北大，哲学老师都当场不能作答也。地理课上讲宇宙发展史，我问过： 我们现在会不会正处于外星人的实验室里，他们正观测我们的各种数据呢？ 张大帅听了哈哈大笑，说： 我跟你想的一样，而且现在黑板上有一个细菌也正在问另一个细菌同样的问题呢。 在化学课上我问过： 假如一切反应都是可逆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时间可以压缩到一个无限小的质点上？ 徐谦老师说： 你这是胡说什么哪？我听不懂。 他很快撤了我的化学课代表职务，转给魏萍当了。 第五原则是，问出人性。我学生时代年轻气盛，虽然提问很少，但有时候是故意给老师 出难题 ，潜意识里还有臭显摆自己的不健康思想。后来发现让对方难堪了，我自己也并不舒服，乃慢慢悟出是自己的提问还 缺乏人性 ，光想着自己，不曾考虑对方。如果发现人家错了，直接用谦虚的语气提出疑问即可，何必杀气腾腾揪人辫子呢？再说怎么就能肯定准是人家错了呢？后来当了老师，经常提问学生，特别是学生面试和论文答辩时，因为学生根本不是老师对手，完全可以几个问题就让学生 趴下 。这时候 人民教师 和 人道主义 两个词就会出现在脑海里： 我们是要为国家检验人才，还是要用自己的学问来收拾学生？ 来报考北大和已经考入北大的，可以说都是人才，我们的提问应该是给学生搭建一个发挥其学识的平台，而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险峰。对学生的考问是这样，那么，平时的请教之问，就更应该充满人性的关爱和体贴了。 在这个问题上，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台湾地区都比中国内地要做得好，也可以说更谨慎地继承了儒家传统。韩国和朝鲜学生都不问超出老师授课范围的问题，日本学生则跟孔老师一样，很少提问，一问就让孔老师高兴半天。比如我讲鲁迅《狂人日记》中的 吃人 后，一个日本学生问： 孔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想说，南京大屠杀也是吃人，也是用好听的名义做成了吃人的结果？ 孔老师当时高兴得把汉语都忘了，连说： 哈依！哈依！扫屋待四奶！ 日本朋友一般不会问你个人私事，但却会悄悄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不禁激励我们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也。我们中国人的优点是乐观活泼、热情聪慧，但经常不注意把握个体之间的距离，所以圣人制作了一整套礼仪来约束咱们。后来这套礼仪上锈了，用死了，变成了吃人的程序，就被咱们推翻了，可是新的礼仪还没制作出来，所以咱们这一百来年过得有点乱。有时候互不关心，病人可以死在医院的台阶上；有时候又关心过分，居委会大妈直接到你家大讲计划生育。就拿提问来说，有的人特喜欢打听别人隐私，而对自己的事情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那你干吗那般关心别人呢？这样的人学术圈里很多，他们所打听到的他人的 隐私 ，往往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你自己不诚恳，狡猾狡猾的，别人是不会引导你得知真相的。有的人提问时盛气凌人，或暗设陷阱，仿佛局子里审问犯人，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审问节目《面对面》有时候就这样，令人感到起码的对人的尊重都没有。凤凰台的《鲁豫有约》稍微好点，但问题也经常设计得太直露，只考虑 曝光效果 ，没照顾当事人的尊严。还有的人喜欢像柳妈追问祥林嫂那样，专问人家扎心窝子的话，刺激人家感情失控，仿佛是关心，其实是欣赏。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够讨厌的了，要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怎么能让孔和尚这样的阶级敌人不说 现在仍然是鲁迅时代 呢？ 一个问字，可谈可论的太多了。暂且记住这五项吧：尽量不问，不耻下问，问其所长，问出水平，问出人性。这一套 五虎断魂枪 若能使好了，人必能够成为大写的人，国也能够成为大写的国了。 汉语的悲哀 昨晚的博客一贴上去，就评论如潮，眨眼就一百多篇儿，这是我料定的。关于悍妇与才女之感喟也必然引起误读，这也在意料之中。当下的中国，稍微不那么二元对立的话，就听不懂，这真是汉语的悲哀。我其实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妄自跟风车搏斗着。好在还有很多汉语的种子，他们还懂得汉语的奥妙无穷和汉语的博大精深。可笑的是，新浪的编辑居然用了那样僵化的题目去勾引网民，不知道是真的语文水平低下，还是职业需求使他一定这样做。好像有个叫 心慈 的评论者明白我的意思，但这样的人恰好是 心慈 者，改变不了那些不慈的人的。当今的很多人，只会听狠话、酷话、骂人话，连一个二重复句都写不好的，这其实也是我们语文工作者的失职。曾有一位善良的女孩子跟我说： 你别努力了，你只要一说真话，人家就都会误解你。你还是就装作一个幽默的人，给大家讲点笑话就行啦。 我没有听她的话，我很固执。所以连她也误解了我。朋友们，我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用误解连接起来的人生网络之中啊。 晚上凤凰卫视的窦文涛请吃饭， 锵锵三人行 想要进行点改革。我说不要大改，悄悄把风格和视野提高一点档次即可，要从香港的视角改为 大中华 的视角。