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应对策略

大都市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应对策略 大都市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大都市正经历着重要的社会转型。随着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和增长,大都市的居住空间、就业空间、消费空间都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不同阶层人群居住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群体内的集聚和彼此间的隔离已经在多种尺度上存在。国外主要城市出现的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在我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上已有所反映。 　　一、/居住空间分异0的概念及其背景 　　通常,居住分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是指具有特定特征和文化的人群在城市中居住在一起从而形成特色邻里的倾向。分异现象反映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与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同质人群聚集居住、异质人群彼此隔离,形成了城市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也塑造了城市不同区域的物质生态景观。 　　历史地看,城市中只要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存在,居住空间分异就不可避免。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的前工业化城市里,城市的通勤手段以步行为主,家族作坊式的工作组织严格限定了从住所到工作地之间的距离,城市的居住空间往往以同心环状的形式存在:城市中心居住着贵族精英,最贫困人群居住在城市的边缘,而大部分职业不同且社会地位混合的人群居住在两者的中间。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的出现,城市的土地被用于获取可能得到的最高地租。低收入阶层只能居住在低质量、高密度的住房里,以便抵消土地租金的成本。与此同时,富人们迁移到位于城市边缘的新区位。从而,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为:穷人大部分集中在内城,而中产阶级和上等阶层则集中到城市的边缘,这使得前工业化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逆转。进入20世纪以后,基于高效的泰勒制管理(Taylorism)和福特式生产方式(Fordism),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美地区进入了福特主义的/长期繁荣0(Long Boom)或/黄金时代0(Golden Age),由于州际和城市间高速公路系统的大量建设,促使城市居住者由内城地区分散到低密度的郊区地带,而市中心逐渐沦为低收入阶层和外来移民的聚居地,居住空间分异进一步显现。 　　近20年来,居住空间分异现象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0(Time-space Compression)促成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这种转型相适应,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转变,进而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特别是萨森在对/全球城市0(Global City))))纽、伦敦和东京的研究后认为,全球城市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即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源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扩张,而是使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呈现两极扩张的趋势,从而形成/沙漏型0的社会结构。在萨森看来,形成这种社会极化的原因在于全球城市的制造业岗位减少,而服务业的增长超过了平均水平,城市主导产业部门创造了更多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工作岗位,中等收入的岗位却减少了。作为社会极化的空间后果,导致了/分裂的城市0(Divided Cities)和/二元城市0(Dual Cities)的出现。居住空间上也出现了极化的结构,其中,一极是城市精英阶层生活居住的高雅舒适社区,这类社区通过围墙、保安与外界隔离,形成所谓的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另一　　极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有色人种和外国移民在衰败的城市中心区密集居住。两类社区特征鲜明,空间上彼此隔离,居住空间分异明显。 　　二、我国大都市的居住空间分异状况 　　我国的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尽管还没有西方国家那样明显,但居住空间分异在城市的不同历史时期一直存在。解放前北京的居住空间有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0一说,就体现了达官贵人和老百姓的分隔;而老一代上海人眼中的/上只角0、/下只角0,也反映了旧上海高级住宅区和低级棚户区之间的差异。这一时期的居住空间差异,主要由社会地位和财富拥有状况所决定,居住空间分异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阶级和财富收入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也反映到住房分配领域。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土地无偿划拨制度,政府部门在划拨土地时,并不需要尊重土地的经济规律和区位地租的差异,造成土地使用在经济上的巨大浪费。同时,各种功能区空间分布紊乱,工作区和居住区混杂,前面是厂房或办公用地,后面是住宅区的现象极为普遍,形成了单位大院式的居住空间格局。这个时期的居住空间差异,在城市形态学上主要体现在新建单位大院与旧式住宅区之间的区别,反映的是住宅主人的单位性质和身份地位的差别,而财富和收入的差别在居住上的反映并不明显。 　　改革开放以后,不同社会群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个人财富和收入状况为标尺的新的社会分层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城市住房市场的逐步建立,在塑造城市空间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城市土地利用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无偿划拨逐渐转化为有偿使用,土地竞标、拍卖成为最主要的利用形式。政府也从计划经济时代不尊重土地经济规律,转变为强调级差地租、用土地收入来实现/经营城市0的理念。这一时期,以财富持有状况为基础的居住空间分异开始出现,家庭收入差异成为城市不同阶层分区居住的直接诱因。以上海为例,伴随着土地批租、大规模住房建设、城市旧区改造以及市内人口的迁移和外来人口的流入,不同阶层人群的居住和消费差异渐趋明显。[13]城市高收入者普遍居住在市中心的新建豪华社区以及城市边缘地带的别墅区;社会白领等中高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轨道交通干线附近的新建商品房社区;一般工薪收入阶层大多分布在单位分配获得的公房社区内;低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旧城区;外来民工群体则在城乡结合部租借廉价私房或搭建棚户居住,并且按照来源地和职业相对居。同质社区在住房价格、物业管理、周边环境等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异质社区之间则差别明显;而且,由于受计划经济时代居住空间布局的影响,市中心高档社区往往和中、低档社区毗邻,这使得城市生态景观差异显著。 　　