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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集》系年辨正——兼论若干篇章的文献意义 一 。徐强刘雨 ——兼论若干 篇章的文献意义《 汪曾祺全集》系年辨正 一 襄攀一溯瓣 汪曾祺是新时期以来读者面最广的作家之 《全集》“未编年”部分篇目的系年确定 一。其著作出版种类之多、重版之繁复、印数与 《全集》编写体例，首分体裁，次定编年。体销量之庞大，在同侪中罕有其匹。晚近以来，汪 裁以散文作品最多，但有多篇编者未能查考写 曾祺更成评论界热点，关于他的研究专著、论文 作时间，统归“未编年”，人第六卷中，为数四十 层出不穷。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而言，一部全面、 可靠的作品集是不可少的。较大规模的文集，目 有余。事实上，其中不少是有迹可循的，而一旦 系年确定，有些篇章的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试 前有两种，一种是由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 择数例考证如次。 社1994年出版的五卷本《汪曾祺文集》，这是在 汪曾祺生前所出版的最全的 《与友人谈沈从文》一组三篇，其中《给一个 文集。第二种是作 中年作家的信》中说:“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 家去世后之次年(1998)，由邓九平编辑、北京师 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直到现在，七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后 十八岁了，也还是那样”。按，沈从文出生于者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汪集，在作品搜集、分 1902 年，七十八岁当在1980年。又说他“五十类(汪曾祺诸体兼擅，更以“小说散文化”著称， 年代以 后，基本上没有再写什么。沈先生放下搞创其小说与散文界限模糊，有些作品在分类方面 作的 着实令人挠头)、编年、校订方面都做了很多工 笔，已经三十年了”，于年代也颇契合。据 该文交 代，当时“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选集，我作。可以说，近来的研究者无不得力于这部全 想在 集。 后面写几个字”，“只能零零碎碎地写一点”，“以 上。我说了我写这篇后记的难处”。从语气推测， 但众所周知，一部真正的“全”集并不容易 汪要写的是某个选集的后记之类的评论文字。 编纂，往往需要持续的拾遗增补，使趋向于完 1980年正是沈从文热刚刚萌动之时，几个版整、准确。《汪曾祺全集》问世以来，早期佚文发 本 掘工作迭有进展。?当代部分，笔者也辑得佚文 的沈从文选集、文集都在酝酿中。?当此之 以沈从文高足的身份受邀写作或主动 际，汪 逾20篇待刊布。至于《全集》系年方面，也留下 写作此类 文章，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组中其余两篇—— 了若干问题有待解决。顷闻新版《汪曾祺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整理编辑中，本文就编 《一个乡下人对现代文明的抗议》、《水边的抒情 诗人》极有可能就是信中提及的、所谓“零零碎 年问题作一探讨，兼涉编年与作品意义之关系， 俾能有补于学界，并能为新版《全集》编辑工作 碎的”那些文字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篇重要的评 论文章——《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很可能也是 提供参考。 2011?01 文本阐释 ll文艺评论93万方数据 起到了“定调”的作用。 其中之一，后者撰于1980年5月20日。?恰恰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宋士汪曾祺触及了“与某作家谈 杰—,个独特的典型》两篇，编者似依原稿编沈从文”的事:“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小说家对沈 人《全集》，对其发表出处未加调查，故此系年失 先生的小说存着偏爱。