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象牙塔

111 二十多年前，索尔·贝娄这位文学大师，在为右翼保 守主义一代宗师艾伦·布鲁姆的畅销《美国精神的封 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作序时说道：在 一个为公众意见所主导的社会中，大学应该是一个允许所 有观点的探究不受任何限制的精神自由岛屿，如果它的角 色仅限于“积极的”社会参与，这座岛屿就会为社会“问 ???????? ”的逆流所沦陷。在此，贝娄的社会“问 题”，涵盖布鲁姆所抨击的带有实证主义取 向的学院专家所关心的社会决策和技术问 题，更指向了引发校园内文化战争的激进 左派所穷究不舍的种族、社会性别、阶层和 大众文化等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 个纠缠着怀旧和浪漫情结的保守主义倾向 开始抬头的美国社会，贝娄为他的小说《赫 索格》（Herzog）中主人公（大学教授）的人 生和婚姻悲剧找到了出处：高等教育甚至 不能为一个人的平凡生活（包括情欲、女人和琐碎家事等，以 至于为妻女所弃）提供指导，对于一个充满困惑的人它竟然 是如此地软弱无力！（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 can Mind，1987，Simon & Schuster，Inc.） 贝娄的感慨和布鲁姆的抨击，有如一曲对当代大学 传统理想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沦落哀婉迂曲但又不乏 激愤的挽歌。它的确勾动了八十年代备感失落的美国大众 的心弦，因而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鲁姆这本 实在谈不上通俗易懂的书之所以能够长居于《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单便为佐证。但是，他们把大学作为精神岛屿的 陷落，完全归咎于大学内部的激进左派恐怕有失公允，或 112 者说至少没有真正触及当代大学的膏肓之疾。倒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慧眼辨疾，言言中的，字字惊人。如他认为，真实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是现代大学内部的“学术水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院体 制。“学术水准”促成了大学内部知识的专业化，而正是专业化的学院 体制所规训的现代大学中的专业人士或专家身份，使得保守派关于大学 作为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堡垒的神圣性陷入危机。“学术水准”又使得 原本作为社会良知、有强烈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关怀精神的激进左派，成 为把玩艰涩深奥概念、远离公众的学究，甚至成为深谙市场运作和“产 品”包装的“学术资产阶级”（《最后的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雅各比给现代学院人特别是左派贴上的“学究”、“学术资产阶级” 标签，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到横竖不舒服，尤其对一向自奉坚守底层 关怀和行动取向立场的激进左派而言。罗蒂赋予这一左派以“学院或文 化左派”称谓，他讥讽其“从行动主义立场撤退到了只搞理论的旁观立 场”（《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罗蒂著，黄宗英译，生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六年版）。在此，我们姑且抛开这场左与右以及自 由左派与学院左派间口水之战中的观点纷争，而是要一下“学术水 准”和“学院体制”与学院左派的理论偏好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 首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左派在美国主流社会乃至大众社会 中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一背景因素，否则，我们就很难想象在所谓自 由和民主的美利坚土地上，曾上演了“麦卡锡主义”这一荒唐丑剧；其 次，学院体制中的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知识 分子，尽管依旧具有一定的独立批判意识，但在整体上，他们毕竟是中 产阶级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属于温和的自由派，他们与技术知识分子构 成了属于古德纳（Alvin Gouldner）所谓的“不论文化资本”、不相信“人 人都平等”社会秩序的新阶级—— 一个庞大的阵营（《知识分子的未来和 新阶级的兴起》，艾尔文·古德纳著，顾晓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113 正是有着这样特殊的美国社会背景和校园政治氛围，事实上，如保守派 所谓美国大学校园已经为激进分子主导的言论，不过是一种危言耸听， 或者是一种对自身在大学中颇感落魄的情绪的宣泄而已。 如此一个独特的校园政治版图，显然，让那些真正倾向于社会运动 的激进学者的处境不会太好。在美国大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经典 性的案例足以佐证这一点。一九○○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 家罗斯（Edward A. Ross），一位政治活动家，因为他“左”的立场，他 “针对自由银币、禁止东方移民、公共设施的市政所有以及有关南太平 洋铁路的公共监督的运动”，迫于斯坦福夫人的压力，乔丹校长不得不 解雇了他。