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李　扬　殷剑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100732) 　　内容提要 :中国的转轨经济具有独特的增长模式 ,其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和 高投资率。本文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 ,解释了这种模式赖以产生的基础。我们认为 ,剩余 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 (工业化) 、由农村向城市 (城市化) 、由国有向非国有 (市场化)的持续 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 ,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 必然结果 ,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为了防止 效率低下的金融部门阻碍劳动力的转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引入纯粹金融意义的国际直 接投资也就成为了必然。与此同时 ,本国金融部门也将持有一个规模逐步扩大的外汇储 备。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是统一的。尽管其中的机制有别 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但是 ,“中性”依然应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高储蓄 　高投资 　中国经济增长 一、引言 :转型经济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之谜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 ,这些现象鲜见于成熟市场 经济国家中 ,也难以简单地用主流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其中 ,最具代性的现象就是高储蓄率和 高投资率的长期持续。从图 1 可以看到 ,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就一 直维持在 32 %以上的高水平 ,并且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之势。 图 1 　1979 —2003 年中国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中 ,短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容易解释的 :对于远离稳态的 经济而言 ,由于资本回报率较高 ,这两个比率自然就会较高。但是 ,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 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就有限了。因为 ,在对居民行为和生产函数做了合 理的假设后 ,这两个比率是应随人均 GDP 的增长而逐渐下降的。于是 ,很多经济学家就对中国的 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可持续性发生了怀疑 (例如张军 (2002) ) 。他们认为 ,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的高 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说明 ,中国的经济增长 ,尤其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增长主要是投资过度扩 4 李 　扬、殷剑峰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张的结果 ,而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其关键理由有二 :第一 ,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不断上升 ,这说 明每单位资本形成导致的产出增加在下降 ,即投资的边际效率在递减 ;第二 ,进一步看 ,在一定的假 设 (主要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C - D 生产函数) 下 ,根据某些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 TFP) 在下降。 就是说 ,中国经济本应该进入却没有进入一个收敛路径。 实际上 ,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的这些特征并非绝无仅有 ,上个世纪 70 —90 年代东亚的新兴经 济体的增长也曾显示出大致相同的特征。而扬 ( Young ,1994) 早就对这种增长模式提出了质疑。扬 在计算了东亚经济的 TFP 之后指出 :“(东亚经济资本产出比的) 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 , 因为在其他经济里 ,投资与 GDP 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 ,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据此 , 扬认为东亚依靠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对于扬计算 TFP 的方法和其中隐含的前提假 设 ,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参见郑玉歆 (1996) 的) 。这里仅须指出这样一点 :无论是 TFP , 还是资本产出比 ,其计算乃至含义都依赖于对总量生产函数乃至经济增长模式的识别。例如 ,如果 总量生产函数为 AK形式 : y = Ak ,即经济处于内生增长的状态 ,假设技术进步 A 不变化 ,则产出增 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均保持不变且完全相同。此时 ,按照 TFP 的一般计算公式可得 : gA = gy - gk = 0。但是 ,众所周知 ,内生增长却是完全可持续的。所以 ,其他经济学家认为 ,扬的计算忽略了 东亚经济增长中的“干中学”。而干中学是典型的 AK增长模式之一。 