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节译)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节译)  作者：斯图亚特·霍尔      陶东风译 关于文化主义的范式           　　在严肃的、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工作中，没有"绝对的开始"，也很少有不间断的连续。相反，我们发现的是不整齐但又具有特征性的发展的不平衡。重要的是有意义的断裂--在此，旧的思维路径打断了，新的与旧的因素围绕一系列不同的前提与主题重新组合在一起。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是，它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问题(questions)却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被第一次提上桌面。情形恰好相反。有助于这个领域出现的两本--霍加特(R．Hoggart)的《识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以及威廉姆斯(R．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都是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work of recovery)--虽然方式不同。霍加特的书涉及"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论争，而威廉姆斯的书则重构了一个漫长的传统--他称之为"关于一系列重要的、连续的，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的回应的记录"，并"通过揭示变迁之本质的方法，来提供一种特殊的地图"。这两本书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决裂比对它的继承还要重要。《识字能力的用途》一书反对当时的文化争论模式--这种争论总是围绕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区别展开，转而集中解读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文化与社会》在同一时期建构了"文化一和一社会"(culture-and-society)的传统，在此书之前的另一本书《漫长的进化》(The Long Revolution)中，威廉姆斯清楚地指出：文化一和一社会的反思模式只能通向一种新颖的类型的转向才能完成与发展。《漫长的进化》一书的"好的"部分与"差的"部分都来自它与传统的思维方法的决裂。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的情形同样如此。在它对于文化、经验、意识等问题的突出方面，在其对于能动性的强调方面，它也表现出了决定性的决裂：与某种类型的技术进化主义(technical evo1utionism)的决裂：与还原的经济主义(reductive economism)的决裂，以及与组织决定论(organizational determinism)的决裂。           　　在《漫长的进化》中，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把文化加以理论化的方式：           　　第一种把文化与一整套可以获得的描述(available descriptions)联系起来，社会通过这种描述得到理解，并且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经验。这种界定采用了较早的对于"观念"的强调，但是对之进行了一种彻底的重构(thorough reworking)。文化的概念本身被民主化与社会化，它不再由一些"最好的说与思"--被认为是人类获得的最高的文明成果，是完美的理想--所组成，即使是在较早的框架中占有特权地位的"艺术"--文明的最高价值，现在也被重新界定为仅仅是一般社会过程的特定形式之一：意义的赋予与形成，同时也是"共同的"意义("common"meaning)，即共同的文化的缓慢发展。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文化"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的"(ordinary)。即使是文学作品中提供的那部分最高级、最精致的描述，也只是"创造着惯例与机构的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个过程，由共同体所尊重的意义才得以分享并变得具有活力"。因此，不存在把这个过程剥离其他历史过程的方法，相应地，也不存在把各种描述之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 of descriptions)与其他事物分离开来或进行外在比较的方法。           　　对于文化的第二种理论化的方法是强调文化与社会实践相关的方面，这种强调更加人类学化。从这种强调中产生了一种更加简单化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威廉姆斯把文化概念的这个方面与这个术语的更加描述性的、文化人类学的用途联系起来。但是对于我来说，早期的定义是更加核心的定义，"生活方式"可以综合到其中。"关键点在于通常被分开的诸种要素与诸种社会实践之间的积极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被界定为'对于总体生活方式中诸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化'不是一种实践，也不只是对于社会'习惯与民俗'(mores and folkways)的描述体系--就像它在人类学的某些类型中那样，它卷入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的总和。"1文化是这样一些组织模式、这样一些特定的人类能量的形式：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所有社会实践中。对于文化的分析因此就是"去尝试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2它开始于发现一种特定类型的模式，但是人们不是在单独的艺术、生产、贸易、政治以及家庭的兴起中发现它们，而是"通过研究存在于一个特例中的总体组织(a general organization in a particular example)去发现它们"。