该事件轰动美国学术界，甚至引起了斯坦福校园内著名学者 的抗议活动（《规则的动态演变》，詹姆斯·马奇等著，童根兴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二○○五年版）。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有着耶 鲁和哈佛名校背景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曾受聘于哈佛大学，但 因为他的左派背景，特别是他反越战的行为，以及与激进经济学家金蒂 斯（Herbert Gintis）的合作关系，其学术晋升一度受阻，后来因为拒绝 “忠诚”宣誓被哈佛解雇，随后在赢得官司后拒绝接受哈佛终身教职而 出走马萨诸塞大学。激进左派的教育学者托里斯（Carlos Alberto Torres） 提到，在美国批判教育学领域，许多学者的学术晋升历尽磨难，这是一 个学术思想和产出极为突出的少数学术精英群体，但是，美国研究型大 学流行的“publish-or-perish”（要么发表，要么出局）晋升潜规则往往 对他们却一点不灵光（Carlos Alberto Torres：Education，Power，and Per- sonal Biography—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ion，1998，Routledge）。如 著名的激进教育学者吉鲁（Henry A. Giroux）学术产出丰厚，但未能 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九一一”后，随着美国保守主义 的全面复兴，激进学者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处境更为尴尬。出身于激 进左派世家（其父母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并在六十年代一度是激进 114 左派阵营活跃人物的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突然倒转矛头，成为 激进保守主义的急先锋。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左派渊源和讨伐激进左派 的论著，其中颇为著名的是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 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一书（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6），书中列举了美国大学中几乎覆盖所有人文社会科学 和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一百零一位著名教授，如我们所熟知的MIT的 乔姆斯基、杜克大学的杰姆逊等，并斥之为反美国主义、反犹主义和反 和平主义等的典型，是美国最危险的教授。 霍洛维茨的激进右翼和保守观点，虽然并不能为美国学术界主流 所接纳，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就对其予以激烈抨击，倡导人 们“不予理睬，不要买它、读它”（Cary Nelson：Book Review，Academe， 2006［Nov.－Dec.］）。但是，越主张不要理睬它，越说明可能有很多人 在读它，美国亚马逊（Amazon）网站关于该书的二百零七个读者打分评 价中，给予五星的35％，一星的41％，说明虽然不认可者高于认可者， 但如此过火甚至为学界主流所不齿的著述竟然还有35％的拥趸，足以 说明保守力量在美国社会的势力基础，也折射了学术界激进左派所面临 的挑战。事实也表明，霍洛维茨们在美国高校内部也有一定的市场，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个由霍氏资助的右翼学生组织，就出 笼了一份UCLA“最肮脏的三十”教授黑名单，著名的批判教育学者 麦克劳兰（Peter McLaren）名列榜首。在右翼财政支持下，许多终身教 授在大学内部受到比此前更大的压力，如科罗拉多大学邦德分校从事美 国印第安人研究的教授丘吉尔（Ward Churchill），因为发表激进的言 论被大学以学术不端为由解雇，耶鲁大学人类学学者格瑞波（David Graeber），一位世界劳工联盟成员、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因为支 持研究生会的行动而被耶鲁解雇。纽约大学教育学领域维斯赛默教授 （Joel Westheimer）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纽约大学拒绝了终身教职的晋升， 以至于引起了包括美国最大的教育研究协会五任主席在内的众多知名学 115 者的联名抵制（参见Joel Westheimer：“Tenure Denied: Anti-unionism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the Academy”，Social Text，2002［20］）。 当然，不可否认，在坚守学术自由信条的美国主流学术界，以上案 例终究还是个别现象，因言获罪的情形并不多，大多被解雇者多因为其 行为或行动上的激进。哈佛前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H e n r y Rosovsky）一席话道出了一个美国学术界潜规则的真谛：“我必须承认解 雇某些教师几乎是无法抗拒而势在必行的。我所考虑的并不是那些不得 人心的思想和言论，而是要考虑那些应为人师表者参加静坐示威、暴力 破坏以及其他各种不文明行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 教授· 管理》，亨 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59页）然而， 如何才能避免行为和行动上的激进？一句俗话或可足以概括之：做思想 （或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做思想上的巨人，意味着你要有洞 穿现实的敏锐，还要有剑走偏锋的奇谲、语言上的精致，即所谓理论建 构的丰满、概念上的精巧、风格上的独特、表现手法上的专业等等。