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社会心理逆反心理

如何消解社会心理逆反 如何消解社会心理逆反     在心理学研究中，个人心理逆反是一种“因妨碍具体行为自由的规章制度或要求而产生的厌恶情绪反应”，而社会心理逆反则反映了“个人意志被剥夺和限制时极端反向的情绪表达和整体社会心态表征”。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因受各种刺激，对社会现实产生从怀疑、抵触到否定、对抗等消极情绪。当这些消极情绪大量弥漫于不同阶层的各个群体，成为一种普遍心理现象时，就会对社会发展稳定产生明显的消解、破坏等反作用。     在当今中国，作为社会心理逆反的重要表现，谣言传播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社会现象。中国社科院对2012年中国谣言传播作出研究分析，认为谣言在中国社会舆论场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逐渐进入“新”谣言时代。透过这些大肆传播的谣言，折射出的是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社会信任和社会伦理的不断恶化，是中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恐慌，这将会加剧中国社会的断裂，造成社会成员之间联系松散、信任匮乏、矛盾重重。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社会心理逆反现象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在社会心理逆反现象的基本原因方面，多指向西方意识形态、多元思想文化、民生热点问题和社会转型期等。笔者认为，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特别注意，如：不良官员影响。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官本位意识强、群众观念淡漠，这些人虽然只是干部队伍的一小部分，但其社会关注度高，容易造成干部群体的信任危机，社会信仰缺失。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思潮、文化产品、生活模式等大量涌入，中国传统的文化信仰、价值判断遭遇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挑战，是非对错界限逐渐模糊，社会大众无所适从；主流媒体式微。随着我国网民人数的日益膨胀，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长期以来作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主流媒体，对社会心理的引导和稳定作用出现弱化；网络技术催化。互联网是兼具信息发布功能、舆论传播功能、社会动员功能的聚合器，各种社会问题、丑恶现象、低俗文化、消极情绪在网络广泛传播，社会心理不断接受强烈的负能量刺激。     社会心理逆反现象源于社会现实，却未必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具有能动的相互作用。社会心理逆反的实质是人们对主流社会文化特别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不信任感。如果能够对症下药，从培育诚实互信的社会文化、塑造公正爱民的政府形象、建设权威可信的主流媒体切入，就可能消解社会心理逆反，引导其走上健康轨道。     培育文化凝聚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社会和谐、民族强盛的底蕴和内涵。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精髓，由情入理地阐释并重构当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将之内化到人们日常行为举止、社交礼仪、语言文字中。由于传统文化依赖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已基本不存在，很多现实问题需要从文化和习俗的源头进行梳理，因此要注意形成与社会发展、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风尚，大力培育并推广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发展的源头在学校，学校教育是个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学校教育会培育更多积极健康理性的公民。文化发展的传播靠媒体，因为传播决定影响，传播能力越强大，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越能广泛流传；文化发展还需要领导带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有领导真带头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文化发展才真有生命力和推动力。     维护政府公信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把中国带入网络时代，为群众监督政府提供了技术手段。各级政府要适应网络时代特点提升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手段，塑造公信爱民的政府形象。要提高执政透明度，凡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都应按照社会舆论规律主动发声或按照法律规定允许公民查询。要提高执政权威性，发布施政留有余地，逾期不能兑现的要情况，不能搞“鸵鸟主义”、避而不谈。面对社会监督要谨言慎行，多说真话实话、少打太极推手、不玩文字游戏。要完善民意民愿民情的收集处理和反馈机制，不能忽视拖延、积累民怨。要加强党员干部管理，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出手，变事后查处为事先预防。     提高媒体引导力。有什么样的新闻观就有什么样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体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围绕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要以新闻真实为生命，新闻媒体只有保持内容生产的权威可信，才能掌握对新媒体的优势，在舆论引导中抢占先机、领先一步。“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以新闻工作作风建设为基础，一些媒体面对生存压力，把赚钱作为首要目的，把媒体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有偿新闻、形象广告，甚至对采访对象进行新闻敲诈，发布失实报道，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对媒体公信力伤害很大。要以传统媒体战略转型为突破，因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实现共赢的，传统媒体领导者要善于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努力探索全媒体采编创新点、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培育网络时代赢利点，使传统媒体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会信用体系，怎么建 陈恒 邱玥 《 光明日报 》（ 2014年01月30日   13 版） 央行“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会议原则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把社会各领域都纳入信用体系，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金融等重点领域更要加快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究竟该怎么建设？有哪些问题需要破解？   1、我国信用体系怎么样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普遍出现，情况比较严重。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制假售假、欺诈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另据有关研究机构数据，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0.25%至0.5%的水平；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仅50%。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目前信用缺失仍是我国发展中突出的“软肋”。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术不端等屡见不鲜，广大企业和公众深受其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改善社会信用状况。       一般认为，诚信体系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诚信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雨本指出，市场诚信是社会诚信中最普遍、最重要，也是出现问题最早、最多的部分。