3人们必须研究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把握所有这些实践与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特定时期如何存在并被经验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它的"感受结构"。           　　很容易看出，威廉姆斯所要反对的是对于文化的两种解释，一是唯心主义传统中把文化等同于观念，另一种是精英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理想。第三种他要修正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这种观念认为文化没有自己的社会功能而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就是说，他的论辩针对庸俗的唯物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他提供的是一种激进的相互作用论(radical interactionism)，所有的实践都相互作用，回避了决定论的问题。      ……           　　对于威廉姆斯早期的这个立场存在几种激进的修正，每一种都对于文化研究应当是什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P．汤普森批评《漫长的进化》说，任何"整体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不带有斗争的维度以及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对抗。威廉姆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1973)一文中反思了这种批评，并且通过葛兰西的霸权的概念重新思考了决定与统治的问题。这篇文章在阐述三种文化实践形式--统治性的(dominant)、遗留的(residual)与正在出现的（emergent)--方面，在回到作为"限制"(limits)与"压制"(pressures)的霸权问题方面是具有启发性的。但是它依然坚持文学艺术等文化不能与其他的社会实践形式分离。他反对结构主义对于实践的特殊性与自主性的强调，以及在分析时把社会划分为互相不联系的特例。他强调的是作为实践的总体性的建构活动。      ……           　　汤普森的研究的有机领域是作为关系的阶级、大众斗争、意识的历史形式、具有自己历史特殊性的阶级文化等。这一研究与威廉姆斯的更加总体化与反思性的研究模式是不同的。他更加关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来自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之间的阶级区别。在威廉姆斯坚持把所有的实践形式都纳入不可分离的实践总体的地方，汤普森则调用(deploy)一种在"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更加古老的区别，"任何关于文化的理论都必须包含在文化与其他非文化的事物之间的辩证互动的概念中"。但是其"文化"的概念与威廉姆斯的概念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必须假定生活经验的物质素材位于一极，而所有无限复杂的人的规训(human disciplines)和系统--明确表述的与不明确表述的、通过正规的方式在机构中形成与扩散的、将上述的物质素材进行转化与变形的东西--为另一极。"4出于对于在所有具体的实践上打上印记的"实践"共同性的尊重，"我所坚持的正是以下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借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他的历史著作或许可以用他的话概括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剥削的形式之上，这种剥削既是经济的，也是道德与文化的。"5           　　虽然存在许多重要的差异，上述勾勒的就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思考路径--有人或许会说是支配性的范式--的概要。这种范式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文化理论化为与所有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同时反过来也把这些实践理论化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共同的形式：感性的人类实践、人类借以创造历史的活动。它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思考方式是对立的--尤其是在把基础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的决定作用方面。它更加倾向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分离。它把文化界定为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阶级的、以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关系为基础的意义与价值，他们通过文化而"掌握"或回应生存条件；同时也把文化界定为活着的传统与实践，通过它们，各种各样的理解才得以表达，这些理解也具体地体现在这些传统与实践中。           　　威廉姆斯把定义(definitions)与生活方式(ways of life)这两者统一起来，统一于文化的概念本身；而汤普森则以"经验"概念为中心，把意识(consciousness)与条件(condition)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围绕这些关键概念，这两种立场都存在难对付的滑动。威廉姆斯把"经验的界定"全部吸纳到"生活方式"，又把它们吸纳到不可再分的"物质的总体实践"，以便消除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任何区分；汤普森有时在意识的更加通常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就像是人们把握、转化或"弯曲"条件的集体方式，有时又把经验用作"生活实践的领域"(the domain of the"lived")，条件与文化之间的中间术语(mid-term between condition and culture)，有时又当作与特定的意识模式对立的客观条件本身。但是，不管是什么术语，他们的立场都是倾向于依据关系结构被"实践"与被"经验"的方式(how they are"1ived"and"experienced")来读解这种关系结构。