他今年春节，温渎了沈先 据。实际两文分别刊于《人民戏剧)1980年第生的小说，一边思索一个问题:什么是艺术生 lO 期和1981年第1期，成文日期也大致可命?”这和《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中所云“春节 考。这 前后两信均收到”完全吻合，更加坐实一个推 种未免“轻率”的处置，证明编者大大 低估了这 测:《与友人谈沈从文》撰于1980年春、稍早于 两篇谈戏文章的重要意义。下面的 推考或许能 凸显它们的本来价值。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不过20世纪80年代 初期出版的几种重要选 集中均未见收录这些篇 这两篇的撰写都与1980年的“全国戏曲 剧 目工作座谈会”有关。该座谈会由中国戏剧家协 章，是否发表或收录于别处尚待考。 编年既定，那么这一组文章的特别意义也 会、文化部艺术局、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 就显露无疑了。作为沈从文艺术衣钵的继承者， 研究所联合召开，从1980年7月12日直 31日，参加会议的有29个省市区的二百汪曾祺对乃师始终虔敬如一，艺术上更是褒扬 开到 多位戏 无余。鉴于沈从文在解放以后的处境，汪曾祺自 曲工作者。当时的报道称“会议的中心内容 是回 顾三十年来戏曲改革的历程，三年来 然也不便公开表达这种态度。仅有的一次例外 剧目工作的经验，肯定成绩、探讨当前存在戏曲 是1957年五、六月份，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大胆 的问 放言“写文学史是个复杂的工作，已出版的几 题，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戏曲事业”。?座谈会 发言 本，都有教条主义，往往以作家的政治身份来估 陆续在相关报刊发表，《人民戏剧》也从 第8期 价作品。对沈从文先生的估价是不足的，他在 开始每期发表几篇，汪文排在第ll期。 《危机》 1930年写了三、四篇同情共产党人受迫害的文 称“京剧的确存 在着危机 从它和三十年来 章，他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简 单的对待，应该重 的其他文学形式新诗、小说、散文的成就特别是 新研究。”?其时沈从文的处境稍有改观。所以当 近三年来小说和诗的成就相比较来看，京剧是 很落后的”，话题完全和座谈会吻合。显然汪曾 20世纪80年代之初，文艺空气渐暖，沈从文被 出版界“重新发现”、即将复出文坛的时候，汪曾 祺出席了这次全国瞩目的、马拉松式的大型座 谈会。因此可以断言，《危机》系座谈会上首先发 祺兴奋之余重提旧念，及时地用“零零碎碎的文 字”写下了对沈从文的评价，以正视听。这几篇 表。而《典型》一文中有“在去年的全国剧目工作 文章满怀激情地广泛论述了沈从文的思想、为 会议上，有一个省的代表介绍经验 ”之语， 人、艺术成就与价值，激烈反驳了一些“流行的、 又发表在1月号杂志上，则其定稿必在1981 1月。 年 轻率的说法”(如说沈从文是一个“没有思想”， “没有灵魂”，“空虚”的作家)，甚至不无 激愤地 众所周知，1976年以后，作为京剧编剧一度 质问“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一 走红的汪曾祺，因受审查而在文坛消隐两年多。 样)TF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 1979年开始“复出”，但他的复出不是直接回到 论争史，文学派别史。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排除各 戏曲界，而是重拾了十几年前的“旧业”，试探性 种门户之见，直接从作家的作品去探讨它的社 地撰写发表了几篇民间文学论文和小说。而在 会意义和美学意义呢?”置诸20世纪80年代之 戏曲界的复出则要滞后一些——就在“剧目 座 初，这不啻是振聋发聩之问。汪曾祺是“沈从文 谈会”之前仅仅半年，即1979年12月13 日，中 热”中的核心人物，此后他写下了关于沈从文其 国戏剧家协会召开了“京剧艺术座谈 会”，首都 人其文的很多作品，有不少已成为当代散文或 京剧界著名演员、导演、京剧教学 工作者40余 文学评论的经典之作。