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源头也在于市场诚信的危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来，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备等原因，致使市场各类信用危机严重。尤其是市场诚信危机转入社会其他领域之后，商业机会与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学术权力等耦合牟利，易于滋生政治与学术腐败，导致政务、司法、学术失信于民。因此，市场诚信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       “以身份证和组织代码为基础的公民和企业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对社会信用进行全面掌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军鹏说，“这套制度可以防止一些不良企业及个人反复发生诈骗、污染等行为。这类企业一旦信用出现问题，其法人代表就等同于进入了黑名单，想再创办企业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国的征信体系已初见雏形。从2004年起，央行牵头搭建了“金融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目前这一数据库已收录超过1800万户企业和8亿多人的有关信息。此外，工商、税务、海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也都零星地存有公民或企业机构的某一方面信息记录，或者分头建立了某一类信息的整合平台。       但是，“我国当前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而广义的信用体系应当包括与公民或企业诚实信用原则有关的一切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未来需要把有关社会主体诚信的各个方面，包括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工商登记、税收缴纳、工资支付、社保缴费等都纳入诚信体系建设中，实现诚信体系从碎片化到完整统一的过渡，降低整个社会的诚信风险。   2、从哪儿能打开突破口       2013年12月24日，无锡人流量最大、最核心的商业圈“三阳广场”一处LED大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组“老赖”名单和照片，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围观。这是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首批被“挑中”亮相的老赖有88名。巨幅显示屏上有身份证号、照片，欠款额从几千到近亿不等。名单晒了不到一周，就有一名老赖主动找到债权人，提出马上还款，请求消除自己的“大头照”。       在企业界，想要了解一家企业的信用状况，最有力的信息就是在银行登记的信贷记录、付款记录、财产抵押情况、法院诉讼情况，而了解这些信息对于国内单个企业来说难度太大。目前，央行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贷登记系统，只对银行开放，其他企业和个人无法查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新年表示，目前，我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对企业、个人实行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内，均获有大量企业、个人的资信信息，由于体制的原因，现在信用信息多掌握在各个部门，这些部门建立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诉讼记录等。       近年来，许多省市都构建了自己的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但是，“地方主要立足于本区域信用数据进行的信用系统建设，容易形成信用市场壁垒，同时，还会造成多重技术，不利于信息共享，造成资源浪费。”陈新年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建设，它涉及政策、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和金融、法律、税收、工商、海关等很多部门和市场培育，包括一系列软硬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需要全社会的配合，而目前尚没有一个部委在抓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协调和管理工作。”       美国制定了16部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信用信息采集、加工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在我国，虽然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施行，但整体上全国性的信用立法仍然严重滞后。       王雨本表示，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于市场诚信立法。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规范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慈善等行业或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事务诚信，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诚信整体缺失的问题。市场信用立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立法培育信用市场，规制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征信活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将市场主体履行义务的情况以信用信息的形式向社会或特定人披露，由此鼓励市场主体诚信交易，淘汰失信行为人，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3、哪些问题要格外注意       2013年12月17日，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联合35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北京发起“诚信经营·阳光服务”倡议。该倡议提出房源信息真实可信、公开服务收费标准、保护客户个人信息、依法依规承接业务、及时受理纠纷投诉、规范经营服务场所6项承诺。此外，还号召经纪机构结合自身特点阳光服务，探索推行对利益受损的客户先行合理赔付等交易安全保证措施，提升行业整体形象。       经验显示，除了政府牵头建设信用信息库，行业协会和商业征信机构也将成为征信市场内的重要力量。刘俊海说，政府打造的统一信息平台和商业征信机构开发的分类信息平台可以做到相互补充。       在美国，企业和民众重视对信用产品特别是评级结果的运用，为信用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有大量法律在保护隐私权。陈新年说，政府的推动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通过制定政策、立法，协调有关部门开放数据、组织建立统一的数据检索平台、培育信用市场主体等方面。由于现阶段信用数据的采集和开放是制约信用市场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障碍，占有这些信用数据的行政管理部门如何开放这些数据，是无偿地对社会开放还是部分有偿地开放，是全部对社会开放还是只对中介机构开放，抑或是部分对社会开放部分对中介机构开放，是以立法形式强制性开放还是以其他方式开放，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应以全国数据交换中心为基础，以信用中介机构为主体，以行业协会自律为前提，以信用管理法律为依据，在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下，建立健康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本报记者 陈 恒 邱 玥）       他山之石   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驱动型模式       又称公共模式，多借助于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强制金融机构定期将信用信息数据提供给公共信用登记系统。   美国、加拿大、英国：市场驱动型模式       又称民营模式。征信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来收集、加工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为信用信息的使用者提供独立的第三方服务。美国目前有400家左右的消费者信用调查机构。   日本：行业协会驱动型模式       又称会员制模式。行业协会建立征信机构，并从事征信业务，实行会员制。日本银行协会建立了非营利的银行会员制机构（日本个人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对消费者个人或企业进行征信，会员银行可以共享信息。