三、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 　　近几十年来,相关研究通过对西方国家主要城市的因子生态分析,揭示出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城市中,居住分异主要是受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3个因子的支配。而且,即便在输入变量和采用的统计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维度68也表现得很一致,并且有证据显示这些主要维度至少会在20到30年的时间内保持原状。对中国近20年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居住空间分异原因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影响西方国家主要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中的家庭因子和种族因子,在中国表现得并不突出。在当今的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日益趋同,核心型的/三口之家0越来越多,种族鸿沟远不如西方国家巨大,在此情况下,日益扩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就成为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历史上城市居住空间格局的延续、政府在城市居住区建设中的规划发展指向,都成为形成新的居住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在形成居住空间分异的诸多原因中,社会分层和收入差距在土地区位级差的引导下,直接作用于居住空间的选择上。在2002年的一份有关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权威报告中,根据职业分化情况和3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研究者明确提出了现今中国存在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虽然社会阶层和社会等级的划分并不完全依赖所占有经济资源的多寡,但不同社会等级在经济资源的占有上仍然存在显著差距。特别由于中国社会尚未形成/两头小,中间大0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因此,社会上层和中下层、底层的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已达到0146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º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主 　　要表现在居住空间和消费空间的不同。高收入人群由于具有较高的购买力,在选择住房时对地段、周边环境和物业服务等都有较高的。而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直接表现为/优质优价0的原则,这样,具有较高购买力的高收入人群能够承担起城市优质地段的房价,而低收入人群则只能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选择地段相对较差的居住区位。这种以收入状况和支付能力为标准的筛选机制,使得我国的大都市居住空间结构与国外明显不同。西方国家高收入人群一般居住在郊区地带,而市中心的内城地区由于衰退败落,往往成为低收入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聚居地,但是,我国由于大都市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状况尚不完善,因此,市中心的地段相比外围地区要繁荣便捷,从而形成了高收入阶层人群主要在市中心居住、低收入人群迁往城市边缘居住的景观。 　　政府/城市经营0的理念是加速居住空间分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国家是城市土地的唯一合法所有者,国家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和城市规划管理局,来实现对土地的管理和支配。政府的规划决策对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政府部门利用自己的规划权力和投资权力,可以决定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划分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走向布局,从而引导房地产商的投资决策。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土地批租逐渐成为大城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城市经营成为各级政府的热门话题。按照城市经营的理念,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观念重新认识,城市公共资产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把能够推向市场的排他性项目尽量推向市场,走社会化、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的路子。[16]对政府来说,土地是城市经营的最大一块资产,充分发挥土地的级差效益,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极大的好处。因此,通过土地竞标和拍卖,发掘土地潜在的市场价值,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另外,从政府规划的动机看,由于追求中心城区的财富和形象效应,在规划住宅区时也往往把中心城区作为高档商品房的开发区域,而把拆迁安置房、一般商品房规划在城市边缘。这种追求土地级差收益最大化的思路,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 　　四、居住空间分异的社会后果 　　大都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直接后果是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居住的隔离和集聚。同一社区的居住者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社区的居住者之间则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居住空间的集聚和隔离既有正面效应,也蕴含着负面风险。 　　同质社区的形成有助于减少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并有助于加强社会管理,同时赋予特定社会群体更具凝聚力的共同声音。具有相同背景的人群生活在一个社区内,能够使群体之间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在生活需求、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等方面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社区居住人群在阶层属性上的相同,能够有效地减少社区内的冲突,产生大致相同的社区管理服务需求,在维护社区利益时更容易发出一致的声音。而不同类别的社区在空间上的隔离,减少了不同阶层人群因生活价值和文化取向差异而产生的对立,彼此在各自的居住空间内生活,大家相安无事。 　　然而,居住空间的分异毕竟在社会空间内形成了特征属性各不相同的亚空间,特别是收入分层导69致的居住分异,将带来贫困人口在城市空间内的相对聚集。[17]除此以外,由于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必然会影响生活在城市不同空间内的群体。高档住宅区内的人群往往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公共产品服务,而低收入住宅区的人群只能获得劣质或不足的公共品服务。这种基于社会空间资源分配而带来的不平等,是收入差距在空间层面的反映,是/马太效应0(Matthew Effect)在社会空间内的上演。在物化价值观的作用下,居住区不仅是满足居住功能的场所,也日益成为地位、身份的象征。受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的影响,不同阶层的居民无法对城市公共服务获得同等的接近性,所享受的设施服务水平也有明显差别,这将使不同阶层的对立与冲突更加显现,不利于城市的整体和谐发展。而且,低收入家庭的集中,不仅带来了高密度、拥挤、公共设施匮乏等城市环境方面的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困、犯罪率提高、失业、严重依赖福利政策等。