这一切都是在实践他 人参会，那时汪曾祺还榜上无名， ?虽然按照影 1957年所倡导的“重新研究沈从文”的宏愿，无 响来说他是不应该缺少的人物。 因此，半年之后 意间也暗合了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如果考虑到 获邀参加“剧目座谈会”并连续 发表《危机》与 上述几文的写作时间，我们就更加认清:汪曾祺 《典型》两文，标志着他在戏剧 界的复出，也标志 这几篇文字，在相当程度上为重新评价沈从文 着汪曾棋头上某种无形禁锢万方数据 的消失和文艺活动 art and ctiticism 1?01 94『文艺评论。Inerature j201 l{文本阐释 的全面恢复。这就是该两文的重要意义。正是从 露了消息:“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七十 岁了，写作生涯整整经过了半个世纪。”按，汪曾 它们开始，汪曾祺的戏剧活动又一次活跃起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若干篇戏剧戏曲方 祺1920年出生，70岁应该是在1990年。笔 者直 面的论文、演讲，并创作了八部戏——而之前这 觉该篇系对鲁迅文学院学员所讲，遂查 访了 位剧作家的全部作品总共才只有四部!另一方 1990年前后各届学员若干位。其中内蒙 古乌海 面，在历次戏曲讨论中，汪曾祺都是“唱衰”派， 作家、第六期进修班学员郑达提供的 《中国式的 他不断发表“杞言”，字里行间满含对传统艺术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一文证实了笔者的猜测。 的珍爱，以及对其当代命运的忧虑感、急迫感和 郑达在文中简要记录了汪曾祺为当期学员授课 使命感，所有这些，也都肇始于1980年之初的 的内容:“一上午三个小时时间，他讲了自己 创作历程、文学观点和”。对照《我的创 的 这两篇文章。 《关于(受戒>》和上两篇大致写于同一时 作生涯》一文，内容基本吻合。又蒙郑达先生见 期。该文的重要之处在于，正如文中所言，此前 告，鲁迅文学院第六期进修班时间为1990年 3 他还“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这一 月到7月，为期四个月，而汪曾祺是该班第 主讲作家。那么该讲座应该作于此间当五个 篇就几乎是汪曾祺第一次“夫子自道”，故成为 可确 证。 最常被人提及和援引的一篇。惜乎它也被编者 列入“未编年”。其实写作时间不难确定。它发表 第六卷“未编年”《严子陵钓台》一篇没有系 年月，亦未见发表于任何报刊。1992年10于《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2月3日出版)。 月出 此前，《受戒》发表于《j匕京文学)1980年第10 版的《蒲桥集》收了此篇，或许这就是初 次问世。 期，引起文坛轰动，《小说选刊》迅即转载，并邀 文中说“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 因 此，友人约 请作者写了这篇创作谈。显然成文当在1980年 作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显然 是到过桐庐之 末或1981年初了。 后所撰游记。又文中少有对桐庐美景的直接描 绘，而是多引文献，议论严子陵事迹，故不似游 《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文，简单论列中国现当代作家所受传统文化影 历期间即兴作文，而是游历后回京不久所作。桐 响，以常识性介绍为主。从行文口气判断是对不 庐之行的时间就成为关键。按浙江应算汪曾祺 了解中国文坛的人所作的讲话稿。1987年9月 足迹所至次数较多的省份，除了1947年在上 海 到11月，汪曾祺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保 教书期间曾往游以外，20世纪八、九十年 和温州籍作家林斤澜的密切关系，故代，因 罗?安格尔与聂华苓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查 有数次游 此间所写《美国家书》(收入《全集卷八》)可知， 浙。