勿庸置疑 ,中国也存在着“干中学”式的增长 ———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 转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不仅新兴部门会因增量资源配置向其倾斜而获得快速增长 ,而且传统部 门在同新兴部门的竞争中逐渐衰落 ,从而存量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然而 ,即使经济转型引发 了资源配置效率乃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我们依然无法解释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要知道 ,在一般 的内生 AK增长中 ,资本产出比 kΠy 是恒定的。还有 ,中国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在波动中上升的趋 势也须解释 ,因为在内生增长的经济中 ,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为常数 ÛkΠy = gkΠA 。① 事实上 ,无论是新古典理论还是内生增长模型 ,一般都忽略了经济中总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及其 重大影响。这种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总人口参与率变化 ; 第二 ,既定总人口参与率下劳动人口在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就业比例的变化。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人口学中经常论及的“人口红利”② 相关。如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7) 所指出的 ,“人口红利”是东亚奇迹之所以发生的基础性条件。但是 ,仅 仅从人口角度也解释不了许多经济现象 ,例如 ,劳动人口的人均工资将随着总人口参与率的上升而 下降 ,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也未必会增加③ ———这同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均工资和收入的提高是矛盾 的。特别地 ,当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发生逆转 ,包括储蓄率、人均产出等经济指标将迅速收敛到起始 的水平。蔡　、王德文 (1999) 曾经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 ,中国的储蓄率在 2020 年左右将下降到 30 %甚至更低。这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的经济水平会回到人口红利前的起始点 ? 就经济总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二个方面而言 ,它意味着 ,即使不考虑总人口参与率的变化 ,只要 存量劳动力能够由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转移 ,经济也会因劳动力转移后边际产出的提高而发生持 5 2005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假设生产函数为 C - D 形式 : Y = Kα(βL) 1 - α ,其中 0 <β≤1 ,为总人口参与率 ,则劳动人口人均工资为ωi = 5 YΠ5βL = (1 - α) ( KΠL)αΠβα ,通过对参与率进行一阶求导知 ,人均工资随参与率上升而下降。人均产出增长率 gy = gYΠβL + gβ的两个构成部分 中 ,前者是收敛的 ,因而会抵消后者的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 ;如果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机会的话 ,那 么 ,总人口参与率也将上升 ;其最终结果就是人均产出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这种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增长效应被 称作“人口红利”。 当然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技术进步 A 的变化来回答 ,但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一般。而且 ,采用这样的解释又将使我们 陷入技术进步是否发生乃至 TFP 是否提高的不解之争中。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续增长。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 ,这种效应或许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样重要 :其一 ,正如人口 总量变化未必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一样 ,要使人口红利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发生 ,关键是看 新增劳动力是否能够在经济转型中获得在新兴部门的就业机会 ;其二 ,对于农业劳动人口比例过大 以至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中国来说 ,存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应该比仅仅在“边际”意义上发 挥效力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具有大得多的影响力。 我们以下的将表明 ,即使不考虑“人口红利”,而只将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劳 动力由农业向工业 (工业化) 、由农村向城市 (城市化) 、由国有向非国有 (市场化)的转移过程作为分 析的基点 ,并且 ,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是典型的、甚至不包含任何技术进步的 C - D 函数 ,其结果也 将是整个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呈现出可持续的内生式增长。在此过程中 ,储蓄率、投资率以及资 本产出率等指标都同投资的增长、劳动力的转移密切相关。