当今的谈话类节目都在形式上企图花样翻新，而我认为关键在于嘉宾的水平，嘉宾水平高，什么形式的节目都能够吸引观众。否则，强行设计嘉宾的观点，弄成辩论赛，那就是 强奸三人行 了。阿城、水皮、江小鱼也去了。阿城几年没见了，老了些，说话还是那么 坏 ，真是大师级的。我们谈笑风生，汉语的幽微在各自心领神会的空气里荡漾着。为什么人需要知音呢?没有知音的世界，物质生活再好，也是行尸走肉。蒲松龄老爷爷说： 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这话又要引起误解了，以为蒲松龄攻击了普天下的女同志，或者蒲松龄受过女人的家庭暴力，心理变态了。多数人连一本心理学著作也没有读过，就敢一口一个 变态 地评头品足。不过，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个误解的网络，用许地山 缀网劳蛛 的精神去锲而不舍地补缀我们的人生之网。 席间某人电话，取消了昨日说好的事。此人反复无常，几乎对所有的决定都要后悔，永远生活在空虚和不满中。我对其只有无限的哀悯，无限的哀悯。佛说过要救每一个人，这是佛的心愿。可是，佛真的能救每一个人吗?我去卧佛寺看那尊巨大的卧佛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他累了，我想抱住那慈祥的大佛，告诉他，老大，算了吧，背不动，且放下吧。一个老大再法力无边，我们这些不成器的小弟都不帮忙，怎么能够普度众生呢?这就叫 小弟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啊。 今晚跟窦文涛和阿城说了许多笑话，水皮和小鱼狠狠调侃了陈凯歌的《无极》。我说看了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时，就后悔对他的《英雄》批评过分，可是看了《无极》，就觉得张艺谋还是不错的嘛，起码画面的色彩是广告水平的呀。小鱼说雷锋日记也是博客，我想，孔子的《论语》才是博客的鼻祖，不仅老家伙的博客写得精彩，那些学生的跟帖也都深得真传，所以才出了七十二贤人，所以才有了汉语两千年的辉煌。跟祖宗比起来，我这个博客真是汗哪。 风又大了，预报说明天东部有雨雪天气。是的，该下雪了，下了雪，这灵台才能一片澄明，汉语才能晶莹剔透。汉语的雪，你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吧。 鲁迅是语文教学的灵丹妙药(1) 看到大家这么早赶来听我唠叨，我内心感到惶恐不安。刚才白素云老师的介绍太抬高我了，白老师这么介绍： 我们东城区的教师孔庆东，也就是派到北大进修去的那位，我们今天把他叫回来汇报思想，汇报工作。 这样介绍才最适合我。 今天我到这里做这个报告，在内容上还没有把握让大家都满意。这个报告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使我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16年前我在北京二中当过语文老师，也就是1990年，我当时还办了一个文学社，文学社的活动就是在这里，同时我还给学生们开设了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选修课，那可能是全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一所中学给高中生讲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一讲就是一年，我当时只是觉得我有精力,并愿意做这件事，没有想它格外的意义。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这里，北京二中请了一位从二中毕业的新华社记者，让他来给大家报告一下亚运会各个方面的内幕、筹备状况等，其实是一个迎接亚运的政治任务，但是呢，这位记者说： 我是学生，在座的都是老师，老师们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因为记者的工作很特殊的，他掌握很多材料，老师们当然说： 你小子回来了，当然要说真话了。 然后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的真话，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亚运会的内幕，好的坏的都有，讲得很令人震惊。我们说这才是二中，这才是二中人，所以我始终对北京二中有非常深的感情。 今天来做这个报告前，我还翻出了一个当年东城区教育学会发给我的优秀论文证书，我念给大家听听： 孔庆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所著论文《敢问路在何方》被评选为三等奖优秀论文，特发此证。 这都是我在二中的革命历史，我在二中交了一大批的朋友，现在想起他们都很有感情。他们平时博览群书，也就是大量阅读我说的那些杂书。教研室里普遍有一种学术研究的氛围，像大学一样，贾作人老师、张鹏志老师，还有年轻的范锦荣老师，他们平时都看很多书，遇事也都有自己的见解，每个人讲课都不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次讨论莫泊桑的《项链》，吕其憨老师就说，玛蒂尔德有什么错误，如果是我，我就爱这个女人。二中有这样的老师，二中的学生才有发展的后劲儿。很多学校都是追求升学率的，但是单纯追求升学率可能会让学生付出吃一辈子亏的代价。我觉得二中讲的是全面培养，所以二中的学生上了大学之后还有更高更远的发展，而其他学校未必能出这样真正的人才。