其中1991年秋的永嘉、苍南之 游和1995年 居美期间汪曾祺在爱荷华大学及东部各大学作 秋的瓯海之行，各种记述十分详 尽，唯桐庐之行 过多次演讲，其中11月上旬在三一学院和马里 少有信息，汪氏本人的其他文 章也绝少提及。目 兰大学的演讲即为此题。1 1月16日写给妻子施 前文献可征者，为何志云 文说:《赤子其人》驴一文。何 松卿的信中说:“在三一学院和Maryland讲的是 10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随《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在三一学 院讲的不成功 当翻译的系主任说英文稿翻 汪曾祺先生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桐 得很好，是很好的英文，问是谁翻译的，我说是 庐组织的笔会。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北京长 我老伴，他说:‘你应该带她来。’同样的内容，在 途，说沈从文先生去世了 第二天一 早，汪老来敲我的房门，眼睛红红的，手里 Maryland讲得就很成功。”?可见，该文并非演前 拿着一叠稿纸，说连夜写了篇文章，让我 临时写就，而是出国前夕，在北京就已撰成并由 施松卿译为英文的，时间或在当年8月顷。 看一看 文章的题目是《星斗其文，赤 《我的创作生涯》，文前文后没有任何标注 子其人》。说明。经查此文曾载《写作》 1990年第7期。从全 文章写得颇费心血，我一下子懂得何 文 内容和所提到的“关于写作艺术，今天不想多 以要花汪老一夜的时间了。文章当即传真 出去，很快就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谈，我也还没有认真想过 ”等用语判断，显 上然是一份讲稿。?至于演讲时间，文内有一句透 万方数据 2011?01 文本阚释【 II文艺评论{95 行文细节看，是应香港报刊约稿撰写的。?发表 先要指出，何志云的回忆略有失误。《星斗 于何处尚不清楚，但有一线索或可参考。1987年 其文，赤子其人》一文首发于《人民文学11988年 第七期，而不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而且，无论 汪曾祺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系经香港转 从行文口气(“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 机。查当年8月31日香港家书，有“到港当 日， 美国电传来一副挽联。”)还是文章规模看，都不 即买了一块CITIZEN石英表，二百七十 五港元 可能是接到噩耗当晚的急就章。这个误记引起 这是用大公报的稿费买的”。?是 公报》所发正是这三篇文章，因否香港《大 了一些讹传@。真正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资料不便暂未确 的是较短的《一个爱国的作家》一文(文末注写 证，尚待进一步查考。于 1988年 上述考辨，端赖文献，坐实者已占“未编年 5月15日)，当月20日见报，何文所 指的那篇急就章当是此篇。不过，沈从文逝世于 部分”的三分之一。若再详加考索，并辅以手稿 1988年5月10日，若果系汪在沈逝世当天就 纸墨字迹、知情者查访等其他手段，相信多数篇 章的系年是能够解决的。 接到噩耗且连夜撰文，那么日期又差了五天; 有一个可能是汪在文章电传出去后又作了改 《全集》误编年诸篇辨正举例 动，因把成文日期写作15日。不管怎么说，我 们据何文可以推知汪曾祺的桐庐之行在1988 编年体《全集》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以创作 年 5月。@显然，《严子陵钓台》的成稿时间也当 时间为准还是发表时间为准?目前《全集》处 在此后不久。 理 方式不统一，有的按写作时间，有的按发表时 《戏曲和小说杂谈》只标“根据讲话整理”， 间。如《鸡鸭名家11947年初写成，1948年六 卷 未注原发地和出处。实则该文刊于《山东文学》 三期《文艺春秋》发表，《全集》收入1947年 下。 1983年第11期。据该刊9月号报道，当年四月，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是1987年访 山东德州举行文艺创作会，邀请北京市文联的邓 做演讲并追记成稿，发表于1988美期间所 友梅、从维熙、林斤澜和汪曾祺讲课。