而 诸如此类，其实已经接近了所谓的“学术水准”，在这一水准的框定范 围内，学者可以在思想上游刃有余，即使过度诠释甚至出格一些一般也 会万事无虞，但绝对不能付诸激进性的行动。 显然，做思想的巨人，与其说是学院（文化）左派或新左派的一种 “学术”转向，毋宁说它很有可能是迫于美国特殊社会政治、文化和学 术系统内部这种潜规则的结构性压力，而在有意无意中所做出的一种无 奈选择。这种选择在富里迪（Frank Furedi）看来，正是学术专业化、职 业化和化的恶果，即雅各比所谓当代大学“学术水准”和“学院体 制”规训的结果，它导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衰落和顺从主义的现代知识 分子兴起，特别是当代的学院激进左派。富里迪甚至尖刻地批评道，可 悲之处在于，文化左派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成为学院体制和学 者职业化的支持者。譬如目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左派学者、英语教授罗宾 斯（Bruce Robbins）就认为，正是当代学院体制保护和支持了左派“在 116 美国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扎下了根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兰克·富 里迪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无独有偶，同样安身于哥 伦比亚大学的后殖民主义宗师萨义德也认为，至少当代大学收留了独立 左派，为其提供了一个准乌托邦空间。（《知识分子论》，爱德华·萨义德著， 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二年版）。 在此，姑且抛开学院体制的是非之辨，通过一个案例或许可以让 我们体会到，学院体制的潜规则究竟是如何让绝大部分的左派学者 成为“行动上的矮子”的。笔者手头正好有一本在美期间淘得的并不 起眼的小书，书名为The Academic Corporation：Justice, Freedom, and the University，作者是菲尼克（Allen Fenichel）和曼德尔（David Mandel）。贯穿全书的内容都是关于作者之一曼德尔在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McGill University）教职被拒的曲折经历。曼德尔是一位加拿大 政治学学者，波兰裔犹太人，精通英、法、俄三种语言，曾有在以 色列、苏联求学和研究的经历，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获得 博士学位。 曼德尔的专业领域是苏俄政治研究，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参与了 犹太复国运动，并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 他曾参与反越战运动和学生联盟发起的激进学生运动。其博士论文研 究方向是苏俄革命，他挑战当时西方关于苏俄革命动力的主流观点， 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特别是冶金工人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支持者，因而 一度被论文委员会中部分成员要求做“重大修改”，但他拒绝了，因而 与个别教授发生龃龉。在哥大苏俄研究所的支持下，他获得了博士学 位并继续在哥大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他又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苏东 研究中心从事访学研究，结束后在麦吉尔大学政治系获得一个访问学 者职位。 在麦吉尔工作六个月后，恰逢他所在政治系招聘一位从事苏东政治 研究和教学的助理教授，曼德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117 而且起初系招聘委员会也把他作为十二位候选人中最有资格的人选。但 是，投票中出现了问题，由五位教授和三位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以五比三 否决了他的申请，并另外接纳了一位美国籍学者。事后他从听证会上系 主任的证词中得知，系里有一部分教授集体反对他。一位同系的教授后 来在地方日报上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曼德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这 种政治倾向在该系一向就不被绝大多数教授所认同； 曼德尔对中东核 心问题与他人持有不同观点；他加入了麦吉尔教师工会，而该工会支持 罢课，曼德尔是政治系的少数派。所谓少数派是除了他本人以外，该系 仅有另外一位是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倾向的学者，而该学者也曾经在投票 中以六比五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但幸运的是投票结果后来被学校终身 教职委员会推翻。此外，在该系历史上，也曾有另外一位出身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左派学者被中止。 曼德尔在失望之中，分别向校长、大学教师协会、大学教师工会、 权利委员会以及加拿大大学教师联合会提出申诉，教师工会、大学学生 联合会、加拿大教师联合会和加拿大权利委员会等，也都就曼德尔的落 选而展开调查。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因为极少有人敢冒风险站错队，最 终因为无需解释的理由而申诉无果。