这是给予文化意识与经验在分析中以核心地位的结果。这一范式中的经验拔高(experiential pull)以及对于创造性与历史能动性的强调，建构了其立场中的人文主义的两个关键因素(即文化与经验)。每个都赋予"经验"在文化研究中的权威性的地位。在经验中所有的实践相互交叉，而在文化中不同的实践相互作用。这一文化总体意识或对总体历史过程的意识使得所有将诸种事例与因素加以区分的努力趋于无效。      　　……           关于结构主义的范式           　　文化研究中的这个文化主义的趋势被结构主义所打断。各种结构主义虽然比各种文化主义还要变化多端，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使得它们成为与文化主义不同的另一个范式。有人评论：文化主义的范式不参照"意识形态"的概念(虽然出现过，但却不是核心概念)，而结构主义的范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概念而得以建立，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更加紧密。这一评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来说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整个结构主义来说则至多只有一半的正确性。但是现在的错觉是好像结构主义范式起源于阿尔都塞--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概念起着创造性的(seminal)但又是调节的(modulated)作用，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作用则被排除。但是从严格的历史意义上说，斯特劳斯与早期的符号学才是结构主义范式的最初源头，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也极大地受惠于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借用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范式，承诺要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为关于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一种能够科学化和严谨化的范式。即使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中，也是通过语言学的范式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比如在《阅读资本论》(Rading Capital)中，他认为生产方式最好被读作"像语言一样建构"的东西。这种非一历史(a-historical)的与共时的强调与文化主义强调历史是不同的。斯特劳斯的"自成一类的社会"(the social，sui generis)概念来自杜克海姆而不是马克思。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共同的地方是突破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赋予上层建筑以建构性的力量。斯特劳斯与阿尔都塞都是反对还原主义与经济主义的。           　　斯特劳斯一直通过"文化"这一术语进行工作。首先，他把文化界定为思想与语言中的一个范畴或框架，通过这些范畴与框架，不同的社会得以把自己的存在条件(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分类。其次，他思考了这些(文化)范畴与心理框架得以生产与转化的方式与实践--通过与语言这个文化的首要媒介的操作方式的类比，他把文化范畴与心理框架的特点与操作识别为"意义的生产"，即指义实践(signifing practice)。第三，他放弃了指义实践与非指义实践(即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专注于指义实践内部的内在关系。这就放弃了决定论与总体性的问题。决定论的因果逻辑被一种结构主义的因果关系--一种排列的逻辑、内在关系的逻辑、把部分组合到整体中的逻辑--所取代。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于阿尔都塞的作品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者的作品中(即使被重构)。我们可以在阿尔都塞创造性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阐述中发现这一点。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些主题(themes)、概念(concepts)以及表征(representations)，人们通过这些东西，以一种想像的关系，"经历着"(1ive)与他们的真实的存在条件的关系。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被理论化为观念的内容或表层形式，而是被理论化为条件得以再现与实践的无意识范畴。在"压缩-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中，阿尔都塞的确回到了实践与决定性(determinacy)问题的关系中，……他的确是倾向于强化不同的实践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它们的内在的特殊性、条件以及效果，而放弃了"表现的"总体性概念("expressive"conception of totality)，以及总体性概念的同质性与对应性。           　　除了上述两种范式从中发展的截然不同的思想与概念世界之外，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个范式还在一些关键的方面是尖锐对立的(虽然存在一些表面的重合交叉)。在"经验"这个概念及其作用上可以发现这种对立。在文化主义的范式中"经验"是基础，是生活的领域，意识与条件在这里交合；而结构主义的范式则认为，依据定义，经验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一个人只能在范畴(categories，或译为"类型")中、并通过概念生活，通过概念经验自己的条件。但是这些范畴不是来自经验，相反，经验是范畴的结果。文化主义者把意识与文化的形式界定为集体的，但是他们没有走向以下的激进立场：在文化与语言中，主体不是言说文化，而是被文化的范畴所言说。