经各主讲人 《文艺报》，@《:全集》收入1987年3月16日 审阅后的记录稿从第9期开始陆续刊发。@ 年下。编者又似乎 遵循一个潜在原则:尽量按写 作时间编年。这个 原则是对的，这也是许多成熟、严谨的作家全集 《香港的鸟》一篇提及在港与艾芜、张辛欣 各有一段关于鸟的对谈，又说“临离香港，被一 的惯例。但《全集》编者过分依赖了现成信息，即 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 ”，显然 原文有写作日期的，按写作日期;没有日期而有 是香港之行后返京所作。汪上世纪80年代赴 发表时间的，则按发表时间;两者皆无，迳入“未 港、过港三次，与艾、张同行者唯1985年的6 编年”。其实，很多作年失记的文章，经查考后还 (10)月的香港之行。是次出游，乃随中国作家代 是能够确知的。兹以两例举隅。 表团访问香港， 同行者有艾芜(团长)、张辛欣、 古全集一卷收《异秉》，末记“一九四八年十二 华、高晓声等。@汪曾祺至少还有一文记此行: 月三日写成。上海。载一九四八年第二卷第十期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刊《光明日报》 《文学杂志》”，并据此排在1948年最后一篇的 1986年2月23日。《香港的鸟》作期必去此不 位置。查《文学杂志》，本文后只注“十二 月三日 远——1985年末或1986年初。《全集》收前者入 写成。上海。”则成文日期中的“一九四八 第三卷，后者却入“未编年”，又未免失察。 《全集》编者加的。不过这个年份是想当年”是 同法可以推论《菌小谱》的作年。文中说“我 然的结 果。因为当期《文学杂志》出版日期为1948年 3 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四十年”。按:汪曾祺于 月1日，写作时间决不会在此之后，那么所 谓 1946年7月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转赴上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写成” 当属误记。战后 “离开已四十年”。据此判断，该文写作时间为 汪曾祺在上海生活时间是从1946年年中 1986年。 1948年春，则本篇写作年份当为1946或到 1947 《<一捧雪)前言》，已见于第七卷《一捧雪》， 年。检视《全集》第一卷所收上海时期发表的诸 属重收之文，当予剔除。至于作年，彼处明确标 篇作品，确实有写成积压两年后发表者，但多为 注“,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记于密云水库”。 战事在昆明写作诸篇，殆因出版业困顿萧条、刊 万方数据 《寻根》、《水母宫和张郎像》、《坝上, --篇从行不易，战后京沪各大报刊元气恢复，才陆续面 and art c棚cism 06 1?01 5t'*Mm1文艺评论。眦otatum 1201 世。到1947年后，基本是随写随发。由此推断， 较分散，加之作家生性散淡，不记日记。这给著《异秉》最有可能的成文年份是 1947年。 作编集和系年造成一定困难，所以仍有很多作 《索溪峪》，刊《桃花源)1988年第l、2期合 品未入编者视野。笔者在研读过程中就陆续 发 刊。原文未注写作日期，因发表时间在1988年， 现二十余篇，其中多数系年比较清晰。佚文 故被收入《全集》第四卷，系于1988年下。后来 容另文论述，今从少数年代不清者中选详情 出一篇 文献意义较重要的文章一汪曾祺谈创作》， 略加考论。有学者据此附会，称1988年5月汪曾祺应邀参 会作湖南常德之游云云，毗是想当然尔。 《索溪峪》开头交代“五月二十六日，北岳通 《汪曾祺谈创作》载鲁迅文学院内部刊物 俗文学讨论会在常德召开，我应邀参加”，这是 《文学院)2004年第2期，公开出版则见于鲁 迅 省略年份、只提月日，这显系当年提笔记述口 文学院培训中心编《文学之门》，中国文联出版 气，即本文作于游索溪峪不久之后。查有关资 社2005年版。标题当为《文学院》编者代加。 料，可知被省略的年份为1986年。 要认识这篇创作谈的意义，首先要弄清楚 时任北岳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成德在2008 演讲时间。