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的基础性因素之一在于劳动力的转移 ,这种转移的持续时间和转移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变化 ,决定 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则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需和必然。 除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外 ,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现象 ———与长期经常项目顺差相伴的长 期资本项目顺差 ,即所谓的“双顺差”现象也应该得到重视。这是因为 ,如果说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 源于贸易因素 (比较优势、劳动分工)和Π或国内需求不足 (储蓄大于投资) ,因而在理论上还可以解 释的话 ,那么 ,与之相伴的资本项目顺差就难以合理解释了。众所周知 ,导致我国资本项目顺差的 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的长期净额增加 ,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相伴则说明这种投资在很 大程度上并不是实物意义上的资本流入 ,而仅仅是金融意义上的投资。换言之 ,国外投资者在将外 资兑换为人民币之后 ,只是就地推动了国内的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结合 ———在这里 ,国外投资者仅 仅是获得了一个使用国内生产要素的权利。对于这种并未引起实物资本输入的资本项目顺差现 象 ,应该从金融层面予以解释。对此 ,李扬 (1998) 曾经提出了“游资假说”和“金融部门效率损失假 说”。在确认这些假说合理性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假说 ———国内外金融部门间的 “效率互补”假说 :在吸纳国内储蓄方面具有较高效率的国内金融部门 ,却在储蓄资源的分配即投资 上存在着效率缺陷。此时 ,需要有一个能够高效率地分配储蓄资源的国外金融部门 ,以使国内储蓄 能够经由它再次投入到国内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去。 二、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目前大多数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都以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 ,但这 种模型没有考虑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 ,本节的分析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我们这里的模型 假设 :劳动力转移会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及其工资报酬。因此 ,即使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没有变 化 ,持续的劳动力转移也将导致经济出现一个内生增长过程。在此过程中 ,储蓄率、投资率以及资 本产出比等指标既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之预测 ,也不完全等同于内生的 AK模型。 11 理论模型 我们以拉姆齐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作为分析的起点。由于只考虑既定人口总量下的劳动力转移 过程 ,设模型中人口增长率为 0 ,所有当事人以[0 ,1 ]闭集表示。每个人的劳动禀赋 li = 1 ,效用函数 为∫ ∞ 0 e - ρt ln Cdt ,其中 ,ln C 为瞬时效用函数 ,ρ为时间偏好率。经济中现存的资本存量 K ,只有一 种生产最终消费品和可积累资本品的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对所有经济当事人都一样 ,即 yi = kαi l1 - αi = kαi ,其中 , ki 为人均资本存量 , yi 为人均产出。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技术进步 (TFP 为 0) 的 C - D 生产函数。因此 ,经济最终将收敛于一个稳态。在稳态中 ,储蓄率为 0 ,产出、资本存量、资 本产出比等指标均无变化。 6 李 　扬、殷剑峰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了模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导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 ,我们假设每个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为 1 单位资本品 ,即在每个时点 ,经济中每 1 单位的劳动在花费 1 单位的资本品之后 , ① 可以转变成 一种新型的劳动力 „l j 。„l j 为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 (i1i1d) ,在正态分布假设下 ,其随机特征可用期望 值 E„l j ≥1 和标准差σ完全刻画。„l j 的期望值大于 1 ,意味着新型劳动力的生产率高于未转移的劳 动力。这里 ,我们还假设这种新型的劳动力是不可积累的 ,即每个时点 1 单位原有劳动都必须同 1 单位资本结合 ,方可保证该劳动的转移。这种假设同转型经济中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是一致的 ,例 如 ,农民进城从事工业或建筑业可以显著提高其劳动效率 ,但该农民一旦被解雇 ,则工业或建筑业 的技术显然难以被他们运用于农业生产中。② 新型劳动力产生之后 ,依旧同资本结合生产最终产 品。为了表明毫无技术进步的微观生产函数是如何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演变为AK式的总量生产 函数 ,这里假设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没有任何变化。考虑到劳动是个人不可剥夺的要素 ,因此 ,在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风险是由资本投资者承担的。在风险中性假设下 ,这部分投资的预期报酬 (以 R1 表示)等于无风险的最终产品投资报酬 (以 R0 表示) 。 