文化主义认为这些范畴不仅是集体的，而且也是个体的生产；而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它们是无意识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斯特劳斯的文化概念很容易被阿尔都塞整合进意识形态的概念框架，"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个表征系统，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表征与意识无关。它首先是不经过'意识'而强加于大多数人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中，人们成功地改变其与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并获得特定的、被称之为'意识'的无意识新形式(new form of specific unconsciousness called'consciousness')。"6这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经验"被知觉为一种效果(effect)，而不是一种本真化的来源(an anthenticating source)，不是对于现实的反映而是想像的关系……从这一点上产生了两个范式之间的许多其他分歧：作为结构之携带者的"人"(这个结构言说人并且处置人)的概念，而不是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能动者的"人"概念；对结构的逻辑而不是历史的逻辑的强调；把历史重新表述为结构的行程……           　　无论是结构主义的范式还是文化主义的范式，就目前的情形而言，都不适合于完成把文化研究建构为一个概念上清晰、理论上活跃的研究领域的任务，但是从它们各自的相关的力量与局限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东西。           　　结构主义的力量在于它强调"决定性的条件"(determinate condition)，它使得我们意识到，除非真正地贯彻辩证法--人创造历史，但却在并非自己创造的基础上创造历史(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辩证法，否则必然导致天真的人文主义。其必然的结果是唯意志论的或大众主义的政治实践。"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条件，组织起对于这个条件的斗争并改变它，不然的话，任何积极的政治(更不用说实践)都不可能；但是这个事实不能导致忽视以下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人是被安置与定位于关系中的，正是这个关系把他们建构为能动者(agents)。"理智上的悲观主义与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是比简单的英雄主义更好的起点。结构主义使得我们能够在某种东西的基础(the basesof something)上思考一种结构的关系，而不是把这些关系还原为"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被马克思赋予特权的抽象层面：这个抽象层面使他能够突破显然的但又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赤裸裸的个体。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力量在于：通过结构主义不仅重新意识到作为思想工具的抽象--现实关系经过它而得以把握--的必然性，而且把现在视作不同的抽象水平之间的连续与复杂的运动。的确，如文化主义所说的，在实际的历史中，实践不能整齐划一地分化归入相关的特例。但是思考或分析现实的复杂性，必然需要思维的实践，这就使得抽象力量的使用成为必须，使得用以切入现实复杂性的概念形构(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成为必须，以便阐明朴素的眼睛不能发现的关系与结构--后者既不能呈现自己也不能证实自己。当然，结构主义常常把这一点强调到极端。由于没有抽象的力量思维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把这一点与赋予概念形构以绝对的优先性混淆起来了。因而大写的理论(Theory)就成了法官。然而这样恰好丧失了来自马克思的洞见：方法不是存在于简单的抽象操作中，而是存在于争论(argument)得以在不同的抽象水平上持续确立的那些运动与关系中。这个方法既不能恰当地表征为大理论实践的抽象主义(结构主义)，也不能表现为(比如E．P．汤普森的)反抽象主义的"理论的贫困"的立场--文化主义似乎就是来自这个立场。方法毕竟内在地是理论的，而且必然是理论的。在这里，结构主义坚持认为，思想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接合现实并挪用现实，这一点应当被当作一个必要的起点。           　　结构主义的力量还存在于它的"整体"概念中。虽然文化主义坚持它的实践的特殊性，但是在它的把"总体性"加以理论化的模式背后的那个表现的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中，7带有某种复杂的简单性(complex simplicity)的东西，它的总体性是通过诸种实践相互穿梭的灵活性而得以建构的；结构主义在建立一个大写的、带有自我发生倾向(self-generating propensities)的结构的机制方面走得过远，但是它对于文化主义的超越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结构整体所必然具有的复杂性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它有能力思考那些通过实践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而建构的整体。但对于差异中的整体(unity-in differences)或复杂的总体的强调可以向另一个更加有成果的方向发展：关于相对自主性与压缩-多元决定论的问题意识(pmblematic)。它对于接合(articulation)的强调带有过分形式主义的倾向，但是也使我们得以把各种特殊的实践结合起来思考。结构主义的范式如果发展恰当的话，就能使我们把不同的实践的特殊性真正地理论化，又不失去对于它们所建构的整体的把握。文化主义总是肯定不同的实践的特殊性--文化必须不能被还原为经济，但它缺少把这个特殊性从理论上加以确立的恰当方法。           　　结构主义的第三个力量是将"经验"解中心化，以及它在阐明、确立被忽视的"意识形态"范畴方面的开创性的工作。在对于"意识形态"范畴所知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中设想一种文化研究的思想是十分困难的。