文章发表时作者已经去世七年，笔者 年曾记述道:“1985年我做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 询问鲁迅文学院当年负责编刊者。他已经记 起该讲座为何时所作。所以只能通过一些不 第一任总编辑，对于出版商来说，作家是我们的 线索 衣食父母。为了更好更多地联系他们，在1986 推断。 年夏我们在刚开发不久的索溪峪，即后来闻名 文中提及“我写过一篇杂文，题目是《口味、 遐迩的张家界开了个座谈会、神仙会。记得有汪 耳音与兴趣》”。所提及的这篇杂文见《全集》第 曾祺、浩然等名作家 ”?又据北岳文艺出版 四卷，题名为《口味?耳音?兴趣》，和另两篇合起 社主办的《通俗文学选刊)1986年第4期报道， 来总题名《吃食和文学》，发表于1987年第 l期 会议召开时间为当年5月25日至6月1日。? 《作品》。文后标注写作日期则为 1986年8月12 那么，本文成文于1986年、发表于1988年就很 日。提“写过”而不说“发表 过”，暗示作此演说时 文章(可能)尚未发表，则清楚了。事实上是次索溪峪之游催生了汪曾棋 可推断演说时间可能 在1986年8月12日至1987年第1期《作品》 的不止一篇文章，如《猴王的罗曼史》(收《全集》 出版日期之间。 四卷)。不过后者文末缀以“一九八七年三月二 十一日追记”。这更反证了我们 文章又提及“最近我发了一篇《安乐居》”。 关于《索溪峪》成 文时间的推断:事后即刻行文，省略年份未为不 按:据《安乐居》标注的日期，该篇写作时间为 可;凡长时间以后的追记，则必详缀年月。@ 1986年7月5日，在当年10月份妇匕京晚 报》连 载。则演说时间在1986年底或次年初。 包括 《全集》收录作品应尊重原来面貌，这其中 成文日期。作者原稿或初次发表稿所缀日 据鲁迅文学院孙吉民先生代查《鲁迅文学 院大事记》@后告知，汪曾祺受邀讲座，见载于 期、地点等附言，都是原作的组成部分。编者为 读者方便计而加添加、修改的信息以及所作的 《大事记》者有四次，第一次是1986年10月 11 日开班的第十一期，其他三次分别在1991说明，要在形式上和原作区分开来，务勿使人产 年、 1992年、1993年(似漏载上文提及的生误会。显然，《全集》在这方面值得商榷之处所 1990年那 次)。根据上述推测，虽具体日期尚不得而知，但 在多有(在此不一一讨论。 本演说必作于1986年lO月11日开班的那次 <全集>佚文系年举例 进修班，已无可怀疑。 《全集》收录的谈创作问题的演说、讲座类 《汪曾祺全集》佚文为数不少。解志熙、李光 记录稿达十数篇。与它们相比，这篇《创作谈》的 荣等辑佚篇目发表后，极大丰富了人们对汪的 文献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篇幅认识。解、李所刊布者，均为 20世纪40年代作 长， 全文7500字，是所有演讲中最长的一篇。品。由于年代渺远，报刊存世稀少，其文献价值 其次， 内容全面、系统。全文围绕作家的类自不待言。至于其解放后的作品，由于时代尚 型、应读的 作品、必备的素质、人物塑造、语言近，按理佚失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新时期以来汪 万方数据 结合自身创作实践作了详尽阐这几个问题， 曾祺创作数量大，约稿报刊种类庞杂，发表地比 述。之前的几篇 讲稿，如《道是无情却有情》、《美学感情的需要 凡此情形，编者为存其真相，当慎于妄改。 和社会效果》、《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但有义务指出错误所在，以免讹传。当年鲁迅 都是不成系统的“漫谈”，即兴而发，随意性大。 《风波》“十八个铜钉”留下小小漏洞，编者乃不 惜征引文献郑重加注，告诉读者应为“十六 只有《小说创作随谈》较为详尽(1982年作)，但 分量上仍为不及。相较之下，《创作谈》是有备而 个”，@足称编坛佳话。《汪曾祺全集》编者于此 类细节不暇以为，未免遗憾。 来，不仅铺展的问题全面，而且材料也翔实，大 段引文都准确无 误，决非即兴提及。第三，观点 还有几个和系年相关的编辑问题，一并提 和材料都有他篇未及的独到之处。汪曾祺曾多 出。次提到过沈从文提醒他的“贴着人物写”这 一原 其一，编年《全集》应以写作时间为准，但发 则，对这个原则的阐释以本篇为最深入。又如提 表情况也应力求准确注明。有时一个作品发表 出了“作家与人物的三种关系”这样独特的命 多次，或被转载，则应以最早刊发时间、版本为 题，也是别处未见的。此前的讲稿中，最为系统 从。转载刊物不能当做原始出处，更不能当作编 是《小说创作随谈》，它侧重生活、思想、结构，而 年依据。