曼德尔从侧面获得的信息或许道破 了天机：系主任不能确信他究竟是一个“工人”（因为参加教师工会，支持 罢课，有激进行动倾向）还是一位“教授”，而另一位教授坦承曼德尔是最 有资格的候选人，但他之所以投反对票是因为“他还要在政治系度过今 后的二十年”。 曼德尔现象不仅表明了激进左派在北美主流学术界（自由派主导）的 处境，与恨不能将左派围而歼之的激进保守派相比，实在好不到哪儿 去，而且它还揭示了激进左派有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流放的学院内隐 秘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委实难以找寻到一个既不违背学术自由原则（应 付得了如AAUP一类的组织）、又冠冕堂皇和不失体面（不至于成为丑闻）的 解释的前提下，以行动上的激进作为理由并把游说渗入集体投票机制之 118 中，就足以让少数派为之而惴惴。如此一来，激进左派为何偏离传统左 派行动取向和风格就不难理解了。正如博格斯（Carl Boggs）提起当代 美国左派的境遇时说道：“在二十年多里，几十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经常在最脆弱的基础上受到骚扰、检查，并被剥夺职位或升迁的机会； 那些幸免于这种压制的人一般都被迫顺从主流，在那里他们常以低调的 形象出现——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卡尔·博 格斯著，李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 所谓顺从主流和低调，其实就是少与相关的劳工组织有牵连，更不 能有党派倾向，而是要以“最科学”的形式来展现他们的研究议程，“科 学”就是强调研究的独立性、表述的专业化和分析的学理化，体现作为 专业人士的学术水准而不是挑动社会神经和大众情绪的号角。故而，不 同于雅各比和富里迪一味对学院左派的无情抨击，博格斯倒是略带同情 地指出，左派的“非激进化与其说是‘机会主义’或甚至‘野心’，倒 不如说是源自制度性的压力”。这种制度如同一张精致、结实而又富有 弹性的丝网，虽然并不能改变猛禽桀骜的天性，但是，却在慢慢地耗尽 它的气力，磨掉其峥嵘，直至驯化为丝笼中的景致。激进不过是理论意 义上的，是一种对传统身份的认定和一种姿态的坚守，抑或是一种象征 和理论风景的展示，而冰冷、坚硬的现实则依然如故，正如它基于后现 代理论和风格意义上的激进，在所有话语都被解构之后，现代性如浇铸 的钢筋混凝土基地，依旧坚不可摧！ 这难道就是学院左派注定的宿命？有如迪金斯（John Diggins）对其 命运的判决？“从政治上来看，他们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永恒的‘反对 派’；从哲学上来看，他们体现着‘否定意识’；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代 美国左派的特性均深受其‘代际经历’的影响。⋯⋯美国左派的命运便 是‘有德者在不道德的社会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寻求‘不可能的胜利’， 也不得不学会适应‘必然的失败’。”（龚刚：《约翰·迪金斯：〈美国左派盛衰 录〉》，《中国学术》二○○二年第一期）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鲍尔斯 119 转向更“学术化”和“科学化“的行为科学和博弈论研究，给予人们的 不仅仅是“强互惠”取代自利、理性“经济人”的一种新经济学假设， 而至少是摆脱人类不平等现实的一缕曙光。而美国著名批判教育研究学 者阿普尔（Michael Apple）的“Educating the‘right’way”（right在 此是双关语，具有“右翼”与“正确”双重涵义），确能从其对手——保守右 翼那里学会发动民众的秘诀，让象牙塔内的激进“学问”复现变革现实 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又能不被学院体制的潜规则所“谋杀”。 （Michael W. Apple: Educating the“Right”Way: Markets, Standards, God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1） 《开放时代》（月刊） 2009年第６期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云安路119号，邮编：510410，电话：020—86464940，传真：020—86464301， 邮发代号：46—169，网址：www.opentimes.cn，电子信箱：opentimes.cn@gmail.com。 可通过邮局订阅，也可随时直接与本刊联系订阅。 本刊自2009年起改为月刊。部分城市经销点：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北京）、万圣书园（北京）、 季风书店（上海）、学而优书店（广州）、武大三联分销店（武汉）、湖北社科书店（武汉）。 目录预告 专 题 潘　毅 卢晖临 严海蓉 陈佩华 萧裕均 蔡　禾　 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人文天地 陈少明　 关于人文学术的学术性问题 王学典 “80年代”是如何被“重构”的？ 经济社会 翟学伟　 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 梁柠欣　 社区经济结构与个体的社会资本——以广州和兰州贫困居民为例 法学与政治 储建国 贺东航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地权改革——以林权改革为例 徐　昀　 “调判结合”的困境——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 他者的世界 郑　莉　 私人宗教仪式与社区关系——莆田东华“谢恩”仪式的田野考察 阅 读 石之瑜 陈姿洁　 南方的中国学？——从费约翰到澳洲特色的研究议程 现 场 史天健 玛 雅　 走出“民主”迷信 动 态 张曙光 宋厚泽　 理解改革，解释发展，寻求突破 ——“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综述