设每个时点上的“劳动力转移率”为 1 - γ,即有 1 - γ的当事人同等量资本结合进入了转移过 程 ,那么 ,转移率同当期资本存量之间具有如下关系 (参见殷剑峰 (2004)的) : 1 - γ = (1 - α) K - αΠ( E„l j - 1) (1) 　　转移率 1 - γ≥0 的技术条件是 E„l j ≥1 + α1 - α× ρα 11-α (2) 这个条件也可以转变成对等的资本存量条件 ,即第一个当事人进入转移过程的临界资本存量 K3 小于拉姆齐稳态资本存量 K′= [αΠρ]1Π(1 - α) 。 图 1 　考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相位图 在 (2) 式成立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将表现为 三个阶段 ,相位图见图 1。第一个阶段为资本存 量 K < K3 时 ,此阶段的总量生产函数即 Y = Kα , 其增长路径同拉姆齐模型完全一致 ,稳态点为图 1 中的 E′,稳态资本存量为 K′。 第二个阶段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 ,即 K3 ≤ K < KT 时 ,其中 , KT = K3 + 1Π(1 - α) 为劳动力 转移过程全部结束时的资本存量。在此阶段 ,总 量生产函数为 Y = αα (1 - α) 1-α [ E„l j - 1 ]α [1 + ( E„l j - 1) K] (3) 上式是一典型的 AK生产函数 ,因此 ,经济将有 一个不变的增长率 ,且人均消费、资本和产量的 增长速度都等于劳动力转移的速率 : gY = gK = gC = g1- γ = R - ρ = αα (1 - α) 1-α[ E„l j - 1 ]1-α - ρ (4)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 K≥KT 时 ,即劳动力转移完成之后。此时 ,经济再次进入拉姆齐 7 2005 年第 2 期 ① ② 如果假设新型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积累的要素 ,例如 ,城市化使得农民变成持久的城市劳动力 ,那么 ,劳动力转移 所导致的内生增长阶段将比以下讨论的更为持久。 匹配 1 单位劳动的资本可以视为劳动转移的初期投入 ,如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项目建设 ,或者 ,更简单地 ,如农民 为进城打工购买火车票的费用。至于将这种投入设为 1 单位资本 ,纯属方便 ,其他任意的单位经过正规化均有同样结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收敛路径 ,总量生产函数为 Y = E„l1-αj [ K - 1 ]α (5) 稳态时资本存量是 KE = 1 + K′E„l j 。 21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 TFP、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 从以上模型可以看到 ,只要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未完成 ,即转移率 1 - γ< 1 ,经济就将始终以一 个不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在此过程中 ,由于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报酬 E„l j 没有变化 ,因此产出增长 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完全相同 ,按增长率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0。这说明 ,TFP 无法衡量劳动力 转移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另外 ,根据 (1)和 (3) 可知 ,人均产出、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速实际同劳 动力的转移速度 g1 - γ完全相同。在转移过程中 ,储蓄率、资本形成率以及资本产出比等指标同新 古典模型和一般的 AK模型均有所不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由于转移后劳动力质量提高 ,资本回 报率因而高于拉姆齐状态 ,储蓄率和投资率自然要比原先的高。换句话说 ,同趋于收敛的经济 (例 如成熟市场经济)相比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现在来看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动态变化。在封闭经济中 ,储蓄率和投资率完全相等 ,所以 ,我们 只需考察储蓄率 s 的变化。由封闭经济条件以及 (3)和 (4)得 : s = ÛKΠY = gK KΠY = gKΩ × K1 + ( E„l j - 1) K (6) 其中 ,Ω=α α (1 - α) 1 - α ( E„l j - 1)α 。在 (6)式两边对 K求导知 ,5 sΠ5 K > 0 ,52 sΠ5 K2 < 0 ,即储蓄率随资本存量的 增加而上升 ,但将收敛于某个水平。所以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储蓄率上升也是正常的。 至于储蓄率的波动 ,在 (6)式两边对时间求导可知 ,储蓄率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同资本存量随时 间的变化即投资水平完全一致 : Ûs = gKΩ × 1[1 + ( E„l j - 1) K]2 ×ÛK (7) 换句话说 ,投资率上升 ,储蓄率上升 ;反之则反是。由 (1) 知 ,资本存量的变化又同转移过程中劳动 力参与率的变化一致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同 劳动力的转移率是一致的。这是因为 ,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之一 ,就是他们必须成为净储蓄者 , 否则 ,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无法生存。这样 ,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意味着总国民储蓄率的提高。另外 , 在 (7)式两边对时间进行求导可知 ,储蓄率二阶导数的变化同投资 ÛK 的变化相反 ,这说明 ,随投资 或转移率变化的储蓄率将收敛于某个水平上。 资本产出比的动态变化同储蓄率是一致的 ,由转移过程中的生产函数 (3)知 ,资本产出比为 KΠY = 1Ω × K1 + ( E„l j - 1) K (8) 将 (8)式对时间求导可以发现 ,除了缺一个资本增长率之外 ,它同 (7) 是一致的。