当然文化主义也时常涉及这个范畴，但是这个范畴并不伤于它的理论世界的中心。经验的本真化的权力(authenticating power)与对于经验的参照，使得在文化主义与适当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存在隔阂；而没有适当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无法把握文化对于特定的生产模式的再生产的"效力"。的确，在最近的结构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存在对于它的功能主义解读的倾向，把它解读为社会形构的必要的水泥。从这个立场看，的确不可能(像文化主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设想非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也不能设想斗争的概念。但是通过葛兰西与拉克劳(E．Laclau)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与结构主义而不是文化主义有更多的联系，已经可以设想这样的概念，即把意识形态设想为斗争的场所。           　　文化主义的力量几乎是来自上面提到的结构主义立场的弱点，来自结构主义的战略的缺席与沉默(strategic absence and silence)。它确地坚持有意识的斗争与有意识的组织的发展作为一个必要因素在历史与意识形态分析中的积极意义，而这种意义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中被贬低。在这里同样是葛兰西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更加精致的术语，通过这些术语把无意识的、关于共识的特定文化范畴与更加积极、有机的意识形态形构联系起来，它可以渗透到共识与大众传统的基础部分，并通过这种共识组织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主义适当地恢复了文化范畴的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组织的重要性的联系。因此它不仅发现了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的方法，阶级自身成为积极的历史与政治力量，它同时要求(与它的反理论立场相反)分析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通过抽象的水平加以理解，分析就是在这样的抽象水平上展开的。在葛兰西对于结构与复杂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过渡的讨论中，他已经开始着手指出超越这种错误的两极化(译注：指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分别在主观意志论与结构命定论两方面的极端化)的途径，以及这种超越的特定形式与阶段。      ……           　　我已经充分地表明，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路径已经尝试借助葛兰西确立的一些术语，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进自己的思考，这一路径最接近于满足文化研究领域的需要。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现在看来是明显的。虽然结构主义的范式与文化主义作为自足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做到最大程度地满足文化研究的需要，但是在文化研究领域，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确占据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中心地位，因为在它们之间(无论是分离还是联合)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们使我们回到由文化／意识形态这两个成双但又不相互排斥的概念所标出的领域。它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考虑不同实践的特殊性，又考虑它们接合而成的整体形式。它们坚持：重新思考非还原式的决定论问题是最为关键性的，同时还坚持，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将使文化研究有能力取代唯心主义与还原主义之间没完没了的摇摆。在这方面它们是正确的。它们直面--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条件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提出了思维的逻辑与历史过程的"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们坚持适当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承诺。在它们的相互强化的对立中，它们没有持简单化的综合的承诺。但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界定了空间在何处，以及在什么限度内这样的综合可以被建构出来……           注释：      1、2、3　见威廉姆斯《漫长的进化》，Penguin，1965，第63、61页。      4《评威廉姆斯的〈漫长的进化〉》，《新左派评论》1961年第9-10期。      5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Merlin Press，1978。      6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Allen Lane，1969，P·233．      7 "表现的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是阿尔都塞在批判黑格尔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时发展出来的概念。根据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社会总体的结构据说是基本的或单一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意识形态的与政治的矛盾被视作一种"表现"，即特定基本矛盾的特定外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