例如第六卷中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 于语言和作家素质问题则未及详说，此篇则正 翠微——小说回顾》(1993年作)，文后标明 “载 好展开。可以说，《创作谈》与《随谈》内容互补， 一九九四年第三期《小说月报》”。实际该文 两篇合观，既是汪曾祺个人创作经验的全面总 最早 刊于《小说家))1993年第6期，人集时显 然当以 结，又足成一部有特色的创作论。此后汪曾祺又 后者为准。个别未刊稿也应加以说明，如 “据手 做过数次讲演，但如此系统论述的几乎再也没 稿刊印”或“未发表，收入某书”等。有过。 其中分量较重者有《中国文学的语言问 其二，《全集》把作者为之前各作品集所作 题》(1987)、《文学语言杂谈》(1987)、《我的创作 序跋统一按编年收入散文部分，国这无可非议。 生涯》(1990年，见上文考证)、《小说的思想和语 但像《桥边小说三篇后记》(被单独收入第三卷) 言》(1991)、《思想?语言?结构》(1993)诸篇，差 这样的，发表时正文与后记是一体的，似不该和 不多都是对此二篇的延伸。 原作拆离。 其三，诗歌部分宜扩大容量，全部列出。现 汪曾祺原文中的年代错误并附论相关编辑问题 《全集》第八卷“诗歌”部分收新、旧体诗歌18题 作家偶有笔误或抵牾。在所难免。汪曾祺年 88首，远远不是汪氏诗歌作品的全部。仅在汪曾 代上的误记可举两例。 祺散文中自己所引用、提及的诗就有百十首。味 编者原意，似乎是凡汪氏自己引用过的都不再 年，《米线和饵块》(全集五卷)提及“一九八六 我重回了一趟昆明”。按:“一九八六”当为 单列于“诗歌”部分。这样做的结果是“诗歌”部 “一九八七”。从1946年秋离滇后，直到1987年 分实际成为汪氏诗歌中一小部分，无法反映其 汪曾祺才借参加中国作协云南访问团之机，首 总体面貌。甚至堪称其诗歌艺术代表作的(如 次 重访昆明这座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当时 《昆明的雨》)，和对认识作者思想进程有重要价 情 事，文献足征，汪氏别处也曾准确提及。@《米 线值的诗(如《七十抒怀出律不改》)都不见收于 和饵块》作于1990年，显然是下笔时对四年 此。如此做法殊为不当。首先，多数诗歌是独立 前 的滇游记忆有误。 作品，原本不是在文章中发表出来，而是单独发 第二例出自笔者发现的佚文《好人?平 表的，有其自在价值。其次，全书小说、散文等均 安——马得及其戏曲人物画》 (见《人民日报?海 为编年排序，而文中含藏或引用的诗歌却无时 外版))1999年7月23日第8版)中。文章开头云 间规律。如此一来，虽然“诗歌”部分的诸篇 “1991年秋，参加泰山散文笔会，认识苏叶。苏叶 编年了，而作为全体的诗歌却等于没有貌似 编年展 是个很聪明的女作家，长于闲谈，时多俊语。她 示。在汪氏创作生涯中，诗歌是一个重 要方面。 学者金实秋编《汪曾祺诗联品读》一不止一次和我谈起马得。”按，泰山笔会时间当 书在搜集佚 为1991年夏天。笔会以后，汪有《泰山片石》25 作方面多有贡献，共收诗近200 首(仍有遗漏。 一文记行，文末标注“一九九一年七月末，北京” 绝大多数都可以系年)，更从数量上还原了诗在 字样，即为明证。 汪氏文学写作中的地位。因此按编年顺序展示 art and criticism 98 1?01 I文艺评论。万方数据literature f201 l|文本阐释 其诗歌总体风貌，既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 微妙消息之时，常常能为我们认识对象提供新 的。 的视角。因此，一部严谨的、有文献可靠性的作 前辈论学，常标举“文献学与文艺学之结 家全集实在难能可贵。本文敢冒“{豆订”之讥，粗 合”的重要性。@文献学在古典领域中向无人敢 陈管见如上，冀能引起注意，并望新版《汪曾祺 于轻视，现代文学界亦渐有相当重视，唯在当代 全集》能在已有基础上臻于完善，真正做到文献 文学中仍每见轻忽。这是一个遗憾。其实，当代 意义上的全面、严谨、可靠。 文学同样有赖于文 【本文为教育部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汪曾棋与现代抒情小 献学的助力，特别是当文献 说”阶段成果】的真伪、作年、面世、删削、异文等情况能够透露 I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 ?