所以 ,资本产出比 必然随投资的增加而上升 ,即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资本产出比同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是一致的 ,并 不能用它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当然 ,这个比例是收敛的。 显然 ,本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持续增长 ,以及 TFP、储蓄率、资本产出比等 指标的动态变化。不过 ,它无法预示 :劳动力转移过程一旦停滞 ,经济将发生什么变化。 三、加入金融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以上的封闭经济模型描述的是帕雷托最优配置 ,因为那里没有考虑任何摩擦。这里我们引入 8 李 　扬、殷剑峰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种摩擦———金融部门的风险控制水平。在假设储蓄只能通过金融部门转换为投资的情况下 ,金 融部门的风险控制能力将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乃至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 ,金融部门具有风险中性的特征 ,它仅根据投资的预期收益来配置储蓄资源 ,并向存 款人支付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但是 ,由于对劳动力转移进行投资会产生风险 ,而金融部门的风险 控制能力受到外生因素的约束 (如体制) ,这就使得风险中性的金融部门表现出风险规避的投资行 为 ,最终导致劳动力转移率存在一个小于 1 的门槛值。 由先前分析的环境知 ,对劳动力转移的投资存在着风险因子σ,因此 ,在有 1 - γ个劳动力进入 转移过程的情况下 ,金融部门投资组合中风险投资的比例就是 1 - γ,资产组合的标准差为σP = (1 - γ)σ。由在险值 (Value at Risk)的计算公式知 ,金融部门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简单地表示为在一 定的概率水平下使风险资产不超过总储蓄的某个比例θ———该比例可以作为反映金融部门风险管 理和承受能力的指标。可以证明 : ① 此时存在一个由θ决定的劳动力转移门槛值 ŠM ,当转移率大 于此门槛值时 ,风险投资将等于无风险投资加上一个由门槛值决定的风险升水 ,即 R1 = R0 　若 　1 - γ < ŠM R1 = R0 + μ　若 　1 - γ = ŠM (9) 上式中 , R0 =αkα- 1i 为无风险投资的收益 , R1 = wi ( E„l j - 1) 为风险投资的收益 ,μ为拉格朗日常数 , 它反映了由门槛值决定的风险升水。 于是 ,当劳动力转移人数在 1 - γ< ŠM 时 ,如同无金融部门的封闭经济 ,经济将表现出持续的 内生增长。但是 ,一旦达到门槛值 ŠM ,经济将提前进入到以上所描述的第三个增长阶段。此时的 总量生产函数为 Y = [ K - ŠM ]α[1 + ŠM ( E„l j - 1) ]1-α (10) 经济进入一个收敛路径 ,储蓄率逐渐下降 ,稳态资本存量为 KEŠM = ŠM + K′[ 1 + ŠM ( E„l j - 1) ]。可知 KEŠM < KE ,此时的稳态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消费均低于无金融部门时的水平 ;而且 ,金融部门的风险 控制能力越差 (θ越大)或者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风险越大 (σ越大) ,则能够转移的劳动力 1 - γ=ŠM 越小 ,经济提前进入收敛路径的时间也就越早。这同普遍观察到的现实是一致的。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上节的分析表明 ,国内金融部门的风险控制能力较低会导致劳动力转移过程发生停滞 ,从而使 得经济提前进入收敛状态。理论上说 ,有两条途径可以克服这种停滞。其一是从根本上改造国内 低效率的金融部门 ,这显然要假以时日 ;其二则是引入一个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较高效率的国外金 融部门 ,这就需要有较大规模的资本跨境流动来实现。由于国内外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效率差异 , 通过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引进国外的投资 ,从而推动国内尚未充分利用的储蓄 ,便可能产生提高国内 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通过这一分析 ,我们可能对我国持续 10 余年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 差、外汇储备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的现象提供一种解释。 现在我们考虑通过经济的对外开放来解决国内金融部门风险控制能力较低的问题。假定存在 一个具有较高风险控制能力的国外金融部门 ,为简单起见 ,设国外金融部门的风险控制能力极大 ———其θ= 0。在国内、国外两个金融部门的风险控制能力不同的情况下 ,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效 应就得以体现。具体来说 ,国外金融部门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它们投资于国内的风险项 目 ,从而使劳动力的转移得以继续 ,其回报即 R1 。在这里 ,存在着这样的交易过程 :国外金融部门 9 2005 年第 2 期 ① 限于篇幅 ,文中所有证明过程略去 ,有兴趣者可与作者联系。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使用东道国实物生产要素的金融权 ,而东道国中央银行在以本币兑换 外币之后 ,其以外币定值的金融资产 (外汇储备) 相应增加。设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 RA ,我们假 设这个收益率是完全无风险的 :没有汇率风险 ,没有国外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风险。① 于是 ,这里的 交易并不需要国际直接投资有与之相对应的进口交易 ,全部的内容仅仅表现为金融要求权的交换 上。这种纯粹金融意义上的交易 ,从本质上看 ,便是一个关于风险的交换过程 :国内金融部门将高 风险的投资收益 R1 让渡于国外金融部门 ,后者则向前者提供一个无风险的收益 RA 。 设国际直接投资所导致的国内资本形成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 K 的比例是 < ,也即国际直接投 资的存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