我来二中那年，二中称是八十年校史，现在已经好像有两百多年了，看来校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当年看二中校史有一点很让我吃惊，是以前我不知道的，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喊过一句 二中万岁 ，可能是他在上面看见北京二中过来，北京二中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一激动就回喊了 二中万岁 ，领袖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于是这个就被记下来了，记在二中的校史上，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喊一个学校万岁的，我觉得这是二中的光荣历史。后来我要离开二中了，梁校长没说什么其他的，只说： 我们感谢你在这儿做的贡献，现在你要有更好的发展当然是支持你。 二中的领导非常开通，所以我走到哪儿都不忘二中，我在这里待过的所有地方都和我的生命有关系。不光是老师，我跟二中的工友也都非常好，当时二中有一个修自行车的临时工叫张景升，晚上没事我俩就泡一壶茶坐在门口那儿聊天，他对老北京的掌故知道甚多，我回到北大之后，他仍然跑到北大去找我，帮我修自行车，给我剃头什么的。所以说，我在二中的教学受到学生欢迎，跟二中的老师工友交了很多朋友，我自己当然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我自己了一下，我的语文教学受学生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鲁迅精神。我当时讲现代文学，包括我讲那个语文课，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我非常重视鲁迅这条线。来北京二中的时候，我刚刚跟钱理群老师读了三年硕士，是钱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钱老师是中国研究鲁迅的一流专家，我从他身上深深体会到了何谓鲁迅精神。做学问不能仅仅把学问作为一个饭碗，还要把学问跟自己的个人生命结合起来，钱老师就是这样的学者，令我敬佩。有的老师也很有学问，但他仅仅把学问当成一种职业，看作一个饭碗，和自己的生命并不结合，我不能说那样不好，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我更倾向于将生命与学问打成一体的。 当年在二中的时候，我会常常给领导提意见，给东城区提意见，我当时很天真地认为这就是批判社会，就是发扬鲁迅精神。我同时发现我讲现代文学的课对学生影响也很大，并不是一定要每次都讲鲁迅的作品，其他贯穿现代文学精神的作品也会对学生产生很强烈的冲击，而我所理解的现代文学精神具体是什么呢?就是改造民族灵魂! 以前我们讲现代文学，说现代文学的核心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没错，但是这个说法太大了，不仅仅是文学，其他很多东西都可以反帝反封建。为什么现代文学不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样的文学，而是改变成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内容?虽然现代文学本身也有毛病，为什么当时的人付出那么大代价来写那样的文学?为什么?主要因为那是个危亡的时代，民族失败了，中国被打败了，被人家欺负了，而且常有危险，不仅仅是亡国的危险，而且是灭种的危险。这样的灭种不单指军事上的灭种，而是文化上被人家同化的危险，直到今天这个危险依然存在，所以当时出现的现代文学的伟大使命是要改造民族的灵魂，使民族更生，今天中央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其源头，其实是从 五四 开始，而不是从今天开始，当然这中间经过了很多曲折波澜。所以我讲语文课文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完整的 语文 观念，如果是谈语文教学的具体问题，我肯定谈不过一些有具体实践的老师，但我是从一个较高的角度来讲 语文 我们必须要把语文工作放在改造民族灵魂这个大背景上，一个语文老师当了三年老师，给学生上了三年课，被教的学生灵魂有了多大程度的改变?语文老师的工作成就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应该只建立在统计数据上，高考的时候说我教的班上语文得高分的有多少等等，那个统计是次要的，重要的应该是问问自己：我的语文教学改变了多少学生的灵魂，会使他们的一生活得美好，使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使他们的心灵健康，使他们有正义感等等。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语文老师最基本的一件事。 我于1992年调到首都师大附中去工作，他们那个书记老蔡，一来就让我教面临毕业的一个班，却没告诉我这是什么班，我爽快地答应了。原来那个班是一个尖子班，是从当时八个班里面选拔出来的，学生们都是竞赛能手、作文高手，在我去之前这个尖子班颇有性格的尖子们已经赶走了七位语文老师，几乎把高中语文老师都试了一遍，然后都给轰走了。