（陈恒整理） 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促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何艳玲 《 光明日报 》（ 2014年01月20日   11 版） 强调社区的自我管理、推动实质性社区的发展，是新一轮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图为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社区居民服务，该中心将社区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加以集纳、整合，以求归还社区的自治功能。 图片来源：重庆日报     “改革”与“市场”，无疑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键字眼，而“治理”的出现，则成为整个报告的亮点之一。这几个词涉及到当下中国一个非常紧迫的命题：在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过程中，如何通过社会治理体制等各项具体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优胜劣汰是市场的本能。如果说市场会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原因并非市场有错，而在于我们并没有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未来更加深化的市场改革中，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变得非常重要。这一建设指向三个基本任务：一是在政治层面，完善政治协商机制，通过程序来强化公共权力责任，以应对社会压力；二是在行政层面，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直接回应社会需求，消弭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过度悬殊的利益分化；三是在国家与社会交界处，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便利，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和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社会治理体制的提法强调的是多元化手段的使用，强调的是双向对等沟通。在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政府、市场、社会将构成良性合作关系。因此，与带有一定管控意味的社会管理体制比较，社会治理体制更关乎“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全新的社会治理概念背景下，新一轮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有几项重点工作需要特别指出：      重点一：启动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在以往的改革中，我们经常说经济政策，很少说社会政策，原因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做大蛋糕”，但今天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则是“分好蛋糕”。事实上，随着市场化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未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如此，一些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还有所加大。为此，我们必须导入“社会政策”视角，重启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并进行专业化的、精细的社会政策设计。显然，新的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是三中全会报告所折射的理念。      重点二：推动实质性社区发展。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但在我国改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并不是扮演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色，而是主要发挥着国家管理单元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区的功能。这其中，要强调社区的自我管理。当然，社区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社区不属于公共管理的范围，比如商品房小区的公共安全也属于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而重要的是，在政府供给的同时，社区也可以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补充供给。如何发挥社区的这种自我管理功能，需要社区居民具有充分的社区精神和志愿精神。      重点三：关注业主议题及其相关的社会冲突。在中国住房改革之后，国家不再直接参与房地产领域的分配活动，城市居民得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住房需求选择住房，“业主”一词渐入人们视野。从制度层面来看，业主议题不能再混同于一般的公民个体，而应该成为单独议题，并以此为基础理顺我们现有的各种相关法律体系。必须在物权法的精神下，梳理现有各种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完善对业主物权的保障体系，在制度层面上疏导可能发生的各种业主物业冲突。在邻避冲突解决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的是，必须在法律和制度上将各种具有邻避效应的公共设施列入决策过程中，不能再以模糊的“尊重多数人利益”而牺牲邻避设施所涉及的少数人利益。      重点四：大力发展基于家庭服务的社会组织。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纽带，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感情纽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将产生很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政府往往会由于公共服务能力的有限而无法回应，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则是最好的选择。对我国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这么多年，传统家庭互助体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并潜存着巨大的社会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家庭在社会转型中的需求，并对这类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重点五：推动有意义的公众参与。“有意义的公众参与”有三个特质：其一，公众参与是否有明确的公共问题指向；其二，政府是否有可能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参与方式并以此减少社会排斥；其三，这些参与能否形成某种实质性的结果。“有意义的公众参与”其实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打交道的诚意与技巧。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欧洲国家流行的卓有成效的公众协商方法包括：居民顾问团、焦点团体、居民意见调查小组等等，并以此促成了良好的政—民互动效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公众参与无论在正式文件还是街谈巷议中都是常被提及的术语，但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我们对除了投票、听证会以外的其他参与技术依然非常陌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      重点六：用社会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时经常重“堵”不重“疏”，重“处置”而不重“防范”，政治逻辑被直接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导致原本可控的问题往往以高昂的代价解决。当前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和谐社会也是存在冲突和分歧的，这些冲突和分歧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纾解并被社会所容忍。我们要有勇气并且学会用社会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这方面，基层党组织建设大有作为。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稳定体系建设研究”首席专家、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