《大家》，2007年第2期刊发“汪曾祺早期佚文一 年，见《北京晚报12010年2月1日第43版。虽 组”;《十月)2008年第1期“汪曾祺早期作品拾遗”， 文无大涉，仍附注于此以便查考。 解志熙辑;与汪 ?高晓声《杯酒告别》一文将此行记为198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汪曾祺初期小说四篇”，李光荣辑。 记。见《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误 第 63页。?沈集出版情况，参见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收《从 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 @《汪曾祺年表》，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第 290页。 ?《芙蓉》， 1981年第2期，收《汪曾祺全集》第三卷。 ?《:寻根》“我是苏北高邮人。香港大概不少人知道高邮 ?《文艺报》，1957年第ll期第3版。“三十年”疑为 出成鸭蛋 ”;《水母宫和张郎像》“香港人吃的水 “三十年代”之误。 一部分是从大陆送过去的，你们有没有兴趣听听大 陆的土著编制出来的关于水的故事”;《坝上》“香港 ?《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重要讲话》，见《人民戏剧》 入知道坝上的大概不多，但是不少人知道口蘑”。 1980年第8期。 ?《:汪曾祺全集》第八卷，第 99页。 ?见《人民戏剧)1980年第1期“京剧艺术向何处去” ?见报稿题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 座谈发言“编者按”，其中详列了参会人员名单。 ?《汪曾祺诗联品读》，金实秋，第239页。 ?《全集》第八卷，第135页。 ?《我为浩然看手相》，张成德，见作者个人博客，2008 ?但文中又有“我于此别有说焉”之类书面语色彩甚浓 年03月26日发布:http:,,blog(sina(COrn(cn,s, blog_516 315220100807m(html?retcode=O 的用语。似乎说明事先已有书面稿，或记录稿经作者 手削过。 ?见当期杂志封二、封三“会议剪影”栏目报道。 ?《镇江日报》，1992年3月2日。 ?1992年出版的《蒲桥集》本篇只记“3月21日追记”， ?《北京文学》，1997年第8期。 无年份。则《全集》收文中“一九八七年”字样或为作 ?如金实秋释《寿沈从文先生八十》一诗，即沿袭何志 者后补。 云的错误信息。见《汪曾祺诗联品读》，大众 文艺出版 @鲁迅文学院内部印刷。 社、新华报业图书编辑出 ?参陆建华《汪曾祺年谱》本年，《汪曾祺传》，江苏文艺 版中心2009年版，第63 页。 出版社1997年;吴然《永远的汪曾祺》，《永远的汪 曾 @何志云另有《有一个汪曾祺》一文述及此次莅浙(未 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62页;汪曾祺 我游踪五十年》，《全集》第五卷，第156页。 《觅 提时间)，其中明确提到了游严子陵钓台一事。见《你 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粼全集》第五卷。 ?1983年北京市文联作家赴外省讲课甚多。汪文中提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75页注【4】。到“来这里之前，林斤澜等几位同志到山西去了一第 趟，到了洪洞县。林斤澜对我说 ”林斤澜一行到 ?但有时不把正文与附文拆分，而是重收，如上述《一 捧雪》及其“前言”。日。林斤澜、邓友梅、从维熙、刘 山西，《山西文学大事记》有记载，“1983年4月11 绍棠、刘心武应省作 协邀请。来并作专题?《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程千帆，见 《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月报告。”见《山西晚报)2009年1 9甘第3版。此事从维熙《杯中往事》误记为1982万方数据 文本阐释||2011?01 I文艺评论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