这些背景我都不知道，就傻乎乎地杀过去了，第一节课是讲《鸿门宴》，我什么东西都没拿，《鸿门宴》的整篇课文是背着讲的，讲到一半时候学生们都鸦雀无声，讲到后一半有两个学生拿着教参起来挑刺，我迅速用证据将教参驳倒了，我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明天可以把教参给撕了 ，这节课拿下后，学生对我已经非常拥护了。下一个学期开学时的教师节，同学来给我送了一个笔记本，晚上回去我翻开笔记本，发现笔记本里写了很多字，每个学生写一页，还贴上自己的一张小照片，每个学生写了一篇对我的感受给我看，我看了一半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原来我对学生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努力，我只是尽职尽责，并没有付出太多精力，但没想到我不太努力地工作，学生是这么样的感激我，对我这么好。后来我想学生主要是喜欢我的真诚，当时的语文教案老写所谓的教学目的，什么这篇课文表达了爱国主义，那篇课文鞭挞了社会丑恶之类的，我从来不写这些教案，但是我的每一堂课无形中都有教学目的，就是要改变和提升学生的灵魂，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了语文教学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语文教学有问题了，从上到下都有问题，语文改革受压制的时候，大家是一种压抑的状态，但改革受到鼓励的时候就会乱，一乱起来什么声音都有，特别是各种极端偏激的声音在里面，其中有一种声音是全盘否定以前语文教育的，认为以前的语文一无是处，什么都不好，不但课文要改，教学体制要改，教师队伍要改，什么都不对，什么都需要改，我觉得这个看法和我们自己的体会、经历、判断是不相吻合的。假如我们以前的语文都错了，毛泽东时代的语文都是错误的，那我们这代人的语文水平是怎么来的呢?我自己的语文水平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给我的，改革开放没几年我就上大学了。 我是那时起发现语文教学有问题，原来的学生怎么会不喜欢语文呢?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是最受欢迎的课，语文老师是最受欢迎的老师，可是从90年代初开始，学生不喜欢语文了，竟然敢把语文老师轰下去，这使我感到很困惑。很多人说学生喜欢你，你还不高兴吗?我却认为学生格外喜欢我，正是他们普遍不爱语文的表现，这不是一件好事。就像现在我有很多粉丝，他们也满足了我个人的虚荣心，但我同时老会反问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粉丝呢，这说明时代太平庸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也不说我是什么竖子，我也挺努力，也算小有成就，但我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喜欢。得到过分的喜欢，只说明这个时代是有问题的。正常情况下，学生们应该喜爱每个语文老师，因为语文这门课的性质决定了这个老师应该受到喜欢，他讲的是跟学生生命最有关系的内容。老师是灵魂工程师，语文老师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语文老师对学生灵魂的成长有太密切的关系。大家问问自己的父母一辈、祖父母一辈，他们印象中最深刻的肯定是自己的语文老师、国文老师，可为什么到了现在，语文老师却不被欢迎了呢?难道说语文老师比其他的老师道德和业务上都欠缺吗?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我，我就越觉得是语文教学出了问题，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很好思考这个问题，就回到北大去念博士了。 在北大读书教书期间，我经常接触到韩国学者、日本学者，他们几乎从来不佩服中国别的，却最佩服中国有鲁迅。他们有钱，有这个，有那个，可就是没有鲁迅，所以他们极度尊敬甚至可以说是珍惜鲁迅先生，鲁迅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亚洲的，是整个东方灵魂的脊梁。即使是美国，也没有鲁迅这样的灵魂领袖，有个美国学者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 白鲁恂 ，这不明摆着是在向鲁迅致敬吗?美国也有很多大作家，但就是没有鲁迅这么深刻的作家，能达到鲁迅这样深刻的，欧洲大概还有几个。可有了鲁迅的中国为什么还是这么落后？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鲁迅了，都知道鲁迅是一种正统教育，官方也在灌输，可是效果反而变差了，大家反而不亲近鲁迅了，其实这才是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我是2001年底2002年初从韩国回国的，回来后我发现语文改革的呼声取得了胜利，在全社会多年的呼吁下，在众多学生、老师、家长的要求下，中央也认识到语文必须改革。改革开始了，原来所有的反改革派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改革派，用鲁迅的话说就是 咸与维新 ，像鲁迅写的 辛亥革命 一样，大家都来维新了，一夜之间都改变了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