由于投资缺乏回报,这类地区往往难以吸引给该区带来就业和繁荣的开发和投资活动,因而被隔离于城市主流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外。另外,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观察,低收入家庭的集中地,往往也是群体性矛盾的频发地。这类群体性矛盾,往往不是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冲突,而是作为整体性的社区与外界的冲突,如果溯其根源,绝大多数都与社区周边基础设施不到位、居民通行困难等区位劣势密切相关。 　　五、分区居住与混合居住 　　城市不同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分区居住。如果住房的获得纯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其结果只能是在空间上形成相互隔离的不同阶层的住宅区。 　　由于意识到分区居住带来的社会隔离,特别是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以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Mixed-income Housing)作为其新的发展策略。欧美国家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政府推动建设公共住房计划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该项政策虽然有效地缓解了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困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益严重的居住空间分异。贫困家庭在空间上的相对集聚,不仅人为地将城市划分为/富人区0和/穷人区0,而且在/穷人区0内部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在70年代以后提倡的混合居住模式中,政府有意将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补充的社区。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该项政策使之不致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生活之外。»一般而言,在混合居住的社区内,通过公共住宅和商品住宅的同时开发,在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促成/公益性0的公共住宅和/盈利性0的商品住宅共生共存。这种方法主要强调,通过政府介入,借助市场力量,在房地产开发的市场利益和非盈利的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在推进混合居住的城市发展策略中,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为在一个纯粹市场化的竞争环境里,在土地级差价格的推动下,混合居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的作用可以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方面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实现居住的混合,把高档住宅和一般住宅同时放在同一个社区共同开发,通过混合用地的规划提升居住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介入房地产市场,通过对土地开发价、单位住房面积的调控,防止住房过度市场化。总之,在推进混合居住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就是要采取多种手段,防止弱势群体在城市居住空间上被边缘化和排斥。另外,混合居住项目能够开成功的关键是不同收入阶层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居住在一起,这不仅要求混合居住社区内的开发项目要注重多样性,满足不同阶层居民的购买需要,更为关键的是必须缩小不同住宅项目外部环境的差异。不同收入人群住宅的品质可以各不相同,但同一社区居民能够获得公共产品的服务必须一致。这就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大低收入住宅区周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使得同一社区不同阶层居民能够享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当然,对于混合居住的社会效果目前各方面仍有争论。社会经济属性互不相同的邻里和住宅开发,是否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仍然没有确切答案。在混合居住的邻里中,不同阶层居民在物质空间的接近,是否就一定带来文化、价值层面的融合,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混合居住的初衷,是解决由于居住空间分异而带来的排斥和隔离,希望通过不同阶层居民的居住融合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文化和行为素质,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改善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能力。但是,不同收入群体在邻里层面的整合,是否就一定能如混合居住理论所设想的那样,仍然是不确定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上,分区居住依然是主流模式,而混合居住则处在试验或探索阶段。除了美国的HUD所70推行的混合居住模式以外,荷兰在1995年制定的/大城政策0(Big Cities Policies)、悉尼/城市前沿项目0(UFP)项目组织提交的悉尼,都针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提出了混合居住的解决。[18]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大混居、小聚居0的混合居住建议,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各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通过/功能互补、互惠共生0的方式,使得不同阶层或人群在职业和生活上互依赖。 　　六、结束语 　　在自由和商品化的城市住宅市场中,不同阶层人群的分区居住是必然的现象。居住空间分异,虽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体现了不同人群居住购买能力的差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合理性是以在空间上对弱势群体的再次/剥夺0为代价的。如果由于居住空间的边缘化和隔离化,从而导致低收入群体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获得上再次沦为/二等公民0,那么对这个群体的社会心理、自我认同将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进而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以社会整合和社会公平为价值理念,以提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空间为目标的混合居住模式,无疑是对传统观念和市场经济制度下居住模式的一种挑战。然而,其能否成功运作,还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策基础,尤其是政府的主动介入和积极引导。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而言,如何在不牺牲或少牺牲公平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效率,对政府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不能轻言放弃的需要解决的难题。混合居住模式提供了控制居住空间分异的一种新尝试,但能否成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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